杨翼骧先生及其中国史学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杨翼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695(2003)04-0117-04
一、杨翼骧先生的学术历程
杨翼骧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者之一，成就卓著。杨先生，字子昂，名翼骧，1918年8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金乡县，1936年19岁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当时北大名师荟萃，杨先生对赵万里先生讲授的中国史料目录学和姚从吾先生开设的历史研究法等课程，很有兴趣。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当时，刚刚上完一年级的杨先生正在家乡度假，接到学校通知后，赶往学校复学，到达南宁时路费花光，只好在附近的崇善县当抄写员为生。而正是在这兵荒马乱之际，杨先生将满腔的报国之情投入到治学之中，抓住时间，读了大量的书籍，如“前四史”、《资治通鉴》、《史通》、《文史通义》等，尤其是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之后，对中国史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下了研究史学史的志愿。
1939年，在师友的帮助下他到达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师从姚从吾先生，开始系统学习史学史。姚从吾先生是著名的蒙元史专家，精通历史研究法，1940年在西南联大首次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杨先生选修了这门课，学习之余开始了史学史研究，撰写了《晋代之史学》一文，受到姚从吾先生的鼓励。因为史学史是一门冷僻的学问，当时对它感兴趣者不多。尽管独学无友，时常陷入苦闷之中，但杨先生决心既定，矢志不渝。
1942年，杨先生在郑天挺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获得了西南联大和北大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开始留校，在西南联大历史系工作。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随北京大学回到北平，任教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在这段时间里，他教授中国通史和中国史学史，并发表了《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班固的史才》、《三国时代的史学》等有关中国史学史的文章，从此在中国史学界崭露头角。
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先生随郑天挺、雷海宗等先生一起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主要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和“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史”等课程。在南开大学期间，是杨先生著述丰富的时期，相继发表了多篇论文和数部著作。他参与了史学界的一些讨论，发表了《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关于汉代奴隶的几个问题》、《曹操打乌桓是反侵略吗》等论文，提出不少引人注目的见解。而1956年出版的《秦汉史纲要》一书，亦是解放后最早的秦汉史教材之一，被高校普遍采用，也被国内外有关学术论著多所引用。
杨先生治学领域的重点是中国史学史。他是南开大学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于1978年开始招收史学史硕士研究生，1986年开始招收史学史博士研究生，共培养了10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此外，他还于1982年参加了全国古籍整理会议，筹建了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古籍所所长。
杨先生生前出版的著作有《秦汉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3月初版)、《战国秦汉史通俗讲话》(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8年5月版)、《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3册(南开大学出版社，第一册1987年3月出版，第二册1994年10月出版，第三册1999年2月出版)、《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1月版)；主编的著作有《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与吴泽共同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2月版)、《清代史部序跋选》(与孙香兰共同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4月版)；审定的著作有《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乔治忠、姜胜利编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1月版)；参与撰写的著作有《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1951年10月版)、《中国古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另外，还有论文数十篇。上述种种，确立了他在中国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史学史界崇高的地位。
二、杨翼骧先生的史学史研究
1、中国史学史史料的整理与编纂
杨先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他生前不仅发表了许多史学史方面的文章，而且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史学史资料的整理与工具书的编撰工作之中。他与吴泽共同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工具书，而皇皇3册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则是杨先生史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书前“例言”首先说明此书的目的，“本书系将先秦至清朝末年之史学事迹(每年内按日月顺序)编列，以为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之参考。”至于此书的特点，则可谓“取材上注重事件源起，并力图理清发展脉络；具备勾画史学发展全景的学术宗旨”[1]。现在已出版的3册中，按年编录了从先秦到明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中主要的史家事迹、史书概要等，采用纲目体办法，每条首先简明扼要地点明史学事迹，之后引录有关的原始资料和最早记载，附加按语，有考订、有评论，全面记载了史学发展中的史学家、史学活动和史学著作。此书体例严整、内容丰富、考订精审，显示出作者精深的功力和系统高超的史识。因此一经出版，便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好评，咸赞其为传世之作，并赢得海内外学者“学术大师”的赞誉。
20世纪初，傅斯年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虽然这句话有片面性，但它指明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离开了史料，史学将是无源之水，而史学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史料的开拓，这是史学固有的通则。史学史研究的进步也将有赖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杨先生作为开创者的工作当会被后来者继承和发扬(注：事实上，这一工作已经被仿效。宁波大学的钱茂伟即仿杨先生之《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编成了《明代史学编年考》(北京：文联出版社，2000年)。)。若有好学深思之士对此书善加利用，则可能对中国史学史很多方面得出全新的见解，对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脉络有更深入细致的了解。这可以说是这部著作的潜在价值。
2、在史学史研究上的创见
在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杨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创见。
其一，较早对中国史学的起源做出探索。1961年12月6日，杨先生在《天津日报·学术专刊》上发表了《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一文，较早提出了“史学的起源”这一问题，并进行了论证。他认为：“探究我国史学的起源，应当从文字出现的时候谈起。因为有了文字才能有历史记载，有了历史记载才能编纂成为史书，在记录史实和编纂史书的过程中才产生了史学”[2](P151)。对这个问题，后来的学者们相继有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王树民对口传历史的重视超越了以文字的产生作为前提的局限[3][P4；P211-219]，为我们带来了更宽广的视野。但是学问之道，譬如积薪，杨先生的探路之功，不可埋没。
其二，表彰裴松之在史学史上的贡献。裴松之是南宋的一位重要史家，他所作的《三国志注》在当时很受推崇，但是后来的史家大多数对其评价不高，如刘知几认为裴氏是“好事之子”、“才微力短”(《史通·补注》)，章学诚认为他“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文史通义·言公中》)。杨先生认为这些看法都是不允当的，仅从形式上着眼，而没有从内容上探讨。为此，他写了《裴松之与范晔》和《裴松之与<三国志注>》两篇文章，表彰裴松之在史学史上的成就：一是开创了注史新法，二是提出了审查史料的意见，三是发展了历史考证学，四是开展了史学批评。并认为他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使我们对裴氏的史学成就有了更深入贴切的了解。
其三，全面评价刘知几在史学史上的贡献。刘知几是中国史学史上少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之一。他所著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专著，历来受到重视。近代以来，研究刘氏学说的学者更是人数众多，如吕思勉、钱穆、侯外庐、翦伯赞、白寿彝、张舜徽等等都有专文和著作论及，而在自觉地从史学史角度全面论述刘知几贡献的专篇文章中，似以白寿彝先生和杨先生的文章最为简要和全面。杨先生在《刘知几与<史通>》一文中对刘知己的生平及著作、《史通》的内容、《史通》撰述上的特点和刘知几对于史学的贡献等方面做出了全面精到的评说，此外还对历来聚讼纷纭的问题提出了独到之见。首先，历来《史通》的研究者多认为此书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最明显的是此书关于纪传体史书中表的看法，《表历》篇与《杂说下》似乎完全抵牾。而杨先生则认为两篇中所讨论的对象和宗旨不同，两处并不是一个论题，因而不能说是自相矛盾，并同时提出“主张明确”是《史通》在撰述上的四个特点之一。其次，历来有人认为刘知己推崇断代史，所以尊崇班固排抑司马迁，杨先生在通览全书之后指出，《史通》一书本着客观的精神，兼指得失，刘知几尊班而并不抑司马。再次，对于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史才、史识”的概念做出了恰当的阐释，并且认为“虽然清朝人章学诚曾为之补充了一个‘史德’，但‘史德’实际上是包括在刘氏所说的史识之内的。”[2](P232)虽然对此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杨先生的观点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杨先生在文中对刘知几“直书”“实录”思想的强调，使我们看到了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对刘知几的著述思想有了更深入的把握。
其四，提出并阐释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很多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者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即中国的史书浩如烟海、源远流长，但史学理论上却零散破碎、苍白单调，两千多年来也就《史通》《文史通义》差可为之增色。杨先生晚年与乔治忠先生合作的《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却从纷乱零散的只言片语中清理出中国史学理论的线索，不但指出中国史学理论具有“丰富的思想往往浓缩在简要的概念、范畴或类若格言的语句之中”的特点，而且指出：“在中国古代，成部帙的史学理论专著虽然较少，但各种典籍文献则包含着丰富的史学理论方面的论述，在总体上的发展是十分全面的。古代史家和学者对于史学宗旨、史学地位、史学方法、史家标准、治史态度、修史制度、史籍优劣、史学流变等问题，都有明确的论断、深刻的剖析和多方面的探讨，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2](P388)。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涵括了中国古代的史学思想。当然，中国史学思想的体系绝不是一篇文章就可以涵盖无遗的，如果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突破方向是不断摆脱史籍解题的痕迹，把握史学运动的规律，《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一文的思路是可以提供一些借鉴的。
其五，注重史学史研究内容的拓展。史学史是近代以来才建立起来的一个学科，到现在还不能说构成了完全的学科体系。所以老一辈的史学史专家们用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对史学史的任务、内容、意义等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梁启超、金毓黻、何炳松、尹达、白寿彝、杨翼骧等贡献良多。杨先生解放前就投身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解放后更成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者、推动者和开拓者。首先，拓展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范围。《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虽然是一部资料性质的著作，但观其收罗的范围，多有从来史学史著作所未有者，可见其关注的方面之广阔；其次，总结了古代官方史学，他在《中国史学史绪论》中论述“中国史学史的内容”时重点提出“史官制度”的研究。同时，与叶振华先生合著的《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一文，也可视为对唐末以前官方史学的总结之作；再次，倡导关注无著作史家，他在《说中国近代的史学》一文中，提出那些不大写著述，而在教学上诲人不倦，通过口传身教，启发和帮助他人的史学家，对史学的发展具有特殊的作用，史学史研究应当予以特别的关注。现在的史学史研究者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范围，能够充分认识到史学机构、学术刊物等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这都预示着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将进一步开拓。
其六，在近代史学史研究上的独到见解。杨先生的的研究重点在古代，但对近代史学也有自己的独到之见。在《学忍堂文集》中首次发表的《说中国近代的史学》一文中，他对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一种史学体系的建立，应当是既有系统的理论，又有符合这种理论的标志性历史著述。”[2](P444)依据这样的原则，他认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正式建立是在1901-1906年间，因为从1906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到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3册的出版，新史学的基本要素才具备了。同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则从1919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到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经历了11年的时间。另外，他注意到了近代一些一直被忽略的史家，例如，写出《西洋史》的陈衡哲。杨先生认为她是“近现代第一位女历史学家，也是第一位在世界史方面有成就的历史学家。”[2](P438)
3、客观的学风和平实的文风
杨先生文风平实质朴，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文章朴实无华，既无故作高深之语，亦无掉书袋之习，却又条理清晰、分析透彻、善于概括。杨先生从小喜欢文学，即使在从事史学研究以后，仍然不废文学的大量阅读，文章却写得质朴无华，不事雕琢，其中必有深意存焉。据我推测，这大概传承自刘知几。杨先生对刘知几有精深研究，很认同刘知几文史分途的主张。他在《刘知几与<史通>》一文中这样介绍，“在文与史的关系方面，刘氏强调文与史的区别，主张绝不能容许文学的辞藻损害了历史记载的真实。”[2](P230)对此他充分肯定，认为六朝雕饰辞藻、追求华丽的骈体文作风，妨碍了史学的发展，刘知几在史学上的工作相当于韩愈在文学上“起八代之衰”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说杨先生平实客观、不事雕琢的文风是对刘知几思想的自觉继承。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平实文风的后面蕴含着一个史学研究者对公正态度和客观精神的追求。他在《班固的史才》一文中对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谩骂班固是这样评价的：“这一篇话，可说是尽诋毁之能事。在郑樵自己觉得是大泄积忿，非常得意了。然而客观的看来，实在是意气用事，厚诬古人。刘知几虽然赞成班固断代为书的法式，但对于司马迁的长处仍加表彰；章学诚也是主张通史的，但并不任情的讥斥班固。因为对于体例方面的批评，各人的见解虽有不同，而其‘潜精积思二十年’，撰成一部巨大的史书，在史学上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更不能因其著作的体例不合己意，就连他的为人与学力也一概骂为一文不值了。所以郑樵这篇议论，确乎失掉了史学批评家的公正态度与客观精神，是不能令人赞同的”[2](P8-9)。对史家公正态度和客观精神的追求，必然使杨先生在评介前人时力求客观公正，不作高深之语、惊人之论，平情而述，实事求是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杨翼骧先生在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研究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尤以中国史学史研究成就卓著。史学史是晚近才出现的新学问，20世纪20年代才由梁启超开始提出“史学史”研究的设想，之后魏应麒、王玉璋、金毓黻等人做出了草创性贡献，杨先生在他们的感召下，较早投入并一直以中国史学史研究为主要方向，与尹达、白寿彝、吴泽等人共同成为新时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探索者、建设者和推动者。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他注重史料整理和工具书的编撰，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果；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不少创见；在漫长的教学中，培养了一批史学史的研究人才；扎实客观的治史精神和平实的文章风格中，体现了高超的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杨先生的史学成就，值得我们好好总结，认真学习。
收稿日期：2003-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