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交叉中的图书管理与人文教育——图书馆教育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人文论文,图书馆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诸多学人对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作了种种强调和申述后，这里愿就图书馆的独特教育途径——也可说是图书馆的教育之道略作辨析。无论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或其它企事业单位图书馆，怎样以其被派定在学校、科研机构或其它单位的角色服务于某一确定的目的，图书馆成其为图书馆总有其重心自在的依据。本文对图书馆教育途径的探讨正是从图书馆重心自在的依据出发的——它适合于所有专门或专业性图书馆，却又不为这些图书馆的专门或专业性质所局限。
1 无声的人文教育
图书馆以其藏书展示着历史。它像是一个历史的陈列室，不过，陈列在这里的不是可直观的器物，而是隐藏在书籍中的人的精神。即使不去领会书籍中所载文字的无尽蕴意，单是藏书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构成一种价值。收藏典籍起于人的历史意识，图书馆——它可以寻源到古代的守藏室或藏书处——是人对自己族类历史顾念的见证。它的存在本身即意味着一种无声的人文教育，这是作为教育机构的图书馆与其产生而俱来的职分和功能。
表面看来，历史似乎只是刀光剑影中的王朝更替，古波斯诗人哈菲斯就写过这样的诗句；“历史是一把带血的刀，每一滴血都是一顶王冠。”其实，权势和利益的争夺只是粗鄙的外观，历史的真正脉息搏动在人的不懈的精神创造中。精神创造的传承除了实践中的人们的心灵相感相通外，也相当程度地保留在以文字为表意方式的图书典籍中。图书典籍的产生当然由于智识阶层的人的编撰或创作，但个人的创思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记录或结晶着民族在某一时代的心声。从一定意义上说，珍藏民族的图书典籍即是珍藏民族的历史，也是珍藏民族的灵魂。默无声息的图书储藏了难以计量的精神资源，保存这些资源是古代的守藏室、藏书处与今天的图书馆的独特使命，这使命使藏书处或图书馆的设立本身构成一个教育的维度，它以“藏”这一自觉的文化行为对人们所作的是别具一格的历史教育和对人文创发的神圣感、敬畏感的启迪。动物无所谓历史，它不能创造自己的历史同它不能书写自己的历史是可以相互说明的。人能书写自己的历史是因为他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这对历史的书写或取纯粹的“史”的形式，或取“经”、“子”、“集”等其它形式。书籍的可贵在于书籍中所载的人的心灵探索、创构或升华的可贵，对这一点的自觉是所谓图书馆意识或图书馆精神的要义所在。一个历史意识、人文意识觉醒较早的民族必定也是图书馆意识觉醒较早的民族，这种图书馆意识不仅应当是一切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的事业意识，也应当是每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必不可少的文化意识。图书馆所应承担的教育首先是图书馆意识的教育，它主要不是依赖灌输性的宣传，而是凭借图书馆由其丰富而精心的馆藏和有序而文雅的管理所营造的氛围。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设文字、出现图书文献的民族之一，也是最早设立守藏室以对既有图书文献妥善储藏、管理的民族之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的这一记载表明中国在殷商之初就已有了编订成册的典籍，而殷虚甲骨的发现又正可印证《史记·龟策列传》所谓“高庙中有龟室”之说至少在殷商中叶已是事实。“龟室”是收藏甲骨卜辞——这在当时是收藏关涉国运、族运的极重要的文献的地方，是图书馆的雏形之一。卜辞中“贞，令我史步”、“才南土，告史”等说法表明殷商的“册”、“典”是责成史官收藏、管理的，这作法显然一直延续到了周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由此或可推测，商周时期被委以“史”而管理“龟室”、“守藏室”的人当是那时颇通世运而极有知识和智慧的智者。中国古人对“册”、“典”是珍视而敬重的，这珍视和敬重往往因其带着国运或文脉的寄托而赋有人文的神圣感，《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也，以其图法归周。”《史记·肖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肖）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使律令图书藏之。”图法、图书的去、归恰同一朝一国的兴衰相应，足见图法、图书之藏在古代有识之士那里是何等地被看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持续存在是需要一种历史认同和民族国家的神圣感的确立的，古代设官置室以藏书当然有其当下的实用价值。但这也对民族国家的不无神圣感的历史认同有着未可轻觑的作用。
与古代的守藏室或各种形式的藏书处相比，兴起于清末民初的近代形态的图书馆多了一重西学东渐的背景。馆藏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外，以西方学术为主导的诸多近现代著述成为图书收藏的重要内容。今日的中国图书馆连着民族历史的根蔓，也以开放的姿态面向整个世界文化。它以历代典籍给人以深沉的历史感，它也以源源不断纳入新藏的图书给人以日新不已的时代感。这历史感和时代感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图书馆给予人们的“不言之教”，每个身临其境的人——哪怕他并未打开其中所藏的任何一本书——都会从这里受到一种震撼和感染。图书馆事业归根结底是一种教育事业，它在把人们引向书籍中的具体言说之前就以其馆藏本身的熏炙和陶冶着人们。这样的教育是无声的，也是非知识性的，作为一种人文教化它比任何专门的知识都更具有价值导向作用。探讨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当然可以取不同的视角，但从这里着眼可能最切近图书馆的本质特征。
2 “无为而无不为”的教育旨趣
图书馆不设专职的教师，也不制订具体的施教方案，它只以其有序而便于检索的藏书、图典和其它文献资料为施教的依据。就图书馆对于读者的阅读说来不作任何带有强制性、规范性的指导或引导而言，它对它的教育职能的履行是“无为”的；然而，正因为这“无为”，图书馆成全着读者对于既藏图书资料的自主而富有个性化的选择，使任何读者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以文字为媒介受教于前人和时贤，它对教育职能的履行则由此可能达到“无不为”的境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是老子对它所谓“法自然”（取法自然，自然而然）的“道”的品格的概括。其本意是说，“道”对万物无所宰制，无所强求，只是一任万物“自化”、“自正”，因而它对于万物是“无为”的，然而，却又因为这“无为”而成全了万物，达到了“无不为”的收效。后来，儒家、法家人物都曾借用这个说法表达他们治理国家、社会的主张，但他们各自都为这“无为而无不为”预设了合于他们自己学说的前提。法家人物韩非所讲“无为而无不为”，是指一国君主只要恪守既定的“法”，处在自己既得的“势”位上，用不着做什么（“无为”），就可以达到国家无不“治”（“无不为”）的目的。儒家创始人孔子也提倡“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他所说的“无为而治”是指一国的君主只要修其德性、以自身为天下表率，完全不必在“刑”、“政”上有所作为，即可因为上行下效而收到天下治理均平的效果。这里，借用老子的话揭示图书馆教育的独特性也是有预设前提的，这即是图书馆须有足够丰赡的藏书、便于检索的图书编目及合理有效的图书流通管理机制。在这一前提下，图书馆管理者只须恪守职分做好图书资料的收藏、整理和借还工作，而对图书资料如何在诸多具体读者那里转化为有价值的精神信息不必有所措意（“无为”），则自会在图书馆教育上做到顺应每个读者需求之自然而取得可能好的成绩（“无不为”）。
在“无为而无不为”意义上理解图书馆教育，图书饱教育也可以说是读者在图书馆的成全下的自我教育。图书资料所可能承载的“知”（知识）、“情”（情感）、“意”（意欲所向或价值追求）诸方面的信息，只是对于信息的搜求者或接受者才真正存在。同一本书或同一种资料对于不同的读者说来其信息价值并不相同，读者的生命情调、意欲所向及理解结构制约着他对所读书刊典籍的领悟，任何读书行为都是读者在以自己的方式诠释文本的过程中学习或接受教育的活动，通过学习或接受教育的活动读者把所读的读物由自在的文本转换为为我的文本。作为读者的每一人“我”都有不同的情形，切实而富有成效的教育应当是顾及到这每一个有着不同情形的“我”的教育，但在较彻底的意义上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是那种有着学习或受教育自觉性的人的自主学习或自主教育，而对此，能够予以认可与成全的唯有“无为而无不为”的图书馆，却不是一般以一定的集体教学为主的学校或专业培训班。履行常规教育的学校或某些专业目标明确的培训班，其教育活动除了有较严格的时间（学制、授课时数、授课时限等）、空间（校址、授课地址等）的限制外，教学用书也因被规范的专业和集体授课等原因而难以由教育者个人作选择。比起学校或培训班等教育机构来，图书馆对受教育者的限制要少得多，它把学习或受教育的主动权给了每一个愿意利用图书馆藏书的人。不论学校教育怎样强调因材施教，其教育从整体上讲终归是他律的；图书馆教育则不同，这种特殊方式的教育完全在于受教育者的自律。自律性的教育要求受教育者有更强的学习主动性、自觉性，而学习主动性、自觉性强的人在自律性的教育中往往可能获得比他律性教育下更理想的效果。
如前所说，图书馆在教育中的“无为”，仅仅是指图书馆的所有工作都不干预借图书馆受教育的人对图书的选择和在图书阅读、利用上所表现的个人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工作的全然被动。宛如一部词典，它对于每个用词典的人——作家、学者、教师、学生或其他人——都是“无为”的，它并不指示用词典者怎样遣用词典中的词汇以造成句子、联成文章，却又以其所收入词汇量的多寡、词汇编排的是否精当或是否便于检索、原始词意的解释是否准确全面等显现它的价值。词典对于用词典者可以说是“无为而无不为”，然而所编词典的质量高低却直接影响着它在词典使用者那里的“无为而无不为”的作用的发挥。一个胜任其教育职能的图书馆首先应当是藏书丰富而能相当地满足读者借阅需要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固然在于一定的数量，也还在于可能的质量。无论是大型的公共图书馆，还是专门性的图书馆，都应有较系统的已为人们普遍认可的经典图书，它包括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的经典图书，也包括汉译外国经典图书和原版外国经典图书。另外，一个公共图书馆或专门性、专业性图书馆还应收藏有与所处时代相应的一定数量的最新图书。既被认同的经典性图书构成图书馆的藏书重心，必要数量的最新图书则标志着一个有朝气的图书馆的生机所在。其次，一个胜任其教育职能的图书馆必当是图书分类合理而编目有序的图书馆。从西汉刘歆的《七略》到魏晋以降的“四部”，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富有民族特色的图书分类编目的理论和方法；20世纪以来，在西方近现代图书编目学说的影响下，中国的图书分类编目方式几经变化，现已趋于新的较稳定的认同。各图书馆自应依据新的普遍采用的方法使藏书的分类编目规范化，也应在一定限度内灵活处理图书资料以体现自己的某些特色。好的分类编目不仅使藏书的排放、查询和借阅有章可循，而且能提挈整个图书馆的学术品位和人文形象，是图书馆为履行教育职能而实施图书管理的重要环节所在。此外，一个胜任其教育职能的图书馆也还应有较好的有利于藏书保存、检稽、流通的馆舍和相应的较先进的设备。同上述状况相配称，一个胜任其教育职能的图书馆，其管理人员也当有较好的人格、文化和业务素养，及较强的从事图书馆教育活动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图书馆尽其教育职能不必以学校教育为标准，也不应只是使其成为常规性学校教育的附庸。它的教育功能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特征决定了图书馆教育更切近于所谓终身教育、自主教育或个性化教育，而且，它甚至更能成全受教育者的创造性思维活动的发生。
3 范本教育与精神创造
在常规的学校教育中，教科书与学生之间教师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所学所教往往更重道理的引导。图书馆教育没有教师这一中介，学习者或受教育者与所读书籍直接发生精神交往，因而受教育过程中往往更多些范本的熏陶。教师的课堂讲授使学校教育下的学生能够较快地把握知识中的逻辑线索，有可能少走甚至不走思维上的许多弯路，但过分依赖教师，依赖教师提示的知识条理，却容易养成学生记诵教条、贪图简易方便的心理习惯。这样的心理习惯一旦养成，创造性思维所必要的那种独立探求的精神便可能萎缩。图书馆教育则不同，在一定的意义上它可以说是一种范本教育。在这里，学习者或受教者直接进入图书，体会文字逻辑后面著述者的心思所向，比较同一类图书而择其优秀者引为楷模或范本，学习过程曲折、艰辛却又亲切入微，其更能培养求学者的鉴别力、判断力，更能激发矢志于学识的人的独立思考和精神创造。
一般说来，对文学艺术创作能力的培养只能借助范本教育。譬如书法，进入这门艺术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临帖，即照着可作为示范的字帖（范本）做书写练习。这是一个以心会心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练习者与提供范本者的心灵直接接触不仅能使练习者对范本中的那些字的韵致有所体会，而且也会因此诱发练习者的自出机杼的创意。任何书法的道理都是苍白的，它只是对那些从范本中体会到书法的微妙的美的人才有意义。与此同理，雕刻、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创作，或诗、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的创作，都不是通过听取一种很好的道理就可以学会的，它们都需要种种范本的诱导，需要那些向往文学艺术创作的人以前人或时贤的好作品为楷模去勤学苦练。作诗是不能由写诗的道理——哪怕是一流诗人所讲的最好的道理——教会的，但反复吟诵诸多的诗句而真正有会于心却可能引出诗的创作的激情和灵感。“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即使是不会写诗的人也学会写诗了）”，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作家、艺术家通常得益于范本总比他们得益于学校的课堂听讲要多，而图书馆所藏图书往往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可作为创作榜样的范本。
与文学、艺术相比，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似乎是另一种情形，诉诸逻辑表达的理性在科学中的作用要大得多。学校教育在科学教育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教师的课堂讲解对于学生领会学理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不只是停留在知识乃至思维的逻辑性上，而是深入到原创性思维的层次去，范本的作用依然不可低估。科学教育的最浅近的层次是知识性的，知识性的层次意味着对一般原理、定律、法则、程序的内涵及其应用范围的把握和理解。比这一层次更深的层次在于对已知原理、定律、法则、程序的推导与证明，这推导和证明往往系于某个富于原创性的命题。当着问题终于提到那在某一学说体系中居于枢纽地位的第一命题是如何被想到并确认的层次时，逻辑线索就中断了——它不是推理的结果，而是某一学说体系得以推演的起点或前提。第一命题的获得和确立是富于诗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所体现的创造性与文学艺术创作所体现的创造性有其相通之处。牛顿的学说是一种范式，爱因斯坦的学说是又一种范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是一种范式，凯恩斯的经济学是又一种范式。科学理论的真正突破在于范式的突破，但每一范式——也可谓一种范本——都或多或少地影响或启迪了它之后的又一范式。范式的转换或更替当然伴随着必不可少的实验或社会实践，却也离不开科学家或学者们对图书馆的藏书——先前的范式叙述于其中——的尽可能充分的利用。
任何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文学艺术作品的命意或某科学学说第一命题的提出——都是个性化的活动，以范本教育为主导方式的图书馆教育对创造性精神活动的成全和对图书馆利用者的富有个性的自学活动的成全是一致的。作家、艺术家固然同图书馆有着不解之缘，而出入于图书馆由自学终于自成一家的学者也向来不乏其人。在终身教育的概念日益被更多的人接受的今天，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早已不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但人们对图书馆教育的看重，往往还是出于提高知识技能水准以增强谋职上岗的竞争力的考虑。实际上，图书馆教育的真正优势并不在此。倘若它只是被派定为达到某种急切功利目的的手段，至少，它的最重要的价值就被弃置了。人类的精神创造的历史是社会性地实现着的个性活动的历史，前人的创造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可资师法的范本，后人的创造则在于师法并超越先前的范本而把精神的不懈生机寓于所构设的新的范本中。这些范本就藏在图书馆所收存的历代典籍中，它需要有慧心有个性的读者去发现和选择，它也因此作为既有的精神创造的成就把活力延伸到新的精神创造。从精神创造的范本引出新的精神创造的范本，图书馆在这期间所起的是富于创造性的有个性的个人之间的中介作用。引来活生生的人的精神追求去激活那留在图典中的精神以造成精神创造的生命之流，这是图书馆生机不败、魅力长存的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