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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好讲“名正言顺”，我的话要往下讲得先正个名，怎么“正法”呢？就是一个离休多年的老头对中国民营经济经营的一些观察和思考。你从这个角度来听，我就比较放心了。
改革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中国的民营经济问题，80年代以来我们作了多次讨论。
早一点，在1987年全国约了一个会在福州，就讨论民营经济的问题。当时在会上我说了这么个意思，我说，十月革命以来，将近一个世纪，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个体私营经济始终存在着，始终没有被消灭过。“地下经济”、“黑市经济”、民营经济、私营经济，……始始终终都是存在的，区别只在于：当各个国家的政府采取正确政策的时候，这种经济以一种正常的形态表现出来，发挥它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有益的作用，展现出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功能。而当政府采取不正确的政策的时候，它就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顽强地存在着，继续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表现出来某些消极的影响。如果讲消灭民营经济，从来没有真正消灭过。“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后来，在90年代前期，在讨论民营经济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又特别地讲到：中国改革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就是在传统的国有制旁边，放手发展起一大块非国有制经济。这一大块民营经济的高速度、大规模的发展，不仅缓解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甚至以前十七年中所积累起来的许许多多的矛盾，而且成为新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新的生长点。
我们同时指出，这一大块非国有制经济的意义，不仅仅是经济的。
依托在这一块新生的民营经济基础之上，人们在社会中，在工作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各方面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依赖少了，自立多了，依附少了，自主强了，一切等待上级批示，消极听从所谓的上级安排，依赖救济，等待赏赐，乞求施舍等等，再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了。自寻出路、自立门户、自主经营、自求发展、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正在人民中间一步一步地成为社会的风尚，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变化。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地位的变化，东部沿海地区一个民间社会的生存越来越生动活泼，朝气蓬勃，以它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为自己争得了正正当当的生存权利，并且逐步为人民所认识，所承认。而西部地区的贫困和发展迟缓，恰恰表现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差距上。最突出的形象反映就是，我们在西部城乡到处走，经常听到的要求是“多多关照”；而在东部沿海，在江浙一带听到的却是“少少干涉”。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两种不同的发展态势，两种不同的结构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深层次的差别。
到90年代后期，我们进一步指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题中本义。实践的绩效，已经在全球普遍充分地做出了检验。回归社会，这是拨乱反正的势所必然。一视同仁，这应当是我们政策调整的趋势和标准。立法保护，这是市场经济的逻辑结论。自立自强，是民营经济兴旺发达的根本依靠。全面开放，是民营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
为了使中国的民营经济能够得到真正健康的发展，我们又指出：更大的问题是政府的改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当裁判长，又当运动员，怎么能行呢！不仅军队、公安、武警不能经商，首先是政府不要“经商”。政府经商，凭借行政权力，与民争利，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谁来维护与保证？在国内市场中，政府，连同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来，转而着力于制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同时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可能是转轨国家久拖不决，而最终仍旧不得不走之路。
三种文明 两大转型
现在，我们又进一步讨论民营经济问题。
近几年，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察中国当今经济社会问题的分析框架，试图透过这个框架，来观察和分析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将它们联系起来思考。
在观察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思想、文化问题的时候，可不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框架，就是说：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三种经济，三种文明，两大转型，被压缩、叠加在一起。正是这三种文明，两大转型和一系列深刻转变，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被压缩、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中国当前极其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景观，提出了我们在新世纪发展中一系列深层次、高难度的问题。而我们发展的前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决定于如何去恰当地对待正确地处理这三种文明、两大转型和一系列深刻的转变相叠加，所造成的特殊局面和这里所隐含的各种矛盾。
我这里所讲的三种经济、三种文明，是讲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很难摆脱的三种文明的发展阶段。这就是传统的农业文明，近代的工业文明和当代的信息文明或者叫智能文明；两大转型就是说从传统农业文明、农业社会向近代的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从近代的工业文明、工业社会向正在到来的信息社会、智能社会、信息文明、智能文明转型。而这里所说的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转变，是讲我们的国家在全国大规模进行初期工业化的时候，选择了一条国家垄断资源，政府集权控制、官员直接操办，以国有制为主要形式，以行政指令为主要方法，摆脱市场，消灭民营经济，压制社会力量，用这样一种办法来推动我国的初期工业化。经过三十年的实践证明，这样的办法可以取得某些初步工业化的成就，但是要实现我们长远的高速度、高效益的发展和全面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面临从集权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性深刻转变。这三种经济，三种文明，两大转型和这一系列深层次高难度的问题，能不能处理好，是决定我们今后发展是顺利还是挫折，是能够比较快地度过这一时期还是将会遇到更多的折腾的关键。
我们用这样一个框架，或者说透过这样的框架，去观察中国当前的民营经济，可以得出许许多多的重要结论。我这里举出与论坛有关的三条讲一讲。
第一，民营经济、中小企业是我们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进一步实现工业化、走向信息化、智能化不可逾越的阶梯，是我们最主要的立足点。而大量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必然要依托广大中小城市积极、健康的发展，这将是我们实现两个过渡的最重要的依托。
第二，民营经济、中小企业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很宽泛的概念。它的存在形式千差万别，既有西部地区、传统农业地区，农民刚刚脱离农村，刚刚脱离农业所发展起来的那一种很粗糙、很简单，很初级的民营小企业，包括我们现在很想把它关门的那种农业，满身是煤的，人工挖煤的小煤窑。也包括像史玉柱、段永基他们中关村经营的，像我们浙江的开发区里，象珠江三角洲那样子高科技的民营小企业。总之，它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的概念。因此，如何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根据它与传统农业经济、近代工业经济和正在到来的信息经济、高科技的联系，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发展方略。
第三，由于三种经济、两大转型同时叠加压缩在一起，表现在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的环境上，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而我们的企业要经营，不能等到所有的信息全部齐备，不能等到所有的不确定性都加以消除我们才来决策。因此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在当今中国的发展，就面临着极高的风险。如何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风险，就成为我们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培育环境一个最中心的环节。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一般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都必然会遇到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供给的不充分。就是说当你要确定一个投资项目、一个开发项目、一个生产经营项目的时候，你不可能将有关项目的信息都收集到手然后再做决定，办不到。从这一点来讲，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进行决策，是市场经济中所有企业家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那么中国的特点在哪里呢？中国的特点在于；我们是一个经历了三十年国有制为主，国家垄断资源，政府高度集权，用行政指令性的方法来进行经济发展的国家，虽然我们向市场经济转换已经走了二十年时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不同的经济，不同的体制和机制，不同的游戏规则，同时在一个市场上发挥作用，而这些规则相互之间是矛盾的，正因为这种体制、机制和这些规则在同一个地方发挥作用，它就会带来极其突出的不确定性，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出生，一进入市场就面临着特殊的不确定性的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下来进行经营，它要求什么东西呢？
简单地说，从对企业家的品德来讲，它就要求企业家精心地研究经营艺术，既谨慎又坚韧不拔，一定要有那种屡败屡战的精神。不怕失败了，失败了再干。假如没有这样一种品格，就不要在市场经济中来运营。不要看见别人失败了，有一次投资失败了，就认为这个企业不行了，就认为你这个人不是个东西了，不要这样。从对自己来讲，也不要失败一次，碰到一次挫折，就不敢再干了，就躺倒了，就消极了。
从整个的社会文化氛围来讲，最主要的就是，既要鼓励成功，同时宽容失败。要给市场经营中取得成功的企业家最大的赞赏，最高的精神荣誉，最高的鼓励，要像在战争时期对于最英勇的武士、能征善战的将军一样，形成对企业家的崇拜和高度评价的社会氛围。翻过来，不要看到别人一失败就觉得不行了，这个社会就不给失败者重新进入市场的机会，不能这样。要允许失败，要理解失败，要宽容失败。在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旁边，常常有十个、百个甚至上千个不成功的经营者；在一个成功的故事的旁边，总是有十个、百个甚至上千个不成功甚至失败的故事。我们要在全社会来鼓舞成功，同时又要理解失败，宽容失败，要允许失败者再来。
为了给予成功的企业家以最高的激励，对失败者以极大的宽容，我们在制度上首先要解决好产权制度，民营企业资产、私营企业家的财产，要有严格的制度保障和立法保障。如果对产权制度没有明确严格的制度保障和立法保障，要真正地激励起千百万的企业家，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市场中敢于拼搏，创作、演出一些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故事，那是办不到的。
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要以为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没有事情了。在昆明举行的“中国民营企业首届全国交易会”和会议期间的“21世纪民营经济论坛”上反映出来了。我特别注意了希望集团的老总刘永好的讲话。刘永好是典型的农业企业家。十五六年前我到四川去看他那个企业的时候，几兄弟刚刚开始办起来，一边在做碗豆、蚕豆罐头，一边正在着手搞饲料，从农村出来进入传统产业饲料行业，为川西农村提供猪饲料。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企业家。但是这个人很了不起，十七年过去了，在我们这个急速变化的、“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时代里，他没有倒，还搞发了，成了全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那天他发言我就很注意听，我听他讲，概括起来，第一条，如果没有三中全会，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小平同志这一套改革开放的大思路，大政策，什么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统统无从说起。从这一点讲，我们对前景乐观、充满希望；但是另外一点，对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对于民营企业的资产安全，对于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安全，能不能说现在已经有了充分的保障呢？他说还不能这样说，听他这话我就很注意了，因为如果在小乡镇里边，某位小老板说靠不住，这不奇怪。而他是大块头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了，著名的大企业家了。他说现在的民营企业的资产安全，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安全，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保障。这话就有点份量了。因此，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环境，要真正激励起企业家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要能够为企业家的失败留有宽容余地的环境，应该说还不怎么行。
为了能够激励起中国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我们要在降低不确定性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工作，降低不确定性，减少风险。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或者叫宏观的因素，是对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制约。要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使我们的市场主体，民营企业家群体，通过他的代表，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对政府要有一定的制约能力，如果不能够制约行政主体的行为，那么我们的市场运营就会非常困难。比如说，工商局、公安局、文化局办一个证给你开歌舞厅，过了三个月，不知道哪几个部门发一个联合通知，说要进行治理整顿，你搞的那个东西是个特种行业，不准你开，或者要重新审批，而能不能批准你，还很难说。这么一来，原来投下去的那几百万不就靠不住了吗。前一段时间全国音像市场不少，听说要关闭，全国只准留几个。从建设到经营开张，原来都是发了证的，那里面有许多是集资的，是股东拿了钱来投资建音像市场的，建起来是要准备以多少年的收益来还贷款的。集资、贷款都是要给利息的。谁的钱也不是他祖宗把金银元宝埋在地下，拿出来就可以白花的，而是用钱租来的，用钱借来的。金钱的租金就是利息，人家要算这个账的。有问题要整顿，怎么个整顿法呢？犯法当然要依法制裁，但是，改变市场准入的法规，改变规则可就不是另外一回事情啊。全国只保留几个，人家原来的投资怎么补偿？搞不好，那原来的投资不就“泡汤”了吗？
所以，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社会不能对国家进行制约，民间不能制约政府，市场主体不能通过规范的法律程序和他的合法的代表，对行政主体的行为进行一些必要的制约，那这个不确定性就非常大，市场风险就很难预测了。所以降低不确定性，减少风险。第一，明确的立法来保护产权；第二，要对国家政府有明确的法律制约。
我在一个地方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场的一位领导同志就讲：你这个要求恐怕是太高了，你这样讲人家就吓倒了。我说，不要吓倒，吓倒了也可以再想一想，想清楚。过去那些年，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以后，我们大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当时在北京就有一些左派朋友站出来吓唬过人的嘛。他们说：提倡发展民营经济可要小心，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它是有老板的，老板的人数多了，一旦形成气候，他们就要来要政权的啊，他们就要参政，将来这个国家就要变色了。听听，这还了得啊，当时我就想这个问题，我说：这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这个群体发展起来，他们怎么不关心政权呢，他要参政，要制约这个政府的行为。假如不然，你还能叫民主国家吗？如果不能制约政府行为，你这个政府还叫什么什么“代表”吗？这个“代表”是不能仅仅依靠某些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来保障的，它要依靠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约束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使得这个政府、官员的行为，必然代表市场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则和方向。没有这样的约束是不行的。因此我说，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极其突出的不确定性，极大的风险，我们一定要想通这个问题，要通过国家根本性的立法，使得市场主体能对行政主体，有着合法的渠道、明确的程度去加以制约，使得人民能够对国家，对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的制约，使得社会能够对国家实现有效的制约。如果不然，我们这个市场经济的路就很难走下去。这个问题要讲起来时间就长了，我只讲这么一个意思。
减少不确定性，降低风险，还有许多制度安排都与这个问题有关。股份公司一般来讲它是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制的发明，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安排，否则，我要去干这件事将冒着极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倾家荡产，老婆孩子一起赔进去了，那么哪个还敢干呢？那么发明了一个办法，我有一百五十万的家产，我用五十万来办一个企业。企业失败了，我这五十万赔光了，我家里还留了五十万，我的老婆孩子不受影响，这样一来他的风险就大大降低了，你要没有这一条有限责任就不好办了。股票制度和股票市场，也是降低风险的制度。我看你这个企业不错，我买你的股票，根据信息披露，随时都在变化，如果看见这个企业不行了，可以把股票抛出去，我有退出的通道，我就不至于受到这么大的损失，风险就降低了。多元化投资，也是降低风险的一个有效运行方法。总之，它有一系列降低风险的制度安排。只有完善降低风险的制度安排，企业家才可能在比较低的风险下来展开他广泛的活动，那些英勇豪迈的故事才可能演出。
第二个问题，就是民营企业涵盖的面很广，很宽，我们需要分别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我想我就不多作阐述了。因为我们既有农民办的很初级的小企业，也有大量的跟工业化相联系的专业化的制造业的小企业，还有与信息化、智能化相联系的那种高科技的小企业，它们的发展都要有不同的方略，而切忌一般化，切忌一刀切。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出一个问题，沿海地区正在瞄准国际大都市、国际大港口，与全球的跨国公司相联系走向全球化，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的中部地区，我们的西部地区，在广大的农区、广大的牧区、大石山区以及草场与耕地的农牧交汇地带，还有大量的那样的小县城、内陆城市和那里的小企业，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六到八亿的农民。而我们国家的兴衰，我们能否顺利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决定于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我们能否把广大的农民一步一步引导到城市，引导到工商业中，从这里来找到他们新的安身立命之所。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工业化是不完全的，我们的现代化是不能实现的。因此，希望我们的民营小企业一边瞄准高科技，通过信息化、全球化，从前面来拉动我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一边注视广大的农区、牧区、山区、西部的贫困区，把如何吸引广大的农民兄弟进入中小城市，发展非农产业，创办或进入民营企业，在这里找到他们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做好。也就是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市化，来推动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前拖后推”，我国的现代化就可能在一种比较符合全球潮流和我国国情的状况下去实现了。
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民营经济、小企业是不可逾越的阶梯，是主要的立足点，而中小城市是我们最主要的依托。日前我在威海召开的“中国中小城市发展国际论坛”上讲过，今天就不更多地加以阐述了。
台州、温州这一带我跑过多次，但在临海住下来，这还是第一次。临海应该说是一个中小城市，这些年发展得非常快，发展得非常好，特别是你们在面向全球的同时，面向海外的同时，注意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积累，注意发挥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人类文明的结合，我看了以后感到非常高兴。城市的实力首先是它的经济实力，就是经济的吸引力和经济的辐射力。但是城市的实力并不等于它的经济总量，也不仅仅是它的经济实力。很多同志读过恩格斯《论费尔巴哈》的那本书，恩格斯在讲到费尔巴哈这位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在他思想发展的后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时，讲到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费尔巴哈的晚期生活离开了城市，“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无法“从和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去发展自己的思想。城市既是一个经济的聚集体，又是一个文化的聚集体，文化的力量，文化的魅力，对一个城市来讲是极其重要的。昨天看你们的文化演出，今天看你们对古长城的保护和你们对今后建设的设想，我是非常高兴的。我想我们的中小城市的同志，一定能够像关注自己的经济发展一样来珍惜、聚积自己的文化资源，增强自己城市的文化魅力。一个既没有自己的设计能力，又没有咨询能力；既没有科学研究能力，又没有技术创新能力；既没有大学和种种教育机构培养人才，又没有国际、国内的思想文化的交流场所，思想文化交流的活动，来使各个民族、各个学派，各种思潮，各种不同的文明相互对话，在碰撞中闪耀出创新的思想火花，……等等，对于这样的城市，即使是它现在有很大的传统经济实力，我们对它的前景也是不能不感到忧虑的。因此我想，依托在中小城市健康快速的发展上，依靠我们民营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中等技术的企业，比较简单的民间传统技术的企业，一齐向前发展。前边用信息化、全球化来拖动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后边用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的城市化，来推动我们亿万的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业，以推进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国家的发展就会更少折腾，比较顺利，前景就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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