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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明采借：大学“国际特性”的生成
文明间的相互采借与大学发展息息相关。文明间的相互采借就其实质而言是指全球背景下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与学习，不同文明间的相互采借既是古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真切轨迹，同时也是现实社会中久议不衰的永恒话题，大学从其产生之日起，便具有“开放性”和“国际性”的典型特征。如果我们对大学国际化的纵向脉络稍加梳理，就会发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多元采借。从古典文明起源到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发展，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地均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大学”，此时，大学的“开放性”和“国际化”一般都表现出本土、采借、渗透、多元等特点。埃及作为东方文化的璀璨明珠，在吸收了苏美尔文化的同时，逐渐成为学术发展的重镇。海立欧普立斯大寺和卡尔纳克神庙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梭伦、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等希腊学者横跨地中海到埃及游学。泰勒斯通过到埃及旅行，把几何学引进希腊，推进了几何学的发展；毕达哥拉斯在埃及学习达10年之久；德谟克利特曾赴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地，漫游了地球的绝大部分，探索了最遥远的东西，看见了最多的土地和国家，听见了最多的有学问人的讲演[1]。
希腊作为世界哲学的摇篮，在国际文化的交流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雅典大学，在希腊文化向东西方传播的几个世纪里，铸就了辉煌的成就。文明世界的人们把希腊当作学问的圣地来崇敬，这种崇敬从每一个国家、特别是东方各国引来了学生[2]。他们参与希腊的智慧活动，并把希腊文明带到世界各地。坐落在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大学，是希腊化时期马其顿的帝国大学，也是世界文化、经济发展的又一中心。作为学术中心的亚历山大博物馆从世界各地招聘人才，世界各地的有识有志青年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有资料显示，在有些时候，聚集在博物馆的学生达万人之众，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术盛况空前。各古典轴心文明间的游学，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典型特征。
古典时期的“大学”是各古典文明互相采借的结果，中世纪后欧洲大学的普遍创立仍然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产物。众所周知，阿拉伯世界的“赫克迈”、“迈德赖塞”对欧洲中世纪大学和印度本土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当英国的学者们不满于法国巴黎大学的迫害愤而“出走”时，一所新的大学——牛津大学在不列颠产生，而德国的布拉格、海德堡等大学则成为法、意大学的“混血儿”。大学的国际属性恰为“文化传播学派”的学者提供了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从创造点到接受点的过程”。文化作为一系列元素和特质的集合“从一个社会传递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播散到另一个区域。”[3]
第二阶段：一体化时期。如果说古典、中世纪时期的大学发展史是一部各轴心文明间交流史的话，那么，近代大学的发展史则是一部西化史。以1810年的德国柏林大学创建为标志，各国大学出现了学习、模仿、趋同、一体化的趋势。这一进程，主要体现为两个中心的交互影响和转移。十八、九世纪，在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想影响下，德意志民族开始觉醒，德国新人文主义者费希特、洪堡和斯莱尔马赫等人在国难当头之际，创办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开办伊始，便体现出与传统大学截然不同的大学精神：自由、独立、为“科学而生活”。在这种全新的办学理念的指导下，德国大学很快发展为世界学术的中心，东西方世界的学者纷纷踏访德意志，称德国大学是人类的“精神故乡”。以美国为例，从1815年四位美国青年第一批赴德国大学学习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有1万多名美国青年到德国大学学习，斯来尔马赫、费希特、洪堡等新人文主义者给他们以极大的影响，他们把德国大学的学术精神、自由之风和讨论方法介绍到美国，其中，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1876年创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在其创办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成长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大学。1877年日本组建近代第一所新制高等教育机构——东京大学，日本近代大学的组织机构、管理模式和办学理念无不与柏林大学息息相关，讲座制也成为它的盖世杰作。在柏林欧风的狂飙突进中，蔡元培在北大倡导改革，北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校训的提出也是德国大学理念影响的产物。
不过，一个世纪后，柏林的“欧风”渐被二战前后的“美雨”所涤荡。随着美国经济在世界上霸主地位的突显，其高等教育快速挺进，成为世界学术发展的中心。从历史上看，1862年颁布第一《莫里尔法案》，后又经过《哈奇法案》、第二《莫里尔法案》等，美国先后在各州建立了70多所赠地学院，“威斯康星”之火燃遍美洲与世界。从20世纪初始，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美国大学社会化、职业化、大众化、市场化轮番登台亮相，领导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潮。日本战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德国教育观，转为战后教育与职业相结合的美式教育理念。在美国的影响下高等教育概念的内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三阶段：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渗透与立足本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面对西方科技教育所造成的人性缺失和西方文明现代痛的滋生，世界高等教育呈现出本土回归与多元发展的趋势，大学间的互动和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大学问的相互交流、采借和融合都得到空前加强；另一方面，人们也不断反思和追问：“何谓大学？”“大学以何存在？”“大学精神何在？”有人认为希腊是理性的故乡，去欧洲寻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有人提出在大学人文教育的迷茫之后，高等教育要向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寻求智慧，可谓见仁见智。
德国著名启蒙思想家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要义(1784-1791)》一书中指出：人类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各民族和社会都是循着演进的规律向前发展的[4]。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甚至印度河流域对希腊的影响，希腊对马其顿、罗马的影响，意大利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德国高等教育对东西方的影响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若是没有阿拉伯人，那就不会有赫尔伯特、大阿尔伯特、维兰诺瓦、罗杰·培根、莱曼·卢利[4]。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在《种族的纯洁》一文中指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临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它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越多样化，互相学习的机会也就越多”[4]。国际性与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一对连体儿，相互依存、共生共进。一方面，学者的流动带来某地区的学术繁荣和学者群形成，进而导致大学的出现；另一方面，大学的产生和开放式的管理使大学形成更大的学者群体和学术派别，通过国际交流为大学发展带来新鲜血液。没有轴心文明间的交流与互动，就没有大学的产生；没有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也妄谈大学的发展。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在过去常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向埃及学习，罗马向希腊学习，阿拉伯向罗马学习，文艺复兴的欧洲向拜占廷学习。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没有埃及的太阳城，就没有希腊的哲学“圣火”，没有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和阿拉伯世界的文明火种，就没有中世纪的大学，没有阿拉伯世界的“迈德赖塞”，就没有巴黎大学的学院制。不同的思潮的撞击，常造成文化学术的灿烂景观。“大学之为大学，即在其拥有一种学术没有疆界的世界精神。”[5]
进入21世纪，各国家、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大学的开放性和国际性更加突出。这种国际性概念的内涵表现在多个方面：领导管理层面的、教师教学研究层面的、学生层面的，还有学习研究的内容、方式、途径等都是开放的、国际的。
今天，中国在加入WTO后，高等教育亦深受全球化时代教育改革风潮的影响，其学科设置、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管理模式甚至教育理念都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强烈影响。但是，在全球化中保持大学的“自性”，如何在“化人”的过程中“化己”、亦在“化己”的过程中“化人”仍是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国内外学界在探讨大学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普遍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并非意味着大学理念和大学管理模式的单一化，相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学的发展却突显了“本土化”、“地方化”的多元演变趋向。
二、本土根性：大学民族特质的凸显
所谓大学的本土根性，主要指凝结于大学精神中的民族文化特质。如前所述，无论古今中外，大学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宏观文明背景下的相互采借与良性互动。毫无疑问，这种跨文化的交往和互动，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在源泉与动力。但与之相比，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大学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持久发展，更需要将其发展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并从中获得永恒的精神动力。英国学者霍尔丹勋爵在《大学和国民生活》一书中指出：“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6]。具有民族特性的民族文化究其实质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结构、生命信念和思想体系，它代表着族体的最高境界和层次。在大学演进的过程中，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大学精神、大学理念的不竭之源。翻开西方文明史，人们自然会发现，在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坎坷历程中，发端于中世纪，发展于近代，鼎盛于二战后的西方大学，在数百年的时间里积淀而成的大学传统，是深藏、生长于其所在国家深厚的历史文化之中的民族精神。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艾略特说过：“大学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在先辈们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7]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至今约有800年左右的历史，哈佛、耶鲁等也有300多年的建校经历。在这里，岁月积淀为文化传统，传统又生成大学独有的风貌。
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具有开放的特性，多次的文化中断使他们形成自由、理性、竞争、创造的文化特质。1920年蒋梦麟在北京大学开学的演说中说：“东西文明的不同，即在个人主义。比如希腊的文化，即以个人为基础，再加以社会的发达，方能造成今日的西方文明。孔子虽然也讲个人，但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讲起个人总是联说到家族和社会上去。所以真正的个人主义，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谋社会的发达，并不是自私自利。西方近代文明之所以如此发达，就因个人与社会同时并重。”[8]希腊哲人关注东方古老文明，但却超越了东方文化的宗教神秘性，自由探究、追求真理、理性至上的沉思精神是希腊人教育和一切思想活动的典型特征，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风格。原子论创始人德谟克里特把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把理性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他认为，人的理性灵魂的功能是沉思，沉思是纯理性活动，是探索真理、考究哲学、研究科学的最好方式。人在沉思中可以连续地思考真理，领悟人生的幸福。希腊“善于把外来文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打上希腊人所特有的智慧烙印。”[9]在马其顿、古罗马，西方古典文明的创造性再次被演绎证明。当马其顿、罗马先后以优势性的兵力和战术征服了希腊时，希腊以其无法抗拒的思想文化涵化了马其顿与罗马。但罗马的辉煌也恰恰在于，她光大了希腊文化，学校类型的多样性、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培养目标的适应性都迥异于先师希腊。大学精神不是空穴来风，它是独特民族文化的产物，在知名大学品牌的背后，无不潜藏着独特而厚重的民族历史文化。
英吉利民族重个人自由、求贵族绅士风度。牛津、剑桥大学是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从其诞生时起便深受英国文化传统中人文主义思想倾向的影响，两校都认为“就大学毕业生而言，具有教养比具有高深学识更为重要。”[10]无论是中世纪，还是在近代，他们都始终坚信：大学的根本目标是造就有教养的人而不是有学问的人。就是在当代，为适应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两校虽然都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改革，但牛津从来不认为发展新学科可以损及它在人文学方面的传统优势，大学在科学和人文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建于1209年已具有近八百年历史的剑桥大学别具特色。她没有高楼、拥挤的人流、汽车、广告，一切宁静安详。剑大没墙、没门、没中心，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学校自治、学术自由、师生自律的剑大文化传统和英国的绅士风度，大学在无中心的环境中真正意识、享受、追求自由。
德意志是一个以顽强、真诚、创造而著称的民族。有人说莱比锡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能培养无数的思想家，仰仗的是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大学传统。在莱比锡市音乐厅的厅前刻有席勒的名句：用敏捷的思想之光探求遥远的星辰……[11]在浓重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着闵采尔、莱布尼茨、歌德、舒曼等思想家和文学大师。洪堡所倡导的“学术自由”、“为科学而生活”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
大学独有的精神品格，深藏于其所在国家、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美利坚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欧洲移民纷纷登陆美洲，来此定居。多民族的杂居以及相互生存的需要，在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克制和宽容的文化心理特性，并在岁月的流逝中演化为民族文化特征。宽容、开放、多元的民族文化传统在高等教育中以类型多元、层次多元、管理多元而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奇观。
中国的现代大学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绵绵亘继。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以“仁”、“道”为中心，讲求宽容，怀柔万邦，在教育理念上，讲经论道，自强不息，注重成人。《大学》的开篇则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作为文化的载体，表征、创造、发展民族文化，并将独特的民族文化内化、积淀为大学精神。“现代世界无论有多新，总是扎根于过去。过去是我们赖以生长的土壤。”[6]大学承传历史，创造未来，使人类历史文化生生不息。
民族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前后承接，是产生于过去，发展于现在，永恒于未来的真实存在。所以，具有人类性、时代性的民族文化传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产生之日起，由于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就始终地、越来越强烈地对人类生活及大学理念发挥着作用。大学是人类的、全球的，也是民族的、本土的。每一所大学都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汲取着营养。[12]“适用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统一的大学模式是不存在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创造活动和改造工作，每一个国家也一样。”“假设我们可以打碎现有的大学，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建之，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构呢？我们不会把它们都建成一个样——都像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或德国的。”“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那么希望大学适应一种单一的模式是很荒谬的。”[6]大学，赋予传统以现代价值，与时俱进，使其获得新的自我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在探讨华人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时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即中国自清末废科举以来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朝向西方的学校模式的。以今日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三个华人社会的大学教育来说，基本上，都是依循西方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演变的现代大学模式的。华人教育的西化取向是百年来华人社会整体西化的一个构成部分。所以，“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担负现代大学的普遍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于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贡献，实在是对今日从事高等教育者的指挥和想象力的重大挑战。”[5]当然，民族传统文化也有它固有的糟粕，在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上应该有鉴别、有选择。民族文化是动态的、发展的过程，任何现实性的发展只能是文化传统的历史性演进。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发展，既要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融入世界文化；同时也要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特的“自性”。德国、印度等国的高等教育素以本土性著称，德国为加强本土性教育，除外语课外，反对用英语教学。最近，针对中国大学带有西化倾向的一系列改革，部分学者开始大力倡导本土化教育，甚至有人提出“最好终止留学”这样比较极端的看法。是完全“西化”？还是固守传统？这并非是我们面对的真正的“双趋”选择，我们应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本土为特性，积极地融入世界，在与世界文明的互动中求得发展。
三、社会情怀：大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自近代以来，每每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和大学的狂飙突进时期，面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大学如何回应？如何在剧变的世界里保持其根本性的人文追求和基本学术价值？是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像其它组织一样，大学总是“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6]大学与社会间的互动具有极其复杂的内涵：它既表现为为社会服务，满足社会的需求，对社会作出回应；同时也表现为以独特的文化品位、以超功利的大学理念批判社会、创造新知、引领社会发展。
（一）大学应与社会保持良性的互动。
能否与社会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在古典时期与中世纪，社会的发展和需求成为大学创建的基础，大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获得文化生命的大学从创建之日起就成为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社会因大学的存在而精彩，大学因社会的推动而充满活力。11世纪意大利半岛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于是有了历史上的文艺复兴；12、13世纪英国有了牛津和剑桥，英吉利很快有了工业革命，有了代议制；18、19世纪，当研究性大学的概念在德国兴起，柏林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和“学术自由”之理念，很快使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领先的国家，有了普法战争的胜利；1862年《莫里尔法案》的颁布，确立了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主题，“威斯康辛之火”燃遍了美国的东西海岸，尤其是二战后，由于大学与社会密切关联，从而使美国大学雄起，美利坚成了世界的经济中心。
相反，在中世纪及其后的16世纪，由于教学方法呆板、学校管理不严、教学内容陈旧，尤其是严重脱离社会实际，欧洲的古典大学逐渐走向衰落，到十七八世纪已跌入谷底，大学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出现了大学发展的冰河期，严重地阻碍了大学的健康发展，大学成为“没有窗户的闭塞城堡”。当时欧洲传统大学衰落的情形是：“学校门可罗雀，酒店却人满为患。”[13]德国的海德堡大学1621年仅注册44人，1623年注册2人，1625年注册2人；法国巴黎大学16世纪末也中断过教学活动；牛津于1685年亦曾濒于死亡。[14]即或是美国的耶鲁大学在二战期间也因国家拨款锐减而陷入危机。这正如20世纪30年代担任哈佛校长的洛厄尔所说：一个学校在其富有活力的时候是很少会毁灭的，而缺乏活力的学校则是在自寻灭亡，这时魔鬼就会趁虚而人，从而将其置于死地。这是哈佛人时刻牢记的“自我忠告”。在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复杂的转型进程中，没有大学与社会的对话和互动，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今天，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社会变革其周期已大大缩短，大学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在保持大学特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创新。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德里克·博克在其经典之作《走出象牙塔》一书中，较为集中地论述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他认为服务社会是大学的社会责任。美国学者德莱赛尔也指出：大学不仅从社会得到了支持和权威，而且必须以社会为导向，承担起社会责任。当代大学的发展依赖于社会支持，而促进人才与知识的社会应用是体现大学价值和作用的直接途径。大学只有从封闭走向开放，消除与社会的距离与隔阂，才能成为整个社会中最具活力、最能代表先进文化的机构。因此，在新的时代，大学一方面要张扬自己的个性，成为传授知识的场所和蕴涵科学或哲学的胚芽；另一方面，大学必须以独特的方式引领社会发展，在时代的潮头弄舟，“如果大学不能接受这一挑战，还有什么其他机构能够或愿意接受这一挑战？”[6]
（二）把握“即”与“离”的关系
弗莱克斯纳指出：“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6]自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科技理性的高扬，科技教育渐成大学的主体，人文教育缺失，大学的功利性突显，大学在“社会机器”的高速运转中，在“效率、效益”的呼声中，以追求知识与真理为鹊的的文化地位受到侵蚀。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商业化浪潮的汹涌澎湃，大学似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其传统的“惟我独尊”的学术地位受到撼动，人们试图用企业组织或行政组织的运作方式来规范大学行为，试图通过其他社会功利性组织管理所遵循的清晰明了、标准化、条理化的理性设计原则来引导和管理大学，从而促使大学提高其效率和效益。但是，大学组织的文化特性使它不可能如企业组织那样，用金钱或其他可以量化的标准来评价。“真实之理念放任自流和技术得以发展之时，也即平庸之辈兴高采烈之日。”[6]当大学成为急功近利的场所，当大学的文化特性消融殆尽，大学是否还是大学？赫钦斯在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时指出：“对金钱的追逐以及相应的对公众要求的敏感，与将大学看作是服务站的观念有很大关系。””q大学的社会化绝非大学的政治化、产业化、庸俗化。大学的“政治化永远不要发展到教育和权力不分的地步”[16]，更不能发展到与企业、商业无异的地步。
大学与社会间的“离”，既表现为组织机构、学术行政管理上的相对距离，更表现为思想、理智活动的独立，坚守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是大学发展史上的永恒主题，学术自由是大学组织进行学术活动普遍遵循的原则，它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经验基础，学术自由就是“不受妨碍地追求真理的权利”，19世纪，德国大学改革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学术自由的合理性。剑桥大学的艾雪培爵士说：在文明的国家里，学术自由已发展为一种受到特别保护之思想自由的角落。它并不是学术界有些人士所宣称的乃个人的特权。学术自由是一种工作的条件。大学教师之所以享有学术自由乃基于一种信念，即这种自由是学者从事传授与探索他所见到的真理之工作所必须的；也因为学术自由的气氛是研究最有效的环境。[5]在中国，受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影响，加之近年来走向市场过程中极端功利主义的膨胀，导致国人的大学教育观呈现出唯功利性的特点，大学教育的目的被扭曲，大学教育成为一种手段，大学变成了市场，甚至有人打算把商业精神列为大学精神的内涵。这种过分强调大学的社会服务属性，强调大学从属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的观点和行动，直接导致大学人文精神的衰落。大学是探究高深知识的领地和精神文化创造的圣坛，而不能沦为市场的附庸，这是我们在论及大学与社会互动关系时所应特别注意的。
（三）保证大学的文化功能
“如果大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复杂的社会中去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专业方面的高深学问，也需要研究方面的高深学问。”[16]从历史上看，大学从来没有与社会完全分离，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大学更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大学对于国家兴衰、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大学的功用是与其文化特性密切相关的。大学丧失了文化创新能力，就失去了促进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独特作用，也就远离了大学合法存在的基础。因此，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应以保证大学的文化地位为出发点。
首先，创造新知，以思想服务社会。大学之所以成为社会的中心在于大学是生产“理论知识”的地方。这种理论知识是现代社会运作所需的新的重要资源。[5]大学尤其是研究型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处所，它必须以思想服务于社会。剑桥大学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剑桥思想改变世界”，所谓思想，是指开创性研究的初期成果，即有一定实验基础的前期性科研成果。大学是创造性“思想”的“圣殿”，而非加工产品的“车间”。大学并非一定躲在“象牙之塔”之上搞纯学理研究，但也绝不是与社会简单地“对应”和“服务”。
其次，培育人文与科学精神。在人文精神教育方面，其核心内容是成人教育或做人教育，是使人格更加完善，使人与天地相和谐，是探索人作为自在自为精神实体的真实存在。马克思说：“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和动物直接区别开来。人的生命存在是人所独有的文化生命的存在。”[17]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曾提出：“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场所。”“知识之所以高贵，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值得追求，其原理不在于它的后果，而是因为它内含着一种科学或哲学的胚芽。”[18]洪堡说：“大学的真正成绩应该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19]教育的终极目的，乃以人为本。在科学精神教育方面，应该使学生懂得科学之真谛：科学是“学”而非“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探索是非功利性的，他不但体现为探求真理的过程，尤其体现了追求真理的精神，真正的研究是平和而艰苦的探索真理的过程，任何功名之心均与这种精神相悖。康南特曾说：“如果我们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高等教育的目标的话，可能最好的概括就是寻求真理”[20]
再次，在扩张的需求下加强知识技能的培养与训练。“大学之所以存在，至少部分原因是它们能够影响思想和生活变动的方向。”[6]在我国，由于近年来的大学扩张与高校合并，使原有的大学内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大学功能的多样化，于是研究、创造新知与教学、培养技能等多种类型的大学同时涌现。所以，大学应以其多样化的方式对社会进行回应。
大学的国际化、社会化、民族化是宏观视界下大学的共性特征，也是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大学的生命即在于大学的多元性与互补性，多元的文化价值观决定了充满活力的大学理念。对于大学来说，其理念无法一统，也不必硬统。季羡林先生说，最为国人心仪的美国，从来没有统一的大学理念。高贵的人文博雅传统是哈佛的一个标准；道地的美国实用主义是斯坦福的一种理念；形而上的理论研究是普林斯顿的拿手好戏；形而下专攻是麻省理工的心中最爱。美国的大学像美国人一样，各有各的特性，风格千姿百态。在国际化、民族化、社会化的大背景下，风格各异、和而不同的大学精神将使面向21世纪的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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