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税收增长的辩证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当前税收增长的总体形势是令人鼓舞的，但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也存在着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从税收比率看税收增长
所谓税收比率，是指税收收入占GDP的比率，也称宏观税率。在考察税收增长时，通常采用税收比率这一相对指标。由于我国1994年前后的税制大不相同，因此，从可比性角度出发，我们从1994年开始，来历史地考察税收比率的变动情况。从表1看出，1994-1996的3年中，税收比率较低，并呈不断下滑的趋势。从1997年开始，税收比率开始回升，而且上升的速度比较快，到2002年税收比率已达到16.61%。而税收比率之所以出现这种走势，其影响因素应该有以下几方面：
表1：1994年以后我国税收比率情况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
1.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来说，一国税收比率的高低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如果用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代表一国经济发展程度，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税收比率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低，税收比率就越低，即税收比率与人均收入水平正相关。我国当前的税收比率处于一个什么水平？是高还是低？我们可以从相同时期的横向角度与其他同类国家做一比较。
通过表2的数字可以看出，人均收入水平比我国高的国家（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其税收比率平均在30%以上，比我国的税收比率高出近1倍，这的确说明了税收比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但在同属下中等收入的国家中，我国的税收比率是同类国家税收比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甚至比有些低收入国家的税收比率还低很多 1。而这则表明影响税收收入比率的因素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一项。
表2：部分国家的税收比率
资料来源：IMF,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 Yearbook,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1.
从我国自身发展的纵向历史看，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收入也在不断增长，税收比率不断上升应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实际情况是：1994年到2002年，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一直在提高，人均GDP由1994年的3923元上升到2002年的7846元，无论是名义人均GDP曾长率还是实际人均GDP增长率都比较高。按理说，人均收入水平上升，税收比率会提高。可是，1997年以前的时间里，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税收比率却呈下跌趋势，1997年以后，虽然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得没有那么快，但税收比率反而上升了（见图1）。这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税收比率。
图1：我国1994年以来名义GDP增长率和税收比率
2.经济管理体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以减税让利政策作为推进企业制度改革、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主要措施，必然会使税收收入相对减少；同时政府实施了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非国有制企业发展速度快于国有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持续下滑（见表3），这无疑使得一段时期内，一方面来自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税收在减少，而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社会贡献还不高，这也导致税收比率较低。另外，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分配政策和分配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GDP分配格局向居民个人严重倾斜。由于个人所得税制的发展还存在相应的问题，个人的正常应税收入没有完全纳税，加之在个人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政府无法通过征税取得税收收入，也使得我国税收比率偏低。
表3：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比重及税收收入比重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
然而，如果把表1和表3结合起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从1997年开始，我国的税收比率稳步上升，从1997年的11.06%持续上升到2002年的16.61%，而来自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税收收入所占比重仍然是下降的（2000年以后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该指标有所变动）。如果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比重以及相应的税收收入比重下降确实会导致税收比率降低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税收比率上升必然另有原因在起决定性作用。
3.税收能力及税收努力的影响
税收比率的大小除了受上述所说的人均收入水平、分配政策和分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外，对政府支出的需要、非税收资金来源（包括借债和货币创造等）的可用性和利用意愿也是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来概括。所谓税收能力是指应当能征收上来的税收数额，它包括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和政府的征税能力。纳税能力主要取决于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征税能力主要取决于税务管理效率。税收努力是指税务当局征收全部法定应纳税额的程度，或者说是税收能力被利用的程度。所以，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把税收比率表达为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函数，而通过推导可以得出税收努力指数或税收努力比率，即现实税收收入与潜在（预期）税收收入的比率。我们可以利用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概念进一步分析我国税收比率变化的原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是：税收比率与人均收入、经济开放度（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率来衡量）和经济结构（特别是农业和采矿业产值占GDP比率来衡量）有关。具体来说：税收比率与人均收入正相关；与进出口总额占GDP比率正相关；与农业产值占GDP比率反相关。税收比率与人均收入的关系我们已在前面分析过，下面我们讨论后两个因素的影响（见图2）。
图2：1994年以来进出口总额比率、农业产值比率与税收比率
我们先来考察税收比率与进出口总额比率之间的关系。1994-1996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比率是不断下降的，从1994年的43.59%下降至1996年的35.56%。同期税收比率也随之下降，1997-1999年，进出口总额比率有升有降，但都没有1994年和1995年的高，但税收比率却年年上升。
再来分析一下税收比率与农业产值比率之间的关系。随着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农业产值比率持续下降，从1994年的33.68%下降到1996年的32.93%，但税收比率并没有因此而提高，而是随之从10.96%下降到10.18%，直到1997年才开始出现农业产值比率下降、税收比率上升这种正常关系。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1997年以前，在税收能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税收比率是不断下降的，而同样是在这种条件下，税收比率从1997年开始逐年提高。显然，部分原因是1996年以前税收努力程度低下或征税能力没有充分利用造成的，而近年来，特别是伴随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政府及其税务部门采取了诸如改善税制结构、完善税法，堵塞税收漏洞、加大执法力度，提高征收管理水平等措施，无疑提高了税收努力程度，税收比率上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从税收弹性系数看税收增长
所谓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之比，这一指标反映出税收负担水平。从理论上讲，以商品税为主体，以商品流转额为计税依据，采用比例税率的税制结构，商品税的收入至多只能与GDP同步增长，而不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税收收入的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应该低于GDP的增长率，即税收弹性系数小于或等于1。我国从1994年到2002年的税收弹性系数变动情况通过表1计算（见图3）。
图3：我国1994年以来的税收弹性系数变动情况
通过分析我们注意到这一变动所反映出的问题。从图3可以看出，自1997年之后至2002年，我国的税收收入增长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税收弹性系数都大于1，最高的竟达到了3.33，说明6年来税收处于超常增长的状态。尽管从2000年以后税收弹性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的位置。当然，这几年税收的超常增长，有我们前面分析的多种合理的原因，同时也有分析认为是一些非税因素导致的。但不论原因如何，从结果来看，6年来随着我国税收弹性系数的提高，国民经济的税收负担是提高的。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斯顿在1983年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揭示了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36个百分点。我国的学者采用1979年至1999年统计资料通过回归分析，也得出相似的结论：我国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影响，税收每增加1000元，GDP大约减少2300元。可见，高税收负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而对低收入国家来说，提高宏观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为明显。2003年的上半年，由于“非典”疫情的爆发，对我国的一些相关产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要考虑到“非典”疫情造成的隐性及滞后的不利因素对特定行业负担水平和我国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2004年，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应适当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和手段搭配，特别是可以更好地发挥税收这一手段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作用，在税制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对税收负担做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像增值税的转型、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工作应尽快实施，在总体上适当减轻企业、居民和农民的负担。同时要继续做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切实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黄宗羲定律”是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概括出来的。中央领导了解到这一研究成果，把它看作一面历史的镜子，要求作为税制改革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借鉴。所谓“黄宗羲定律”，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对封建社会农村税赋改革“改革→农民减负→税赋反弹→农民负担更为严重”这一历史现象的揭示。换言之就是，我国历代统治阶级都试图通过改革农村税赋来减轻农民负担，但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反而形成愈改愈重的怪圈。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如何走出这一历史的“怪圈”，成为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深感困惑的一个难题。——编者注）进一步激发企业、居民以及农民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