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影响中日关系的几个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中日关系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两国同为东亚大国，在原有的国际关系框架突然垮塌、未来前景充满诸多变数的过渡阶段，双边关系的发展变化，自然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之一。那么，在现阶段，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究竟有哪些？本人想就这一问题发表一下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
首先，日益明显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或者称为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正在发展中的事实，[1]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特别是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技在世界范围内连成网络，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国和各种市场之间的距离，为经济一体化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技术条件。到1998年，全世界已经拥有1.2亿互联网的用户，跨越2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资本流动、劳务市场、信息、经营与管理更加国际化和更加依赖国际市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构成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据联合国《1997年投资报告》的统计，全世界已有4.4万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和28万个子公司及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它们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2]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人类社会间的相互依存在世界水平上迅速扩大，并且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3]在这个大趋势下，“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同世界经济相隔绝，更不可能不受影响……世界各国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已经不断加深。”[4]对处在这一大趋势下的中日关系，仅从经济角度上讲，没有理由不作出乐观的估计，中日两国经济上对外依存度的日益提高以及双边经济往来的快速增长又为这一估计提供了足以令人信服的依据。中日两国对外依存度正迅速提高，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日益加快。中日双边经济合作与交流也取得了迅速发展。中日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两国间的合作已从双边范围扩大到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单就经贸关系而言，1992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已达289亿美元，1993年更超过300亿美元。[5]1994年中日双边贸易和日本对华投资创历史最高记录。1995年，中日贸易额已超过570亿美元，中国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1994年日本对华投资协议额为44.4亿美元，实际投入额20.7亿美元。[6]从纵向看，无疑已经达到双边经贸往来的历史最好水平，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如此，但是，如果从同一时期的横向比较来看，相比较日本同欧美、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而言，经贸往来的规模、水平、层次都很低。更何况还有以下几种因素会在某种程度上使经济全球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大打折扣。其一，就目前的历史发展水平而言，经济动因充其量还是多维建构的世界中一个其地位和作用正逐渐被强化的众多因素的一种。因为“世界并不是由经济构成的。多种多样的民族、宗教、文化和历史同经济共存并相互联系。如果过于偏向经济，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必定要僵化，‘人并不是单靠面包生存的’”[7]它能否超越政治、军事、文化等因素而左右国际关系的发展尚需打上一个问号。尤其是在东亚经济水平参差不齐、意识形态截然不同，历史问题与现实的民族、边界纠纷盘根错结的历史条件下，更是如此。其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就是与传统的观念、现有的利益分野相互冲撞的过程。因为国与国之间力量的不均衡和关系上的不平等，决定了相互依存将会导致合作乃至一体化，相反，很强的消极反向的相互依存则会助长矛盾和冲突直至战争。而现实中的不均衡状态会因现代主权国家所处的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而进一步加剧，很可能导致后一种结果。
其次，经济优先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国际关系中的经济科技因素明显上升，这也将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发展产生影响。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各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大事，经济外交成为各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经济优先原则已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8]导致这一趋势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人们在探究其原因时，普遍认为，在美苏长期的对峙中，苏联一极瓦解，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技术实力水平的严重滞后，在以军事实力为主要表象的竞争的背后，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因此，“各国都在寻求新的发展途径，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赛逐步成为各国相互角逐的主战场，出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需要，无论是相互之间的双边交流，还是区域之间的多边合作，越来越不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所转移。”[9]这样，经济因素就取代意识形态因素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
2、挟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的日本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引起举世瞩目。日本在侵略战争失败以后，一度退出了在国际政治、军事舞台上的角逐，承冷战之恩泽，借重于美国的大力扶植，走轻军备、重经济之路，全力发展经济。当许多国家陷身于军备竞赛的漩涡之中时，日本正悄然在经济振兴的道路上疾步行进。仅用10年左右时间就超过了战前水平，完成了战后恢复，进入60年代，成功地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70年代克服两次“石油危机”，进入稳定发展，到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实力进一步膨胀，相继取得了“金融大国”、“债权大国”、“对外投资大国”和“援助大国”的地位。与苏联的衰落形成了鲜明对比。各国从这一对比中深刻地感受到，“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10]
3、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普遍认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可逆转。”[11]而且最“关键的是，一旦军事威胁消失之后，在世界上能够表现实力的东西就是经济实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外交最早转换方向的是美国。美国在冷战刚一结束，就把外交的重点移向经济。”[12]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头号强国把重点转向优先发展经济，这对经济优先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起了推动和导向作用。应该说中日关系进入90年代以来以经济领域为中心的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就是适应了这一趋势而取得的成果。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经济优先是否是新旧格局转换、过渡时期的特定产物，在面临有诸多历史和现实的政治问题时，因经济与政治有很强的互动关系，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政治的因素往往会左右经济而影响到双边关系。
二、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发展史上始终发挥着作用的规律性东西始终对中日关系发挥着重要影响
首先，“平衡”律在国际关系发展中始终发挥着作用，时至今日，它也同样适用于中日关系。纵观历史，无论是国与国之间、抑或是地区范围的、甚至于世界规模的冲突与战争，尽管具体原因各异，但是，都有一共性的原因，就是相互间实力对比出现明显“失衡”。二战以来长达数十年的相对和平与稳定，（尽管是以冷战共处（或者称为冷和平）的方式出现，但是，并没有出现巨大的动荡。）也是具备影响左右世界局势的大国实力均衡、相互制约所致。日本自近代以来发动的一系列对中国的愈演愈烈的侵略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实力对比严重失衡的结果，也是远东地区大国实力对比，日本失去制约的产物。日本从“零刀割肉”式的局部入侵到全面发动侵略战争，从“见机行事”地入侵到赤裸裸侵略的过程折射出了中日双边实力对比优势逐渐向日本倾斜的过程，反映了传统的西方大国势力从东亚逐渐西移，日本在东亚占居明显优势的过程。在七十年代以后，强大的苏联雄踞北方，构成为日本最大的隐忧，为了安全利益，在加强对美依赖的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促使中日关系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表明仍是“平衡”律在起作用。冷战结束以后，原有的国际关系框架坍塌，制衡机制失效，实力对比出现了新的不平衡，日本的实力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东亚地区范围内都前所未有的凸现出来。苏联的解体使日本的安全形势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来自北方的威胁不复存在，解除了心腹之患。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在防务领域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可以更少地顾忌中国的反应了。”[13]中国在日本未来的对外政策棋局中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来用以借重的砝码作用逐渐消失。日本长期潜存的以邻为壑的观念开始日益明朗化。更确切地说是日本以邻为壑的主要对象随着苏联的解体，开始出现由原苏联向中国转移的迹象。从近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右倾化迹象来看，很有一点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味道，这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警醒。与前苏联势力暂时从东亚收缩的同时，随着日本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对日本的制约力也明显下降，日本越来越显示出要脱离美国，主导本地区世界事务的动向，并与美国在许多领域发生冲突。冷战刚一结束，日本明确提出，“已无须基于‘西方国家一员’的概念来权衡自己的外交政策了。”[14]在亚太地区，“日本必须发挥中心作用。”[15]早在1982年日本就提出“政治大国”的口号，现在又开始向军事大国迈进，并开始着手构筑亚洲新秩序，提出以自己为中心的亚太经济合作构想，同美国分庭抗礼，并将中国排除在构想对象国之外。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地区关系，还是双边关系均出现了失衡的征兆。
其次，安全利益至上原则贯彻始终。尽管目前出现了走向缓和的迹象，经济发展被置于优先地位，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呈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趋势，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在目前国际关系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国家首先考虑的是追求其安全利益，其次才是经济福利和民主价值。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只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极，如果依存各方政治关系僵化，政府很可能限制乃至毁掉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联系。历史发展证明，“当对安全的焦虑强烈到一定程度时，即使较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存和相关国际机制的存在也不可能保证和平。”[16]东亚绝大多数国家从殖民侵略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仅仅几十年，惨痛的殖民地经历至今历历在目。对维护、巩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更为关注，对国家安全尤为敏感，尤其是“二战的创伤对日本经济势力的扩张和渗透特别是其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增强怀有戒心。”[17]日本自近代以来就是在本地区事务中特别是在中日关系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其一举一动直接左右着东亚地区以及中日关系的走向，对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近代以来东亚地区的动荡日本是主要始作俑者。因此，日本最近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动向会使始终处于弱势的周边国家包括中国产生忧虑，使安全问题突出出来，将给双边关系投下浓重的阴影。
三、日益明显的区域化趋势对中日关系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现在区域一体化的提法正在逐渐升温，评析区域化的文章、论著也可以说是连篇累牍，多数是从世界范围予以肯定者，不能否认这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趋势而出现的，而且，远东各国一时也比较热衷于此，纷纷提出了“环日本海经济圈”、“东亚经济圈子”、“黄海经济圈子”、“东北亚经济圈”、“大中国经济圈”等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构想。当然日本是最早提出类似构想的国家，日本早在60年代就采用“太平洋经济共同体”、“太平洋共同体构想”、“环太平洋圈”等名称，提出了“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与周边各国经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构想更加具体化并着手推行。应该说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化进程。如何看待这个趋势，如何看待区域化趋势下的中日双边关系，我想谈一谈自己粗浅的看法。首先，区域化的动因比较复杂。当然有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更多地是肇因于日美经济磨擦的加剧，日本为同美国抗衡、建立自己的未来经济发展的后院。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也使日本危机感剧增，日本是当时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无所属的国家，有一种行将沦为“国际孤儿”的危机意识，所以，日本倡导区域化更多地掺杂有为对抗欧美而进行的战略上的权宜性的高速的味道。欧洲的一体化是各国经济发展到一定层次以后的一种内在需要，是要长期的经济、政治交往中拥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的结果。相比较而言，远东地区则要复杂得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异，民族、宗教、边界问题复杂而又突出，许多历史问题悬而未决，特别是日本随着实力的增强、外在制约力量的减弱，在许多历史和现实的问题上的做法显得更加肆无忌惮，咄咄逼人，这又往往给那些历史上曾长期遭受其蹂躏的国家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目前在地区和双边关系上占居优势地位的日本仍然在抱着以邻为壑的陈旧观念不放，骨子里仍然在浸透着近代殖民主义的东西。在这样一种意识支配下倡导的区域一体化，中日关系走向将会怎样呢？不言自明了。
总之，从近代以来，中日双边关系一直处于失衡状态，日本始终居于优势地位，在地区、双边关系上发挥着主导作用。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发展证明，日本在双边关系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日本的穷兵黩武，导致双边关系中一系列悲剧的发生，致使中日之间乃至整个东亚发生巨烈震荡。战后日本致力于经济发展，走和平建国之路，以经济技术交流为依托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往来，使地区局势走向缓和，政治相对稳定，出现了经济繁荣、和平发展的景象。
现在，处于优势地位的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军事大国化成为周边邻国的一大隐忧，无疑将会对双边关系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即便是以往在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的经济交往中，我们也会发现，日本过于偏向经济，而且，始终抱着近代以来的殖民主义者的观念不放，并没有以平等互利为准则，只是把对方作为自己的原料来源地、商品市场、资本输出场所，企图把对方纳入自身经济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一直在做圆不尽的大国梦。发展为大国、强国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以威胁邻国的生存与安全，阻碍、破坏邻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为前提，就违背了历史潮流。此外，日本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对外依存度的加深，自近代以来，常常感到“‘经济的脆弱性’和‘对资源的依赖性’的威胁”，因而往往以非常复杂的心情看待邻国的和平与发展，以邻为壑的观念时时萦绕于心。以上诸多因素往往会与久悬未决的历史问题以及在双边关系中已经遇到或行将面对的现实问题一起成为阻碍邦交继续行进于坦途的原因。
因此，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更主要地还是取决于日本的动向。中日双方特别是日本只有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携手解决双边关系中与本地区乃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共同致力于本地区的政治稳定，才能保证未来的中日关系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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