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唐论文,钱币论文,地区论文,文化论文,昌吉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832.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7)01—0057—08
“高昌吉利”为圆形方孔铜钱，系浇铸而成。该钱正面为旋读汉文隶书“高昌吉利”四字，背面无文。钱体大而厚重，文字古朴，肉好郭圆，制作精良。钱径约25.5毫米，穿约7.5毫米，重约14.3克。关于“高昌吉利”钱币的最早载录，目前所知见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张敬庵所著《泉宝录》。据道光、咸丰年间张崇懿著《钱志新编》所引《泉宝录》记载：“高昌钱光幕，钱极厚重，乃高昌国所铸，未知出于何代”。① 此后，自乾嘉以来钱谱著录中均断定其为古代高昌国所铸，这一推断钱币学界基本没有疑义。但关于该钱币的铸造年代，论者各持己见，众说纷纭。对于钱文中的“吉利”二字，后世学者多从字义上直观地解释为“大吉”、“大利”，即具有祈福、吉祥的意思，认定“高昌吉利”钱币属于“吉语钱”。客观地讲，这种理解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思路在解读“高昌吉利”钱币上，却是陷入了一个误区。
本文拟从考释钱文入手，结合高昌国历史的演进，以及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与西域地区的突厥等游牧文化在高昌地区相互交融的背景，就“高昌吉利”钱币铭文的语义、铸造背景、年代及其性质做一考证，并在此基础上试就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谈点看法。
一、“高昌吉利”钱币的发现及研究状况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高昌吉利”钱币，已知的约有五十枚左右，其中，除两枚是20世纪70年代初经正式考古发掘所得，其余都是传世品或从民间采集所得。自清代乾嘉以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外钱币学界关于“高昌吉利”钱币的铸行年代，就有如下五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北魏说。以郑家相、王琳及英国的克力勃(M.R.Joe Cribb)等为代表。依据是“高昌吉利”四字为隶书，具北魏风格。高昌曾接受北魏册封，互有往来，受北魏影响而铸此钱。②
2.隋朝说。以卢健生、邹志谅等为代表。依据是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征吐谷浑到达河西，高昌国王麴伯雅曾亲往会见并随行到中原，娶隋华容公主，受册封而回。归国后即“解辫削衽”实行服饰改革，推行“汉化”政策，铸“高昌吉利”钱币以为纪念。③
3.唐朝说。普遍持此说，以陈尊祥、盛观熙、周昆宁、蒋其祥、杨鲁安等为代表。依据是唐贞观四年(630年)高昌国王麴文泰曾偕妻赴长安朝觐，受太宗隆重接待，赐其妻李姓并封长乐公主。“高昌吉利”钱币当为纪念此事而铸，或以为太宗铸行赏钱的可能性更大，可能铸于古都长安附近。④
4.五代十国说。以彭信威为代表，依据是“(‘高昌吉利’钱币)文字制作有点像刘燕的永安铜钱”。因此，他认为年代最早只能到五代十国，不能到南北朝或隋唐。⑤
5.元朝说。以丁福保、黄文弼及日本的奥平昌洪和荷兰的易仲廷(Dr.TjongDing Yih)等为代表，认为“以高昌题名，必为高昌建国时代所铸。但以高昌国为国号或王号者，有两时期，一为麴氏建国时期，……一为元朝，……此钱或系十四世纪初期所铸也。其体制亦类元钱。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附于元钱之末，疑是。”⑥
关于“高昌吉利”钱币的性质，更是有正式行用钱、纪念币、压胜钱、随葬冥钱等不同观点；关于铸造地点也有铸于高昌本地和铸于中原内地两种不同说法。
在“高昌吉利”钱币的研究上，20世纪70年代初的两次考古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一次是1970年10月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出土各类文物千余件，在三十六枚历代古钱币中，发现一枚“高昌吉利”钱。郭沫若考证为安史之乱后玢王李守礼后人所窖藏。⑦ 另一次是1973年新疆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系联合考古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进行考古挖掘时，在保存完好的编号为519号的张隆裕妻麴文姿墓葬中，出土了一枚“高昌吉利”钱，“此钱出土时，压于死者尸体之下，未经盗扰触动”，⑧ 保存完好。同时出土的还有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墓志一方。
两次考古发掘各出土一枚“高昌吉利”钱币，特别是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编号为519号墓葬中，同时出土的纪年为唐贞观十六年的墓志一方，表明“高昌吉利”钱币的最晚铸造时间不可能晚于唐贞观十六年，也就是642年。由此否定了此前以彭信威先生为代表的“五代十国说”和以丁福保、黄文弼、奥平昌洪等为代表的“元朝说”。此后，钱币界基本认定“高昌吉利”钱币为高昌王国时期所铸。
高昌建国，应从442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沮渠无讳取代阚爽，占据高昌称“大凉王”开始算起，⑨ 到640年(唐贞观十四年)麴智盛投降唐朝，高昌被改设为西州止，共历时一百九十八年。期间高昌王国曾先后经历了北凉沮渠氏、阚氏、张氏、马氏以及麴氏等统治时期。“高昌吉利”钱币具体是在何时，由哪位高昌王因何而铸？要解决这一难题，我们认为只能从解读一直被大家所忽视而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吉利”两字入手。
二、“高昌吉利”钱文语义的考释
“高昌吉利”四字虽然都是汉字，但其所表达的寓意却是不同的，完全不能简单地按照汉字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和推测，因为这里汉字所拼写的是古突厥语。
“高昌”在这里是指地名，位于吐鲁番城东约40公里处。据伯希和考订为突厥语qo
o或Khoo的对音，这两个名称在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从吐鲁番收集的突厥文写本中均有发现。⑩ 另据汉文献记载，“高昌”之称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其得名是因为“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北魏人阚姻《十三州志》记“高昌壁，故属敦煌”，这里的“故”，唐长儒先生认为“当指东汉”。(11) 王素根据出土文书记载西汉敦煌县已有高昌里，认为“高昌”之名应来自于敦煌县高昌里派出的屯戍士卒。(12) 此说与伯希和的考订实际上并不矛盾，只不过吐鲁番所出突厥语文写本中qoo或Khoo应是译自汉文“高昌”，只是伯希和将其关系弄颠倒了而已。汉代在高昌设“戊己校尉”实行屯田，因建壁垒，称高昌壁。前凉始设郡于此，称高昌郡。北魏和平元年(460年)在柔然支持下建立高昌国，高昌即为王城所在地。也就是今天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哈剌和卓城(Karakhoja)。(13) 民间则习惯将哈剌和卓城称作高昌故城。
“吉利”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意思为“王”)的汉语音译。据突厥语言学专家张铁山教授研究，突厥语ilik或ilig第一音节的i可对应音译为汉字“吉”的音，如ilt
bir音译为“颉利发、俟利发”；ilteri
音译为“颉跌利施、颉俟施”；irkin音译为“颉斤、俟斤”。il既可音译为“伊利、乙利、意利”，也可音译为“颉利”。ilik或ilig的第二音节lik或lig显然与汉语“利”的读音是对应的。(14) 因此，汉字“吉利”实际上就是突厥语ilik或ilig的音译，汉文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15)
“颉利发”是突厥汗国的一种官衔或称号。西突厥在著名的统叶护可汗时，“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16) 即将“颉利发”授予被突厥控制的西域各国国王，作为臣服的标志。高昌、龟兹等国国王都曾接受过“颉利发”的称号。
王国维先生考证认为，“颉利发”这一官衔或称号，如同“可汗”、“可贺敦”一样，都源自于柔然，后被突厥沿用。(17) 韩儒林先生研究认为，“‘颉利发’之外，尚有俟利发、俟利伐、俟利弗、俟列发、希利发等异写，而‘颉利’则又有伊利、一利、意利、伊离等异文”。(18)
实际上，“吉利”就是“颉利发”或“颉利”的异译，都译自突厥语ilik或ilig，为突厥语“王”的汉语音译。由以上考证，我们知道“高昌吉利”钱币上的铭文“高昌吉利”四字是用汉字拼写的古突厥语，其对应的汉语意思应为“高昌王”。
三、“高昌吉利”钱币铸造背景、时间及性质分析
由前面的考释及分析，我们知道“高昌吉利”四字是用汉字拼写的古突厥语，其对应的汉语意思应为“高昌王”。这说明“高昌吉利”钱币只可能是在高昌建国也就是正式称王后铸造的。学术界认为，高昌建国应从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沮渠无讳占据高昌时开始算起。但是，在沮渠无讳及沮渠安周兄弟统治的十八年间是不可能铸此钱币的，因为他们都自称是“大凉王”，(19) 目标是要复兴沮渠氏的“大凉”政权(史称“北凉”)，而不是要当“高昌王”。因此，他们即使铸钱也不可能是“高昌吉利”钱。
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柔然攻陷高昌，杀沮渠安周，扶植傀儡阚伯周为高昌王。此后的阚氏、张氏、马氏相继统治高昌。即《北史·高昌传》所记：“蠕蠕(即柔然)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但是，仔细分析，阚氏统治时期铸造“高昌吉利”钱币的可能性也不大，这是因为：
第一，阚伯周是柔然扶植的傀儡，是柔然势力在高昌的代理人，完全忠实于柔然，在其执政的二十多年里与中原的北魏政权，没有太多官方往来。因此，阚伯周仿照中原地区，用汉文铸造圆形方孔钱币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阚首归如同其伯父阚伯周一样，也是柔然的傀儡。正因为完全忠实于柔然，才于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被与柔然争夺高昌控制权的高车王阿伏至罗所杀。因此，在其统治的十余年间铸造“高昌吉利”钱币也是不大可能的。
第三，阚伯周之子阚义成继位当年就被从兄阚首归所杀，高车杀阚首归后所扶植的张孟明，以及高昌国人自己拥立的马儒都在北魏、柔然、高车等外部势力的激烈争斗中先后被杀，执政时间都很短暂，并处剧烈的政局动荡期，也不可能铸造该钱币。
因此，我们认为在442年至499年，即北凉沮渠氏、阚氏、张氏、马氏统治高昌的五十七年间是不可能铸造“高昌吉利”钱币的。“高昌吉利”钱币只可能铸造于此后相对比较稳定的麴氏高昌王国统治时期。应该是在“重光复辟”后推行“延寿改制”的大背景下铸造的。
麴氏王朝后期，高昌王国周边的柔然、高车及铁勒等游牧民族政权逐渐被新兴的、更强大的西突厥汗国所替代，中原地区则是唐朝取代隋朝统一了全国。“重光复辟”后，周旋于周边强大的外部势力之间的高昌王麴文泰，非常清楚高昌王国地处西突厥游牧政权与唐朝之间，自身国力弱小，他既是西突厥的属国，又必须向唐朝称臣，两边都得关照。同时，更关键的是在王国内部他还须强化王权，加强统治。因此，他执政后推行了“延寿改制”，在加强王权这一目标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既能关照现实，同时又内外有别的政策。我们认为“高昌吉利”钱币就是麴文泰在这一背景下铸造发行的，属于其“延寿改制”政策的一部分。
首先，铸造发行寓意为“高昌王”的“高昌吉利”钱币，是麴文泰加强王权的需要。同时，也是其在王国内彰显王权的最好方式。
其次，在“高昌王”的称号中，“王”字借用突厥语“王”(即ilik或ilig)的汉字译音“吉利”两字，这既能在王国内强调自己“王”的称号；同时，也符合西突厥所授“颉利发”这一官衔；对外又可给唐朝以交代，看上去还具有祈福、吉祥的意思。达到王国内部及周边两个强大的宗主国之间，三方都能接受的效果。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我们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及碑刻中发现，麴氏王朝的统治者将西突厥所授“颉利发”的官衔与自称的“高昌王”是放在一起并列使用的。如：
《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所记麴宝茂的署衔为：
“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瓜州诸军事、侍中、瓜州刺史、西平郡开国公、西堇、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高昌王”。(20)
麴氏王朝延昌廿九年(599年)写经题记中有：
1 大品经卷第十八
2 延昌卅九年己未岁五月廿三日，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西平郡开国公、西近、时多
3 浮跋、弥磑、伊离地、都卢悌、阤豆、阿跛、摩亥、希利发、高昌王麴乾固稽首归命常住三宝，(下略)”(21)
这里“希利发”即“颉利发”或“颉利”的异译。铸造钱币时，“颉利发”被译写为“吉利”两字。“高昌吉利”四字既符合圆形方孔钱的铸造特点，同时又能充分表达麴文泰的心意，真是完美之至！
玄奘当年曾在高昌生活过一段时间，与麴文泰结为兄弟，两人有较长时间的密切交往。玄奘西行求法回到长安后，在其所著《大唐西域记》中，对沿途经过的阿耆尼国(即焉耆)、屈支国(即库车)等国使用的货币都有专门记述，(22) 而唯独对高昌国的货币不见记载，更无“高昌吉利”钱币的蛛丝马迹。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高昌吉利”钱币是在玄奘离开高昌后铸造的，即其铸造年代的上限，应该不会早于玄奘离开高昌的贞观二年(628年)，(23) 而下限更不可能晚于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平定高昌，唐设西州于此。换言之，“高昌吉利”钱币应铸造于唐贞观二年到贞观十四年，即公元628～640年的十二年间。这种推断与吐鲁番阿斯塔那519号墓葬中，和“高昌吉利”钱币同时出土的墓志纪年为唐贞观十六年(642年)亦是一致的。铸造地点应该是在高昌当地，不可能铸于中原内地。
另外，据《旧唐书·突厥传下》记载，“颉利发”是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授予高昌王的称号，而统叶护可汗和麴文泰生活在同一时期，两人关系很不错，麴文泰曾为玄奘西行印度写信求其提供帮助。(24) 联系这件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统叶护可汗在接待过玄奘后，按突厥的习惯授予麴文泰“颉利发”即“王”的称号。麴文泰为纪念此事而特意铸造了“高昌吉利”钱币。
“高昌吉利”钱币，大而厚重，重量基本都在十四五克左右，较同时期的开元通宝重2～3倍，更是同时期在库车、焉耆等地流通使用的“小铜钱”的十几倍不止；重量虽较“小铜钱”为重，但却仅有一种规格，而无等次上的区别；发现数量稀少，只有五十枚左右，且绝大多数没有流通磨损痕迹；制作又极为精整。因此，我们认为“高昌吉利”钱币肯定不是行用钱，应属于纪念币性质的“吉语钱”，用于赏赐或馈赠。
麴文泰采用这种打擦边球的变通办法，来表达“高昌王”的意思，也实在是出于无奈。这是因为“高昌王”这一称呼，从来都是高昌执政者的自称，而不是中原王朝对他的正式册封。正如《魏书·高昌传》所明确记载的“私署王如故”，这里“私署”两字，便表明了中原王朝对其称王是不予承认的。这在我们遍查中原王朝给予高昌历任国君的册号，也仅见北魏曾授予麴坚为郡王一例，余皆为公或伯。另外，还发现“在中原王朝的封号和私署王号之间、在命妇制度上，麴文泰一改乃父以封号为准的做法，转而以私署王号为准”。(25) 这亦可视为麴文泰铸“高昌吉利”钱币的一个小注解。
四、“高昌吉利”钱币所揭示的高昌地区汉胡文化交融
“高昌吉利”意为“高昌王”，是用汉字拼写的古突厥语，这是高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中原地区农耕的汉文化，与西域地区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之间交汇、融合的结果。这与高昌地区特有的民族构成及其地理位置有关。
民族构成上，高昌居民主要是来自河西及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这些移民主要由屯田戍卒及避乱难民构成。据《魏书·高昌传》记载，最早是李广利征大宛时留下的“疲卒”，随后是汉魏的屯田兵卒。十六国时，为避战乱，难民或自发或被裹胁而流入高昌。仅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沮渠无讳一次就将敦煌一万余户强行迁至高昌。(26)“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世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27) 直至隋末，仍有内地民众逃入高昌。统一高昌后，唐太宗曾言“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氓，咸出中国”。(28) 这都已被高昌出土的墓表、墓志所证明。
地理位置上，高昌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一方面，它是中原通西域的必经之地。往东经伊吾(哈密)与河西相通；往西北沿天山北侧可直达伊犁；向西南沿天山南麓可直达轮台、阿克苏。另外，往南穿过沙漠可到楼兰，与丝绸之路“南道”相通直达和田、疏勒(喀什)。另一方面，它又处在天山北部游牧的行国通往塔里木盆地城郭诸国交通的必经之地。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高昌始终是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政权争夺西域的焦点地区。当魏晋以来，中原陷于内乱，无暇顾及西域时，高昌便被其北部以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民族政权所控制。
文化上，高昌国内部，以中原地区移民带来的汉文化为主，而环绕王国四周的则是以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为代表的草原民族游牧文化。魏晋以来，高昌又被迫依附于外部的游牧民族政权。在两种完全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这种汉胡交融的特色在高昌王国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表现。如：
政治上，高昌执政者既接受突厥等游牧民族授予的“颉利发”等官衔及称号，同时也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如前引《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所记高昌王麴宝茂的头衔便是北魏封号、突厥封号和自署三种官衔及称号的混合体。
语言上，高昌王国虽然在政治上接受了突厥授予的官衔及称号，以示臣服，但在语言上却始终使用汉字，未使用过突厥文字，而是用汉字拼写突厥语，殊为特别。高昌对突厥语音的译名与中原文献上所见到的译名用字不尽相同，如突厥语ilik或ilig，中原音译为“颉利发”，而高昌却音译为“吉利”，这是因为高昌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河西，因此，其汉文化是以河西地区的凉州文化为主，即所谓“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29) 所致。
婚俗上，王室上层遵从突厥的收继婚制。所谓收继婚制，即“父兄叔伯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30) 这是游牧民族的一种婚俗，带有强制性，汉时乌孙亦曾如此。高昌王国从与突厥结姻的高昌王麴伯雅的极力反对续娶突厥后母，到麴文泰主动要求续娶后母宇文氏，表明高昌王室对突厥的收继婚制，已由当初的被迫反对变为主动的接受，并已成为了王室自身的婚姻习俗。(31) 此俗应仅限于与突厥结姻的高昌王室，民间应无跨族通婚现象，因为这被汉文化视为“乱伦”，是不能被接受的。(32)
葬俗上，坟墓的样式、出土的墓志铭和文书，都显示了其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也保留有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葬俗。例如，死者的名字和官号都是用汉文记述的，但许多人脸上却盖有覆面(面衣)，眼睛上盖着被称为“眼罩”的金属制品。类似的东西，亦曾在欧亚草原上的墓葬中被发现过。这显然是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葬俗。
服饰上，依从突厥“被发左衽”，这是游牧民族的服饰习俗。农耕定居的汉族因日常的生活方式及生产环境与“随畜逐水草”、“穹庐毡帐”的游牧民族不同，服饰上原本是不一样的。但移民高昌后，因受周边游牧民族的影响，也逐渐有所改变。《魏书·高昌传》记载高昌男子“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裤裆”显然不是汉族装束。而女子的“头发辫而不垂，著锦颉缨珞环钏”则明显是汉族妇女的打扮。这与《周书·高昌传》“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隋书·高昌传》“男子胡服，妇人裙襦，头上作髻”的记载亦相一致。
服饰上受游牧文化的这种影响，与官制及婚俗相比，无论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要大的多。这在玄奘所记中亚怛逻斯附近的小孤城亦是一例，城中有居民300多人，原为汉人，“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33)“小孤城”实际是一定居的农业聚落，聚落中流落的汉人，已明显具有了突厥化的倾向。
总之，隋唐之际是西域历史上的一个大发展阶段，更是各种民族文化相互交汇、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交融的过程是相互影响、互相吸收；交融的结果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形成了以多元、交融、开放为特色的西域文化。这是考释“高昌吉利”钱币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却是麴文泰当初铸钱时所不曾想到的。
注释：
①张崇懿：《钱志新编》卷19《外夷》，己巳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民国刊本影印。翁树培《古钱汇考》引刘燕庭语“余藏有高昌吉利钱一枚，为仁和吴我鸥所赠。《泉宝录》以为高昌国钱，容或然也”。同治年间，李佐贤《古泉汇》录一钱拓。
②王琳：《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钱币》，载《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英]克力勃：《有魔力的中国钱》，载《内蒙古金融》1986年专辑。
③卢健生：《高昌国与高昌吉利古钱疑补》，载《内蒙古金融》1985年专辑。邹志谅：《高昌吉利钱研究》，载《苏州钱币》1986年总第2期。
④陈尊祥：《西安何家村唐代窑藏钱币研究》，载《中国钱币》1984年第3期。周昆宁：《高昌国与高昌吉利古钱》，载《内蒙古金融》1985年第2期。盛观熙：《再论“高昌吉利”钱》，载《新疆钱币》增刊2004年第3期。蒋其祥：《新疆古代钱币的发现与研究》，载《舟山钱币》1990年第3期。杨鲁安：《新出高昌吉利钱考》见2001年部分城市钱币研讨会交流文章。
⑤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09页。
⑥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刊于中国科学院《考古学专刊》第三号，1954年。奥平昌洪《东亚泉志》(昭和十三年东京岩波书店发行)，卷11，第六十七页记：“此钱系于古之高昌国，然其形制有元钱之风，当为元代高昌之地(在新疆镇西府之西部)之物，故今附于元钱之末”。
⑦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⑧《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年第7期。又收入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5页。
⑨关于高昌建国的开始，文献记载与学者研究存在分歧，《北史》卷97《高昌传》明确记载和平元年(460年)“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但冯承钧、侯灿、荣新江等认为应从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沮渠无讳取代阚爽，占据高昌称“大凉王”开始算起。
⑩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2年，第77页。
(11)唐长儒：《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12)王素：《高昌得名新探》，载《西北史地》1992年第3期。
(13)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灭高昌国后设西州。《金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均译为和州，《元史》及《明史》因此又译为哈剌火者、和州、火州等。
(14)岑仲勉：《突厥语及其相关外语之汉文译写的考定表》，载岑仲勉著《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1125页。
(15)此为前不久本人向张铁山教授请教得知。
(16)《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下》。
(17)王国维：《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跋》曰：“自突厥崛起，高昌常为所役属，故其君相皆受突厥官号。……诸王或首领，皆有俟利发或颉利发号，盖突厥于其所属之国，皆授其王或首领以己国官职。……然俟利发一语，疑本出蠕蠕。突厥主称可汗，后称可贺敦，皆袭蠕蠕旧号，俟利发亦然。魏书蠕蠕传，阿那环族兄有俟力发示发，从父兄有俟力发婆罗门。突厥后起，故沿以为官号”。见《观堂集林》卷20，中华书局，1959年，第987页。
(18)韩儒林：《突厥官号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卷第一号，1940年。
(19)本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高昌故城“可汗堡”旁的佛寺遗址中，曾发现了承平三年(445年)的《凉王大沮渠安周功德碑》即是证明。
(20)此碑1911年发现于吐鲁番，最早著录于《新疆图志》卷89《金石二》。黄文弼、马雍均作过考释。
(21)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查所获汉文文书》，转引自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88页。称号中，“西堇、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及“西近、时多浮跋、弥磑、伊离地、都卢悌、阤豆、阿跛、摩亥、希利发”等都是突厥官职的音译。与中原地区译名虽然不尽相同，但字音是基本相近的。如西堇或西近，中原译作“俟斤”；无亥或摩亥，译作“莫贺”；阿跛译作“阿波”等。
(22)《大唐西域记》卷1记“(屈支即龟兹)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见《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54页。
(23)杨廷福：《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第119页。
(24)《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麴文泰)遣殿中侍御史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又以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玄奘与叶护见面后，“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几天后，“可汗乃令军中访解汉语及诸国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长安数年通解汉语，即封为摩拙达官，作诸国书，令摩拙送法师到迦毕试国。又施绯绫法服一袭，绢五十匹，与群臣送十余里”。叶护可汗即西突厥可汗，又译统叶护可汗。
(25)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2004年，第316页。
(26)《魏书》卷102《高昌传》。
(27)《魏书》卷101《高昌传》。
(28)《文馆词林校证》卷664“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一首”，第249页。
(29)《梁书》卷54《突厥传》。
(30)《周书》卷50《突厥传》。
(31)《隋书》卷83《突厥传》记载，隋开皇十年(590年)“(麴)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唐会要》卷95记载“贞观四年(630年)其王文泰来朝(原注：泰即伯雅之子也)。妻宇文氏，即隋炀帝所赐华容公主也。请入宗亲，诏赐姓李氏，封常乐公主”。
(32)从出土文书所反映的情况看，民间婚娶主要是按照汉民族传统习惯来进行的，即《梁书·高昌传》所谓“姻有六礼”是也。
(33)《大唐西域记》卷1，中华书局，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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