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山区农村家庭迁移特征及影响因素
彭 婷，阎建忠※，陈 方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重庆 400716）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家庭迁移比例不断上升。山区农村是主要的人口离心区，导致了乡村衰落。目前较少关注山区家庭迁移，并且鲜有研究直接从农户层面探讨农户家庭迁移的影响因素。因此，该文利用2017年重庆市少数民族山区3个典型乡镇的58份社级问卷和323份农户问卷，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了山区农村家庭迁移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山区农村人口流动较为活跃，整户搬迁现象明显；农户家庭迁移表现出对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服务的追求，农户搬迁具有迁入地靠近公路、高海拔地区迁往低海拔地区等特点，且受到经济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性别、年龄、大专及以上学历等户主特征和独生子女家庭、家庭总收入、非农劳动力占比、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等家庭特征均显著影响农户家庭迁移行为，且农户更偏向于向经济基础较好、公共基础设施较完善、拥有特色旅游资源的社区搬迁。
关键词：农村；家庭迁移；山区；基础设施；农村发展；重庆市
0 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城乡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乡-城迁移[1]。据统计，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45亿人次[2]，其中大部分为农村人口流动。山区农村一般具有资源禀赋差、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等特征[3]，导致人口大量外迁[4-6]，山区农村正经历剧烈的重构过程。农民作为农村的主体，是农村的直接建设者，其单向流失是造成乡村衰落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劳动力大量外迁，造成农村人口老龄化、留守儿童多、农业生产规模缩小等问题[7-9]；另一方面，人口严重外流导致来自政府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无法下沉，农村人居环境较差[10]。因此有必要厘清山区农村人口迁移的动因，从人口迁移的角度探究如何振兴乡村。
人口迁移动机与原因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推-拉理论”[11]和“二元经济结构理论”[12]都从宏观外部环境解释了人口迁移原因，认为人口迁移是为获得更高劳动报酬而自主选择的理性行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系列从微观层面对迁移动机和决策的研究[13]。以Stark、Bloom、Taylor等[14-16]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迁移理论，强调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重要性，认为家庭迁移是为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的群体形式，它既是个体选择的权衡背景，又是一个直接与宏观制度环境相联系的单位[17]，因此以家庭为单位来分析人口迁移问题更为适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家庭迁移已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18]，随之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目前已有研究主要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人口迁移家庭化的时间、程度、影响因素、对迁入迁出地的影响等问题[13,19-22]。对于家庭迁移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人、家庭、外部环境因素等角度进行定量分析。个体层面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一般认为女性、已婚者为了实现对整个家庭的照顾，家庭迁移的意愿更强，而受教育程度高者更有能力带动整个家庭迁移[17,19,21,23]。家庭层面，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老人和子女个数、家庭禀赋等都显著影响着家庭迁移行为，如王文刚等[23]研究发现，家庭总收入和子女个数增加能显著提高家庭迁移概率，而家庭规模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迁移的发生率；袁霓[24]认为有无子女和子女年龄是影响家庭迁移的重要因素；周皓[25]认为有老年人的家庭更不容易迁移；刘燕[26]指出耕地面积对家庭迁移具有阻碍作用。从外部环境特征来看，农户更愿意搬迁至社会保障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17,19,23]。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农户迁移逐渐由单纯的增收驱动转为追求收入和公共服务并重[27]，如Chen等[28]、夏怡然等[29]对流动人口进行分析，均认为人口迁移不仅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还为了享受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工永久定居城市的重要因素[30-31]。
目前，对于家庭迁移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第一，已有研究采用的数据多为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鲜有研究采用社级和农户级数据，直接从农户层面探讨迁移的动机与原因。第二，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山区家庭迁移的驱动机制。山区农村地形起伏较大，农业自然资源相对贫乏，难以实现机械化，导致山区人口迁移更突出、更具复杂性。并且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口迁移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影响人口迁移发挥出最大效益[32]。鉴于此，本文以新经济迁移理论为理论支撑，基于2017年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3个典型乡镇社级和农户调研数据，对山区农村家庭迁移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能够为政府推进区域新型城镇化和制定乡村振兴政策提供借鉴。
以拓展训练教学法在高校篮球选项课教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以福建商学院2017级人数相等的2个班(n=30)为实验对象。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简称酉阳县）位于武陵山中山区，介于东经108°18′25″－109°19′02″，北纬28°19′28″－29°24′18″，东西宽98.3 km，南北长119.7 km，幅员面积5 173.2 km2（图1）。酉阳县地势中部高，东西两侧低，地形起伏较大，地貌类型包括中山、低山、槽谷平坝。全县雨热同期，四季分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雨量充沛，冬暖夏凉。境内自然资源丰富，宜林面积广，森林覆盖率57.4%，是重庆市森林资源大县。土壤类型以黄壤、石灰土和潮土为主[33]。2017年，农作物播种面积14.28万hm2，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8.95万hm2，实现粮食产量38.68万t。
图1 研究区位置
Fig.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小学习作是学生学习写作的基础，为今后的作文课程的开展做良好的铺垫，小学生写作时，由于缺乏写作的经验，不可避免会出现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后期的监督和指导慢慢改正，因此，教师不必对学生的习作太过苛求，应该对学生的习作报以欣赏、理解的态度，认真发现学生习作中值得发扬的部分，通过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激励式评价，常见的激励式评价语言方式如下：
当将农户所在社的社级特征加入回归模型（模型Ⅲ、模型Ⅳ）中进行分析时，超市和小卖部个数对农户家庭迁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农户所在社拥有的超市和小卖部个数越多，农户越不愿意搬迁。超市和小卖部数量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满足农户最基本的日常所需，给农户日常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农户的吸引力较大。
1.2 数据来源
课题组共7人于2017年7－8月前往研究区进行实地调研，主要采用的方法为分层随机抽样和参与式农村调查评估法中的半结构式访谈。调查主要分为两步：第一，与村长、村社干部等知情人士进行访谈，了解研究区内各村社的发展态势和常住人口变化情况，进行社级问卷调查，访谈对象以村长为主，其他村社干部可补充相关信息，每份用时约2 h。第二，根据农户家庭迁入迁出情况，选取典型社进行搬迁和非搬迁农户问卷调查，访谈对象以户主为主，家庭其他成员可以补充相关信息，每户用时1～2 h。其中搬迁农户问卷的调查主要是由村社干部或知情人士带路，前往现居地进行入户访谈。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研究区内举家搬迁到城市定居的农户较少，且调查搬迁到城市或其他较远地区的农户，数据获取较为困难，因此本文只讨论研究区区内迁移，家庭迁移界定为农户举家搬迁到镇上（乡（镇）政府所在地）或该镇其他村社。
建构主义作为认知学派学习理论的一个新的分支,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于西方,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引起我国教育界的极大关注，2000年-2018年中国知网上以建构主义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就达21000多篇。建构主义的教学理念对我国的英语教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代教育技术也开始全面融入英语教学，但是建构主义教学理念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效果尚不理想。本文拟以英语专业《基础英语》课程教学为例，阐述基于建构主义教学理念的英语教学实践效果和意义。
社级问卷主要内容有基本概况、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社会生活状况、人居环境质量状况、特色资源情况等。农户问卷包括非搬迁农户问卷和搬迁农户问卷两类，其内容主要包括：1）家庭基本情况，包括家庭成员基本信息，从事农业或非农工作相关情况等；2）家庭资产情况，包括住宅、耕地、农用设备、收入支出等；3）其他相关情况，包括搬迁或非搬迁原因等。最终经清理共获得有效问卷381份，其中社级问卷58份，非搬迁农户问卷162份，搬迁农户问卷161份。
2 模型选择与变量设定
2.1 模型选择
综合实地调研情况和相关文献梳理，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山区农户家庭迁移主要是为了追逐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服务。为了验证此假说，因变量采用农户家庭是否搬迁，搬迁代表举家迁移，不搬迁代表还有家庭成员居留在原地。因因变量为离散的二值选择型变量，即农户家庭迁移或不迁移，是一个二向性问题，故本文选择二分类因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农户搬迁具有迁入地靠近公路、高海拔地区迁往低海拔地区等特点（图3）。搬迁户原居住地大多远离交通主干道，67.70%的农户居住的房屋不通公路，其所在社距离最近县道或省道的平均距离为11.83 km，35.40%的农户为了“交通、生活方便”而选择搬迁。道路作为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基础设施之一，交通区位条件好对农户具有较大吸引力，能够极大的方便日常生产生活，因此农户多选择搬迁至交通主干道附近，迁入社距离最近县道或省道的平均距离仅为4.20 km。其次，高海拔山区地势陡峭，土地资源禀赋差，交通不便，自然灾害频发；低海拔平坝地区地形平坦，交通便利，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都相对较好，居住质量高，故农户多选择从高海拔向低海拔地区搬迁，搬迁农户迁出社平均海拔为760 m，迁入社平均海拔为573 m。
SIFT(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全称尺度不变特征变换，是一种检测和描述图像中局部特征的算法，由David Lowe于1999年提出[文献]，原理是在不同的尺度空间寻找极值点(特征点)，计算位置、尺度、方向等信息，并把特征点用一个128维的特征向量进行描述。由于SIFT特征可以较好地描述目标的局部特性且对平移、旋转等变换保持不变，可以应用在视频图像的关键帧特征区域检测。
式中i为样本户；Pi为第i个农户家庭迁移的概率；n为样本量；b 为待估计参数；xi为第i个变量的数值；e 为随机扰动项；a 为模型参数。
2.2 变量设定
2.2.1 解释变量的选择
在这样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老子明确了统治者个人既得权力的维护与国家政治的维存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使统治者的危机意识始终着眼于“得失”的辩证与“得”的欲求，一切问题也都是得失问题的衍生。 在统治者的常规思维看来得则生，得则胜，得则利。 反之则为死，为败，为害。 后者是统治者没有合理地运用自身所具有的危机意识而盲目作为，将自身始终处于利害、生死以及胜败的平衡的一端，自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失衡的威胁。 例如：
迁移行为不仅取决于个人、家庭等因素，还与外部环境息息相关[35]，因此有必要从宏观外部环境和微观农户层面两方面来分析家庭迁移的影响因素。鉴于此，本文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社级特征三方面选取了16个变量进行分析，在以往的实证研究[17,19-21,23-25,36-38]中，这些变量中许多已经被证明是相关的因子。由于是否搬迁一般由户主决定，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39]，故只选用户主特征来代表家庭所有成员。将受教育程度和小孩个数进行分组，是因为普遍认为高学历的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家庭迁移意愿和能力[23]，而有无子女、子女个数对家庭迁移决策具有重要作用[24]。社级特征主要考虑外部基础设施对迁移行为的影响，其中搬迁户采用迁入社特征。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其中，劳动力计算方法：只务农，农业劳动力人数计为1；只在农忙时务农，农业劳动力人数计为0.2，非农劳动力人数计为0.8；边工作边务农，农业劳动力和非农劳动力人数各计为0.5；不务农，非农劳动力人数计为1。
为了更好地分析农户家庭迁移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6个回归模型进行说明。其中模型Ⅰ、Ⅱ只考虑个人和家庭微观层面因素，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的自相关，将家庭总收入和非农劳动力占比分开；模型Ⅲ、Ⅳ则纳入农户所在社的社级变量，分析社级特征对农户家庭迁移的影响；由于调研农户中有49户属于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户，这些农户很大程度上是在政府主导下搬迁的，在解释变量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故模型Ⅴ、Ⅵ将这部分农户剔除，以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考虑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Robust进行校正，并运用软件STATA 12.0进行统计、计量分析。
家庭特征方面，家庭中只有1个小孩对农户家庭迁移有显著正向影响，2个及以上小孩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随着农村撤点并校等政策的推行，大多数山区农村的小学、幼儿园等教育资源缺失，无法满足适龄小孩的上学问题，因此大多数有小孩的家庭会为了子女上学方便、寻求更好的教育机会而搬迁，这与访谈结果一致，53.42%的农户搬迁是为了“子女教育”。但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农户的收入普遍较低，研究区内搬迁户年平均总收入9.25万元，非搬迁户仅5.11万元，小孩个数增加会大大增加搬迁成本、教育成本和各项生活开销等，从而增加农户家庭负担，因此小孩个数增加会限制农户迁移行为。
表1 回归变量间描述性统计（n=323）
Table 1 Regression variabl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n=323)
Speck[40]指出除了自然出生和死亡之外，迁移是导致人口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本文选用社常住人口变化来反映该社人口迁移情况。将社级人口迁移量定义为2009－2016年社常住人口变化量，整户迁移定义为2009－2016年举家迁入迁出户数，可见研究区内人口流动较为活跃，整户迁入迁出现象较为明显（图2）。在调研的58个社中，有26个社常住人口增加，平均增加270人，平均整户迁入61户；其中龙潭镇赵庄社区6社、梅树村4社，麻旺镇桂香村5社、6社、正南村1社，毛坝乡毛坝村1社、2社为主要的农户迁入社，平均整户迁入181户，这些社区基本为乡（镇）政府所在社或距离乡镇较近，道路全部硬化，距离学校、卫生所等基础设施平均距离分别为0.71、0.36 km，大多数农户因为交通和子女上学方便而选择迁入。32个社常住人口减少，平均减少101人，平均整户迁出26户；其中龙潭镇鹅塘村1社、10社，麻旺镇桂香村8社、戴家村4社，毛坝乡细沙河村6社为主要的农户迁出社，平均整户迁出45户，这些社区远离交通主干道，距最近省道或县道、学校、卫生所的平均距离分别为18.40、7.24、4.50 km，与外界联系较为不便，无特色资源和非农就业机会，因而大多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劳动力大量外迁，导致社区呈现空巢化，耕地撂荒严重，其平均外出务工比例、房屋空置率、耕地撂荒比分别为30.37%、52.00%、76.73%。一方面，山区农村受地形条件制约，人口大量流失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导致农业粗放经营；另一方面，人口过疏使山区农村不存在足以支撑政府公共服务所必须的人口密度，导致公共服务无法下沉，因而大多农户为了满足自身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而搬迁，长此以往，乡村自然衰落。
考虑到不同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本文选用Pearson相关系数、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对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Ⅰ和模型Ⅱ中，家庭规模和2个及以上小孩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最高，为0.628 4<0.8，2个及以上小孩容忍度最低，为0.389 1>0.1，其方差膨胀因子最大，为2.57<10；模型Ⅲ、Ⅳ、Ⅴ、Ⅵ结果与前面相似。所有的解释变量均通过相关系数、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会对模型的分析造成影响。
3 结果分析
3.1 迁移特征
2.2.2 解释变量间共线性检验
Note: Community codes with increasing: 1-3. Community 1,4,2 of Baixiang village; 4. Community 5 of Liushu village; 5,6. Community 7, 8 of Xintian village; 7. Community 4 of Meishu village; 8. Community 5 of Longquan village; 9. Community 6 of Zhaozhuang village; 11,12. Community 3,6 of Guangming village; 13,14. Community 1,2 of Daijia village; 10,15-18. Community1,2,4,5,6 of Guixiang village;19. Community 1 of Qingxiang village; 20. Community 1 of Zhengnan village; 21,22. Community 1 ,2 of Maoba village; 23-26. Community 1,2,4,5 of Xishahe village. Community codes with declining: 1,2. Community 9,8 of Baixiang village; 3-7. Community 1,2,5,9,10 of Etang village; 8-10. Community 3,6,7 of Liushu village; 11-14,21. Community 7,8,9,10,3 of Guixiang village; 15-17. Community 1,2,4 of Guangming village; 18-20. Community 3,4,5 of Daijia village; 22. Community 1 of Ji’an village 23-25,32. Community 3,7,8,6 of Maoba village; 26. Community 6 of Xishahe village 27-31. Community 1,2,5,6,7 of Longjia village.
图2 社级人口迁移
Fig.2 Community-level population migration
本文Logistic概率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图3 农户搬迁区位特征
Fig.3 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located rural households
农户搬迁受到一定的经济和政策导向的影响，在调查的搬迁户中，有67户选择搬迁到镇上，44户选择跨村迁移，50户选择村内迁移，且其中有49户属于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户（表2）。乡镇一般是区域中心，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体系较为完善、商品贸易发达，因此绝大多数农户选择搬迁到镇上。就跨村迁移和村内迁移来看，龙潭镇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农村经济年总收入达72 704.95万元，农户家庭经济基础较好，风险承担能力强，搬迁户基本选择跨村搬迁到镇内经济发展更好的村社，以寻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公共服务。毛坝乡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农村经济年总收入为6 331万元，农户风险承担能力差，因而以村内搬迁为主，这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继续耕种原有土地，还能大大降低迁移成本；麻旺镇经济发展介于两者之间，农村经济年总收入为41 510.33万元，农户搬迁既有村内迁移，也有跨村迁移。调研农户中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户集中在毛坝乡，这里平均海拔941 m，高低落差大，地形崎岖，滑坡、泥石流等时常发生，影响农户生产生活安全，为此酉阳县政府修建了高山生态扶贫移民安置点，帮助困难且有意愿的农户搬迁，达到扶贫和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
表2 搬迁农户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n relocation of households
3.2 计量结果
运用STATA 12.0对山区农村家庭迁移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计量结果（表3）可以发现，模型Ⅴ和模型Ⅵ（即剔除49户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户后）的回归结果与模型Ⅲ、Ⅳ大致相同（除家庭规模外，其余研究变量的显著性及相关性方向均一致），这也就说明将这49户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户考虑到全部样本模型中并没有放大解释因子的影响。具体计量结果如下：
户主特征方面，男性、年龄偏小、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户主更能实现家庭化迁移。山区农村交通通讯不畅，信息闭塞，实现劳动力转移较为困难，而男性在就业机会获取方面较女性更有优势，使得家庭中多为男性劳动力先行外出打工。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大量外迁使得农村劳动力趋于老龄化和女性化，劳动力质量下降，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土地利用粗放，农户退出农业的概率提高，举家迁移可能性增强。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获取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就业能力、工资水平等息息相关，进而影响搬迁意愿和能力。单看个人和家庭等微观层面因素，由于研究区内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以小学和初中为主（80.80%），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加入农户所在社社级变量时，大专及以上学历对农户家庭迁移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户主家庭，更追求高质量生活，更偏好于公共服务享受。
如图7-图9所示的是涡旋压缩机3个小曲拐在主轴旋转一周的工作状况下，10个最大节点的应力值。由图中看出，最大的应力前7个节点是相同的，由此可知，涡旋压缩机3个小曲拐的受力情况、运动状态基本相同，符合小曲拐平面四杆机构的运动规律。
家庭总收入和非农劳动力占比对农户家庭迁移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家庭总收入越多、非农劳动力占比越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家庭迁移。家庭收入高的农户，能够负担搬迁所产生的各项成本，以及较好生活品质所需的更高消费水平。非农劳动力占比反映农户家庭中从事非农工作的程度以及非农收入的高低，比重越大，农户家庭更愿意从原来的农业生产转变为非农业，搬迁的可能性增加。反之，非农劳动力比重低的农户，家庭生计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高，往往具有乡土情结，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搬迁可能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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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山地地形、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酉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存在大量的人口迁移。2017年，全县公安户籍人口85.2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17个共77.33万人，年末常住人口54.91万人；按常住人口计，年末劳动力总数41.50万人，社会从业人员39.10万人，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 585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 852元[34]。根据人口迁移情况，与当地相关部门确定了龙潭镇、麻旺镇、毛坝乡3个乡镇为研究区，其外出劳动力人数分别为3.07万、1.44万、0.53万，各占劳动力总数的59.73%、41.98%、66.25%，人口迁移现象较为突出。
在模型Ⅰ、模型Ⅲ中，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与农户家庭迁移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山区耕地较为碎片化，难以实现机械化耕作，依赖于更多劳动力投入，加之现行土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形成了极大的障碍[41]，因此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越多的农户，越不易做出家庭迁移决策。反之，由于山区农业生产投资回报率较低，耕地面积少的农户，只能选择其他非农手段进行谋生，因而更愿意搬迁到非农就业机会多、收入高的社区。但在模型Ⅱ、模型Ⅳ中，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非农劳动力占比高的家庭，家庭生计逐渐向二三产业转移，非农收入增加，形成对家庭农业收入的替代效应，因此决定搬迁时耕地已不再是农户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课程设计上，培训针对已有工作经验的社区医生，不同于面向医学生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励丽介绍，每一次开一个班，人数二十多人；而且，每位学员要脱产2个月在宁波一院上课并参与临床查房。
距最近学校距离和距最近卫生所距离对农户家庭迁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本文的搬迁户数据采用的是迁入社的社级特征，负向影响正好说明搬迁户迁入社距学校、卫生所等基础设施的距离更近，这与农户希望得到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的预期相符。根据调研数据统计，迁入社距学校距离的均值为2.51 km，距卫生所距离的均值为4.37 km；而迁出社距学校距离的均值为6.33 km，距卫生所距离的均值为13.76km。被调查的搬迁农户原居住地大多位于高海拔地区，交通不便，距村委会、乡镇等经济中心的距离相对较远，给农户家庭出行、上学、就医等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时间和距离成本增加，因而大多数农户选择搬迁以满足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是否有特色旅游资源与农户家庭迁移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位于没有特色旅游资源社区的农户选择搬迁的可能性更大。在搬迁户迁出社中有27.78%拥有特色旅游资源（土特产、风景名胜古迹等），迁入社中有52.94%拥有特色旅游资源。调查发现，52.78%的搬迁户因“本地就业机会少”选择搬迁，而拥有特色旅游资源更易形成产业，从而带来就业机会增多，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更健全等一系列连带效应。有学者指出如果本地有较好的经营项目或者就业机会，户主往往会带动全家在当地从事非农工作，以便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42]。故拥有特色旅游资源的社区对农户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公众急救知识普及率不超过1%，其中，大学生接受急救培训的大多数为医学类的学生。欧美、日韩等国家大力推行应急救护培训，其中，美国公众基本急救技术普及率达89.95%，新加坡卫生救护知识培训普及率达20%。我国开展公众急救知识培训起步较晚，存在着实施及资金双重困难。在我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的国情下，在不同区域和不同居民群体中进行急救知识的普及，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特性，我国居民急救能力的培养仍然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表3 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models
注：模型Ⅰ、Ⅱ只考虑个人和家庭微观层面因素，模型Ⅲ、Ⅳ增加农户所在社的社级变量，模型Ⅴ、Ⅵ剔除49户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户，以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Note: Models I and II only take the micro-level variables of individuals and households into consideration, while models III and IV add the community-level variables of the households, and models V and VI exclude 49 households of alpine ecological migrants,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the 10%, 5% and 1% level is denoted by *, ** and ***, respectively.
4 讨 论
受教育程度越高，带动家庭迁移的能力越强。这与王文刚等[23]、侯佳伟[20]结论一致，高学历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家庭迁移意愿和能力。但崇维祥等[17]、洪小良[38]基于江浙沪地区和北京市的调查得出与本文相悖的结论，受教育程度与家庭迁移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市场流动中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收益，而家庭迁移会影响流动的速度，从而不倾向于采取具有定居倾向的家庭迁移。而本文讨论的是山区农村，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业投资回报率低，本地非农就业机会较少，公共设施和社会化服务体系较不完善，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公共服务，农户更倾向于搬迁。而受教育程度越高，能显著降低迁移成本[8]，获得收入较高、较稳定的工作，因此受教育程度高者更能实现劳动力迁移，从而更有能力带动整个家庭搬迁。
大多受教育水平高者的外迁，导致留守人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思想观念陈旧，对山区农村的经济发展带动能力不足。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的限制，留守人员只能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土地利用粗放，种植结构趋于单一，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李国珍等[8]和冉逸箫等[3]分别对重庆市铜梁县和酉阳县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种植面积减少，种植结构单一，导致农户生产产出已不能满足自身需求，加之生活水平提高，农户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农户不得不通过市场购入相关商品，因此农户更倾向于搬迁至乡镇等商品贸易发达的地区以满足家庭需要。
家庭总收入越多，非农劳动力占比越高的农户家庭，搬迁可能性更大。从家庭总收入来看，与王文刚等[23]、Zhu等[37]的结果相似，更高的家庭收入能够促进流动人口的迁移能力和定居意愿。从非农劳动力占比来看，与Howell[43]的结果类似，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力越多，农户家庭迁移的可能性更大。但Yang[36]利用湖北省调查数据，发现家庭中迁移人数能够显著提高家庭中个人迁移可能性，而对家庭迁移没有影响，可能的解释为，虽然社会关系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迁移的心理成本，但还要考虑举家搬迁后的住房、生活开销、教育、医疗等一系列问题，因而迁移人数不是影响家庭迁移的重要因素。
2.3 PDCD4表达与EOC预后的关系 EOC组92例患者中，PDCD4阳性表达者42例，平均生存时间为(24.76±10.65)个月，5年生存率为19.05%(8/42)；PDCD4阴性表达者50例，平均生存时间为(14.52±9.23)个月，5年生存率为4.00%(2/50)；两组生存率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2=7.653，P=0.011)。两组术后生存曲线图见图2。
1323 Establishment of a rabbit decompression sickness model and its evaluation system
非农劳动力占比对家庭迁移的影响在平原和山区农村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平原地区，农业发展条件较好，耕地平整连片，机械化程度高，机械对劳动力形成了替代效应，释放了大量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使得非农收入增加，为农业活动提供了资金[44]，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农业收入。因此平原地区非农劳动力占比高对农户的家庭迁移影响较小。在山区农村，地形起伏大，农业自然资源相对贫瘠，耕地难以实现机械化耕作，导致投资回报率低，移民汇款也难以转变为生产资本[45]，且Xu等[46]发现在山区，家庭中非农劳动力占比越高，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土地流转或撂荒。因而山区非农劳动力占比越高的农户，其非农收入越高，越容易放弃农业生产，从而更可能选择迁移至非农就业机会多、收入高的地区。农户家庭大量迁移，导致山区农村房屋大多处于空置状态，耕地撂荒严重，景观破坏，人居环境进一步恶化，乡村逐渐衰落。
山区农村家庭迁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教育、医疗等各项公共服务。有关学者的研究也论证了这一点，如Elshof等[47]认为人们更希望住在离基础设施更近的社区，以便更好的享受公共服务；冉逸箫等[3]认为公共服务缺位是山区农村衰落的重要表征。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受城市非农工资高和农村农业比较收益低的双重影响，山区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导致农村发展条件不足，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特别是教育资源缺失，促使许多农村家庭不得不为了子女教育而搬迁至距离学校更近的地区。本文发现，小孩个数增加会限制农户家庭的迁移行为，这与盛亦男[21]、周皓[25]的研究结论一致，小孩个数增加会降低家庭迁移的可能性。但与崇维祥等[17]、王文刚等[23]、Garip[48]的结论相悖，其分别对江浙沪三省、京津冀地区、泰国南荣农村地区的家庭迁移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随着家庭中小孩个数的增加，迁移的概率会显著提高。可能的解释为：山区农村经济基础差，制约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45]。山区学校多分布于平坝区和槽谷区[49]，主要集中于乡镇中心，加之山区复杂的地形条件，道路建设相对困难，降低了交通通达性，提高了交通成本，导致高海拔地区农户小孩上学困难，绝大多数山区农户为了方便子女上学而选择搬迁，这也是研究区内农户搬迁的重要因素。学校、卫生所等基础设施的退化缺失，无法满足农户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导致山区农村对农户的凝聚力日趋下降，加速了农户迁移，乡村衰落现象日益明显。
拥有特色旅游资源的社区更能够吸纳本地农民就业，吸引外迁人口回流。近年来，一些有特色资源的乡村凭借其独特优势逐渐发展振兴，吸引了不少外迁人口回流，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学者们也通过各种个案研究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模式。一般认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方式主要有发展旅游业和农业[50-51]，如Li等[52]认为通过科学合理地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与配置可以增加耕地面积、发展现代农业、促进新农村建设，从而振兴农村；Moldovan等[53]提出对传统房屋进行改造，通过生态旅游振兴农村地区。拥有特色旅游资源的社区更能够通过乡村旅游、农业产业化等方式实现多元化发展，从而吸引农户定居。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2017年重庆市少数民族山区3个乡镇的社级和农户数据，在统计分析家庭迁移特征的基础上，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山区农村家庭迁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主要的发现如下：
1）研究区内人口流动较为活跃，农户整户迁入迁出现象较为明显；农户搬迁表现出对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以及非农就业工作的追求。
2）农户搬迁的区位特征为迁入地靠近公路、高海拔地区迁往低海拔地区；就近搬迁至镇上或离乡镇较近的社区，是绝大多数农户的选择，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户迁移呈现跨村迁移的规律；政策因素也是影响农户迁移的重要因素。
3）山区农村家庭迁移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性别、年龄、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为显著负向影响，大专及以上学历、独生子女家庭、家庭总收入和非农劳动力占比为显著正向影响，且经济基础较好、公共基础设施较完善、拥有特色旅游资源的社区对农户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对迁入地来说，要处理好农户迁入与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综合承载力的矛盾问题，满足迁入农户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就近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促进农业人口就地城镇化。2）对迁出地来说，要处理好农户迁出与耕地撂荒、房屋闲置、留守农户公共服务需求等问题，因地制宜地依据不同的交通条件、地形、发展基础等采取不同的乡村振兴方式。比如，对交通可达性较差的偏远山区农村，可以采取移民搬迁，实现生态保护；对交通可达性较好、发展基础较好的村社，可以加强农村建设，对农户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依据本地特色发展本地企业，传承乡村特色，增加本地就业机会，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对于距离乡镇较近的村社，可以依据人口流入和城镇扩张情况，逐步实现城区化，促进城镇化建设。
山区农村家庭迁移的驱动机制较为复杂，影响因素有很多，本文解释变量的选取尚不全面，如外部环境因素方面，仅考虑了基础设施对农户家庭迁移的影响，相关自然、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迁移决策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全方面深入剖析山区农村家庭迁移影响因素是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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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household migration in Chongqing Mountainous regions
Peng Ting, Yan Jianzhong※, Chen Fang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re has been a large-scale population movement in China. Few natural resources, inconvenient traffic and poor public services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untainous rural regions, and these regions are the main population centrifugal areas.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have moved out of the mountainous rural regions,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idle houses, abandoned land, and insufficient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thus rural regions lack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decline graduall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how to revitalize the rur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t pres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and deepening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household migration in China has been the mainstream form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oweve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household migration in mountainous regions, and few studies have directly explor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household migration at household level. This paper takes three typical towns and villages of Youyang county, Chongqing as study area, which is located in 108°18′25″-109°19′02″E, 28°19′28″-29°24′18″N, and obtains 58 community-level questionnaires and 323 household-level questionnaires of community level and farmers in 2017. There are two main steps in the research; first, statisticall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usehold migration in mountainous rural regions, to explore the location preference of relocated rural households. Second, using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whether the households are relocated, and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select 16 indicators from three aspects: householder level, household level and community level,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household mi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opulation movement in mountainous rural regions is active and the migration of the whole households is obvious. 2) The migr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shows the pursuit for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such as transportation, education, medical care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3) The move-in reg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near highways, low altitude, and household migration is affected by economic and policy factors, moreover households are more likely to move to townships or communities closer to townships. 4) The household migration in mountainous rural regions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among which gender and age of the householder, and actual farmland area of the household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while education level, only one child in the household, total household income, and non-agricultural labor ratio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besides, rural households tend to migrate to communities with better economic foundation, better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attractive tourism resource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two policy implications: 1) For the resettlement regions, it is necessary to handle the contradiction properly between the immigration of households and basic infrastructure such as transportation, education, medical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social services, and to meet the basic public needs of the households, thereby absorbing more labour force nearby and promoting in situ urbaniz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2) For the regions of origin, it is necessar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of migrated households and abandoned land, idle houses, and the public service demand of left-behind households. At last, differ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taken based on different traffic conditions, terrain, and development basis.
Keywords:rural areas; household migration; mountainous region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rur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收稿日期：2018-12-10
修订日期：2019-01-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093）
作者简介：彭 婷，主要从事土地利用规划研究。Email：pengt_0813@163.com
※通信作者：阎建忠，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研究。Email：yanjzswu@126.com
doi：10.11975/j.issn.1002-6819.2019.14.034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6819(2019)-14-0270-10
彭 婷，阎建忠，陈 方. 重庆山区农村家庭迁移特征及影响因素[J]. 农业工程学报，2019，35(14)：270－279. doi：10.11975/j.issn.1002-6819.2019.14.034 http://www.tcsa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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