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公共外交：中美建交前后的一段“音乐外交”史实
文>郭惠民 国际关系学院副校长、教授，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公共外交是当代国际关系和外交里的一个新领域，公共外交与官方外交的并存及其结合构建了现代外交的完整景观。近三十年来，因工作关系，我长期在中国曾经驻外的一些老大使身边，深受他们的言传教诲。他们告诉我，实际上外交官大使原意为传递信息的使者，在官方外交、公共外交之前就有了民间外交或更早的人文交流，以人文为渠道的往来，增进了各国各民族的理解和友谊。曾琳智老师新著《枪炮或玫瑰：公共外交中的音乐》探讨外交中音乐的作用，并将其概括为“政治先锋”和“观念大使”、“身份标识”和“文化桥梁”，即“枪炮论”和“玫瑰论”。前者用于试探政治意图，开启善意对话，软化敌对情绪，后者用于塑造国家形象，加强文化认同，增加彼此信任，颇有学术新意。但因“枪炮论”的历史梳理实证多聚焦在美苏冷战期间，故一些结论对音乐作为斗争性的“武器”色彩较浓，偏某种程式化的“政治正确”，更贴近官方外交，由此可能弱化了“玫瑰论”中音乐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对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样更适合公共外交的普遍价值。看来理论抽象的概念远难以呈现音乐艺术的精彩。相比较而言，在当今和平与发展为世界主流，中国领导人倡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背景下，曾老师这部专著在结尾部分探讨音乐观念的模糊性、审美性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张力，寻求现代外交尤其是人文外交中音乐外交的潜力和模式，这似乎更具开放性的创新意义和价值体现。
之所以在这里我以外交置换了公共外交的概念，是因为有时感觉现在官方外交经常与公共外交捆绑在了一起，其界线越来越模糊，尤其在音乐外交层面上。当代国际关系史里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音乐外交就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两国领导人基于中、美、苏关系的变化和外交战略的需要，启动了两国的秘密谈判。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7月16日发表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公告。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毛泽东主席与他在中南海进行了会面。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而在1971基辛格访华后，美国费城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尤金·奥曼迪就写信给尼克松总统，建议乐团去中国演出。经过两年的协调，1973年9月费城交响乐团成为了第一个到中国访问演出的美国交响乐团。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期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为邓小平访美举行盛大的专场文艺晚会，邓小平在晚会现场宣布了波士顿交响乐团随即访华的消息，当场肯尼迪艺术中心内掌声雷动。1979年3月，波士顿交响乐团又成为了中美建交后第一个访华的美国交响乐团，当时的乐团指挥是出生在中国沈阳，幼年曾在北京居住过，对中国有着特殊感情的美籍日本人小泽征尔。
无论是美国两个交响乐团在中美建交前后访华，还是美方为邓小平访美举行的文艺晚会，其中都有不少细节，颇能让人体会音乐外交的独特魅力和“弦外之音”。邓小平访美那场文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美方安排的是约200名美国小学生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他们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是毛泽东版本的‘代我问候百老汇’”。一曲唱罢，邓小平深深为之动情，他和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和亲吻了美国孩子，此真诚之举得到美国媒体和民众普遍好评。而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当年被《纽约时报》描述为，如果说“乒乓外交”为尼克松1972年访华铺路，开启中美外交新局面，那么正是费城交响乐团的访华之旅，真正将两国粘合在了一起。后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来访，邓小平和宋庆龄都亲自出席捧场了北京首演，中国著名指挥家郑小瑛将其称作“友谊和音乐艺术交流的动人篇章”。
为什么是西方古典音乐，而不是芭蕾舞团或其它艺术团体，作为美国文化的代表在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的一些关键时刻率先访问中国？当年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又作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首批工作人员，直接参与并安排了费城交响乐团访华的职业外交官卜励德（Nicholas Platt）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首先中国人更崇尚集体行为，交响乐代表了最有创造性的集体艺术行为。其次，中国人喜欢大的东西，大的建筑，大的宴会，中国人热爱主题音乐，交响乐无疑是宏大叙事的主题音乐。最后，他还有一个大胆的个人猜测，就是觉得似乎在中国艺术传统中存在着一个抽象表达的空洞，而西方古典音乐恰好充填了这个洞。
例1 在某型无人机系统上，数字通信系统传送的信号是脉宽为T0的脉冲信号[1].每隔单位时间送出一个脉冲，脉冲幅度X(t)是一个随机变量，它可取四个值(+2，+1，-1，-2)，且取这四个值的概率分别为(0.3，0.2，0.15，0.35)，不同周期内的脉冲幅度是相互统计独立的.
有关美国两个交响乐团访华的媒体报道还涉及到中国著名的弦乐曲《二泉映月》。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来访期间前往中国中央交响乐团交流，观看该团由中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指挥排练《二泉映月》，美国指挥家尤金·奥曼迪对此乐曲非常欣赏，向李德伦提出，希望得到这首乐曲的总谱，但我方婉转回避了美方的多次请求。1979年波士顿交响乐团来访，一些媒体也都提到美国指挥家小泽征尔和《二泉映月》。可能是久远的记忆模糊了，实际上在此之前小泽征尔1976和1978年曾两次来华。1978年6月，小泽征尔访问北京，他指挥中央乐团演奏了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大获成功。第二天，小泽征尔到中央音乐学院访问，顺便听了《二泉映月》的二胡独奏。当时民乐系17岁女学生姜建华（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二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的演奏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小泽征尔听着听着，情不自禁，掩面而泣。突然，他从坐着的椅子上顺势跪下去，虔诚地说：“这种音乐应当跪下去听，坐着和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的。”曲终后，小泽征尔泪流满面地站起来，对姜建华深情地鞠了一躬，说：“谢谢你的演奏，要是早一点听到你的二胡演奏，我昨天是根本不敢指挥乐队演奏的。”这就是著名的小泽征尔跪听《二泉映月》的历史典故。此后，在他的演出中，很多次《二泉映月》都成了保留节目。正是在他身体力行的宣扬下，《二泉映月》被国际乐坛公认为世界10大不朽名曲之一。中国著名作曲家吴祖强评价说：“作为曲作者，我认为，小泽征尔指挥的《二泉映月》是最令人感动和发自内心的。”由此可见，古往今来音乐沟通人类感情难得一见的美妙境界。
美国两个交响乐团在华的演出曲目选择也很有意思。在西方古典音乐上，两家都选有贝多芬的交响曲，1973年初选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后因江青干扰，改为演奏贝多芬《第六交响曲》；1979年则成功上演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费城交响乐团首访北京，后为上海；波士顿交响乐团首访上海，后才北京，两地演出的曲目也有所不同。两家的演出中都选有中国乐曲，1973年为钢琴协奏曲《黄河》；1979年为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返场时加演了当时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白毛女》组曲选段《红头绳》,据称喜形于色的观众当时终于按捺不住兴奋的情绪,即席报以春雷般的掌声。由此折射的文革前后、改革前后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发现文化的语言和政治的语言居然如此深深地交织在了一起，而音乐又如此巧妙地穿越夹缝甚至黑洞透亮着其共享的人性光芒。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美建交的历史上，中国人喜谈“乒乓外交”，美国人爱谈“音乐外交”。曾老师的专著撩发我如此思绪漫游，钩沉考证，也许是因为它让我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光，作为文革后“新三届”79级的大学生，在拥挤的宿舍里和室友一起用音质很差的收音机（录音机）一遍又一遍地收听西方古典音乐，且以此为时尚的历历往事。其实就外交而言，无论是民间外交、公共外交，还是官方外交，都源于或离不开人与人的来往交流，即人文外交。而音乐外交则是人文外交中的重要内容，时常是必选项，非备选项。
11月1日，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静萍到昆明宜良供电局开展调研，先后实地调研“两个全覆盖”、配网“三统一、两强化”工作情况。
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访问时还有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细节，也许更值得回味。当乐团访问上海时，中方安排了旅游购物的环节。乐团小提琴手帕斯奎勒（Robert De Pasquale）在逛街时，突然听到了小提琴声。他走进建筑物，上楼找到了正在练琴的学生，给这个惶恐的孩子上了一个小时的课。值得注意，这是改革开放前后文革的时代，美国媒体报道称当时的中国“是禁欲的和清教徒式的”。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音乐的无国界，其对人类心灵的沟通，记忆的唤醒，美感的享受，感情的共鸣，意义的传递，都展现出它无限巨大的穿透力。
总的说来,虽然此诗在安史之乱前是鲜见的直接吟咏隋堤柳的诗歌,但在写作程式、抒情视角等方面,对后来的诗歌都具有导乎先路的意义。
《陈丹青音乐笔记》中曾讲到，叔本华谈音乐，以为即便没有人类，宇宙间也会有音乐，此话虽是人在人间说的，却点出了音乐的神性。我们现在谈论音乐外交，其实更多说的是与音乐有关的人和事，而非音乐本身，这自然就会勾连到特定的时代、事件。日前随手翻到我老师曹大鹏教授当年翻译的《文化论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其中有一章标题为“音乐与真理，不可过度”（Music and Truth ma non troppo），讲到冷战时期美国情报部门推出“真理项目”（The Truth Campaign），涉及以音乐为工具，开展文化冷战。但若音乐成为工具，就远离音乐的神性和本性了，也无法从容、不可过度（ma non troppo）。当代作家、画家、陈丹青的老师木心曾言：“与战争相反的是音乐，到任何一个偏僻的国族，每闻音乐，尤其是童年时代就谙熟的音乐，便似迷航的风雨之夜，蓦然靠着了故乡的埠岸，有人在雨丝风片中等着我回家。”这大概也是我以为音乐与人文外交、公共外交更贴切的理由，尤其是在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并不是每一件算得出来的事，都有意义，也不是每一件有意义的事，都能够被算出来。”这世上道理太多，道太远，人间可完美的，唯有真心，某种混沌模糊之间可能正孕育着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全球化时代，真实虚拟的世界，多元的文化，基于人类情感和集体记忆的音乐伦理能否构架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沟通对话交流希望之路，值得我们陪伴着曾老师这样的年轻一代不忘西东、不负芳华地去探索、去追求。
注：本文系为CIPRA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曾琳智老师专著《枪炮或玫瑰：公共外交中的音乐》（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4月版）撰写的序言，略有删节。曾老师博士师从时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的吴友富教授，主攻国际关系，博士后又随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孟建教授，现在该校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国家文化创新中心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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