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于成龙在湖北为官二三事（论文文献综述）
陈静[1]（2020）在《中国古代官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文中研究表明官员的德行操守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导向作用,关乎立国安民的大局。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官德,留下了丰富而成熟的官德思想。纵观中国古代官德思想,可以发现其对忠、公、廉、勤、学五个方面非常重视。中国古代官德思想有其积极性,具体表现在促使了一批清官廉吏的产生、维护了政治秩序的稳定、促进了社会道德建设。中国古代官德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具体表现在重自律而轻约束、官德缺少现实的感召力、包含有不少权术等。中国古代官德思想对当今官德建设有一定启示,可以概括为以修身为本、德法并重、树立榜样三方面。
刘琦[2]（2020）在《清道光二年械斗定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道光二年械斗定例确立了以死亡人数和聚集人数为标准的量刑规则,开始明确从寻常斗殴中划分具有明确的故意和预谋行为的械斗案件。本文在清代律例体系下,分析斗殴及故杀人律中的械斗条例,摸索在该条例制定以前,乾隆和嘉庆时期的法律规定和行政措施,以及相关章程、司法程序等法律表达。本文以档案材料入手,从实录、奏折和题本等史料记载中统计乾隆、嘉庆时期械斗案件,更宏观地观察道光二年之前械斗案件的法律概念、法律适用,并综合分析其典型模式。通过档案材料梳理道光二年刑部与各省的公文奏折,观其立法制定的过程,以此理解械斗定例中形成更具有对象指向和地域范围的法律内容,更具精细化、实用性、具体化的立法特点,以此发挥刑罚的预防、惩治和维护公正的功能。理论方面,本文尝试使用行动者与结构等模型进行阐释和原因分析。械斗包含各种形式的暴力和形形色色的冲突,也包含法律规制之外的复杂社会生态——民众对社会公义的追求,联合体组织的行动以及社会的结构性困局。在这个法律概念的细化和立法过程中,保存着具有传统中国社会特质的、与传统中国政治相互发展和依存的法律性。
郝士宏,贾秀梅[3]（2019）在《山西传统廉政文化简述》文中研究指明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传统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廉政人物辈出,廉政思想丰富。山西传统廉政文化包含清廉自律、祛邪扶正、民本情怀、秉公执法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同时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历史缺陷和局限性。山西传统廉政文化在回应时代的挑战中不断地与时俱进,呈现出一些重要特征。批判地继承山西传统廉政文化这笔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今天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和借鉴价值。
李悦田[4]（2018）在《清代政治教化与底层控制》文中提出本篇论文选择以政治教化为基点,研究中国古代皇权统治的控制能力如何通过柔性的方式辐射至社会底层,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变迁和发展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探讨。本篇论文将政治教化作为一种机制来研究,具体来讲政治教化应该属于一种政治稳定机制。对政治教化的理解包括四种含义:第一是教育,包括国家出资支持兴办教育,对民众提供技能培训,对民众进行道德训导等;第二是感化,通过道德感召和仁政爱民措施,使被教化对象感怀恩德,产生情感依赖;第三教令,宣扬规则和法令,让人保持遵守规矩,不越雷池;第四是风化,培育好的民风民俗,打造利于统治的社会环境。政治教化虽然是思想意识的引导控制,但实际操作是通过具体的行动去实现的,所以本篇论文以政治社会学为理论支撑探讨政治教化问题是十分契合的。政治社会化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就是个体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同社会的磨合与同化,使之具有政治和社会属性,所以可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去分析政治教化机制,尤其是地方官府层面如何从政治情感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引导和形塑民众。本篇论文的研究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在社会演化方面借鉴了历史社会学和历史社会法学研究方法,关注持续的冲突和变迁,同时关注转变的瞬时过程。此外本篇论文还拟运用个体和整体、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结合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基础构筑论文的研究逻辑,借鉴帕森斯对社会行动的结构分析构成政治教化机制逻辑示意图。由于篇幅有限本篇论文将研究时代设定在清朝,但是也对政治教化机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迁情况做了简要的述略概括。清代政治教化机制有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特点,第一,清代政治教化依赖汉族政治精英。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和增加政治认同,满清政府不得不吸收利用汉族政治精英进行政治教化,以达到“以汉治汉”的目的。第二,政治教化与吏治相结合。清代更加重视吏治和亲民之官的任用,来巩固基层统治的稳定。第三,以刑弼教方面先宽后严。清朝统治者想确立更开明宽和的开国气象,也由于入关前其本身统辖区域内的法律制度非常简陋,所以清代的“以刑弼教”体现出前期宽松后期严谨的教化特色。政治教化的实现依赖于政治传播为手段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宣传,通过宣传天命圣德构建王朝合法性和统治的正当性,将政治教化的内容镶嵌于民众社会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然后又通过对教化内容传播的程序化控制,杜绝有害信息,试图影响民众对教化内容的偏好和选择。政治教化的传播手段主要是通过官方宣教、判牍和地方志三种形式体现。清朝统治者同时非常注重对底层教化情况的掌握,主要通过以观风和采访的形式来实现对底层情况的摸排和了解。清代地方祭祀是真对底层控制非常有效的特殊政治教化方式。官方主导祭祀活动既是宗教仪式也是政治仪式,可以通过恢复祭祀来恢复政治稳定,以官员型神祭祀作为行政补充,以功能型神祭祀体现政治亲民性,以人物祭祀体现教化的制度规范性。同时地方官员主观意识对祭祀活动有很深刻的影响,地方官员需要利用宗教祭祀活动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实施教化的需要灵活的选择。地方官府对民间祭祀即排斥又利用,民间祭祀可以作为一种减压装置而存在,有时候也可以直接用于政治教化。清代由于统治的特殊性,对同底层之间政治情感的建立和培养更加敏感,希望在底层社会建立起忠诚和无条件信任的情感依赖模式。统治者视角下民众对于政治教化表现出的感恩和顺化也许真实有所偏差,不过这种民众表面的政治情感归顺对于政权稳定已经足够,充分证明了通过政治教化对底层控制的有效性。想要实现教化的理想循环,统治者希望底层积极自我教化,以实现向上的逐级迎合,所以底层进行的自我教化活动都是都是对政治教化顺从的表现。底层自我教化主要的形式为宗谱族法、劝善组织和传播教化内容的民间文化。政治教化将皇权渗透入社会生活,但是底层社会对政治教化的态度也伴随着不服从和对抗,直到最后形成对朝廷的武装反抗。政治教化对底层控制的失效表现在底层社会教化的失序,包括利益争夺下的家族伦理失范、妇女生存状态恶化、无法抑制的诉讼泛滥、混乱的民间信仰、畸形的社会风气。失效现象通常不是单独一项存在,经常呈现集束爆发的样态,最后产生综合的影响,变成反政府的活动,导致社会政治动荡不安。底层社会对政治教化逆反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变迁造成的城乡差异,政府实际控制力度减弱,经济困境和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文化秩序同政治秩序的偏差,政府失能和政治衰败。面对政治教化的失效,清代政权的应对方式有三种,其一是重新约束、重新施化;其二是直接用法律强制手段纠偏;其三是用政治教化实在无法实现感化和归顺就只有武力镇压。还有利用报应文化使用法外暴力、身份剥夺、人格侮辱和重整吏治的辅助性应对手段,统治者还试图用恢复统治机能的政治重启摆脱统治危机。但是外部势力的介入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现实,政治教化在应对外来的强势上毫无用途,最终随着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作为政治稳定机制的使命。
范金民[5]（2017）在《“清”、“慎”、“勤”的典型——清代第一廉吏于成龙》文中研究表明清代循吏的标准,远比清官、廉官含义广泛得多,大体上包括清、廉、明、断、兴、除、能、勤八个方面,但其中最基本和最为突出的是三条,即历代朝廷或官员自励的"清"、"慎"、"勤"三方面。康熙时期,皇帝对"清官"或"好官"标准要求,也是从这三条出发的。两江总督于成龙,作为康熙朝的第一廉吏,认真践行清、慎、勤,从而成为清代廉吏的典范。今年是于成龙诞辰400周年,特分类胪陈其察吏安民、兴利除弊的丰功伟绩,以展陈清代廉吏的风范。
刘水云[6]（2017）在《明清幕府演剧综论》文中研究表明"幕府"一词,本指将帅在外的营帐,后亦泛指地方军政、民政大吏的府署。中国古代幕府制度经历了自汉至清的漫长演变历程,其规制功能和盛衰递嬗也代有不同。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称:"两千多年的幕府发展史总是呈现出这样一种规律,即每当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或是一个王朝的统治走向崩溃之时,便是幕府发展极为兴盛之时。"①由明至清,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内忧外患导致幕府规模、数量、功能不断增强,作为
谭聚显[7]（2017）在《黄彭年研究 ——以直隶时期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彭年是晚清着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其为人、治学、从政均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对黄彭年年谱的修订与着作的解析,概述了黄彭年的生平活动、家世渊源、学术思想与成就,突出其在直隶期间的活动与贡献。就其与当世重要的政治人物及知名学者的交游、往来等史实,以及“陶楼学派”的主要成员、着述与活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辨。从而揭示出贯穿黄彭年一生的“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学”思想与实践,彰显其对于晚清直隶地区文化、教育和学术发展的贡献。
李添文[8]（2017）在《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于成龙（1617-1684）是顺治、康熙年间才、学、识俱佳的着名廉吏,晋西永宁（今山西省方山县下昔乡,来堡村）人,他任外官二十余载,宦迹遍及八个省份,任十三职。顺治十八年（1661）他以明经科谒选出任广西罗城县令,此后历任知州、同知、知府、下江防道、按察使、布政使、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累官至两江总督。于成龙为官以廉、能着称,曾三次被举为“卓异”,又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并制诗褒奖,追赠太子太保,后乾隆皇帝亲笔题词“清风是式”立他为大清百官廉洁从政的榜样。《清史稿》有传。于成龙通经史之学,以实践见长,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诸方面卓有建树。从政期间他以兴利除弊为己任,为当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作出了贡献。在社会治理实践中表现为:兴学重教、擢取人才、务本兴农、轻傜薄赋、赈穷恤贫、整顿吏治,严惩贪污、清除弊政、改革陋规、敦行教化、平反冤狱等方面。这些治政实践集中反映了他科学人才观、民本利民观、勤政服务观、廉政法治观的社会治理思想内涵以及杰出的治政才能,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和思想境界。于成龙为官于大一统的清初,见证和参与了许多历史事件,而他在各地任职时即使在不同地域风俗、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之下,都能做到因地制宜,处处为苍生计。不论生前还是故后于成龙都获得了世人极高声誉和推崇,时至今日,其社会治理理念和勤政爱民的精神襟怀仍是有意义的。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史论结合法,以《于清端公政书》、《于成龙集》《于成龙文史集》等史料为基础,对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进行研究。综合运用社会学、民族学等跨学科知识,从多角度阐述其社会治理思想的形成、主要内涵与实践的主要内容,进而构筑其理论体系,客观评析其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总之,深入、全面地了解于成龙修身、安民、治政等方面的诸多理念和作为,并加以客观分析,不仅可以对诸多史事有一重新认识,而且可从中窥视清初官场风貌和社会风尚,从而获得些许学习、借鉴。因此,于成龙社会治理与思想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张晶晶[9]（2017）在《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是继先秦以後两湖之地文学发展的又一高峰,主要表现为大家、流派林立,作家作品繁富。从明初的易代老臣刘三吾、“台阁体”代表杨溥,到以宰相主持文柄的李东阳和“茶陵派”、再到“後七子”的吴国伦以及复古派後期殿军李维桢,以至公安三袁、竟陵锺、谭,还有明末的陶汝鼐、杜濬等等,均是明代文学史中举足轻重甚至引领一时文学潮流的重要人物。不仅如此,明代湖广作家传世作品丰富,是浙江、南直以外又一作家作品高产地之一。论文首次对湖广明代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罗与研究,并揭示出其鲜明的地域特徵和时代风貌。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搜罗,包括通志、地方志、诗文集等,共收集到有诗文集或文学作品存世的明代湖广作家768人,并访查其存世着述与文集290余种。并以地域为区划,作家为单位,对768位作家的生平、着述和文学创作情况一一提要叙录。进而,在这些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有完整文学着述传世的153位作家中,遴选出近约80位既具有典型时代共性又有鲜明创作个性的作家为主要叙述依据和研究对象,对明代湖广文坛的历时与地域发展面貌进行综合论述,追求尽可能客观展现明代湖广作家文学创作实践原貌。纵观明代湖广文坛,历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阶梯势的递增繁荣,且每阶段均有在其时声望、影响较大的作家。正统以前的湖广文坛是其发展中最薄弱的阶段,相较於江浙、闽粤的繁盛,此时湖广作家作品数量均较少,文坛发展的主导力多以政治因素为主。正统至正德是湖广文坛的发展期,也是有明一代唯一一个湖南文学成就高於湖北的阶段,此时湖广籍的作家与文坛发展多以李东阳为轴心。正德以後直至明末,是湖广作家作品质与量、文坛地位均迅速提升的繁荣期,尤其是万、启祯期间,家族作家繁盛,且有吴国伦、李维桢、“三袁”、锺、谭诸位具有主柄文坛实力的文学大家相继崛起,一时形成“诗教以楚人为政”的盛势;与此同时,湖广地域内作家间的相交交游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典型如启祯间盛极一时的“竟陵”思潮,单与谭元春相交相善的湖广名士就几遍两湖之地。进入崇祯年间,两湖之地较早就被卷入明末的战乱硝烟中,这样的历史背景基本决定了明末湖广文坛的发展面貌——作家组成多为抗节义士,文学作品多为爱国悲歌;另一方面,与明末仍持续发展的作家人数不相协的是,此时期存世作品文集数量急速回落,此点亦与明末湖广之地长达约40年的战乱有直接关系。明代湖广作家及文学的地域特徵也尤为显着:一是大家林立、流派与群体作家异常繁盛,且引领时代文学潮流。二是明代湖广作家为官者居多,达530余位,且多武将名臣,为官四品以上达250余人,约占作家总数1/3。三是明代湖广作家传世文集中多以诗文为主,鲜少有小说、戏曲;讲学传道、公文疏牍的数量倒尤为可观,此点与湖广作家的政治身份有直接关系。四是亢直义士、狂狷志士颇多,气节尤盛,楚人风采彰着。五是文化家族繁盛,尤其是正德以後,成为明代湖广作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一切从作家传世作品入手,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全面考查和研究,综合展现有明一代三百年湖广文坛的文学面貌和地域特色,是本文追求的目标。
肖宜悦[10]（2016）在《三晋地域文化与晋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三晋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以春秋时期的晋国和由晋国分裂为韩、赵、魏的疆土为基础,其中除了它的核心区——现在的山西省,还包括了河南省的北部、河北省的中南部,陕西省沿黄河的部分地区。打开中国的版图,我们发现山西省像一片桃叶,黄河从北奔腾而下,穿越秦晋峡谷,横贯华北平原,流向大海。太行、吕梁象两道天然屏障,拱卫着三晋大地。山西境内,高山连绵,河流纵横。大同、忻州、晋中、临汾、运城、长治六大盆地像六颗明珠镶嵌其中,汾河像一条项链穿连其中,构成了三晋独特的地理环境。考古发现证实,从旧石器时代起,这里就成为华夏祖先生息繁衍的地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夏、商和春秋时期的晋、战国时期的韩、赵、魏在这里创业建都；这里既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又与北方狄、戎等少数民族接壤,既有血腥的兼并战争,又有和平商贸往来,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交汇的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悠久纷繁的历史,构成了三晋鲜明的地域文化,为晋剧的孕育、形成、生存、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梆子戏是板腔体地方戏中形成较早、剧种较多、影响较大的一个声腔剧种体系,而晋剧则是其中一个发展较快、流传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剧种。在前人的记述中,梆子戏的名称很多,如土戏、乱弹、秦腔、梆子腔、山陕梆子等。梆子声腔剧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所属剧种有5个共同点：1.均有梆子这样一种打击乐器；2.均有大同小异的板胡作为主奏乐器；3.唱词主要以七字句或十字句上下对称格式,剧本以情景变化分场为结构形式；4.唱腔为板腔体,通过上下两个基本乐句节奏和旋律的变化,形成一套完整的唱腔,并有多种花腔为辅助唱腔,用以叙事、写景、塑造各种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变化体；5.曲调以七声音阶为主,演唱总体风格高亢激越,悲壮婉转。晋剧是梆子声腔剧种体系中的重要一支,它原本是山西四大梆子剧种的合称,后专指流行于山西中部、河北北部、陕西东北部的中路梆子。晋剧和晋商是我国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和戏曲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一对孪生兄弟。在同一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晋商的发展为晋剧的繁荣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同时晋剧的繁荣不仅为晋商开拓了商路,活跃了市场,而且反映了商人生活、塑造了商人形象、表达了商人情感,成为晋商的精神食粮和喜爱的娱乐形式。在历史的长河中,三晋大地人文荟萃、名人辈出。如春秋霸主晋文公,胡服骑射赵武灵,救孤忠臣程婴,忠勇武圣关羽,汾阳王郭子仪,名相能臣狄仁杰,战将尉迟恭、薛仁贵,抗敌英雄杨家将,第一廉吏于成龙等等。他们的英雄业绩和传奇故事成为晋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也构成晋剧地域特色的内核。三晋民俗是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剧是在三晋民间艺术的土壤里孕育形成的,又是伴随着三晋民俗壮大发展的。三晋民间风俗为晋剧艺术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晋剧艺术又为三晋民风民俗增添了靓丽的风景。晋剧作为一种民间戏曲,其演出场所以广场、庙台为主,其演出活动与一年四季的节庆礼仪和庙会民俗活动紧密结合,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二、于成龙在湖北为官二三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于成龙在湖北为官二三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古代官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古代官德思想的起源 |
| 二、中国古代官德的规范准则 |
| (一)历朝历代选拔、考核官员的标准 |
| (二)官箴书中的官德规范 |
| 第一,官员要“以民为本”。 |
| 第二,官员要具备基本的官德要求。 |
| 三、中国古代官德思想的重要条目 |
| (一)忠 |
| (二)公 |
| (三)廉 |
| (四)勤 |
| (五)学 |
| 四、中国古代官德思想的积极性与局限性 |
| (一)积极性 |
| (二)局限性 |
| 五、中国古代官德思想的当代启示 |
| 第一,加强官德建设要以修身为本。 |
| 第二,加强官德建设要德法并重。 |
| 第三,加强官德建设要树立榜样。 |
（2）清道光二年械斗定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课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突破与创新 |
| 第一章 清代械斗法律概念的确定化及其类型性分析 |
| 第一节 械斗的现象类型 |
| 一、械斗案件的行动主体分析 |
| 二、械斗案件发生的动因与空间度分析 |
| 第二节 “械”与“斗”的法律概念分析 |
| 第三节 道光二年定例之前械斗案件的典型类型 |
| 一、由合理权利抗争转向的械斗案件 |
| 二、带有群体性符码的联合体械斗案件 |
| 三、涉及边境地区稳定的械斗案件 |
| 第二章 乾隆、嘉庆时期关于械斗案件的惩治与防控 |
| 第一节 乾隆、嘉庆时期关于械斗的法律规定 |
| 一、纠众互殴案件的法律规制 |
| 二、嘉庆十五年刑部章程 |
| 三、械斗有关条例 |
| 四、司法程序:秋审复核与即行正法 |
| 第二节 械斗治理的预防与控制方式 |
| 一、施行劝谕 |
| 二、严饬吏治 |
| 三、族长与族产管理 |
| 四、私家兵器与社会治理 |
| 五、整治职业犯罪 |
| 第三节 乾隆、嘉庆时期的械斗案件特点与量刑分析 |
| 一、作为“寻常共殴”械斗案件的量刑规定 |
| 二、乾隆、嘉庆时期的械斗案件统计与特点分析 |
| 第三章 道光二年六省械斗定例 |
| 第一节 法律体系上的立法缘由 |
| 一、道光之前并未特设械斗条例溯因 |
| 二、清代“例”的产生形式 |
| 三、行政文书中的定例程序 |
| 第二节 械斗定例的立法过程 |
| 一、械斗定例时间线 |
| 二、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浙江六省立法建议 |
| 第三节 立法思想与量刑原则 |
| 一、立法原则与法律思想 |
| 二、量刑原则 |
| 三、立法技术分析 |
| 第四章 道光二年械斗定例的法律实践效果与反思 |
| 第一节 道光二年之后械斗案件的法律实践 |
| 一、道光时期的械斗案件 |
| 二、道光十七年与道光二十年械斗章程 |
| 三、清末械斗案件的司法实践 |
| 第二节 对械斗定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分析 |
| 第三节 械斗问题的结构性困局 |
| 一、制度与人事 |
| 二、联合体的目的、手段和意义 |
| 三、从犯罪的传染性分析法律控制的逻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乾隆时期械斗案件记录的统计 |
| 附录 B 嘉庆时期械斗案件记录的统计 |
| 附录 C 条例与表格索引 |
| 致谢 |
（3）山西传统廉政文化简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廉洁自律，正身率下。 |
| 祛邪扶正，敢于担当。 |
| 民本情怀，除弊兴利。 |
| 秉公执法，维护正义。 |
| 顺应潮流，变法图强。 |
| 养德守仁，志趣高洁。 |
| 奉公勤政，报效国家。 |
| 救难济贫，乐善好施。 |
| 勤俭节约，家风淳朴。 |
| 惩恶扬善，铁骨铮铮。 |
| 三 |
| 廉政治理的德治化。 |
| 宣传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 |
| 宣扬神灵、因果报应等唯心主义观念。 |
| 宣扬男尊女卑、歧视女性的思想。 |
| 四 |
| 淳朴民风与追求公平正义的统一。 |
| 清廉言行与良好家风的统一。 |
| 晓喻理性大义与感性故事的统一。 |
| 君王喜好与廉政效能的统一。 |
（4）清代政治教化与底层控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作为政治稳定机制的政治教化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的方法 |
| 四、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五、论文的写作逻辑 |
| 六、文献使用情况 |
| 第一章 中国古代政治教化述略 |
| 第一节 元以前政治教化 |
| 一、先秦时期 |
| 二、秦汉时期 |
| 三、唐宋时期 |
| 第二节 元以后政治教化 |
| 一、政治教化的破坏 |
| 二、政治教化的恢复 |
| 三、政治教化的下沉 |
| 第二章 清代政治教化机制运行的特点 |
| 第一节 政治教化依赖于汉族政治精英 |
| 一、满族统治集团无法完全胜任政治教化 |
| 二、政治教化工作多铨选汉族官员承担 |
| 三、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政治精英不信任 |
| 第二节 政治教化与吏治相结合 |
| 一、官员是政治教化运行的主体力量 |
| 二、清代着力打造循吏文化 |
| 三、政治教化同吏治结合的成果和局限 |
| 第三节 在“以刑弼教”方面先宽后严 |
| 一、清初的摸索 |
| 二、康雍的不断改良 |
| 三、乾隆时期的最终成型 |
| 四、纵贯一朝的频繁恩赦 |
| 第三章 清代政治教化向底层的传播渗透 |
| 第一节 方法一：通过官方宣教 |
| 一、设置宣教机关 |
| 二、张贴榜谕告示 |
| 第二节 方法二：通过判牍类法律公文 |
| 一、清代判牍巨大的内容涵盖量 |
| 二、判牍对于“以刑弼教”的体现 |
| 三、判牍在政治教化传播方面的特点和优势 |
| 第三节 方法三：通过地方舆志 |
| 一、地方修志的官方主导性 |
| 二、地中舆志中的政治教化内容 |
| 第四节 清代政府对底层政治教化情况的掌握 |
| 一、考察的方式和内容 |
| 二、对政治谣言的关注 |
| 第四章 清代地方祭祀作为特殊教化手段的控制功能 |
| 第一节 地方祭祀在政治教化上的功能体现 |
| 一、通过恢复祭祀来恢复政治稳定：以《请复祀典详》为例 |
| 二、官员型神祭祀作为行政补充：以城隍神为例 |
| 三、功能型神祭祀体现政治亲民性：以祈雨为例 |
| 四、人物祭祀体现教化的制度规范性：以《六亭文选》为例 |
| 第二节 地方祭祀在政治教化上的制度模糊性 |
| 一、地方官员主观意识对祭祀活动的影响 |
| 二、对民间祭祀的排斥和利用 |
| 第五章 清代政治教化对底层社会控制的有效分析 |
| 第一节 民众的感恩和顺化 |
| 一、对统治者的忠诚表现 |
| 二、对官员的拥护爱戴 |
| 三、对教化内容的高度认同 |
| 第二节 民众主动进行的自我教化 |
| 一、以宗谱族法为基础的教化规则 |
| 二、以劝善互助为目的的教化组织 |
| 三、以传播教化内容为主的民间文化 |
| 第六章 清代政治教化对底层社会控制的失效分析 |
| 第一节 政治教化对底层失控的表现 |
| 一、底层社会教化失序 |
| 二、社会政治动荡产生 |
| 第二节 政治教化对底层失控的原因分析 |
| 一、经济原因 |
| 二、政治原因 |
| 三、文化原因 |
| 第七章 清代政权对底层控制失效的应对 |
| 第一节 常规应对方式 |
| 一、重新施化 |
| 二、法律强制 |
| 三、武力镇压 |
| 第二节 辅助应对方式 |
| 一、利用报应文化使用法外暴力 |
| 二、身份剥夺和人格侮辱 |
| 三、重整吏治和恢复统治机能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明清幕府演剧综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明清幕府演剧的延续和嬗变 |
| (一) 幕府演剧时空上延续性 |
| (二) 幕府演剧功能的延续和嬗变 |
| 二、幕府戏班存在的普遍性 |
| (一) 幕府蓄乐的普遍性 |
| (二) 幕府戏班多样性和分布的广泛性 |
| 三、幕府演剧的丰富性 |
| (一) 演出剧目丰富性 |
| (二) 声腔的多样性 |
| (三) 幕府演剧的常态性 |
| 四、幕府演剧的戏剧史意义 |
| (一) 戏曲创作意义 |
| (二) 戏曲传播意义 |
| (三) 戏曲表演和理论意义 |
（7）黄彭年研究 ——以直隶时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意义 |
| 2 研究现状 |
| 2.1 基础文献 |
| 2.2 研究专着 |
| 2.3 学术论文 |
| 3 研究思路 |
| 3.1 编订学术年谱，梳理生平活动 |
| 3.2 运用文史互证，解析重要篇目 |
| 3.3 突出直隶时期，强调实学特色 |
| 第1章 黄彭年生平史事概述 |
| 1.1 家世谱系与家庭成员 |
| 1.1.1 家世谱系 |
| 1.1.2 家庭成员 |
| 1.2 家学渊源与家风传承 |
| 1.2.1 家学渊源 |
| 1.2.2 家风传承 |
| 1.3 举业仕途 |
| 第2章 黄彭年的政治交往与学术交游 |
| 2.1 与政治人物的交往 |
| 2.1.1 曾国藩 |
| 2.1.2 李鸿章 |
| 2.1.3 胡林翼 |
| 2.1.4 沈桂芬 |
| 2.1.5 骆秉章 |
| 2.1.6 刘蓉 |
| 2.1.7 郭嵩焘 |
| 2.1.8 张之洞 |
| 2.1.9 丁宝祯 |
| 2.2 业师父执 |
| 2.2.1 萧锦忠 |
| 2.2.2 陶思培 |
| 2.2.3 贺麓樵 |
| 2.2.4 黄琮 |
| 2.2.5 唐树义 |
| 2.2.6 江忠源 |
| 2.2.7 邓瑶 |
| 2.2.8 窦垿 |
| 2.2.9 傅潢 |
| 2.3 陶楼学派 |
| 2.3.1 陶楼弟子 |
| 2.3.2 陶楼交游 |
| 2.4 友人亲属 |
| 2.4.1 友人 |
| 2.4.2 亲属 |
| 2.5 外国使节及学子 |
| 2.5.1 朝鲜使节 |
| 2.5.2 日本外交官和学者 |
| 第3章 黄彭年在直隶时期的活动 |
| 3.1 黄彭年的方志编撰理论与实践 |
| 3.1.1 方志编撰理论 |
| 3.1.2 方志编撰实践 |
| 3.2 黄彭年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
| 3.3 对直隶历史、人物和文物古迹的研究 |
| 第4章 黄彭年的学术思想与成就 |
| 4.1 提倡以民为本循吏儒师本色 |
| 4.2 关心军政要务，注重经世致用 |
| 4.2.1 黄彭年对于“舆地之学”的研究 |
| 4.2.2 黄彭年对于兵学的研究 |
| 4.2.3 黄彭年对于“刑名之学”的研究 |
| 4.3 反对门户之争，重视人才培养 |
| 4.4 注重域外之学，认识仍有局限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于成龙简介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 |
| 第一节 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形成 |
| 一、家庭影响 |
| 二、业于儒学 |
| 三、宗教熏陶 |
| 四、个人禀赋 |
| 五、社会环境 |
| 第二节 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主要内涵 |
| 一、科学人才观 |
| 二、民本利民观 |
| 三、勤政服务观 |
| 四、廉政法治观 |
| 第二章 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的实践 |
| 第一节 人才思想的实践 |
| 一、尊儒崇礼，兴学重教 |
| 二、知人善任，举贤荐能 |
| 三、关注文化，注重教化 |
| 四、整顿科考，杜绝舞弊 |
| 第二节 民本思想的实践 |
| 一、劝民归农，务本兴农 |
| 二、亲力亲为，勤导民业 |
| 三、予民农田，轻徭薄赋 |
| 四、用之以节，予民于利 |
| 第三节 荒政思想的实践 |
| 一、赈穷恤贫，纾困民生 |
| 二、抚恤病残，救助孤寡 |
| 三、筑桥修庙，关注民生 |
| 四、清除漕弊，以苏民困 |
| 第四节 德治思想的实践 |
| 一、崇俭戒奢，严禁奢靡 |
| 二、移风易俗，禁赌逐娼 |
| 三、订立乡约，以规民范 |
| 四、仰体德意，重民务实 |
| 第五节 法治思想的实践 |
| 一、整顿刑狱，省刑息讼 |
| 二、法德兼用，慎刑施教 |
| 三、打击腐败，整饬吏治 |
| 四、安民缉盗，抚剿兼施 |
| 五、力行保甲，乡村自治 |
| 第三章 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评析 |
| 第一节 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可称道之处 |
| 一、廉洁奉公，俭以广惠 |
| 二、务实通便，利民为先 |
| 三、经纶世务，以民为本 |
| 第二节 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的局限 |
| 第三节 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 |
| 一、为同侪及后辈做人、为官树立了榜样 |
| 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风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出版或发表的论着、论文 |
| 致谢 |
（9）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上编：明代湖广作家作品述论 |
| 绪论 |
| 一、前贤研究概况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与步骤 |
| 三、湖广文学历史简说 |
| 第一章 洪武至正统朝湖广文坛与颂圣台阁之声 |
| 第一节 易代文臣——魏观、刘三吾 |
| 一、魏观 |
| 二、刘三吾 |
| 第二节 台阁治世之音 |
| 一、杨溥与“台阁体” |
| 二、台阁禆将与台阁余响 |
| 第二章 李东阳与景泰至正德间湖广文坛 |
| 第一节 李东阳与“茶陵派” |
| 一、李东阳生平与着述 |
| 二、“茶陵派”之称 |
| 三、李东阳文学宗尚与诗文创作 |
| 第二节 李东阳周边湖广籍作家 |
| 一、东阳师友——黎淳、彭泽、刘大夏 |
| 二、东阳门生——鲁铎、何孟春 |
| 第三节 倾心白沙的嘉鱼李氏兄弟——李承芳、李承箕、李承勋 |
| 一、“嘉鱼二李”文集中的“台阁”与“山林” |
| 二、兵部尚书李承勋 |
| 第三章 复古风尚下的湖广文坛（一）—正德进士作家群与湖广家族作家云起 |
| 第一节 正德六年进士与崇阳汪氏、华容孙氏 |
| 一、汪文盛与崇阳汪氏 |
| 二、孙继芳与华容孙氏 |
| 第二节 正德十二年进士与黄冈王氏 |
| 一、王廷陈 |
| 二、王同轨与王一鸣 |
| 第四章 复古风尚下的湖广文坛（二）—吴国伦与嘉靖二十九年进士作家群 |
| 第一节“後七子”之吴国伦 |
| 一、吴国伦生平与着述 |
| 二、“後七子”与吴国伦“抗志还大雅”的复古主张 |
| 三、“闳襟宇”以发“风雅之微旨” |
| 第二节 湖广文坛中其他复古一脉作家 |
| 一、“後五子”之魏裳与“末五子”之李维桢 |
| 二、京山高氏与沔阳陈氏 |
| 三、其他文名显着的湖广籍作家 |
| 第五章“楚风”进主文坛与“性灵”风炽—“公安”、“竟陵”继起 |
| 第一节 公安“三袁” |
| 一、袁宗道与“本分诗”到“信意信手”的过渡 |
| 二、袁宏道与“性灵”思潮的高峰 |
| 三、袁中道与“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的反省 |
| 第二节“三袁”周边的湖广籍作家 |
| 一、“不能一瞬息忘民”之公安派主将江盈科 |
| 二、公安派羽翼李腾芳、雷思霈、苏惟霖、曾可前、丘坦 |
| 三、多与“公安”社事之武陵龙氏兄弟、释如愚 |
| 四、其他与“三袁”交好的湖广名士——武将重臣梅国桢、郭正域 |
| 第三节 锺惺、谭元春与“性灵”说的变调 |
| 一、锺、谭生平与着述 |
| 二、“於古不背今不袭，升沉其外中而立” |
| 三、“阴晴俱从路中变，教人何处学古风” |
| 第六章 明末湖广文坛之“竟陵风染”与“忧时托志” |
| 第一节 明末“竟陵之风”的广布流传 |
| 一、“天下盖知宗景陵” |
| 二、“楚诗多为竟陵所染” |
| 第二节“忧时托志”之士的末世悲歌 |
| 一、“漫道崖山波已竭，试看浩气作狂澜”——张同敞 |
| 二、守节不仕之士——郭都贤 |
| 三、布衣遗民——郭金台、杜濬 |
| 第七章 明代湖广作家作品总论 |
| 第一节 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的历时分布 |
| 一、元末明初至正统朝——湖广文坛的薄弱期 |
| 二、景泰至正德朝——湖广文坛的发展期 |
| 三、正德、嘉靖至万历中期——湖广文坛的繁盛期 |
| 四、万历中後期至明末——湖广文坛的鼎盛期 |
| 第二节 明代湖广作家作品地域分布特色 |
| 一、湖广作家地域排布特色 |
| 二、异军突起的黄州府 |
| 三、家族作家的地域分布 |
| 四、明代湖广宗藩的密集分布 |
| 结语 |
| 下编：明代湖广作家作品叙录 |
| 撰写凡例 |
| 武昌府 |
| 汉阳府 |
| 黄州府 |
| 承天府 |
| 德安府 |
| 岳州府 |
| 荆州府 |
| 襄阳府 |
| 郧阳府 |
| 长沙府 |
| 常德府 |
| 衡州府 |
| 永州府 |
| 宝庆府 |
| 辰州府 |
| 直隶郴州 |
| 直隶靖州 |
| 宗藩（依各王分封顺序列） |
| 施州卫 |
| 附录一：明代湖广作家历时分布一览表 |
| 附录二：访查明代湖广作家存世着述表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10）三晋地域文化与晋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三晋地域文化特征 |
| 第一节 三晋地理和建制概貌 |
| 一、地形地貌 |
| 二、气候 |
| 第二节 三晋历史与文化特点 |
| 一、三晋文化源流 |
| 二、晋文化的发展 |
| 第三节 多元文化与宗教信仰 |
| 一、多元文化 |
| 二、宗教信仰 |
| 第四节 丰富的民间艺术与悠久的戏曲统 |
| 一、民间艺术 |
| 二、戏曲传统 |
| 第二章 梆子戏的起源与晋剧的形成 |
| 第一节 梆子戏的源流 |
| 一、梆子戏源流诸说 |
| 二、梆子戏的腔调和形成年代 |
| 第二节 梆子戏与其他艺术的继承关系 |
| 一、梆子戏与民歌小调的关系 |
| 二、梆子戏与民间说唱的关系 |
| 三、梆子戏与杂剧、传奇的关系 |
| 第三节 晋剧的形成及地域流派 |
| 一、晋剧的形成 |
| 二、晋剧的地域流派 |
| 第三章 晋商对晋剧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晋商的兴起 |
| 一、晋商产生的自然与历史条件 |
| 二、晋商的兴起 |
| 三、晋商在明清时的发展 |
| 第二节 晋商对晋剧的支持 |
| 一、晋商与晋剧的天然联系 |
| 二、晋商对晋剧的影响 |
| 三、商路即戏路 |
| 第三节 反映商人生活的剧目 |
| 一、反映商人生活的梆子戏 |
| 二、梆子戏中商人形象 |
| 三、梆子戏反映了商人的离情别绪 |
| 四、梆子戏中反映的商人道德 |
| 五、晋商对晋剧不同地域流派形成的影响 |
| 第四章 三晋史诗与晋剧传统剧目 |
| 第一节 先秦两汉三晋名人故事戏 |
| 一、远古帝王故事戏 |
| 二、晋国贤臣故事戏 |
| 三、汉蜀名将故事戏 |
| 第二节 唐代三晋名人故事戏 |
| 一、尉迟恭故事戏 |
| 二、薛家将故事戏 |
| 第三节 宋代杨家将故事戏 |
| 第四节 清官廉吏故事戏 |
| 一、狄仁杰故事戏 |
| 二、寇准故事戏 |
| 三、于成龙故事戏 |
| 第五章 三晋民俗对晋剧的影响 |
| 第一节 古老剧种与民俗演戏 |
| 第二节 祭祀庙会与晋剧的关系 |
| 第三节 节庆礼仪与晋剧的关系 |
| 结束语 |
| 参考书目 |
| 读博士期间科研和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四、于成龙在湖北为官二三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古代官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 陈静. 唐山学院学报, 2020(05)
- [2]清道光二年械斗定例研究[D]. 刘琦.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3]山西传统廉政文化简述[J]. 郝士宏,贾秀梅. 史志学刊, 2019(03)
- [4]清代政治教化与底层控制[D]. 李悦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清”、“慎”、“勤”的典型——清代第一廉吏于成龙[J]. 范金民. 明清论丛, 2017(01)
- [6]明清幕府演剧综论[J]. 刘水云. 曲学, 2017(00)
- [7]黄彭年研究 ——以直隶时期为中心[D]. 谭聚显. 河北大学, 2017(01)
- [8]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D]. 李添文. 淮北师范大学, 2017(11)
- [9]明代湖广作家作品研究[D]. 张晶晶.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9)
- [10]三晋地域文化与晋剧研究[D]. 肖宜悦.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