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流向与利用外资的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用外资论文,流向论文,资本论文,战略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利用外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未来，我国也仍将利用外资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要做到积极而有效地利用外资，就需要对国际资本流向的动因及主要投资者的资本投向有清楚的了解。本文力图将国际上主要投资者的投资战略与我国利用外资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我国在下一阶段的有效利用外资提供一个实证背景和政策参考。
一、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
国际资本流动是在商品经济关系在国际间扩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从出现跨国界商品贸易的时候起，就应该说出现了商业资本的国际流动。资本的国际性流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确立而日益扩大，而且随着资本主义从商品输出阶段过渡到资本输出阶段，一般意义的国际资本流动就形成了。
国际资本流动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增值，对此有两条基本的途径，一是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二是寻求更大的市场。在此基础上，可将国际资本流动原因作以下具体表述：
1.接近原材料基地以节省成本。表现为在原材料产地附近投资建厂，就地加工后再将产品外运。
2.为低廉的工资成本所吸引。将生产经营活动从工资水平高的地区转移到工资水平低的地区，以减少工资开支。最典型的表现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和来件装配”，产成品完全不在当地销售。
3.市场考虑。这一因素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容。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收入水平高，购买力强，市场大，但当这种市场被较高的关税“保护”的时候，直接输入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将大大削弱，而在当地投资进行生产就可“回避”关税，有利于扩大产品的销售。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收入水平较低，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收入水平可能出现较快的增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通常都较高，因此，要抢占这个“有前途的”市场，直接投资就是一条有效途径。
4.技术考虑。技术转让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有的技术在转让时可能难以准确评价其真实价值，即可能出现“贱卖”现象。在担心这种情况出现时，在当地投资用这种技术进行生产而不转让这种技术可能是更有利的。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在全球的众多分支企业。
5.谋求成本与交易内部化的利益。这一因素中包含着上述“技术考虑”，“技术考虑”实际上就是使“技术转让”在公司系统内部（比如母公司和海外公司）进行，从而使技术的成本内部化。对海外投资者而言，交易内部化往往可以带来很大的利益，母公司可以用高价向在海外的子公司（独资或合资）提供设备、原材料或元器件，而子公司则低价向母公司出售产品，从而可将部分利润计入子公司的成本，减少上缴税收或合资利润的分成，为母公司带来更多的利益。在跨国投资领域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对成本和交易内部化，东道国（地区）总是竭力防止但却往往防不胜防，这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市场不熟悉，信息不灵，国内的法律制度和实施手段都很薄弱等缺陷造成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国际资本还要求相应的投资环境。最基本的是政治稳定，如果形势动荡不安，就不可能吸引外资。而对国际间接投资而言，则还要求东道国具备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劳动力素质和管理人员的状况也是影响投资的基本条件之一。
实际上，上述各个因素往往是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的。对于跨国投资者而言，重点考虑的是市场和成本，而对需要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就需要将自己的市场前景和成本优势展现给投资者，但同时还要尽可能防止跨国投资者交易内部化行为的消极影响和跨国投资行为本身对当地既有生产体系的影响。
二、国际资本在发展中地区间的配置状况
我们首先考察国际资本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之间的配置状况。
表1 国际直接投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配置状况
（以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为100%）
资料来源：1981～1992年数据取自World Investment Report，1994；
1993、1994年数据取自联合国刊物Transnationals,March，1995。
从表1中不难看出，1994年亚洲得到的国际直接投资已是其在80年代前半期年均量的10倍，而拉丁美洲的这一数据只有3.7倍，非洲则更低，只有1.76倍。结果使得在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中，亚洲的份额从40%上升到了66.3%，拉丁美洲、非洲则分别从45%和12.9%下降到了27.5%和3.8%，其中，非洲情况的明显恶化令人吃惊。
为了对国际资本在发展中地区的配置有更全面的认识，我们再考察包括非直接投资形式（如证券投资、商业银行贷款、出口信用、官方援助等）的对外总融资的分布情况，然后将结果与“直接投资”相比较[①a]。
表2 发展中地区对外总融资分布（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及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影响》，《中国外汇管理》1995年第1期。
由表2可见，当全面考虑“对外总融资”时，情况与只考虑“国际直接投资”有明显不同。除了非洲的直接投资和总融资的绝对数量都停滞不前，所占比重均表现出一致的下降外，亚洲则明显表现出直接投资的显著增长，但对外总融资指标却增长较慢，在1986～1993年间的增长率仅略高于全部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所占比重仅增加6个百分点。而拉丁美洲在吸收直接投资方面虽然逊于亚洲，但对外总融资指标却明显增长，在1986～1993年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8.6%，所占比重提高了14个百分点。这种差异再次证明了国际资本流动与市场、成本及其他投资环境的相互联系：非洲由于战乱和劳动力素质低下，尚未普遍具备可吸引国际资本的稳定条件，因此国际资本较少流向非洲。亚洲在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的杰出表现，除了由于具有众多的人口和日益扩大的市场以外，工资成本普遍低于拉丁美洲亦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二十年间，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过程同时也是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过程，在这类产业的总成本中，工资成本占有很大的比重，而拉丁美洲的主要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秘鲁等国的人均GNP早在1976年时就已在1000～1600美元之间[①b]，到1987年时进一步提高到1300～2400美元之间[②b]，而亚洲除日本和石油输出国外，主要国家都属于低收入水平国家，仅有香港、新加坡、台湾等极少数地区在70年代中期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之间普遍的工资水平差距，使亚洲在吸收直接投资方面更具有成本优势。
拉丁美洲在“对外总融资”（表2）指标上的优势则表明拉丁美洲的主要国家在金融体制的建设和金融市场的开放上比亚洲（日本、香港、新加坡等除外）成熟，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方面发展比较均衡，因此，虽然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亚洲逊色，但在全面利用外资方面仍比亚洲出色。从表2可见，在包括直接投资的“对外总融资”中，拉丁美洲在1986年时仅为亚洲的51.6%，而到了90年代以后平均水平已经上升到亚洲的75%以上。这个结果提醒人们，在利用外资中应同时关注直接投资与非直接投资，特别在吸收直接投资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更应重视后者。对于我国来说更是如此。
我们知道，对于东道国而言，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各有其利弊。前者在给东道国带来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就业等的同时，却没有经营风险和偿债负担，这是其有利之处；但其最大的缺点可能在某些行业形成垄断和控制，威胁到东道国的独立自主权。后者的有利之处在于它的使用不受投资者的干涉，但不利之处是它存在经营风险和外债风险。具体到我国来说，前一时期，外国直接投资和政府对外借款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对我国的优惠贷款会逐渐减少，政府借款的规模将十分有限。外商直接投资，过去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主要集中于投资少、见效快的加工工业领域，目前这些领域都达到了市场饱和或接近饱和的水平。外商希望进入的新领域，要么是我国政府不允许，如关系国家主权安危的电信、铁路等行业，要么是他们的政府不允许，如高新技术，因而直接投资的拓展空间有一定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保持利用外资的势头，就必须向国际金融债券融资或商业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面扩展。而且，由于我国在金融市场建设和开放方面起步较晚，这方面的发展余地还很大。
但由于本文主题和篇幅的限制，我们考察和分析的重点只是“直接投资”。
三、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基本态势：港台等亚洲资本领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在分析和了解主要对华投资国（或地区）对华投资的基本状况及对投资国的投资战略态势有较清楚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够制定出明确的、有针对性的引资措施。
表3 主要投资国（地区）的实际对华直接投资额（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7～1995年各期，韩国1990年及以前的数据来自韩国银行。
表3只给出了最基本的原始数据，对表3进行的计算和分析如表4所示。
从表3、表4可以看出：
第一，从进入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对华投资者的排列顺序是：香港、台湾、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其他投资者所占比重都远低于1%。
第二，香港投资占有绝对优势，占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比重长期维持在60%左右的水平。台湾从1991年开始，也保持在10%左右，港、台是大陆最大的投资者。
第三，从1986～1994年这个较长的时期来看，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基本处于30%左右的水平（法国略低），台湾、新加坡、韩国投资的增长速度惊人，投资增长率的排序是：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日本、美国、德国、法国。而如果以1990～1994年这5年的指标考察近一段时期的资金流动趋势时，情况则有所不同。其中韩国、新加坡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46%和120%，仍位居前茅；台湾、香港以97.6%和79.4%名列第三、第四；法国、美国、日本随其后。因此，韩国、新加坡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比重从1986年的0.1%和0.6%迅速上升到1994年的2.2%和3.5%，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所占的比重在同期则下降了一半左右。
从表4还可以看出，在1987年以前，由于台湾、新加坡、韩国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尚未真正开展，外国投资主要集中于香港、美国、日本三家，欧洲国家也显示出较高的比重。随着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投资的迅速增长，美、日、德、法等国所占比重表现出相应的下降。
表4 主要投资国（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占外商对华直接总投资的比重及各阶段的增长率状况（%）
说明：由于资料限制，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增长率只能按1990～1994年的数据计算。
表5及表6对主要投资者的对华直接投资作了进一步分析。
表5 一些主要出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①Eric D.Ramstetter,Prospects for foreign Firm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of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Asian Development View,1994.
②Edward K.Y.Che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Asian Deuelopment View,1994.
③阿克塞尔·赫尔拜克：《德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变化》，《国际贸易译丛》1995年第1期。
④台湾1992～1994年的数据来自台湾经济部：《统计月报》；其中1994年的数字是1至6月份的统计数字。
⑤日本的数据来自日本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年报》1995年。
⑥香港的数据仅为在亚洲的投资，且不包括对日本的投资。主要出资者对华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则如表6所示。
表6 主要出资国的对华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
说明：①台湾1994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即计算中的分母部分）按1994年全年的一半计算。
②韩国1993年数据来自Korea,Economic Report,Oct.1994,P56.
由表6可见，欧洲国家对华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非常低，只有千分之几，可以说微不足道。美国、日本的比重也很低，但在进入90年代后，尤其是1992年后，有较明显提高，由于美、日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因此，近几年在中国的外国投资总额中也总占有6%左右的份额。该比例上升最明显的国家和地区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台湾这一指标在1994年时已是1990年的17倍多，韩国这一指标在1991年时已是1986年的5倍多，新加坡在1990年时亦已是1986年时的2倍。而在1990年以后，正如表4所揭示的那样，上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增长率高达98%～146%，从而可以判定，韩国和新加坡对华投资在其对外投资中的地位已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综合表4与表6，可得出以下几方面明显的结论：
1.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不仅对中国大陆投资最多，而且该投资占了其对外总投资的很大比重[①c]。中国是上述四个出资者的全球投资重心。
2.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鲜明的地缘色彩。以1992～1994年的外商对华投资累计数来看，来自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投资共占有83%，另外，美国占有7%，其他国家只占有很低的比重。
3.表4所揭示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对华投资的极高增长率、以及表6所揭示的它们以大陆为主要投资对象的趋向，表明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它们仍将是大陆最主要的外资来源。要在利用外资工作中取得较大的进展，离开了对上述外资来源的充分重视是不可能的。
国际投资的最基本动因是扩大市场和降低成本，其他因素实际上也都是附属于这两个因素的。市场容量实际上是以收入水平（购买力）和人口规模来衡量的，欧洲、美国都已有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不仅彼此互为主要市场，而且也都在地缘基础上建立了（并不断力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欧洲以欧共体为基础，美国过去以美国、加拿大的特殊经济联系为基础，现在则以刚成立不久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基础。这些势力范围都具有排他性特征，因此，要获得其中的市场份额，就需要在区域内投资，取得国民待遇。日本对欧洲、美国、加拿大的投资尤其具有这方面的鲜明特点。另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经过长期发展和几轮资本输出后，现存制造业产业中劳动密集型的内容较少，总成本中劳动成本相对较低，而且多要求技术型的劳动者，所以现在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低的优势对这类产业而言并不突出。结果，发达国家相互间投资很多。以1994年为例，当年全球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2040亿美元，但25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就吸收了其中1421亿美元，约占总额的70%[②c]，其余还有相当一部分投向了新兴工业化地区——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最后落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很少。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的对外投资则有所不同，它们是在发达国家过去几轮技术转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新兴工业化地区”，其资本的技术构成介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有较大比重，更重要的是，它们基本是在出口导向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产品具有国际市场，因此特别适合于向劳动成本低同时国内市场（购买力）有限的地区转移（因为既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产品又可出口，较少对当地的国际收支构成压力），而且这几个国家（地区）又都与中国大陆有着比较相同的文化、语言背景，设厂经营有诸多方便。当然，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的高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相应扩大也是吸引这些国家（地区）投资的重要原因。
中国吸引外资的实践似已证实了上述分析，即：来自新兴工业化地区的投资一开始就具有“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特征，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既促进了这类投资活动的进一步开展，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即使到了国内市场已有很大扩展的现在，这类劳动较为密集的投资项目的出口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另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也明确显示出其利用当地市场的特征，比如，发达国家在华的汽车行业投资、通讯器材行业投资和家用电器行业投资等等，其相当部分产品甚至全部产品（如汽车行业）都是在中国市场销售的。
四、欧盟、美国、日本的对外投资战略分析
（一）在近几年里，欧洲资本主要流向发达国家、前苏东地区和地中海地区的趋势仍将继续，但欧洲的跨国大公司在亚洲建立前哨阵地的投资行为仍会持续不断。
对欧洲而言，不仅其传统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而且近年来还发生了以下几件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
第一件大事是欧洲联盟的融合进程进一步加快，现在已基本实现了商品、资金和人员在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在几年后还将发行欧洲统一货币。这个区域一体化进程将提高整个区域的效率和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并形成相应的投资机会，换言之，欧盟内部本身就将吸收各欧洲国家和欧洲以外发达国家的大量投资。
第二件大事是前苏联——东欧集团的崩溃和改革与重建。这使得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具备了市场经济体制，其原有的工业基础和高质量、低工资的劳动者使该地区成了国际投资的热点，特别是欧洲发达国家投资热点——它们之间还有相似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背景，前苏东地区对于欧盟，就象中国对于港、台、新、韩一样，结果，前苏东地区吸收的外国投资（特别是欧盟的投资）出现迅猛增长。这里以欧盟里的资金输出大国——德国和英国为例略加考察。
表7 1980～1992年德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
资料来源：[德]阿克塞尔·赫尔拜克：《德国对外投资结构的显著变化》，载《国际经贸译丛》1995年第1期。
可见，从80年代末以来，德国对外投资的90%左右均分布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很少，但对前苏东地区（不包括原东德）投资增长迅速，从1990年开始，德国对前苏东地区的投资开始超过德国对所有亚洲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总和，到1992年前者竟已是后者的186%！
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从表8中可见，英国对亚洲的投资（日本除外）比重很低。
第三件大事是欧盟建立泛地中海自由贸易区的意图已开始实施。1995年11月28日，由欧盟15国和地中海南岸12国参加的“巴塞罗那国际会议”闭幕，27国外长签署了“巴塞罗那宣言”，该宣言宣布：从现在起，地中海沿岸将在15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实现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宣言清晰地形成了欧盟未来发展的完整战略：建设东欧（东扩）、发展地中海（南下）。这同时也是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这将形成欧盟资金投向的又一个热点区域。
表8 1986～1989年英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地域分布（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World Investment Directory,1992,Vol Ⅲ,for Developed Countries.
其它”中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南非。
然而，欧盟也日益关注亚洲及中国市场的发展，欧盟委员会下属的咨询机构已向欧盟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欧盟对亚洲市场的开拓已落到了美国后面，为了争取在亚洲取得更多的主动，欧洲会有更多的行动，1996年3月“亚欧会议”的召开已显露了端倪，欧洲的投资者尤其是跨国大公司会更积极地在亚洲和中国“布点”。
（二）美国对亚洲的投资将随着亚洲市场的扩大而逐步增加，对中国而言，美国在近几年里可能将是仅次于日本的投资来源国。美国对中国投资的扩大，将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相应的市场扩张进程。
美国从60年代开始就以欧洲（当时是西欧）为投资重点，以加拿大和拉丁美洲为第二投资重点。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美国跨国公司为了在欧洲统一大市场形成之前抢占有利的市场地位，掀起了战后对西欧直接投资的第二次高潮。据统计，1989—1991年期间，美国对欧共体的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22%。而且这一增长是在已经很高的基数上取得的，因此它的绝对数额是惊人的。从美国对欧共体的直接投资量占其对世界所有地区的直接投资的存量的比重来看，由1976年的14.3%猛升到1991年的41.9%。另一方面，面对“欧洲统一堡垒”，美国为了增强其竞争力，与加拿大、墨西哥组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在增强了区内投资趋向的同时，还吸引了不少区外投资。墨西哥因具有与美国的关税互免关系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两大优势，更成了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明星，该国在1986～1990年间年均外国投资为26亿美元，1991年就猛增至47亿美元，1994年尽管墨西哥出现了金融危机，但对直接投资影响并不太大，当年外国直接投资增幅高达63%，达到83亿美元[①d]。美国许多工厂一直在向墨西哥搬迁。上述分析结果似乎和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舆论相矛盾：“21世纪是亚洲世纪，美国、欧洲都非常重视亚洲”，这种“看似”的矛盾其实是由于对“时期”的误解造成的。实际上我们对“亚洲世纪”也是完全同意的，东北亚和东南亚以及中国的高速增长使全球都注意到了亚洲这一潜在的大市场。但问题在于，“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是一个昭示长远的笼统说法，并不意味着在五至七年里，亚洲就会成为世界经济重心，而什么是“重视亚洲”呢？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一席谈话可以作为对此的一个贴切解释：“我们依赖西方，着眼于太平洋”，“今天，我们是同时注视着全球每一个地区，鉴于我们经济安全方面的需要，我们对亚洲很感兴趣。”[②d]也就是说，欧美国家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在相当程度上还带有“意向性”色彩，前述关于它们投资配置的实际格局已对此作了充分的注释。因此，“亚洲世纪”或“世界经济重心将东移”并不能为我们在“九·五”期间的经济工作提供具体的指导。
表9证实，在所考虑的期间里，美国对“西欧+美洲”的直接投资占有绝对比重，如再加对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投资，那就更大，对东亚、南亚、东南亚的投资仅在4%～9%之间，远远低于日本同期对亚洲的投资比重（见表10）。
美国投资技术水平较高，规模较大，还有利于受资国引进先进技术，但也容易形成市场垄断。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
表9 1987～199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地域分布（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World Investment Directory 1992,VO1 Ⅲ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其它”中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南非。
（三）日本对亚洲和中国的投资会有较多的增加，并可能很快超过美国而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外来投资者，而且在其向外转移的投资中，机电和汽车行业的技术密集型投资会有较大增加。利用外资应紧紧盯住日本。
日本的情况与欧、美有所不同。第一，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对外投资仍主要分布于发达国家，其中北美占有最重要的比重。但近几年来，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使欧美各自的“核心圈”更加紧密，使日本更加感受到了依托地缘条件形成自己“圈子”的迫切性；第二，亚洲经济的增长，尤其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该地区的潜在市场逐步向现实市场转化，对亚洲及中国进行投资以在当地市场实现其产出的规模和可能也日益增加；第三，日本、美国虽同为发达国家，但日本毕竟是“二战”后重新掘起的“新秀”，其对外投资还是与美国有所差别的：美国对外投资主要转移的是产品技术，而日本对外投资比较偏重工艺技术和组织管理技术，另外日本在制造业方面向海外转移的行业主要分布在化学、纺织、冶金等技术水平较低的领域，合计占前一阶段制造业总投资额的60%以上（电器组装业的对外投资则开始不久）。按照现代产业技术划分标准，除去化工外，其它两个产业都属于低技术产业。而美国跨国企业主要集中在食品、化学、冶金、机械、电器、电子设备及运输设备工业，合计占制造业投资总额的60%左右，其中除去食品和冶金工业外，其余均为高技术产业。这意味着日本对外投资对劳动成本较为敏感，亚洲在这方面恰有明显优势。日本对外投资在近几年的表现明显支持上述分析。
表10表明，自1990年以来，日本对欧、美投资比重出现明显下降，最低的1993年竟比1990年降低近18个百分点，对“其他地区”的投资比重也在波动中表现出下降趋势，对亚洲的投资比重则明显上升，1994年时已比1990年提高近一倍，并超过在欧洲的比重和在“其他地区”的比重。
表10 1985～1994年日本对外投资分布（%）
资料来源：据日本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年报》有关各期的资料计算。
在亚洲内部，中国是很受日本资金重视的国家，这不仅因为中国近几年保持了亚洲最高的增长速度，人民的购买力有了较大提高，市场前景可观，而且也因为中国具备丰富的、具有一定素质的低成本劳动力。据日本中小企业国际交流中心的测算，日资企业在各地的当地雇员的最初任职工资以中国为低，只为泰国和马来西亚的1／4～1／5。这对常处于日元升值威胁下的日本投资者，无疑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表11 日本在亚洲的直接投资在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分布（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1995中国进出企业统览》，东洋经济新报社1995年版（日文）；
1994年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1995）、日本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年报》（1995）。
正如表11所示，在1991～1994年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每年均有大幅度递增，表现为每年很高的环比正值，年均增长速度高达53%；而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日本过去的亚洲主要投资国来说，在进入90年代后日资出现明显减少，半数的环比均为负值，三个国家的日本投资在表11中相应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8%、－4.7%、－3.8%。与这种格局 相对应，中国吸收的日本投资从1991年的9.75%上升到1994年的21.51%；印尼则从20.1%下降到18.13%，泰国从13.6%下降到7.41%；马来西亚也从1991年的14.82%下降到1993年的12.05%。中国从1993年起就成了日本在亚洲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在我国的“八·五”建设时期，日本对亚洲和中国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是在日本经济萧条、对外总投资趋于缩减的形势下取得的，目前人们对日本经济复苏的进程尽管看法不一，但认为日本已开始缓慢复苏的认识是一致的，复苏将会促使日本对外投资的增加。促使日本对外投资的另一个因素是日元升值。自1980年以来，日元出现了急剧升值的趋势，如表12所示。
表12 日元升值状况（日元／1美元）
资料来源：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有关各期，1995年数据来自我国当年的新闻报道。
日元升值造成日本国内生产成本急剧提高，迫使生产活动向海外转移，而即使到目前，日元进一步升值的压力也依然存在，其主要表现为日本的经济竞争力仍然很强，对外依然有巨额贸易顺差存在，1995年11月份，日本的外汇储备又达到1812.5亿美元这一新的世界纪录[③e]。从这十几年的情况来看，国际经济或国际金融市场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其结果通常就是日元升值，这已几乎成为一个“规律”。
五、对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思考
我国在利用外资问题上一直就存有争论，可将这种争论大致归纳为两方面：一是要不要利用外资；二是要利用什么样的外资。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引进外资已经过多，今后应重点引进欧美大跨国公司技术含量高的投资，限制技术含量低的投资（这种观点的另一种表述是“鼓励技术密集型大外资，限制劳动密集型小外资），在中央最近提出“两个转变”后，这种观点似更加流行。由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是在我国投资的主力，而且这些外资大都是规模较小的劳动密集型投资，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未来我国应“限制”这些主要投资者呢？
毫无疑问，应该鼓励高技术含量的外资，但“限制低技术含量的外资”作为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或方针提出来恐有失偏颇。众所周知，我国是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需再就业的人员，根据经济学原理，劳动密集型投资正是使资金、劳动都能发挥好效益的有效途径，它对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来说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另外，就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其内部的经济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有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同时在边远地区还有连饮水、吃饭都还存在许多困难的7千万贫困人口，东、中、西部也存在明显差别。因此，我国正处于一个迫切需要外商投资的时期。
国际比较也不支持中国吸收的外国投资“过多”的观点[①f]。即使不考虑利用外资历史长、外资存量大的拉丁美洲国家，仅就东南亚地区来看，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都属于被外国投资者看好的地区，外国投资额也较多，但如进一步分析比较，就不难发现中国利用的外国投资强度还远远低于其他几个国家。
由表13可见，中国的各项指标都是最低的，人均累计外国投资仅为泰国的1／5，马来西亚的1／25；累计外国投资与累计GNP之比分别只是上述三国的1／3、1／20和1／6左右；每万平方公里的累计外国投资也只分别是其他三国的83.6%、8.3%和21%。在这样的数据面前，很难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过多。
表13 国家利用外资的强度比较
资料来源：①根据IMF,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Yearbook,PartⅠ,1994; Interuational Financinl statistics,June 1995所载资料计算。
②这里的“累计外国投资额”指1986～1993年数额的累计，“累计GNP”亦指1986～1993年数额按当年汇率折合成美元的累计。
我们认为，外商投资的生产经营结果——如是否违反我国的环境保护规定、产品是否有坏的社会效益等等，才构成限制的标准。投资规模、投资有机构成等至少在现阶段还不应成为限制的指标。
在本文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对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概括如下：
1.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都要求继续积极利用外资，且利用外资宜大、中、小并举，兼顾技术进步和增加就业。
2.在3～5年内仍要重视吸引亚洲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外资，中、西部地区对此更要充分关注，并创造必要的软、硬环境，推动劳动密集型外资进一步投向西部和从东部沿海转移到内地。
3.加强在日本、韩国的招商引资活动，同时结合我国的长远规划、产业政策和市场进入步骤，制定吸引欧美资本的中、远期策略。其中，日本、美国由于都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重要成员，比欧盟更加关注亚洲，因此，我国吸引美国、日本投资的策略必须和APEC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密切结合。
①a 国际直接投资是指由非居民（一般是跨国公司，但也不总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企业进行投资，涉及外国公司或个人对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控制。国际间接投资是指通过证券、贷款等形式进行投资。它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别是在经营上不加控制。对外总融资是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加总。
注释：
①b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s,The United'States and World Development:Agenda 1979.
②b 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
①c 据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金相厦透露，到1994年底时，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详见1995年11月15日《经济日报》第四版。
②c 资料来源：OECD和联合国贸发组织。
①d 资料来源：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转引自《国际经贸消息》1995年3月28日。
②d 1993年11月24日克里斯托弗对法国《费加罗时报》的访谈，着重符号是本文作者所加。
①e 日本大藏省12月1日公布，见《国际经贸消息》195年12月7日。
①f 目前，我国外债余额虽然达1000亿美元，但其中300多亿美元为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利率很低。1994年末，我国中长期外债为820亿美元，当年偿债率约为10%，还远远低于国际上一般认为的20～25%的警戒线。世界银行1994—1995年度的最新世界债务开始采用已安排债务折现值（PV）代替外债名义额，计算各国的负债水平。这种新方法考虑到各国的不同借款条件，能更准确地反映外债负担。当PV／GNP（国民生产总值）和PV／X（出口额）比率超过80%和220%的临界线时，属严重负债国；超过临界线比率的60%为中等负债国；以下为轻度负债国。根据这种现值方法，我国1993年的PV／GNP和PV／X比率分别为17%和76%，大大低于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属于轻度负债国，不存在外债“过多”的问题，因此这里只讨论外国直接投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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