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事件中，无数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时刻表现出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西安事变过程中，始终坚持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发扬民主集中制，还展现出高超的统战智慧和谋略等。我们以西安事变为例，学习研究了其中的一系列经验启示，对于新时代党员干部提升党性，全党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 党员干部 西安事变 现实意义
一、西安事变简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遭受了日本大规模的侵略扩张。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东三省已被日本占领的危局，依旧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连续五次发动对井冈山的大规模“围剿”，迫使红军战略转移到延安。红军到延安会师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又组织了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更是飞到西安亲自督战；12月7日，张学良面见蒋介石，再三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介石拒绝；12月9日，西安爱国学生发起了“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大规模的学生请愿，促使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热情强烈迸发。12月10日，张学良再次面见蒋介石并苦谏，但蒋介石却举行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红军的计划，并决定在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12月11日，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等参加晚宴，期间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17路军的剿共任务，这让张学良、杨虎城寄望蒋介石停战抗日的希望彻底破灭。万般无奈之下，晚宴过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高级将领，并宣布对蒋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5时许，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东北军包围了蒋介石的住地，将其逮捕；西北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蒋介石的随员。
国共两党通过反复磋商、共同努力，达成了和平解决的一系列协议。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二、西安事变的影响
今天，再看西安事变，它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使中国历史进程发生大转折。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或者西安事变不能得以和平解决，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能一致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而当时一个内战的、陷入四分五裂的中国，势必被日本鲸吞；二是事变的和平解决，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三大问题：
一是解决生死之忧
西安事变以前党的处境并不乐观：经过国民党连续五次大规模围剿后，红军损失惨重。余下的队伍大冬天还穿着短裤短衫，粮草、被服全无来源，枪弹也严重不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合法地位，不再被国民党大规模剿杀。
二是解决生存之地
从1937年11月山西五台山创立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开始，中国共产党相继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等19个抗日根据地。抗战结束时，土地面积达95万6千9百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人口为9550万，接近当时4亿人口的四分之一，还有县城285座。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自己的合法根据地，以陕甘宁特区为中心，放手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根据地，并且不断扩大。
三是解决生活之养
西安事变后，开辟敌后根据地就有了人、财、物的来源，甚至国民党也给了一定的军费。有了以上三点，中国共产党再次从弱小一步步走向壮大。
正因为西安事变使中国共产党再次从弱小一步步走向壮大，所以，当今社会有这样的说法：“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共产党的今天”。其实并非如此，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绝非偶然，它是在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和高超的统战智慧、谋略一手推动和主导的结果。因此，毛泽东才毫不犹豫地说： “我们党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扮演起了领导者的角色。”这正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学习研究西安事变的现实意义所在。
三、新时代党员干部学习研究西安事变的现实意义
1.以西安事变为例，传承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西安事变一爆发，中国共产党人就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表现出高度的历史自觉。蒋介石被捉后，国民党主战派主力围剿西安，此时如果杀蒋，势必引起大规模内战。而东三省已被日本占领，中华民族将危在旦夕，因此怎样处置蒋，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站在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说，这场事变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国民党内部的一次争斗，因为无论张学良、杨虎城还是蒋介石都是国民党阵营的，而且，蒋介石从“四·一二”政变开始就一直对共产党穷追猛打，共产党与之有着血海深仇，此时他们之间发生内讧，共产党人完全可以作壁上观。
但是，在需要抉择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却忍辱负重、不计前嫌，以更高的境界、更广阔的胸襟、更博大的爱国情怀，从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出发，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决策，从而挽救了国家民族的危亡。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新时代党员干部学习和传承。
2.以西安事变为例，说明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对于中国共产党决策的重要性
在西安事变中，党充分利用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平台发扬民主集中制，作出了一系列促使事变和平解决的正确决策，智慧地化解了危机，挽救了民族危亡。这里，着重例举两个历史片段来作阐述。
一是危机意识，积极介入。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的形式押扣了蒋介石，事先并没有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商量。事变后，张学良立刻向中共中央发电报，电文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张学良希望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团前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
得知此事件后，中国共产党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反复讨论，在国内国际格局纷繁复杂、风云变幻的情况下，树立危机意识。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个事件可能带来的民族灾难以及如果处理好了，带给国家、民族和党自身转危为安的契机。
事实上，张学良、杨虎城在事变后，政治、军事均陷入危局。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却没有人云亦云，而是集体开会讨论，从大局出发，充分发扬民主，做出了坚决地、旗帜鲜明地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决策。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的程度上稳定了张学良、杨虎城，使西北地区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了三军联防的局面，这让南京想要剿灭张学良、杨虎城的国民党不得不有所顾忌，从而不敢轻易采取军事行动。如果没有共产党及时的介入，南京方面一旦兵临西安，可能就会造成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使中华民族陷入更深重的灾难。
二是决策执行，民主集中。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这场危机事件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发扬民主集中制。事变期间，中共在对待蒋介石的策略上经历了从 “审蒋杀蒋”到“保蒋安全”，再到“联蒋抗日”的不断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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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产党突然得知蒋介石被捉了，对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第一反应是“审蒋杀蒋”。党内有的人提出“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有的人提出“元凶被捕，薄海同快”；甚至还有的人提出“紧急时诛之为上，必要时把蒋除掉”。在南京对西安施加严重战争威胁，冲突即将恶化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反复讨论。其中，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周恩来指出“西安行动是为了抗日而非针对南京”；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提出“应把抗日作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讨论到最后，毛泽东总结到：现在正处在历史的新阶段，有许多通道，也有许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为了争取群众我们不要轻易发表宣言，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介石的错误，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在充分民主发言后，中共中央集中意见，提出了“保蒋安全”的策略，然后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协商，双方达成“保蒋安全”的共识。
事变形势进一步发展，中央又多次开会，民主集中后决定“联蒋抗日”。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量“争取蒋介石”，并要张、杨与国民党谈判，提出停止讨伐西安、改组南京政府、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中共还明确指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抗日”。这一决策的转变，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先决条件。
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大家畅所欲言，根据形势发展集中大家的智慧，不断完善策略,再授权给前方的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三人代表团执行。前方的代表团也不断地向中央集体反馈各种信息，整个过程从民主到集中，从集中到执行，体现了集体决策和具体执行的完美结合。由此可见，在西安事变处理的过程中，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时候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我们党就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就弊病丛生、人心涣散、丧失斗志。”而十八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加强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成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起点和支点，也是建设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须的具体路径之一。
3.以西安事变为例，领悟中国共产党高超的统战智慧和谋略
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对国民党上层将领还是下层爱国官兵，都自觉地、有意识地做好统战工作，这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例如毛泽东。1945年，任弼时曾说过：“毛泽东学说中最基本的一点，就在于懂得搞力量。”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后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不下一百人都写了亲笔信，有宋庆龄、蔡元培、阎锡山、傅作义等；有民主党派的领袖；有若即若离的军阀；尤其还有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动员他们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再比如当时的地下党员刘鼎。当他有机会接近张学良时，恰逢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剿共，张学良明知道剿共没有出路，问刘鼎他该怎么办，刘鼎便抓住这个机会自觉地、有意识地做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刘鼎说：“为今之计，东北军最好的出路就是联共抗日，不仅可以一洗‘不抵抗’的恶名，还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圈套。将来抗战胜利功垂史册，先生和东北军将首占一页。”这句话，恰恰说到了张学良的心坎儿里。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是把统战工作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每一处细节，无论何时都有一种自觉的意识——要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此后，刘鼎又多次对张学良做统战工作，使张学良的思想和主张逐渐发生了转变，想要停止内战抗日了。刘鼎的话务员随时把张学良的情况反馈给党中央，等到时机成熟时，中央便派周恩来到肤施（今称延安），在桥儿沟天主堂，周恩来和张学良进行了一夜的秘密会谈，在两军停战、物资上互通有无、共同抗日等方面，双方达成共识。
除了对国民党上层将领有意识地做统战工作以外，共产党对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的统战工作也体现了统战的智慧。
事变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把统战工作做到自己当时的对手的阵营中了。为了争取东北军，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兼任主任，李克农等协助，他们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周恩来亲自指挥成立培训班，培训要去做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干部；又比如，把俘虏的东北军集中起来，由中央领导毛泽东、彭德怀等同志亲自讲党课教育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动员他们，在生活上还优待他们，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效果甚好。可见，西安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运用高超的统战智慧和谋略，有力地团结了国民党的爱国人士，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起挽救了危难的中国。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先后多次发表过重要讲话，其中专门回答了今天的统战工作到底该做什么。他说：“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而十九大《报告》更将统战工作提到了新高度，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落实到今天，要实现宏伟目标就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前，统战工作的重点是要凝聚非公力量，助力脱贫奔康；促进宗教和顺，巩固民族团结；推动两岸统一，实现伟大复兴，那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运用超越民族、宗教、地域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来发挥统战优势，凝心聚力，完成使命。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再次从弱小到壮大的转折点。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逐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从酝酿、兵谏、释蒋乃至善后，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起伏跌宕、峰回路转。它的和平解决，最终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绝不是来自神的赋予，来自某个天赐机缘，而是来自中国共产党坚韧不拔的奋斗。回首西安事变，中华民族曾面临两条命运截然相反的抉择：不是陷于内战与分裂的黑暗沉沦，便是息争御侮，走上一致抗日的民族解放的大道。全国抗战的发动与胜利，凸显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正确，佐证了中国共产党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决策的远见。这一切的背后，深藏着共产党人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挚爱与忠诚，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参考文献
[1]（美） 唐德刚 张学良口述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2，153。
[2]金一南 苦难辉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6，1。
论文作者:张驰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文摘》2019年1月总第289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9
标签：西安事变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蒋介石论文; 事变论文; 东北军论文; 国民党论文; 周恩来论文; 《教育学文摘》2019年1月总第289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