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970年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与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年中论文,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的萌芽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是我国地理学新旧交替阶段，即由古代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转变时期。一方面，外国著作被译成中文，使国人在了解世界的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新的地理学思想和方法；另一方面，民族的近代地理学在张相文（1866，1934）的积极倡导下开始形成，地理学课程的教授，地理教科书的出版，特别是1909年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的成立，标志着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近代人文地理学的萌芽。
1.1 西方的冲击
西方“新”地理学对中国的冲击源于两方面：一是国人本着“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编译了大量西方著作；二是一批西方探险家和学者来华从事地理考察。
清末，魏源（1794—1857）依据林则徐（1785—1850）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和历代史志，明以来我国士人和西方传教士的地理著作以及西方报刊图表等资料，编成100卷80多万字的《海国图志》， 这部巨著不仅对世界各国自然环境有详细介绍，且对各国的文化历史，宗教历法，政治制度等都一一作了论述，堪称由国人编写的第一部全面的世界自然和人文地理巨著，一次大战前后，一些介绍欧美国家政治，军事及经济等方面的文章相继出现在地理刊物上，如《地学杂志》即先后在1910年刊登了史赓言译的《坎那大中部农产》，陶懋立的《世界通商地之沿革》以及王金钹在1921年发表的《战后殖民地之变迁》等[1]。 与此同时，西方的许多探险家和学者涌向我国，进行了不同性质和不同范围的考察工作，应当看到，外国人对我国的地理考察，同当时列强侵略扩张和政治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这是其反动的一面，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完成了资料积累的前期准备工作，并带来西方近代地理学新方法。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Richthof-en， 1833—1905）曾四次来华考察，在其著作《中国》中，一方面为侵略者搜集了大量中国矿产资源等经济地理情报，另一方面，从其对胶洲湾的分析中，看到经济地理研究的新思路；美国学者亨丁顿（E.Hun- tington，1876—1947 ）通过对中亚历史进期气候总变迁趋势的研究，深信13世纪蒙古人的扩张同草场恶化有关，从而终生成为气候决定论者[2]，而他的理论对中国近代一些人文地理学者的影响深远。
1.2 地理教育及学术团体的创立
1897年，继“戊戌变法”新政措施之一筹办京师大学堂后，在上海开办了南洋公学，张相文于1899—1903年间在该校教授地理，是为我国中、小学地理设置之始[3]， 并编有《初等地理教科书》（二册）和《中等地理教科书》（四册），尔后，清政府颁布章程，规定地理课也是除文科地理专业外的其他学科的必修课，反映了当时教育界对地理知识重要性的认识。进入民国后，地理教育内容较清末更为丰富，从当时的一些课程设置来看，与人文地理相关的有：政治地理、商业地理、交涉地理、历史地理以及地理学研究法中讲习的气候与地理、财政与地理、海路交通与地理、文化与地理、军事与地理、风俗与地理及工业与地理的关系[4]，但并没有人文地理学这一课程， 从而也没有系统的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然而，以上这些课程的开设为日后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地理教育共同带动近代人文地理学形成的关键之二是中国地学会及其学术期刊《地学杂志》的创办，1911年7 月的《地学杂志》中有一则地学会的有奖征文，文中列出了有关地学的3类25个问题[5]，其中涉及人文地理方面的问题有19个，这中间不仅有关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有关于医学、人口、文化、城市及军事地理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这些问题启迪了中国地理学界对本国人文地理研究的思索，并成为该学科在30年代兴起的前奏。
2 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
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时期，其特点为：（1）一批独立的地理系在我国高等院校成立；（2）西方人文地理学理论全面传入；（3）人文地理学部门研究广泛， 并出现一批杰出的学者及其著作；（4 ）人文地理学在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5）马克思主义人文地理学理论在解放区得以研究和传播。
2.1 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建立
近代人文地理学是随着地理系在各大学的成立而建立起来的。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一些高等师范院校改名为大学， 并分别成立独立的地理系。最早的地理系为1928年由北京高师改名的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和由南京高师改名的中央大学地理系。此后，中山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等院校相继成立地理系。虽然各校所开的课程多少不一，但由建第之始延续下来的人生地理即人文地理课程却是必不可少的必修课。由于教学的需要，人文地理学逐步在理论、部门研究和实践等方面得到发展，而作为这些大学地理系的主任及教师，许多人都是20年代前后从欧美留学归国人士，对于在当时盛行于欧美的人文地理流派和学说即由他们陆续介绍回国。同时，人文地理学受到重视，许多学者涉及其中。
竺可桢（1890—1974）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同时也是最早就人地关系进行阐述的学者[6]；而他以《论江浙两省之人口密度》[7]（1926）为题的论文表明其为第一个讨论中国人口问题的地理学家，虽然竺老早期主要贡献在气候方面，但他主持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的事务中，对人文地理学积极支持，推动近代人文学科的发展，作为中国地学创始人之一的丁文江和翁文灏对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建立也作出贡献。丁文江（1887—1936）曾于1923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人文地理》的文章，研究中国六朝历史人物的地理分布规律[8]，虽然从其内容而言是依“人文”之狭义， 但他确是最早用中国人文地理之名词的地学家。翁文灏（1889—1971）是我国近代构造大地貌的奠基人，也曾就人文地理学方面撰写了数篇文章，如《中国地理区域及其人文意义》（1929 ）， 《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1932）和《中国东南部进一步的建设》（1947）等[9]。
与中国高等院校地理系相配套的地理研究机构的建立，使中国地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单纯的学究气，得益于理论与实践结合。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成立，继承与代替了原中国地学会，成为我国的职业地理学机构，抗战期间，由于战乱致使许多大学内迁至西南和西北地区，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人文地理研究集中在这些地区，1941年，地理研究所在重庆建立，这是由政府设置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建立及其学术期刊如《地理学报》、《地理》、《地学集刊》等的出版，成为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园地。
2.2 近代人文地理学的部门研究
方法和部门研究上较早期进步，但由于社会历史原因，一些分支学科尚未形成。
2.2.1 经济地理学
早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其《实业计划》中提出改造自然和生产力布局的伟大设想，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十大事业作了自然和社会条件分析和远景部署[10]，三、四十年代受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影响，我国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和部门研究方面均有成效。
理论研究方面，任美锷在其《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体系》[11]（1946）中，认为研究经济地理应依据新的原理和眼光，不应以分析或整理各项经济统计资料为满足；部门研究方面，除农业地理成果较多外，工业、交通、矿业、商业等部门也有人涉及研究。1930年，农业经济学家张心一提出长城线是我国冬春小麦的分界线；1940年，李旭旦在张其昀提出秦岭—淮河线的西伸，又是我国东部农区和西部牧区的分界；而胡焕庸则以气候和农业区域差异为依据，参照竺可桢的气候区域，将全国分为九个农业区，为我国正式划分农业区划之始[12]，此外，吴传钧的《中国粮食地理》（1943）一书则分析了影响我国粮食作物分布的地理条件，并将全国分为11个粮食区[13]，这些农业地理的理论成果为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提供理论依据，为农业地理学的体系建立奠定了基础，工业地理学的研究是随着我国“工业化”问题的讨论而展开的。任美锷《工业区位的理论与中国工业区域》[14]（1944）在介绍德国学者韦伯（A.Weber，1868—1958）的工业区位理论的同时， 探讨了抗战后中国工业区位，分全国为六大工业区，并提出各区的工业重点。交通地理秉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地理学界一方面参与全国交通情况的调查，一方面从地理学的角度探讨地理环境对交通的影响及国际间交通地理的重要性，如钟功甫《甘新铁路线之地理研究》（1945），林超《秦岭与大巴山对于四川与西北交通之影响》（1947）和严德一《论西南国际交通路线》（1938）等[15]。另外， 胡焕庸的《中国商业地理大纲》和林超（1909—1991）的《嘉陵江三峡之煤业地理》[16] 等文在商业及矿业地理学方面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比较研究。
2.2.2 人口地理学
人口地理学是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发展较快的学科之一，胡焕庸（1901—）在该学科的发展过程中贡献卓著，1935年，他在其《中国人口之分布》[17]一文，根据当时的资料估算了全国人口总数，并作出了我国的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他首创从瑗珲至腾冲作东北—西南走向斜线将中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大部分；同时，他还以中国雨量图和地形图与人口分布相参照，寻求相关，他的这一新颖方法，对于当时落后农业国的中国并无不恰当之处。30年代，张印堂在其《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一文中提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治本为节育，治标为移民垦荒，上述观点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涉及一个更根本的社会制度问题；稍后，涂长望写了《与张印堂先生商榷中国人口问题》，其立论十分正确[18]，此外，数目较大的自发性人口迁移，引起了当时地理学界的注意和研究，如何廉在其《东三省之内地移民》（1930s）一文， 阐述了地理环境与移民的关系，并对移民的发展趋势作了预测；而邓缓林的《南洋与中国移民》（1940s）从海外移民地理研究的角度， 对南洋群岛的地理环境与我国闽、粤人口流动方向的关系作了探讨[19]。
2.2.3 聚落地理学
中国近代聚落地理学的研究，20年代前基本延续旧的方志及沿革资料进行，兼有一些新的地理学观点，且以边疆城市和内地名城为主要研究对象；30年代后，研究方法上以综合、比较分析为主，研究了大量南方城市。如王益崖的《无锡都市地理之研究》（1935），对无锡自然、经济、交通及人口，历史等综合分析，并附有多幅照片；40年代，西南、西北城市地理研究得以开展，并涉及到聚落（1943），周立三的《哈密》（1948）和钟功甫的《三斗坪与茅坪》（1948）等[20]。我国是多山国家，但从事山地聚落研究的不多，仅30年代有朱炳海及其《西康山地村落之分布》和40年代刘恩兰及其《川西之高山聚落》[21]。
2.2.4 其他部门人文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在中国近代进入一个新阶段：由传统的沿革地理逐渐向运用近代地理学的新观点和方法发展。1934年，顾颉刚（1893—1980），谭其骧（1911—1992）等人组织禹贡学会，并出版了《禹贡》半月刊（1934—1937），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工作主要有：①古代地理著作中的地理考证，如丁谦所作的对《穆天子传》和《水经注》的考证和陈玉树、滇人等人对《禹贡》的考证；②历史时期地理变迁研究，有竺可桢进行的气候变迁研究，李国耀从事水道变迁考证和苏辛等人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及侯仁之进行的水利工程发展史的研究等[22]。
政治地理的研究兴起于30年代。一方面，一些西方近代政治地理学说相继被介绍到我国，如邓启东译介了亨丁顿的《地理环境与政治问题》，高泳源介绍了麦金德（H.Machinder，1861—1947 ）及其大陆腹地说[23]；另一方面，我国学者结合本国情况开展研究工作。张印堂从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国的国家问题，王维屏撰写了《中国政治地理》（1947）（中华书局）一书；抗战胜利后，许多学者围绕“建都”和“省区”问题的讨论，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文。张其昀（1901—1985）作为近代人文地理学家，在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享有一定声誉。
2.3 近代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探讨
中国近代地理学者们在他们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意识到建立方法论基础的重要性，开始及时引入西方地理学思想体系，使中国地理学发展有理论上的借鉴，竺可桢在30年代主持编译的《新地学》一书，便是一例证[24]。但由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出现较西方各国要晚半个世纪左右，因而，近代人文地理学在建立初时所遵从的思想基本是受西方的地理决定论，受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的限制，有些学者对于这种理论的糟粕不可能完全辨别并摒弃，一次大战后，法国的人地相关论和英美的环境调节论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地理决定论的否定，特别是白吕纳（J.Brunches，1869—1930）的《人地学原理》一书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地理学界广泛传播，影响巨大，许多地理学者运用人地相关理论从事研究，如姚存吾的《从历史上观察地理变迁与人生的关系》，张其昀的《江浙二省人文地理之比较》[25]和李旭旦（1911—1985）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26]等，此外，张其昀著《民生区域之概念》对人地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而楚曾和王成祖则分别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及派别进行分析研究[27]。总体看，我国学者对西方近代地理学的理论了解不够深入，单纯介绍的多，作理论评价的少，除个别学者对某些理论进行评价外，如对于拉采尔（F.Ratzel，1844—1904）等人的地理决定论，周立三既同意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的修正意见，亦指出其缺点是：“过分重视物质环境，殊不知人类亦能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以增进其生活”[28]。施雅凤，高泳源的《论白吕纳人地学思想》（1950）和邓静中的《论地理学上几种错误观念》（1949）[29]则分别对人地相关论中的唯心主义和环境决定论等错误观念进行批驳。
在解放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苏联地理著作的介绍、传播与应用，使这一区域的地理学独具特征，并编印了一些地理教材，如陈原的《中国地理基础教程》和陆象贤的《新中国经济地理教程》[30]。这些书比较正确地评价了我国的地理环境，并指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制度的造成各地政治、经济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它们不仅使广大读者耳目一新， 而且从思想上支持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1948年，在老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的倡导下，解放区的北方大学教育学院成立地理专修科， 培养新型的地理人才和教师， 为解放后的新地理学的建设作了一定准备。概言之，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发展较全面的阶段。理论方面，在借鉴西方各学说的同时，能结合中国情况发表自己的专论；部门研究方面，在中国原有基础之上开拓了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并以新的人文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使传统的人文学科向近代迈进。人文地理学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研究中占居主导地位，以当时中国地理研究所为例，在其1942—1949年间出版的六卷《地理》季刊中，共发表文章136篇，其中人文地理论文达56篇[31]。 人文地理研究地域广泛，尤其是抗战期间的大量学院的内迁，为内陆地区的人文地理研究创造时机。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时期的人文地理学理论上单纯依靠西方的多，某些错误观念难以消除。究其原因，一是持不同人地关系论的学者对其从业导师的尊敬，使之观点得以相传；二是对当时的社会制度缺乏认识，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停于表面，难以找到实质；三是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传播只在解放区，而解放区的人文地理学除经济地理外，许多分支学科无人问津，同时，人文地理学部门学科发展不平衡，理论基础薄弱，除有些分支如经济地理中的农业地理及人口地理、聚落地理较为定型外，许多分支只有零星的介绍，结合国家建设实际的更少。这种近代人文地理学先天不足的境地，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必然反映。
3 近代人文地理学向现代方向的过渡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向现代人文地理学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经济地理学以50年代初从苏联引入的生产力布局原理为理论基础，重视自然条件和技术效果。60年代至70年代，在土地利用，农业资源评价和农业区划方面，农业地理工作者作出显著成绩，并被国家有关部委和地方农业当局认可与重视，以吴传钧（1918—），邓静中（1920—1994）为首的科学院地理所和以周立三（1910—）为首的南京地理所可作为这方面工作的集体典范。杨吾扬（1932 —）自5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开始交通运输地理的教授，70 年代又与交通部规划院和其他学者合作，完成了全国公路自然区划方案，并被交通部正式采用，订入《公路柔性路面设计规范》，成为我国地理学界第一个被国家以法规形式正式接受的科研成果。1957年，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人口研究室，后改为人口研究所，成为人口地理研究的专业单位。历史地理学是在这一时期除经济地理学外得以保留并有所发展的人文地理学分支，谭其骧根据清代杨守敬的《历代舆地衅》，重新校注，考证，成《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卷；史念海在传统的边疆研究基础上，开展了西北边疆地理的系统工作，直接为边区开发和国防服务，把古代沿革地理改造更新为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的首倡者是北京大学的侯仁之（1911—）。他成功地将史料搜集与考证，野外路线调查，考古发现与鉴定结合起来，为有关城市规划部门，特别是北京，提供了有价值的咨询和建议。
从本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地理学无论是传统或创新方面都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方向因更密切面向经济建设而得到加强，理论化，数量化的现代方向开始引入；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已摆脱单纯仿效西方和苏联，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现代地理学科体系已逐步行形成，而人文地理学作为这一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李旭旦、吴传钧等地理学家的呼吁推动下全面复兴，并迅速发展成为地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文是在吾师杨吾先扬先生悉心指导下完成，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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