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顺差论文,微观论文,自主创新论文,缺口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任务是转变发展方式。是什么关键因素长期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结构性转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现代经济增长是技术、企业、产业结构以及支撑制度共同发展和演进的结果，而使这个过程保持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关键变量，是以知识、组织和制度为构成要素的能力发展。因此，能力发展也应该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了探究能力发展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本文以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悖论为切入点。在以美元本位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国近20年来同时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顺差。这个收支结构表明，中国在以贸易顺差的形式大量输出资本的同时，又大量引进外资，而两个方向投资的收益差异使这个格局无异于“穷人以高价从富人手中借来钱，然后又将钱廉价地借回给富人”。①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这样一个反常的、经济上不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除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的原因外，其微观基础是什么？
我们把“双顺差”结构与技术进步、企业成长和产业结构演进等决定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变量联系起来考察，得出以下判断。“双顺差”悖论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能力缺口，这个缺口的形成是忽略自主创新和过度依赖外资的结果。中国经济在过去的10年间保持了高速增长，但这个成就却以出口导向和外资依赖为鲜明特征；在繁荣下被掩盖的问题是，中国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在总体上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足够的成长。简言之，能力缺口与外资依赖的耦合阻碍了产业升级，使粗放发展方式顽固地延续甚至恶化，也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
本文把宏观和微观视角结合起来，以四个互相联系的命题发展出一个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现存问题与转变途径的概念框架。这些命题所共同证明的是：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关头，如果中国不能在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深刻的发展，外资依赖与能力缺口的耦合这一结构性问题就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因此，能力成长才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变量。本文的分析揭示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对于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作用。
一、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悖论
命题一：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刚性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着资源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其核心是中国的储蓄（即本国资源）没有被充分地用于本国的再生产过程，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上为发达国家所廉价利用。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中国持续了近20年的“双顺差”格局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从国际收支平衡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来讲，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是资本输出国，即中国的储蓄率足以支持相当高的国内投资率，而无需以境外资本直接投资（FDI）的大规模流人为补充。但在事实上，中国在保持贸易顺差的同时又大量引进外资，导致了资本项目的顺差。“双顺差”使中国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从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后，到2011年底已达3.181万亿美元，占全球总的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一。但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缺乏有效的投资出路，主要用于购买诸如美国国债之类的债权资产。中国事实上是以高代价引进外资，同时又把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低收益的国外债权资产。
（一）“双顺差”是一种反常的国际收支结构
“双顺差”是建立在国民收入恒等式和国际收支平衡表基础上的概念。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的两个表达式可以推出储蓄—投资和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引入则可进一步推出储蓄—投资和经常项目顺差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收益项目为逆差，发达国家的投资收益项目为顺差。但此时，储蓄和投资的概念需要重新加以定义。在分析中国储蓄与投资同国际收支平衡关系问题时，对国内总产值和国民总产值、国内储蓄和国民储蓄加以区分十分重要。上述两对概念中的关键差别在于：“国内”只看地域不看归属；而“国民”只看归属不看地域。因而，国内总产值（GDP）=国民总产值（GNP）-投资收益差额（IN）。C代表国内消费，国民储蓄S可以定义为：S=GNP-C=GDP+IN-C。
将C+I+X-M代入GDP，可建立起国民储蓄S、国内投资I、经常项目差额CA、出口X、进口M和投资收益差额IN之间的恒等关系：S-I≡CA≡X-M+IN。该式表明：国民储蓄与国内投资的差额等于经常项目差额。②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最重要特点是资本项目差额KA和经常项目差额CA的长期“双顺差”：KA＞0；CA＞0。这种国际收支结构存在四大问题，可以分别称为“登布什问题”、“威廉姆森问题”、“克鲁格曼问题”和“罗格夫问题”。
首先，资源错配（登布什问题③）。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列世界第100位之后的贫困国家，长期保持大量贸易顺差，以购买美国国库券的形式，向人均收入十倍于中国的世界最富国家美国大量输出资本，而不是把资源用于国内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或用于消费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改善人力资本。
其次，外资未得到充分利用（威廉姆森问题④）。如果外资得到充分利用，对应于每一笔资本项目下的流入都应该在经常项目下有一笔相应流出（通过引资得到的外汇将被用于购买外国资本品、技术和管理等），即产生相应的经常项目逆差。即便股权出售者暂时不使用所引入的资金，这笔资金也应该由其他国内资金需求者（企业或居民）来使用。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FDI引入国之一，所出售的股权（等于FDI流入）直接或间接地被转化为对美国的美元债权，并未转化为经常项目逆差，说明引进的资金没有被充分用来购买外国的技术、产品和服务。高成本（出让股权）借来的钱，又被廉价地借了出去，只能取得很低的回报甚至无回报。
第三，资本损失（克鲁格曼问题⑤）。中国已经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其价值正面临美元下跌的威胁。由于自1981年以来的持续经常项目逆差，2008年美国净外债已达到3.5万亿美元。⑥由于NIIP/GDP⑦的持续恶化，自2002年以来，美元相对其他货币贬值的趋势，长期将难以避免。中国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蒙受克鲁格曼所说的以美元指数计算的资本损失在所难免。⑧此外，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和国债占GDP比重的上升，必然加剧外国投资者对投资风险的担心，导致美国国库券满期收益率的提高和国库券价格现值的下降。作为持续持有比例极高的美国国库券的外国投资者，中国将会遭受进一步的资本损失。
第四，外汇储备实际购买力下跌（罗格夫问题⑨）。在外债持续增加的同时，美国的财政状况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急剧恶化。增发国债致使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于2015年将超过100%。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20年利息率支付将占到美国联邦政府收入的30%。罗格夫指出，如果美国的债务发展到一定程度，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摆脱掉债务负担的诱惑可能变得无法抵抗。美联储的所谓第二次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E2）就是最明目张胆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行为。美国国债的一半以上是外国投资者特别是中国购买的。中国的外汇储备把剩余储蓄以外汇储备的形式“暂时寄存”在国外，其实际购买力的保值具有高风险。从1929年至2009年，美元的购买力已经下降了94%。5-10年后，当中国需要大量动用外汇储备时（如因人口老龄化而提高消费），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到底还能换回多少实际资源？
即使外汇储备的名义价值和实际购买力不贬值，“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仍然会导致中国的净投资收益过低，造成中国的福利损失（登布什问题和威廉姆森问题）。根据2008年世界银行的调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回报率为22%；据同年美国谘商会（Conference Board）的调查，美国在华企业平均回报率为33%。⑩而中国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回报率，估计不会超过1%-3%。
（二）对“双顺差”经济含义的数量分析
我们以国民收入核算和国际收支平衡表为基础，对“双顺差”做一些简单的数量分析。首先，把国内投资分为外资投资和内资投资两部分，分别用
和
表示。在以后出现的公式中，字母的下标符号1和2分别代表源自国外和国内。国内投资等于这两部分投资之和，即：I=+（≥0，≥0）（1）
且有：经常项目差额=国民储蓄-国内投资，即：
-I=CA（2）
代表国民储蓄（即前节中的S）。当国民储蓄等于国内投资且没有外资流入时，经常项目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动ΔFX均为零：CA=0；ΔFX=0（3）
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的典型格局应是：资本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外汇储备变动为零。即：
-（+）=CA＜0；=KA＞0；ΔFX=CA+KA=0（4）
其含义是，发展中国家利用了外资KA，而外资被用于国内投资KA=。的出现意味着要相应进口资本品。如果初始状态是经常项目平衡，现在就会出现经常项目逆差（CA＜0），表示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对外资的充分利用。因为新增投资是由资本项目顺差KA提供融资的，KA=-CA，因而外汇储备不变。
登布什问题可以表述为：-=CA＞0；ΔFX=CA＞0（5）
其含义是，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存在经常项目顺差，即发展中国家成为资本输出国，而输出的形式则是增加外汇储备（增持美国政府债券）。登布什问题不包含对资本项目的考虑，可以假设此时KA=0。除非特别加以说明，在此处和以后的分析中我们都假定给定。
威廉姆森问题可以表述为：
-（+）=CA=0；=KA＞0；ΔFX=KA=（6）
其含义是，尽管有资本项目顺差（KA在中国主要表现为FDI净流入，为简化分析，以后令KA=FDI），FDI未能转化为经常项目逆差（因为CA=0），而是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增加。这里的问题是：假定初始条件为-=0，即国民储蓄等于国内投资，在增加了外国投资，即购买了外国资本品之后，在何种情况下经常项目逆差不会出现呢？有两种可能性：=0或=0。
=0意味着，尽管有FDI的流入，但是，外资投资并未实际发生。以FDI形式流入的资金通过某种方式直接转化成外汇储备的增加。关于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不少作者以前曾做过探讨。（11）企业以引入FDI为名取得外汇，然后把外汇卖给央行，而用从央行换回的人民币购买国内资本品，以规避信贷控制，就是一例。
=0则意味着，FDI的流入正好取代或挤出了原有的国内投资。此时，为简化分析，假定与之前的国内投资额相等，因而CA=0。本文将详细讨论这里所说的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而以前的相关文献对此未予以充分的关注。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即FDI流入后，由于FDI未得到完全利用以及挤出效应，真正实现的国内外投资的总和等于。此时依然有CA=0。
中国现实的国际收支结构同时反映了登布什问题和威廉姆森问题的存在。这种情况可以表述为：
-（+）=CA＞0；＞0，＞0；KA=FDI=＞0；ΔFX=CA+KA＞0（7）
其含义是，对应于登布什问题，中国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又是经常项目顺差国；因而尽管中国是世界上FDI最大引入国之一，中国仍应为资本净输出国，其输出量等于经常项目顺差CA。（12）为简化分析，这里假定由于海外投资遇阻，经常项目顺差全部转化为外汇储备。对应于威廉姆森问题，这意味着，FDI流入并未转化为相应的经常项目逆差，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全部转化为外汇储备（见下文）。外汇储备的增量等于资本项目顺差（FDI）与经常项目顺差之和。
综合以上讨论的结果，“双顺差”和外汇储备变动的整体关系可以表示为：
中国的引资政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被认为是巨大的成功。一般而言，引资政策的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利用外国资源（储蓄）以弥补本国资源（储蓄）的不足；其二，通过引入外资，特别是FDI，引进先进技术。然而，中国的“双顺差”格局却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的引资政策，特别是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条件下，“双顺差”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1990年代初以来的近20年中，始终存在“双顺差”，且愈演愈烈，则是非常不合理的。在“双顺差”格局下，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100位之后的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花费极高成本引入的FDI，被转化为对收益率极低的美国政府债券的投资。由“双顺差”累积所产生的巨额外汇储备尽管反映了中国国力的增强，但也代表了中国投资机会和技术能力的丧失以及中国的福利损失。
为什么中国大量引进FDI成为资本项目顺差国，却未能利用外国资源，反而成为国内资源的净输出国（经常项目顺差国）？为什么以引进先进技术为目的的FDI政策未达到初衷？除已经反复讨论过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金融市场等原因外，这种悖论的微观基础到底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
二、“双顺差”的产业根源是能力成长不足
命题二：导致“双顺差”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资依赖；（13）陷入这种依赖的原因是在忽略自主创新而导致能力成长不足的条件下，把依靠外资当作实现高增长的政策手段。
从宏观层次上看，持续的“双顺差”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活动主体利用本国资源的程度太低；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是由外资（FDI）来组织的。“外资”并不仅仅是货币资金，其实质是外国企业的组织能力——包括技术和管理能力。因此，外资依赖的实质是能力依赖。而且，由于在华外资的出口偏好，致使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越来越具有结构性，最终形成中国目前“双顺差”居高不下的局面。
（一）能力成长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Abramovitz在其1986年的经典文章中认为，“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而获得更高增长率”的传统说法需要限制条件，为此他引入了“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的变量。对Abramovitz来说，只有当一国在技术上落后但在社会上先进（socially advanced）的时候，其高速经济增长的潜力才可能是强的。他提出一个命题：如果它们的社会能力足以发展到能够有效利用技术领先国已经使用的技术，技术落后国就具有较发达国家更快增长的潜力，而社会能力的内生扩大，可以帮助它们克服在追赶过程中所受到的限制。（14）
Abramovitz并没有对“社会能力”给出定义，在承认这个概念模糊和难度量的特性后，他列举了一些可能的构成要素来表示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包括可以由教育程度来代表的技术胜任（technical competence）和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商业、工业和金融制度，大型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经验以及可以在相应规模上为企业动员资本的金融制度和市场，有利于开放竞争、新企业建立和新产品/服务购销的经济体制等。在后来的文章中，他又添加了具有竞争意识、诚实和信任他人诚实的个人特性，以及稳定有效的政府等因素。（15）
Abramovitz对于“社会能力”的强调，代表了经济学探索经济增长源泉的努力。从195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证明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把技术当作外生变量，没有探讨技术进步的源泉。从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其核心思想是：企业将技术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投资于研发，由此产生的知识通过溢出效应贡献于通用知识与人力资本的增长，知识积累带来的投资报酬递增效应使经济增长持续。（16）但这些理论只是姗姗来迟地以数量模型表达在有关创新的经济学思想中早已被发现的事实，而且为了满足模型得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排除了创新所固有的不确定性等因素。（17）新老增长理论仍然保持了三个共同点：（1）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投资、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等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上，排除组织和制度的因素；（2）都把投资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处理成线性的——老理论认为资本积累自动导致技术进步，而新理论认为研发投资自动产生知识；（3）都无差异地对待实质上复杂且多样化的“技术”对象。由于忽视受组织和制度因素影响的能力差异，它们都无法解释不同经济体在掌握和运用技术知识上的差异。
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为什么少数国家能够从落后状态实现追赶，而其他落后国家却做不到。Nelson指出，要解释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绩效，就必须关注在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背后的更深层原因。即（1）技术的性质以及推动技术进步和掌握技术的过程；（2）有关企业能力的发展战略与组织结构；（3）经济制度的演进。（18）这些要素的形成都是动态的演进过程，可以解释“社会能力”的来源，它们在背后的影响导致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绩效。经济发展还涉及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Reinert根据世界经济500年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一个后进国家得以发展的关键，是仿效和学习先进国家的生产结构，实现经济活动从“报酬递减”向“报酬递增”的转变。报酬递增——能够由技术进步和创新带来更高生产率的活动，其产品和服务随生产量的增加而单位成本降低（主要体现在现代工业和高级服务业部门）；报酬递减——依赖自然所赋生产要素的活动，对这种活动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在达到一定点后，每单位新增资本和劳动的收益递减（主要体现在农业、渔业和采矿等初级产品部门）。（19）这就是为什么当其还是发展中国家时，德国和美国一定要违反英国的说教而发展工业。
强调能力重要性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积累并不必然使后进国家能掌握先进国家的技术，也不能使其自动地实现经济活动从报酬递减向报酬递增的转变。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活动变化、组织变化、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要求追赶者在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及其支撑制度方面有长足发展，由此引发的投资是这个过程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20）
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了能力成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Hikino和Amsden（22）以英国工业革命为起点，把世界各国（地区）的发展分为6组（见图1）。在前三组中，第1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创新者，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通过创建新的工业部门（使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和组织创新而超越了英国。第2组的国家也是从落后开始，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追赶上来，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瑞典为代表。第3组是19世纪“跌回去”的国家（如阿根廷）。后三组是20世纪的追赶国家（地区）。20世纪全球的发展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第二，拥有核心技术的西方大企业崛起，通过有组织的研发活动为其技术领地竖起壁垒，阻碍后来者的进入；第三，跨国公司被越来越多地看做发展的代理人，但外资从来没有发动过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只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发展后才出于谋取市场的动机而进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展起来的国家（地区）是那些在技术上进行了高强度学习的经济体，即第5组国家（地区），特别是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而其他国家尽管面临相似的工业化机会，却或者“跌回去”，如第6组国家（包括阿根廷和菲律宾）；或者保持着落后状态，如第4组国家（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从历史上看，自落后状态起步、成功实现了赶超而跻身富裕行列的国家（地区），无一不是在创新或技术学习、企业组织的成长和变革以及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的国家（地区）。相反，能力发展不足的国家无法使其经济活动从报酬递减转向报酬递增，容易导致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在相似的历史机遇和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其经济发展能力的成长。至此，我们可以确立“经济发展能力”的内涵——把经济资源和技术机会等因素所导致的增长潜力，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能力及其成长；并遵循Nelson指出的方向，把技术能力、企业组织能力以及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定义为经济发展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能力成长不足与外资依赖
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是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引进FDI的主要理由。当时中国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大规模购买技术受制于外汇瓶颈；另一个是正值拉美债务危机，借债风险引起决策层的警惕。在这样的条件下，选择引进FDI作为补充具有合理性。中国早期引入的FDI以港澳（还有稍晚的台资）和华侨资本为主，也包括少量为引进技术而与西方企业建立的合资企业。这种补充性的FDI对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起过启蒙和桥梁作用。1992年以后，引进外资被当做改革开放的标志而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政策上对外资的优惠越来越多，跨国公司也开始大举进入。外资的大量涌入曾经在扩大外部需求、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就业、冲击旧体制、提高市场竞争度、提供示范的学习机会等方面，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过明显的积极作用，但也使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更加难以改变。鉴于主要由外资推动的出口迅速扩大，使投资率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不至于因国内消费不足而受阻，于是，引进外资也就成了延续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重要条件。（23）
近20多年来，中国技术引进的基本特点是把引进技术主要当做扩大、改善和新增生产能力的手段，而不是主要当做以自主开发为目的的学习手段。形成这种技术进步方式的原因很复杂，需要单独的研究来解释，但其效果很明显。以引进代替自主开发的方式没有使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得到长足发展，反而为更多地引进FDI提供了理由。当时中国经济处于转轨和发展的双重矛盾之中，多种瓶颈致使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体制的转变，无法像急于加快经济增长的决策所期待的那么迅速。于是，借外资之力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并摆脱无法在短期内克服的体制改革之困，就成了引进外资的重要动机。（24）当保持高增长率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后，以当地GDP增长绩效作为衡量政绩标准的“晋升锦标赛”，（25）更使各地“招商引资”的竞争成为不计成本引进FDI的一大动力。能力成长不足的真正原因被追求经济高增长率的冲动所掩盖，中国经济从引进外资作为补充，走向了外资依赖。
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大规模技术引进，主要采取的方式是进口机器设备和购买技术许可。进口机器设备主要是为了通过反求工程进行自主开发，而购买技术许可的需要只有在进行自主开发时才会产生，日韩的技术引进是本国研发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物。（26）尤其要指出的是，日本和韩国一直严厉限制FDI的流入。（27）虽然它们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经济被迫“自由化”，但上述政策使本国企业在技术学习的关键阶段没有被外资控制。日韩方式把技术引进限制在购买上，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购买”技术（资本品、许可证等）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一般表现为经常项目逆差增加和资本项目顺差增加。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在经济起飞阶段保持了20多年的贸易逆差，又经历了十几年的顺差和逆差的交替，才成为常态的贸易顺差国和资本输出国。
（三）外资依赖与贸易顺差（28）
对外资依赖的加深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发生了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最近十几年里越来越依赖出口，而出口的增长又越来越依赖外资企业（见图2）。这两个趋势与“双顺差”的出现和持续在时间上是吻合的，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外力”，越来越依靠外部市场，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势头才减缓。
中国出口高涨的重要原因是跨国公司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和装配环节转移到中国，把中国变成了出口产品的“总装厂”。尽管在中国的出口中被列为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上升了，但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生产环节集中在劳动密集的终端组装，在完整的生产能力上，大都依赖外国的设计、营销和零部件供应。（29）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出口，特别是高度依赖向美国出口。对美贸易顺差构成中国全部贸易顺差的主要部分，2002-2005年前者甚至连续超过后者，（30）而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中间投入品供应地却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因此，FDI流入增加和贸易顺差扩大这两个导致“双顺差”的直接原因，也是中国经济对外资依赖加深的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以获取技术为初衷的FDI引进，越来越与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失去联系。1980年代的FDI引进只是补充，技术引进以中国企业的购买为主；后来主要以合资企业的方式引进FDI；但从1990年代末开始，FDI越来越多地采取独资形式，外商独资企业占全部FDI的比例从1998年的36.23%上升到2008年的78.27%。（31）这个趋势显示出从忽视自主创新到陷入外资依赖的轨迹。在国内市场上，从日用化妆品、啤酒到汽车、复杂装备，凡是具有市场增长潜力的部门，外资都逐渐占据了明显的比重。外资地位的上升并非因为中国原本没有这些工业，而是因为在预期依靠FDI就可带来技术的政策下，中国工业没有在技术学习和能力成长方面做出足够的努力。外资地位上升的反面是中国工业在能力发展上的停滞甚至倒退，致使中国工业越来越多地转向从事报酬递减的生产活动。劳动密集的加工组装生产在中国工业产出中的比例上升，恰恰证明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对于外资的依赖程度，反映出中国能力不足的程度，可定义为“能力缺口”。（32）对这个显而易见的缺口，很难准确地衡量，因为它的形成是动态的相互作用，要充分说明这个缺口，必须进一步分析外资对本国能力的“挤出”效应。
三、对外资的依赖阻碍中国的能力成长
命题三：FDI并不能给东道国自动带来技术进步，外资依赖对于中国经济主体的能力成长具有挤压效应，致使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结构性的能力缺口。
FDI在任何一个具有开放度的经济体内都会存在，也能够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FDI流入并不一定导致外资依赖。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资产生依赖的真正原因在于，把依靠外资当作实现发展的手段，忽略甚至放弃自主能力的建设。但无论是理论逻辑，还是来自实践的经验证据，都证明FDI不会给中国自动带来技术进步，也证明外资企业不是中国能力的组成部分。在忽略自主创新的条件下，外资依赖的加深必然导致中国自身能力不足的加重，直至形成结构性的能力缺口。
（一）外资与内资对于中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
有论者为FDI可以自动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的看法辩护，认为在中国注册并纳税的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但是，即使撇开所有权不谈，外资企业的民族属性也很容易从组织特性的角度予以澄清。所谓外资企业基本上是由外国企业在华设立的合资企业或分支企业（后者的英文标准称谓是wholly foreign affiliates），由个别外国公民带着资金到中国创建企业的情况基本不存在。因此，外资企业本身并非在组织上完整的企业，而是外国企业在华的组织延伸，其母公司的核心职能活动——战略规划、投资、研发、营销等——并不在中国境内进行。如果把企业看做一个知识的集合体或能力的载体，那么外资企业的知识和能力的再生产过程，仍然是嵌在其母公司原属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基础研究、教育和工业体系中的。如Doremus等人指出，关于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公司的说法只是神话，对于攸关跨国公司前途的运营活动，从它们的内部治理结构和长期融资活动到研发项目，以及直接投资和企业内部贸易战略，其母国的政治结构仍然起着决定性的环境塑造作用。（33）
从本文关于经济发展能力的定义出发，如果一个企业是中国企业，它的组织能力成长就应该能够增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力。这种机制要求企业至少具有下述组织特征：（1）总部设在中国境内；（2）主要领导人、关键岗位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是由中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不排除在获得本科学历后到海外深造的情况）；（3）研发是中国研发系统（包括基础研究和工业上下游协作企业的研发）的组成部分。以这些特征来评判，外资设在中国的企业和研发机构，都不是中国能力的组成部分。（34）更何况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还存在着竞争关系，这种关系与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无论谁赢都增进中国的能力）不同，外资企业势力的扩大必然意味着中国企业和国家的能力成长受到挤压。
以为引进FDI就可以自动实现技术进步只是一种幻觉。技术虽然可以体现在有形的设备和装置上，但其更重要的内容是包括诀窍、方法、程序以及经验（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在内的一组特定的知识。（35）这些知识大部分是缄默知识，只能由组织内生，（36）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有效的技术转移要求技术接受方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并愿意为发展技术能力而努力。因此，FDI能不能“溢出”技术取决于它与中国企业的学习机制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中国企业是积极的学习者（如同日本和韩国企业那样），那么引进FDI绝非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学习的必要方式，其他方式（购买样品和技术许可、派出培训、引进人才、模仿竞争对手等等）可能更有效。一旦把分析层次集中于学习机制上，外资不会自动带来技术的命题就很容易为社会经验所证实。（37）在改革开放中，但凡发展了创新能力而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无一不是坚持走了自主道路。
（二）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分析
经常项目顺差的出现不一定与外资进入有关。但是，当外资越来越多地占据回报率较高的投资机会，并把内资从高收益投资领域挤出时，外资日益重要的作用就成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在2004-2005年之后大幅度增加，并影响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原因。外资由于能力较强而挤出内资的过程可用图3表示。
图3中纵轴代表投资收益率，横轴代表投资量，ii曲线代表投资回报率。ii曲线与纵轴的交点代表回报率最高的投资项目。竞争力（其来源是能力）最强的企业取得该项目投资权，竞争力稍弱的企业取得回报率稍低项目的投资权。以此类推，竞争力最差的企业只能满足于投资回报率最低的项目。横轴代表的投资量是投资于各项目的投资量总和。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投资成本（银行实际利息率等）极低，投资主体在做投资决策时可以不予考虑，这样，如果投资项目可以带来大于零的收益率，投资者就会进行投资。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是否能够取得回报率较高的项目。流入境内的外资，由于能力较强和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往往能够取得回报率较高的项目，而中资企业只能投资于低技术、低回报的项目。SS是国民储蓄曲线。S＇S＇曲线是利用了国外储蓄之后的“总储蓄”。假设储蓄不受利息率（纵轴同时代表为储蓄所支付的利息率）影响，无论利息率高低，储蓄量不变，因而储蓄曲线是垂直线。为了简化分析，这里我们仅讨论有外资流入，但经常项目差额为零的情况，即上述威廉姆森问题中的第三种可能性。假设不存在FDI流入，则国民储蓄恰好等于国内投资：国民储蓄=国内投资=AS。（38）在FDI流入的情况下，设由于外资取得收益率较高的一系列投资项目，在华投资量为AB。部分国民储蓄被境内投资者用于收益率较低的投资项目，投资量为BS。剩余的国民储蓄转化为出口，出口=SS＇=AB。FDI产生进口，进口=FDI=AB。由于出口=进口，经常项目差额为零（不考虑投资收益问题）。总之，进口由FDI融资，不产生用汇，而出口则导致创汇。外汇储备变动/ΔFX=SS＇。（39）国民储蓄不变（AS=BS＇），但相应的“投资”发生了变化，一部分是低收益的国内投资（BS），另一部分是对美国国债的“投资”（SS＇）。中国的出口既可以看做中国的部分储蓄，也可以看做中国的部分投资，其收益率等于美国国债收益率。与公式（8）相对应：
SS＇=（BS＇+AB）-（BS+AB）
其中SS＇=ΔFX，BS＇=，AB=FDI，AB+BX=+。
从图3可以看出，如果中资不能进入高收益项目领域，尽管中国的投资量可能很大，收益却不会很高。从图3还可以看出，外资对内资的挤出导致中国收益的减少，可用于未来增长和改善生活的资源（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存量）积累速度进一步减小。为了同时实现经常项目平衡和投资效率的提高，中资必须取得对高收益项目的投资能力，把外国竞争者挤出，中国才能一方面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另一方面维持经济增长的动力（提高投资回报率和投资收益）。
在假设外资与内资能力不同，因而取得高回报项目投资机会不同的前提下，中国GDP的生产和分配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传统总量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GDP=F（K，L）
把能力作为参变量引入生产函数：
GDP=F（K，L，M；t）
在这个生产函数中，K，L，M，t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力、土地和能力。将土地M引入生产函数是为了反映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对产出的贡献。由于忽视了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对GDP的贡献，作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公共所有者的公众未能因这些生产要素的贡献而获得相应报酬。换言之，资本和其他要素所有者占有了本应由公众获得的报酬，是中国经济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但本文不拟详细探讨土地在投入转化为产出过程中的作用。
历史经验证明，虽然国民总产出是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土地投入的结果，但即使各国资本投入数量相同，也会因为能力发展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产出。因此，能力是影响资本产出的重要因素，也是分析经济增长的重要参变量。在传统增长理论中，针对完全相同的投入可以有不同产出的现象，无法解释的产出被归结为“技术进步”的结果。但“技术进步”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除包括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外，还包括因体制改革等能够在给定资本和劳动投入下导致产出增加的一切因素。为了更好地分析所面对的问题，我们用“能力”变量取代“技术进步”。这里的能力是独立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变量。能力属于资本的所有者，其增长能够使给定资本提供更多的产出。
把生产函数进一步细化，将资本存量分为内资和外资两部分，即：
其中，
分别代表外资、内资以及外资（企业）所代表的能力和内资（企业）所代表的能力，L和M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沿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处理方法，我们把能力作为生产函数中的参变量。一国企业的组织能力越强，该国所拥有的给定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越大。上述生产函数表示，中国GDP（水平）是由内资资本存量、外资资本存量、中国劳动力、中国自然资源和相关“能力”所共同决定的。应该指出，中国存在大量合资企业，为简化分析，我们把外资在生产和管理等重要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合资企业划归为外资，其他划归中资。
假设由于生产函数的性质（如一次齐次性等），GDP根据生产要素贡献在外资、内资所有者、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土地、矿藏等）所有者之间分配，则可以得到：
如果关于生产函数的一次齐次性、要素按边际生产量获得报酬等假定不变，即认定外资投资收入=
，则上式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分析性内容。但事实是，外资并非完全按资本的边际生产量取得报酬。可以把外资存量
在中国境内的经济活动中得到高回报、外资投资收入很高的原因分为两大部分：挤出效应和政策扭曲。挤出效应指能力较强的外资获得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而部分能力较弱的内资由于无法获得这些项目，只好把资金用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政府则通过干预外汇市场，获得企业出口外汇，并将其投资于美国国债。应该说，挤出效应并不一定涉及政策扭曲。但问题是，政府并未采取应有的政策如产业政策等，对国内“幼稚产业”加以必要保护。政策扭曲系指各级政府为吸引外资采取的廉价出让土地
、压低劳动报酬
等一系列政策。因此，外资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较高赢利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中国为吸引外资而执行的一系列政策环境所造成的。从上式还可看出，为了增加收入，收益率低的中资企业只好尽可能增加投资量
。这也是中国始终不能摆脱外延式增长的原因。
总之，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力不能成长，中国资源配置的扭曲将无法从根本上得以纠正，中国GDP和GNP的差距将会不断扩大。由于外资对中资的挤出，在理论上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作为债权国的中国最终可能因投资收益逆差大于贸易顺差，而出现经常项目逆差，最终成为债务国。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经济和福利增长的趋势就将会发生根本性逆转。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日益依赖以及外资存量及其出口比重的不断增长，中国产品的目标市场和具体形态（表现为产品结构），越来越受制于国际生产网络中跨国公司全球战略。（40）从给定平衡状态出发，外资对内资的挤压并不直接导致经常项目顺差的出现。但是，外资存量的出口偏好，则成为中国出现大量经常项目顺差的重要原因，因为跨国公司FDI流入的重要目标，是以中国为利用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基地，以便向发达国家出口而获取高盈利。在企业和产业层面上的生产活动必然会与宏观层面的储蓄—投资平衡和进出口平衡状况相对应，使国内的资源及储蓄—投资关系足以支持外资企业的出口需要。可见，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不能简单地以中国的储蓄—投资缺口来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储蓄—投资（正）缺口的存在与扩大，需要由外资挤出内资所导致的经常项目顺差来解释。（41）现在流行的“通过刺激国内消费可以实现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观点，显然过于简单化，没有考虑外资挤出效应所形成的资本存量结构（即生产结构）等因素，故对其政策后果还需要做进一步分析。
四、能力成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命题四：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中国经济活动主体的能力成长，它要求在政策上转向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并改变对外资的依赖。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国内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如果现行的增长模式不发生实质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就会日益狭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重视技术研发和创新，加速产业升级，改变劳动力大军的构成并增加对教育和培训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等。从这些经济变量的互相联系看，中国经济转型的可能性与经济发展能力的成长成正相关，而与外资依赖的程度成负相关。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理论视角
能力成长对于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2004年，萨缪尔森对信奉“比较优势”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提出质疑。（43）在他的简化模型中，假设有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两类商品（产品1和产品2）和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10倍，而美国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0倍，美国在两类产品的生产率上具有绝对优势，但在产品1上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而中国在产品2上与美国的生产率差距较小。萨缪尔森有以下三组数学推论。
情况1（a）：从封闭状态转为自由贸易状态，基于比较优势，两国从事国际分工生产和贸易，产出和福利都有了提高。这符合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为主流国际贸易教科书上常见的内容。情况1（b）：在自由贸易状态下，假设美国的生产率不变，如果中国的出口部门（产品2）出现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则对美国有利。萨缪尔森明确指出，如果中国还继续沿着已有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优势发展，并不会对美国产生实质性和长期的威胁。由于中国所提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往往具有非弹性的需求，过量供应反而会导致中国出口价格下跌，因可更便宜地买到中国商品，自然有利于全球化贸易中的美国利益。
情况2：在自由贸易状态下，假设美国的生产率不变，中国的进口部门（产品1）由于“外生”原因出现了技术进步，导致美国对中国在产品1上的比较优势消失。即中国在原本处于相对劣势的进口部门实现技术进步后，两个部门（产品1和产品2）与美国的生产率相同。这样，中国进口部门的技术进步将提高中国的产出和福利，降低美国的产出和福利，其福利损失是永久性的。萨缪尔森自称，这一分析并不表明他主张“应该或不应该”采用选择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他的立场非常鲜明，即中国在美国本来占优势的高附加值产业取得进展不符合美国利益，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质性进步，甚至使改写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成为必要。
萨缪尔森晚年的这篇文章似乎是对自己的一场“思想理论革命”。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连续发表的两篇文章，（43）都曾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而予以证明，自由贸易将使资本和劳动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在世界范围趋同。辛格当时就持相反意见。他发现，国际贸易中初级产品对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长期是趋于下降的，指出以现存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不合理性。（44）由于两类商品的需求弹性相差甚大，集中于制造品生产的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倾向于提高本国的工资水平，而欠发达国家初级产品部门的技术进步则倾向于降低出口价格。现在，萨缪尔森模型的情况1（b）所证明的，恰恰就是辛格50多年前论点的实质，而且已经接近于承认劳动密集型部门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经济活动具有不同性质。解释这种180度的大转变，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位美国经济学家的一个优点——美国的利益永远比理论更重要。（45）
站在中国的立场，萨缪尔森模型的政策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国继续沿袭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专注于全球产业链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即使效率更高，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将单方面受益，而中国的利益则会受损。中国必须在技术和产业结构上攀升，使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萨缪尔森沿袭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把技术进步处理成为“外生”的，没有解释这样的变化如何会发生。在世界发展史中，这种变化不仅发生过，而且可以解释，实践中并非外生的。
（二）中国竞争性企业崛起的经验与教训
事实上，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转变经济活动性质的力量，其中最突出的是竞争性企业在最近20年间的崛起。本文把“竞争性企业”定义为：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中依靠自主开发进行竞争的企业。它们的数量正在增加，包括一些正在转变的国有企业、从简单产品起家而实现了技术攀升的民营企业，以及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有成的新企业。其中较为知名的有电信设备工业中的华为、中兴，汽车工业中的奇瑞、吉利，电子元器件工业中的京东方，以及装备工业中的上海振华港机等。这类企业所在工业不同，所有制不同，创业的时间不同，但它们都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的共同性。
第一，这类企业都在开发和改进产品、工艺和服务方面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都没有组装外国产品的历史，而是以最初模仿市场上已有产品的自主开发进入所在行业，进而演化为具有正式研发功能，并有能力进行产品、工艺和服务创新的企业。凭借自主开发形成的“学习基础”，（46）它们的技术水平和技术能力往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成长。
第二，这类企业是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竞争性”既来自从依靠政府到面向市场的转变，也来自对技术学习过程的自主控制，这使它们在战略上不依附于外国企业。以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为唯一出路，独立自主的战略使企业领导者的思维超越了现有资源的局限，产生出要成为领先企业的抱负，并因为远大目标与现有资源之间的“绷紧”，而推动企业走上高强度技术研发和组织学习的轨道。（47）一旦走上这条轨道，这类企业的组织特征就会逐渐随着市场化改革和体制变化，而越来越具有竞争性。竞争性企业在中国任何行业中的崛起，都会明显促进该行业的技术进步，明显增加创新的频率和速度，而且会随着它们进入新领域而导致产业结构升级。所以，它们的成长就是中国产业能力的成长。从组织形式上讲，竞争性企业出现于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过程中；但其技术能力源头却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在外部封锁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在科学、教育和工业等方面奠定的能力基础。这说明，坚持自主原则是中国能力成长的唯一途径。
依靠能力成长的优势也在区域发展中得到证实。以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广东、江苏和浙江省的比较为例（见表1），广东省和江苏省主要是依靠FDI流入实现发展，浙江省则主要依靠本地民营企业实现发展。后者虽然大多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起步，但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技术更复杂的产品领域，具有竞争性企业的特征。
表1表明，与广东省和江苏省相比，浙江省吸收的FDI要少得多（5年总计为广东省的46%和江苏省的45%），但其人均GDP却持续地高于江苏省和广东省。浙江省的出口总额大约仅相当于广东省的1/3和江苏省的2/3，但其对外贸易顺差不仅与广东省相差不大（大约相当于广东省的80%），甚至比江苏省高出40%之多。原因在于广东省和江苏省的出口中，有高于2/3的部分属于加工贸易出口，而浙江省近80%的出口属于更反映本土能力的一般贸易出口。这再次表明，主要依靠本土能力不仅可能实现发展，而且发展绩效更好。
长期的政策思维定势认为，自主开发只能是引进技术和FDI的结果，竞争性企业的发展及其对技术进步的突出作用，相对于当时的政策往往是“意外”。汽车工业的自主开发企业早期受到的政策压制广为人知；即使是目前拥有华为和中兴这两个国际知名企业的电信设备工业，也是因为“意外”的技术突破而摆脱了政策设定的轨道，（48）成长为国内开放行业中罕见的技术研发密集型工业。政策与实践的矛盾恰恰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能力建设的方向，也说明了政策转变的方向。
（三）能力成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06年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的政策思维转变，从政治上明确了能力成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虽然自主创新的提出首先是指技术进步，但作为指导组织行为的战略原则，它抓住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从理论上讲，能力只能是组织内生的。“组织内生”的含义，从技术层次上讲，指技术能力来自研发经验，（49）任何一个主体对外部知识的有效吸收乃至持续的技术进步，也都只能建立在自己的努力、经验和技能基础之上；（50）从企业层次上讲，它指的是企业的能力来自市场竞争中的后天学习；（51）从国家层次上讲，它是指企业的能力演进发生于一个包括产业网络、教育和基础研究等支撑制度并受政府政策引导的国家系统之中。（52）因此，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意义在于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能力成长的机制。
从以依赖引进转变为在开放条件下坚持自主开发的技术进步方式，要求在政策上支持和保护中国竞争性企业的成长，鼓励和鞭策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普遍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改变它们以往缺乏对发展技术和能力长期承诺的行为模式。由于企业的这种行为倾向与各级政府重GDP增长而轻制度建设、依赖技术引进和外资的政策相联系，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也必然要求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转变。增强竞争性企业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作用的降低，相反，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需要政府的领导，尤其在以下方面。第一，政府要明确目标，并塑造和配置以相应的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第二，健全和提供许多通过非市场机制才能实现的必需要素，从教育、基础研究体系到社会保障体系等；第三，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协调各种既得利益之间不统一乃至冲突的结构性矛盾，其中最突出的，已为上述萨缪尔森模型所显示。有效地领导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也要求政府在改革和学习基础上的能力成长，既不能靠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命令方式，也不能如“守夜人”那般袖手旁观。政府应能以自己的战略方向和立场，塑造企业和市场的行为方式，因此对政府能力的要求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总之，中国经济发展能力的成长是技术、组织、产业、支撑制度和政府等多方面能力的共同成长。
五、结论
本文尝试把研究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和微观视野结合起来，以探讨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变量。从宏观层面上看，长期存在的国际收支“双顺差”表明，中国经济并没有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实现资源的动态优化配置，其可持续性正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本文从这个悖论切入，说明外资对内资的挤出不仅是“双顺差”，而且是能力缺口的重要成因。
能力缺口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但无论是关于后进国家技术进步方式的国际比较，还是中国竞争性企业近年来在局部范围内的崛起，都说明中国企业并非不能实现能力的迅速成长。在一段时间里，忽略自主创新和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政策，压制了中国企业能力成长的机会和空间。一旦这些问题的积累使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能力差距固化，在产业发展中就产生了外资对中国生产性投资的挤出效应。能力缺口和外资依赖的互相强化，日益把中国经济压向从事低附加值生产活动和依赖外需的国际分工地位。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能力缺口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发展可能遭受重大挫折。
把宏观视野与产业发展视野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环节，以此增强中国自身的发展能力是解决经济失衡的根本之道。从本文揭示的多因果关系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技术依赖和外资依赖所导致的能力缺口密切相关，而绝不单纯是汇率问题；但中国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继续发展又必须对汇率、贸易和FDI政策进行调整。中国在调整这些政策的同时，必须实施自主创新方针并摆脱外资依赖，因为有了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就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致命伤害。
坚定地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要求推动战略和政策思维方式的转变、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变、组织行为和制度体系的转变，以及与国际经济体系互动方式的转变，从而通过促进能力的成长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复杂的社会变革，它与能力成长是互为因果的。
注释：
①余永定：《见证失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37页。
②此式与恒等式S-I=X-M的区别是由对S定义不同造成的。在S-I=X-M式中，S是国内储蓄。
③R.Dornbusch,F.Leslie and C.H.Helmers,eds.,The Open Economy:Tools for Policyma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④J.Williamson,“The Choice of Exchange Rate Regime:The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o China＇s Decision,” China & World Economy,vol.13,no.3,2005,pp.17-33; “The Renminbi Exchange Rate and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Outline of a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China（October 29,2003）; “The Management of Capital Inflows,” Working Paper Published in Pensamiento Iberoamericano（January-June 1995）.
⑤Paul Krugman,“China's Dollar Trap,” New York Times,Op-Ed,April 2,2009; Pop Internationalis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6.
⑥Marc Labonte,“Is the U.S.Current Account Deficit Sustainabl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Report for Congress,April 2,2010.
⑦NIIP/GDP是国际投资头寸额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的NHP是负数。
⑧更为吊诡的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债权大部分是以人民币计，而中国对美国的债权则是以美元计，理论上说，如果美元对人民币充分贬值，美国对中国的净债务就可能完全被冲销掉。
⑨Kenneth Rogoff，"Global Growth after the Second Great Contraction，"PPT Slide 26，中金投资论坛，海南三亚，2010年1月15日。
⑩美国谘商会（Conference Board）于2008年11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经济形势研讨会披露。
（11）余永定：《见证失衡》，第38-40页。
（12）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有些人仍然想不清这点，还认为中国是理所当然的引资国，以为是中国利用了外国资源，而不是正好相反。
（13）关于导致长期“双顺差”的其他层面原因，可参见余永定：《见证失衡》，第169-176页。
（14）Moses Abramovitz,“Catching up,Forging ahead,and Falling back,”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46,no.2,1986,pp.385-406.
（15）Moses Abramovitz,"Catch-up and Convergence in the Postwar Growth Boom and After,“in William J.Baumol,Richard R.Nelson and Edward N.Wolff,eds.,Convergence of Productivity:Cross-National Studies and Historical Evid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88.
（16）Paul M.Romer,”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vol.8,no.1,1994,pp.3-22.
（17）Chris Freeman,“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9,no.1,1995,pp.5-24; Richard Nelson,“How New Is New Growth Theory?” Challenge,vol.40,Sep.-Oct.,1997,pp.29-58.
（18）Richard Nelson,“How New Is New Growth Theory?” pp.29-58.
（19）Erik Reinert,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 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New York:Carroll & Graf Publishers,2007.
（20）Richard Nelson and Howard Pack,“The Asian Miracle and Modern Growth Theory,” The Economic Journal,vol.109,July 1999,pp.416-436; Richard Nelson,“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Theory,” Working Paper in Technology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ynamics,no.2,Tallinn:Tallin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06.http://hum.ttu.ee/tg/.
（21）（22）Takashi Hikino and Alice H.Amsden,“Staying behind,Stumbling back,Sneaking up,Soaring ahead: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onvergence of Productivity:Cross-National Studies and Historical Evidence,pp.287,285-315.
（23）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
（24）岳健勇：《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内经济根源》，《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钱勇、王润亮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26）苔莎·莫里斯-铃木：《日本的技术变革——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一世纪》，马春文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Linsu Kim,Imitation to Innovation,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7。
（27）Hiroyuki Odagiri and Akira Goto,“The Japanese System of Innovation:Past,Present,and Future,” in Richard R.Nelson,ed.,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A Comparative Analysi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76-114; Akira Goto and Hiroyuki Odagiri,“Building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with or without Inward Direct Investment:The Case of Japan,” in Sanjaya Lall and Shujiro Urata,eds.,Competitiveness,FDI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y in East Asia,Cheltenham,UK:Edward Elgar,2003,pp.83-102; Linsu Kim,“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Lessons from the Korean Experience,” in ibid.,pp.143-167.
（28）以下分析中，为简化起见，在不影响结论大方向的条件下，我们将不对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加以区分，即不考虑其中的投资收入问题。
（29）例如，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中国在2010年生产彩电1.18亿台，手机9.98亿部，微型计算机2.46亿台，数码相机9千万台，均名列全球第一（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0212/09319365419.shtml）。但中国生产这些产品所必需的元件却大量进口。如据中国海关数据，2006年以来，集成电路的年进口额超过1000亿美元（2010年为1400多亿美元），除一年外均列中国进口的最大项；同期的液晶显示器年进口额也达300亿—400多亿美元。
（30）根据UN Comtrade（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参见http://comtrade.un.org/db/。
（31）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9）中“按方式分外资投资额数据”整理所得。
（32）Alice Amsden在分析落后国家早期工业化阶段的劣势时，使用“技能逆差”（skill deficits）的概念。虽然本文的“能力”比“技能”的内涵更广泛，但以“能力缺口”和“技能逆差”来刻画经济发展中的能力不足，在方法上是相似的。
（33）Paul N.Doremus,William W.Keller,Louis W.Pauly and Simon Reich,The Myth of the Global Corpor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34）Richard Nelson,“On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Their Acquisition,” in R.E.Evenson and G.Ranis,eds.,Science and Technology:Lessons for Development Policy,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0,pp.71-80.
（35）Giovanni Dosi,“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Research Policy,vol.11,no.3,1982,pp.147-162.
（36）Richard Nelson and Sidney Winter,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Cambridge,Mas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37）外资依赖阻碍中国技术创新的相关例证有很多，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详细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38）这种假设完全是为了简化分析。我们也可以假设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图形会有所变化，但不会改变结论。这种假设的成立也说明，尽管“外资挤出内资”是导致双顺差的重要原因，但并非全部原因。
（39）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并无能力通过海外投资等资本输出方式来平衡资本项目顺差。
（40）当然，这也同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有关。
（41）我们将在以后的论文中对相应传导机制加以分析。本文中我们往往假设国民储蓄给定。在未来进行动态分析时，我们将放弃这一假设，从而更全面地说明中国“双顺差”的形成原因，特别是“双顺差”的微观基础（企业和产业基础）。
（42）Paul A.Samuelson,“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vol. 18,no.3,2004,pp.135-146.
（43）Paul A.Samuelson,“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qualisation of Factor Prices,” The Economic Journal,vol.58,no.230,1948,pp.163-184; “International Factor-Price Equalisation Once Again,” The Economic Journal,vol.59,no.234,1949,pp.181-197.
（44）Hans Singer,“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0,no.2,1950,pp.473-485.
（45）萨缪尔森发表于1940年代末的两篇文章，为华盛顿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自由贸易体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参见Erik Reinert，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 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p.198）。他2004年的文章也同样具有政策意义——唤醒美国在政策上对于中国发展的警惕。
（46）关于“学习基础”（learning base）的概念，见Alfred D.Chandler,Inventing the Electronic Century,New York:The FreePress,2001。
（47）没有任何一个依赖于外国技术或合资的企业会产生这样的目标，也没有任何一个不进行产品开发的企业会产生这样的目标。中国竞争性企业的学习过程完全符合Hamel和Prahalad以“战略意图”所概括的特征。参见Gary Hamel and C.K.Prahalad,Strategic Intent,Harvard Business Review,May-June 1989,pp.63-76。
（48）中国电信设备工业在1980年代同样遵循依靠引进技术和合资的发展路径，但因一个意外事件而变轨。解放军郑州通信工程学院于1990年代初自主开发出中国第一个万门程控交换机04机（该研发团队的技术能力来自1970年代大型计算机研发项目），1994年进入市场。04机的突破导致了“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的崛起。
（49）Richard Nelson and Sidney Winter,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50）Wesley Cohen and Daniel Levinthal,“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35,no.1,1990,pp.128-152.
（51）Edith Penrose,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1995; Alfred D.Chandler,“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6,no.3,1992,pp.79-100.
（52）Bengt-
ke Lundvall,Bj
rn Johnson,Esben Sloth Anderson and Bent Dalum,“National Systems of Production,Innovation and Competence Building,” Research Policy,vol.31,no.2,2002,pp.213-231; Chris Freeman,“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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