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解构和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中国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4)06-0048-09
一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当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5月，当时的政务院 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院课程草案》，规定在中文系讲授“五四”后的新文学 史。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便成了各高等学校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此当视为这一学 科的创建之始，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自有了现代文学学科后，它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 历程，大体上又可分为建构(1949～1966)、解构(1966～1999)和重构(2000～)3个段落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则在1949年之前便已经开始。
“历史”这个概念含有两种涵义。本文所谈的“历史”，指的是后人用文字记录的“ 历史”，也就是“历史著作”、“历史书写”(注：为了区别“历史”的两种内涵，我 把已经发生过的历史称为“实史”(即“历史本体”)，把后人对过去的“实史”的记载 称为“编史”(即“历史书写”)。参见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势大于人”》， 《东方文化》2002年第5期。)。这种“历史”是一种主观的精神产品。从1917年开始的 文学革命，创造了中国的新文学，大概过了10多年，即进入1930年代后，才有可能回过 头去回顾并总结这一段开创中国新文学的过程。代表这一次总结新文学历史之举的，是 1935年起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这套《大系》聘请了最著名的新文学的创造者， 编选各文学部门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并用长篇导言的形式，对各部门都做了总结；又由 蔡元培写了总序。从各个方面来看，这套《大系》都是权威性的，但它是由创造历史的 当事人来写自己如何创造历史的，不可避免地带着他们强烈的主观色彩。这种我写我的 “自述”、“自评”式的历史会有某种优势，多一点“现场感”和亲历者的感受，有其 真切性。但其主观性的局限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渐渐地显露出来了。就在这部《大系》 建立自己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史的权威解释之时，现代文学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十年。这 时文坛上发生的论战，次数之多，范围之广，其猛烈的程度，都超过了第一个十年，而 这些争论又无不牵涉到对新文学发展历史的看法。作为新生事物的左翼文学(无产阶级 文学)，为了反驳各种否定论，就必须尽力地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必然性。许多左翼作 家都对这一段的文学史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其中以鲁迅、瞿秋白等的言论影响为大。由 于“身在此山中”，尤其在阶级斗争很激烈的条件下，这种“自述”、“自辩”式的言 论便不可能是很客观的。到了第三个十年，即1940年代，中共已经在敌后根据地建立了 自己的政权，有可能来对中国的文化革命进行理论的总结。这就有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关 于文化问题的言论，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尤其是 《新民主主义论》，以高屋建瓴之势，系统总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文化运动，连历史的 分期也很细致地做了描述。此后，所有研究中国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的人，都无法不受 毛泽东的影响。1949年后，毛泽东的观点更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惟一的指针，而毛泽东 是从政治革命的要求来总结历史的，所以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是无产阶级思想所 领导的，以后中共对文化运动的领导不断加强，新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就越发 增多。他要论证的就是中共对民主革命的文化运动的领导权。
以上是三次大的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回望和总结：1930年代对“五四”新文学的诞生的 回顾；同时期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论证；1940年代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运动的全面总结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对历史资料的积累和发掘，但主要的成果是提供对现代文学历史 发展的认识，所留下的主要是评价性的精神产品。这些产品有的是“自述”，有的是根 据政治的需要。1949年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学科，这时的建构并非白手起家，凭 空而起，而是在以上的特定条件下，在前人做了这么多准备、提供了这么多认识成果的 基础上进行的。这个基础建立了比较高的起点，对后来的建构有其价值，但是这些主观 的认识和主观选择的资料，毕竟有许多局限性。这时有两种可能：或是后人自主地对这 一基础进行检验、选择、批判，使之便利地超越前人；或是它变成了个大框框，后来人 都往里跳，都被框在了里面。
建国之初，参与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是否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历史条件， 具有运用这些条件去超越前人的意识呢?那时新政权刚建立，需要在舆论上说明其必然 性和正义性。建国初期理论界立即着手的，并不是为前朝修史，以总结其失败覆灭的教 训，而是迅速地为新朝建史，以宣传其取胜的必然性和正义性。为了让更多的人，特别 是当时对中共尚较陌生的新解放区的群众，了解中共领导的革命，此举在当时就是很有 必要的。1951年出版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 作。当时从解放区出来的理论工作者，很多人在做这一工作。1950年5月，廖盖隆的《 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面世(上海海燕书店出版)，到1952年印了13版，发行7万5千册。 此书曾被教育部和出版总署选为高中二年级的代用课本。1951年1月，廖先生又将此书 删节后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之名出版。该书《初版后记》说：“中国人民伟大 的革命战争已经得到胜利，新中国已经诞生，但这个革命是怎样胜利的呢?新中国是怎 样诞生的呢?这是许多人，特别是新解放地区的许多年青朋友们所需要知道的。这本小 书，就是为了企图回答这个问题而写作的。”[1](P228)当时这类著作还有何干之的《 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高教出版社1954年出版)、叶蠖生的《人民的胜利》(工人出版 社1956年出版)等，都是应运而生的同类著作。何干之的《讲义》成为建国初期较流行 的大学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教材。
由于新文学与中共的密切关系，它的历史也具有帮助群众了解中共的业绩的可能。当 时，教育部所规定的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关系”，要求让学生了解“新文学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 ‘平民的文学’等等”，“新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即“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 、“统一战线”的，以“大众化(为工农兵)”为方向的、“新现实主义”(即“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的[2]，等等。在这种特定的情势下，文学史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整理历 史、总结历史经验，毋宁说是运用历史事实，以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对他们来说，重 要的不是写出“历史是什么样的”，重要的是写出“为什么历史一定是这样的”，以此 参加对于胜利者必然胜利的宣传，实现编史设课的目的。一句话，这不是可以客观地、 冷静地来回顾、反思的时候，也不是可以用纯学术的态度来研究文学的时候。这时需要 热烈的激情，像站在新解放区的街道上的宣传队员，在秧歌锣鼓的伴奏下，用最炽热的 赞语，来歌颂新文学在中共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荣历程。这就决定了参与建 构者充满主观激情，不可能十分客观地来总结历史经验。正如当时建构者中成就最杰出 的王瑶先生后来说的，他的那部建国后首创的现代文学史著——《中国新文学史稿》， “撰于民主革命获得完全胜利之际，作者沉浸于当时的欢乐气氛中，写作中自然也表现 了一个普通的文艺学徒在那时的观点。譬如对于解放区作品的尽情歌颂，以及对于国统 区某些政治态度比较暧昧的作者的谴责”[3](P782～783)。
有人评论王瑶说，他担当写作建国后第一部现代文学史的任务，“在接受体制的光荣 任务”的同时，也接受了体制规定的“政治思维模式及表述语式”，这是他盼望“归队 ”、盼望“再革命”的表现[4]。这确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王瑶的心态，却并不全面。 王瑶毕竟是学者，身上少不了俗语所谓的“书生气”。他既明白自己“在接受体制的光 荣任务”，又总想在这当中多保留一点学术性，包括客观地对历史的描述，因而他不能 完全接受体制规定的“政治思维模式及表述语式”。这就注定了他的成果一出世就遭到 当头一棒，受到的批评要比得到的表扬多得多。与王瑶相比，有过解放区生活经验的学 者，就心明眼亮多了。论现代文学史的知识，他们可能不及王瑶，然而却能够用最尖锐 的语言直截了当地批评王瑶的“错误”，因为他们更了解、更能掌握体制规定的“政治 思维模式及表述方式”。
至于历史为什么一定是“这样”的呢?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1949年已经有了权威性、 经典性的回答。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毛泽东在1940年代对中国的文化革命所做的结论。所 以这时的现代文学史的建构有一个鲜明特点：力求走向、达到一个事先已经构筑好了的 理论体系。研究家们的任务在于用自己掌握的文学史资料，用自己分析、评论文学的知 识、技能，用尽可能精心描画的历史图像，去证明某一理论的正确性。这也是衡量一切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得失、优劣的标准。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基本上被这种要求所占据， 剩下的可供个人驰骋的领域是很小的。按照权威的理论，新文学研究家的使命，便在于 证明“五四”前和“五四”后的文学性质的新旧区别；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文学 革命)是无产阶级思想所领导的；证明这种领导作用经过4个时期不断得到发展，现代文 学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得到加强；证明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旗手和主将；批判新文化队 伍中的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等等。从王瑶开始，经过丁易、张毕来 、刘绶松，到1958年后青年学生的集体科研，便是一个探讨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如何完整 地体现他们各自所理解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过程。可惜的是，他们都只注意接近、靠 拢《新民主主义论》，却忽略了史家的任务是追求历史的真实。
不过在当时，人们还是认为历史的描述，只有符合《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才是符 合历史真实的，也才能具有那时的“当代性”。1949年的这一场胜利真是太辉煌了。这 是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时间里中国人民的最根本的追求，是几代人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所 未曾实现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5](P1 491)。为什么多少次斗争都以失败告终，而中共领导的这一次却胜利了呢?伟大的胜利 不仅使中共当时在全国人民中享有极崇高的威望，而且人们也认为其胜利的取得必有异 常的、非凡的道理，因此对毛泽东给予中国革命历史的解释，大都心悦诚服地接受。就 是自以为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或绝大多数也是这样的。有所质疑者，哪怕 对局部的具体的观点的质疑，也是非常少的，往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像梁漱溟、 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极个别的。这是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历史现象，脱离了 这特定条件，便不易理解，不易解释。于是，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代以及继起的第二代( 建国后在五六十年代成长的学人)建构者，只能照着某种理论所预设的路子走下去。
历史事实既然只是用于作为某种理论的注释，其身价必然大跌，客观上形成了重论轻 史、重观点轻资料的偏向。在学术上，势必产生一种研究程序、一种治学的途径。这便 是论在史先，先论后史，史为论存，史以证论，便引出了“以论带史”的方法，而且发 展为“以论代史”，成了建国后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研究方法，至今不衰。其间虽然有主 张“论从史出”的挣扎、抗衡，但无力分庭抗礼。
与此相关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建设中关于“破与立”关系的理论。这对那时 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毛泽东多次解释“破与立 ”的关系，在1940年代论述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就认为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文化，“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6](P688)在领导延安文艺整风时，他又提出要破坏封建的、资产阶 级的和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 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7](P876)到了1966年讲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革 命，他更明确地提出“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不仅“先破后立”，而且“破就是立” 了。于是导致重破轻立的偏向，实际上是只破不立。加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整个建构 过程是处于文化战线的不间断的“兴无灭资”的背景之下，其全部过程无不涉及对现代 文学史上作家、作品、事件的再评价，在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中从文学史上扫掉一批批 作家，现代文学史入史和可供研究的面便越来越窄。到了“文革”，现代文学已经被破 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句“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了。以破为立的严重后果还在于全盘 地否定了学术规范，使1949年以后成长的许多人不知学术规范为何物，搞坏了一代学风 。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构，就是在这样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不利于 这一门学科的建立，严重影响了其建构期的成就。
二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此，现代文学学科在短短10多年建构之后，进入了长 达20多年(从“文革”到上世纪末)的解构阶段。
由于原有的建构是建立在最权威的理论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轻易解构不 得，条件之一是提出权威性理论的人改变了观点。“文革”中“砸烂”现代文学的依据 ，正是毛泽东自己的批示和他审阅、修改的江青的那个《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纪 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颠覆了《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解构了此前所有的现代文学史范式，企图重构 江青领导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神话。因为荒诞性太鲜明了，以致她的企图终未实现，但造 成“文革”十年整个学科的停顿。因此我们把这一次解构称为“非常的解构”。这种解 构由于外力，由于政治阴谋，摧毁了原先的架构，所以是“非常的解构”。随着“四人 帮”的覆灭，原先的架构便可以复原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就是返回《新 民主主义论》，以此作为对“非常解构”的否定。
紧接着，可以说是不停顿地开始了第二度的解构。权威性理论被解构的另一个条件就 是思想解放运动，从而再一次地解构了五六十年代所建构的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架构。
第一，现代文学历史框架的解体。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思想的争论，这是一个 关键性的问题。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观点，缺少实证的支持。1940年代 以前的共产党人都认为“‘五四’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8](P22)，所以才 有瞿秋白的开展“无产阶级五四”的呼吁[9]。为了证明、维护“五四”是无产阶级领 导的这一权威性观点，许多文学史家努力发掘，提供了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等文 章，但毕竟证据不足，于是便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进行推论。这并不能真正解决人们心 中的困惑。进入1980年代以后，受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便开始有质疑这一权威性观点 的论文和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许志英的《“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 文章指出：“根据马列主义开始传播和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开始零星地’传播，就断定 ‘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思想，这个立论是难以成立的。”又经论 证指出：“与其说‘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不如说是小资产 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更符合历史实际。”[10]这篇论文产生 很大影响，曾受到诸多驳难，但许氏提出的问题其实是许多研究家心中早有的疑惑，事 过之后其观点反倒得到默认。随着思想解放的扩展，人们认为这样的学术问题，不妨争 鸣或各持己见。此后新编的现代文学史著，也就不再纠缠它，不再给新文化运动定性了 。这种对权威性理论的挑战，在以前是难以想像的。
文艺思想斗争原先是建构现代文学的梁与柱，是支撑整部现代文学史的骨架子。原先 认为自“五四”以后文学上始终贯穿着阶级斗争，从批判封建(复古)主义(如批《学衡 》、《甲寅》)，到批判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如批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自由人 ”、“第三种人”、“与抗战无关”论)，再到批判披着马列外衣的“修正主义”(如批 冯雪峰、胡风)，斗争一步步地深入，推动着现代文学的进步。此时对所有的文艺论争 都做了重新评价，如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客观评价，使《学衡》派摘去了封建复古主义的 帽子。人们发现原来认为绝对正确的一方，往往有左倾的倾向，不能再用“绝对正确与 绝对错误的对立”的机械模式。对文艺论争的重新评价，等于抽梁换柱，影响整部现代 文学史的面貌。
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原是现代文学史上继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最重要的事件，其意义更在 “五四”之上。王瑶首创以1942年为界，将抗战时期的文艺分为“抗战前期”和“抗战 后期”，其目的正在于显示延安文艺整风的划时代的重大意义。1982年纪念《讲话》发 表40周年时，通过胡乔木的《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11]，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放 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批评标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把人性完全归结为阶级性等的 提法。胡文并且指出毛泽东《讲话》中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评不确切。此后，随 着在延安文艺整风时受过批评、后来又受到错误处理的作家得到平反，随着对解放区文 学评价的滑落，便开始有了对毛泽东《讲话》的批评、质疑，如夏中义的《历史无可避 讳》[12]等。此后在大多数现代文学史著中，对过去极力突出、占有大篇幅的延安文艺 整风运动的叙述变得相当简略了，有的不在章节上标出题目，叙述客观化、简约化或做 含蓄的批评。五四文学革命不一定是无产阶级思想所领导；此后一系列与文学发展紧密 相关的文艺思想斗争中，被认为先进的、革命的一方并非总是正确的；本来认为有划时 代意义的文艺整风，对其评价有了很大的变化。于是，五六十年建构的现代文学史的大 框架，几乎解体了。
第二，作家格局的变化。以往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有高位的左翼作家，有不少受到批评 和质疑。地位最高的鲁迅首当其冲。如毛泽东之走下神坛，鲁迅也被请回人间。从鲁迅 一切正确、完全正确，到对他做具体分析，把他还原为一个作家、一个普通的人，这是 思想解放的收获，实事求是作风的胜利。贬鲁之风也不时地冒出来。有人编了一本《鲁 迅：最受污蔑的人》[13]，其中收录建国后发表有损鲁迅的言论，就有夏衍、徐铸成、 千家驹、李准、王蒙、施蛰存等名家，还未列入王朔、葛红兵等。郭沫若被奉为鲁迅后 的又一面文化战线的旗帜，他受到的冲击就更猛烈了，几乎从人品到文品都遭到否定。 批评者中也包括一些名人，如姚雪垠、王元化等。丁东编有《反思郭沫若》，收批郭文 章数十篇。封底上书：“一代文豪的悲喜剧”，“深刻反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人格 ”。“编后记”说：“把郭沫若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 加以考察，从而看到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14](P417～418)蓝棣之 的《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认为《子夜》只是一堆社会档案的堆砌[15]。王一川等 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小说卷时，未将茅盾列入，而置金庸于第四的位置 ，曾引起一阵轰动[16]。“鲁、郭、茅”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巨头，三位领军人 物，又都是从“五四”先驱变成左翼作家，现在无一例外地受到冲击，这等于是要在三 军中夺帅。1988年，《上海文论》第4期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陆续发表对现当代 文学作家的重新评价。到1989年第6期该专栏结束，所批评的对象，大多为左翼作家、 解放区作家以及一些政治上转向左翼的作家，如茅盾、丁玲、赵树理、柳青、郭小川、 何其芳等。
与左翼作家受到冲击相对应的，是对另一些作家，主要是自由主义作家的评价，在节 节上升。1980年代初，出现了“徐志摩热”、“沈从文热”，这时，美国华裔学者夏志 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传入大陆，立即引起人们的兴趣。这部书在西方汉学界 颇有影响，其所特别推崇的主要也是自由主义作家，如给沈从文以高度评价，对大陆的 “沈从文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书中给予高度评价的钱锺书、张爱玲两位小说家， 被大陆学者遗忘已久，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史里见不到他们的名字。这两个作者的小 说，又的确各有特色，艺术上都达到很高水平。从此，大陆出现延续多年的“钱锺书热 ”、“张爱玲热”。1980年代还出现了“散文热”。此时文学逐渐边缘化，文学的娱乐 、消闲功能突出了。自由活泼、短小精悍的散文适应了这种需要。出版现代文学史上散 文名家名作成了热潮，其中尤以林语堂和梁实秋的散文更受欢迎。出版家抓住“卖点” 大出林、梁的旧作，这又促使研究家对他们特别关注。
在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最重要的当然要数胡适，他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 袖人物。70年代末恢复学科时已肯定胡适的反封建性，改变以往把他当做帝国主义分子 施以无情批判的态度；继而比较客观地评述他的学术生平和文学业绩，为他写传或评传 ；再到全面肯定胡适，他已走近“胡圣人”了。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适和鲁 迅的地位的比较，也许会有一场论争。对胡适的褒扬，绝不仅仅是对一个作家、学者的 评价问题，而是对自由主义道路的同情、支持和肯定，反过来也包含着对文化或政治的 激进主义的质疑。还有，对周作人的重新评价，不仅是为了不因人而废言，同时也为肯 定他在文化上、文学上的地位。胡适研究和周作人研究都曾出现过热潮，他们在文学史 上地位的抬高，对现代文学史整体面貌的改观当然是很有关系的。
第三，现代文学历史内容的扩展，冲破了原有的框架。在现代文学史上究竟哪些内容 应该入史，作为新问题摆到了人们的面前。随着改革开放、社会转型，通俗文学兴盛了 起来，通俗文学已被纳入研究家的课题。对民国后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的研 究有长足的进步，人们发现这种文学不仅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而且所反映的生活正是 新文学所忽略的，于是认为数量多、影响大的通俗小说与“雅文学”、“纯文学”在文 学史上应该“两翼齐飞”。1990年代不仅有大部头的通俗小说史问世，而且许多新编的 现代文学史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另一个争议更大的，是旧体诗词可否入现代文学史。 文学革命是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开始的，旧体诗词正是革命对象。“五四”后白 话新诗的艺术成就不尽人意，而旧体诗词仍有生命力，产生了一批思想艺术都达到很高 水平的作品，甚至有专家认为已经“超唐迈宋”。于是，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的呼声日 盛，而且已有现代文学史著设了旧体诗词的章节。更有人提出“现代旧体文学”的概念 ，因为不仅有旧体诗词，还有旧戏，或用现代观念加以改编，或是新编历史戏，或是用 旧戏曲编现代戏。这些都是发生在“现代”的文学现象和创作成就，当然应该入史。还 有台湾、香港文学以前被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学也很少引起注意，中国文学史往往是汉 文学史。这些都应该或已经入史。清汤寡水的现代文学已经变得内容丰富甚至有点庞杂 了。这么多内容如何整合?于是有“大文学史”观念出现。其结果，必定要突破原有的 框架，必定要有一番新的重构。
解构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的时期。几乎是动员全国的力量 参与的大规模的史料建设；一批大型的资料丰富的作家传记作品；各类体裁的专史，如 小说史(小说流派史、通俗小说史)、散文史(杂文史、报告文学史)、戏剧史等；社团、 流派的研究；现代文学与文化关系(地域文化、宗教文化、出版文化等)的研究；现代文 学历史渊源的研究；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都有相当优秀的成果。上世纪 的最后20年，是现代文学学科的丰收季节。这是因为解构的时期也是思想解放的时期， 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时期。同时政治运动的结束，比较安定、宽松、开放的环境，也适 于学术的发展。
三
正如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受特定条件的制约，形成其 历史特征；现代文学史范式的解构，也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也受特定条件的 制约，带着特定的历史特征。
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建构到解构，正遇上了二战后两个 不同社会制度阵营间的冷战，意识形态的冲突此消彼长。上世纪末叶，由于中国“文革 ”等的错误，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国际共运跌入了低谷，使马列主义的 威望跌落。结束“文革”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对外封闭的状态，西方文学 思潮得以涌入中国，作为强势文化迅速地填补了“文革”后由于“三信危机”(信仰、 信任、信心)出现的大片思想空隙。这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就是，从西方19世纪后期 到20世纪末的，从被认为过时的到最新的文学理论、学术思潮，各各炫异斗巧，在中国 兴波扬浪。人们的“创新”要求强烈，要突破旧理论框架，采纳西方新理论、新方法、 新途径，制作新框架，以“改变这门学科的性质，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 学史学科”[17](P78)。19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界出现了“方法热”，同时，海外汉 学研究成果(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更直接地对现代文学研究形成巨大的冲击 波。之后，文艺理论界又出现“语言学转向”、“后现代主义”、“现代性”研究的热 潮，西方的文学理论、方法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全球化 ”的大背景下，西方无论经济或文化，都以强势的一方发挥巨大的影响。在以马列主义 为指导的左翼文学价值跌落的同时，作为资本主义思想基础的自由主义得到的评价不断 攀高，这就有了我们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所看到的左翼作家受质疑和自由主义作家评价步 步高的现象。
从内部来考察，则因为纠正“文革”的失误，要求做历史的反思。在文学领域，为追 溯“文革”中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根源，可以顺着先前作为主流文学的那条线，溯流而上 去追根问底。反思五六十年代的“十七年文学”，进而反思40年代的文艺整风、30年代 的左翼文艺，最后也反思“五四”，使人看到了文学上“左”的思想由来已久。1980年 代，当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在大陆出版时，因为反思“五四”的激进主义，把 它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渊源，在大陆受到一些学人的反驳。现代文学研究界也有 人倡议反击，发表过几篇反对林毓生观点的文章。只是由于学术准备不足，只能敲几声 边鼓。此外，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虽然“后现代”的影响尚不很大，但他们对启蒙主义的 反思，仍然触动了现代文学研究界。解构现象中有许多方面，如对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 评价，对通俗小说流派的承认，便都是反思“五四”的结果。这景象正可谓“历史的反 思，直逼‘五四’”[18]。这种时候人们不会去为反思对象评功摆好，反而为了反思的 深刻性，还可能有某些激烈的评论。某些人的思想摇摆和极端化倾向，导致不仅对左翼 文艺的否定，甚至对现代文学也全盘否定，要为其写“悼词”[19]，不过这还只是极端 的特例。
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建构到解构，受时代背景的巨大影响和制约，历史 评价的变化所反映的、印证的，其实是背景的变换。这是史学的特点，有力地证明“历 史书写”的强烈的主观性，同时也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还不是一个纯学术的研究部门， 她与国际国内的政治、文化的风云变幻还有着不能切断的牵连。随着时势迁移，好比是 随着剧情的变化，在场上出将入相变换主角，一门学科内容的更新，应该是科学研究、 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取代了原有认识，突破了原有架构。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部门 ，例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其更新有时不完全是学术研究新成果的积累促成的，而是 由于时势的变动造成人们价值标准的变化，于是改变旧观点，产生新认识。目前尚难以 完全摆脱这种隐在背后影响甚至支配着我们观念的时势的力量。
四
到了1990年代后，人们看到现代文学学科逐渐有了学术化的趋向，引起普遍兴趣的课 题更带有纯学术的色彩。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了“不争论”的主张，这无论在90年代的政治 生活或学术研究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争论”造成的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有 助于研究者们比较自由地选择研究课题，发表学术见解。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政治价值的 跌落，又有助于学术价值的升值。以前曾经激动人心的争论，包括像启蒙与救亡的关系 这样的话题，不再能引起太大的兴趣，人们更愿意选择一些学术性强，与政治、现实生 活不一定有密切关系的课题。于是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学院化”的趋向。知识分子待 遇在1990年代有所提高，也有助于人们的心回归书斋。大概这种环境氛围，利于冷静的 回顾和思考，利于学术研究与现实拉开距离，人们逐渐感到学术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因 而开始有了这种追求。世纪之交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可 作为例证。这套丛书主要是新近的一批博士生在其学位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因为主要从 文化、文学思潮角度观察研究现代文学，其学术色彩就比较浓厚。同时，这也表现了一 种沉稳的学院风，如严家炎在《总序》中说的：“作者们不尚空谈，甘坐冷板凳去查阅 大量旧报刊，扎扎实实地占有原始材料，然后一点一滴地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因此 希望“借此提倡一种刻苦、严谨、务实、求真的学风”。这就是1990年代出现的回归学 术、冷静思考、严谨治学的新现象。跨过世纪之后，这种风气进一步发展，2003年在北 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把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性、科学性问题 提了出来。这个本应在学科创建之初提出的问题，晚了半个世纪才比较隆重地摆上桌面 ，反映了当前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向。2004年的几个重要的现代文学学术会议，也都以讨 论史料问题为题，越发鲜明地标示我们的研究走向学术化的势头。
有人曾经把粉碎“四人帮”后最早培养的一批研究生，称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 ”，如钱理群、王富仁等(注：第一代指建国前成长的李何林、王瑶等，第二代指五六 十年代培养的樊骏、严家炎等。)。他们在80年代登上现代文学研究的高峰，是解构的 主力军。有人这样来概括他们的学术见解：“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在复原和理解历史，而 在以历史说明现在，用过去预示未来，并通过以当代的尺度解释、评价往昔的事实来干 预现实、参与社会实践和社会变革”，因此他们“尽管从事的是文学史研究，最关心的 却是当代意识形态的变革，主体性和现实功利性主宰着他们的学术成果”[20]。并非“ 第三代”学者人人如此，但上述的概括可能道出了他们的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他们并不 满足于作个“纯学者”，更希望能够成为新历史条件下的启蒙者，这构成了80年代现代 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但是到了90年代，上面提到那套丛书的作者，显然开始埋下头来 ，从旧报刊上一条一条地收集资料，至于其成果与现实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变革有多大关 系，恐怕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了。
于是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一些人仍不忘社会现实，不忘知识分子可 能承担的社会角色。或以“主体投入式”的研究，借着对客观历史的评论，表达个人主 观的感受。或提倡回应社会，认为学术研究如果学院化了，与现实拉开距离，就会降低 学术的社会价值，令人担忧。另一些人则希望学术能够独立于现实之外，选题也主要看 其学术的含量。现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已经不可能只有一个中心或一个重点，不可能 再有千百人挤着走一条路、过一座桥的现象。如果发展得好，有可能逐渐形成不同的学 派，各走各的路，互参互动，开创一个新生面。所谓“重构”也绝不会是追求一种模式 的现代文学史，而可能是多种观念、视角观照下的不同模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事物的发展路线，往往是一正一反地曲折前行。梁启超认为清学(朴学)是宋明理学的 反动。宋明的理学、禅宗专用内观功夫，论天谈性而学问空疏，于是到了清朝在特定历 史背景之下，学术便由理学的虚学，返回到实学。17、18、19世纪的学术主潮是“厌倦 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21](P24)，“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21]( P29)，但之后考据学变成了烦琐考证，钻牛角尖，捡芝麻粒，便失去了生命力。鸦片战 争爆发后，民族危机上升，人们争相寻求救国之道，要求“学以致用”，各派理论蜂起 ，学术又由“核实”而转为“务虚”为上了。到了“五四”后，马列主义传播开来，更 相信“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理论价值看涨，在研究室里读书 考证，成了脱离实际的劣行而受到谴责。这种作为乾嘉学风的反动，重理论而轻实学， 论在史先、以论带史的风气，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今天。加以商品经济的冲击，浮躁之风 甚嚣尘上，以致有人惊呼“今日学风败坏渐呈史无前例的态势”[22]，发出“中国之大 ，何处还能‘安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呼喊[23]。这表明已有人对于重虚轻实学 风不仅厌倦，对其恶劣后果甚至厌恶了。因此在条件具备之时，学风又会向求实的一方 转去。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中已经有了这种趋势，这就是上述学院化趋向的出现。 这样的背景对“重构”应该是有利的。
梁启超总结古代学术史时说过，秦以后的学术称得上形成了思潮的，只有汉之经学、 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和清之朴学。这四学发达的时间，均不在立朝之初，而在立朝 开国百年之后，远离了动乱年代，国力强盛，社会安定，允许“荒江野老”和“素心人 ”坐在小屋里安心商量培养，孕育出学术精品。从现在开始再过约50年，也就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了，如果发展得好，也就可能出现新时代的学术思潮。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应该成为这一新学术思潮的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2004-09-04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艺术论文; 新民主主义论论文; 王瑶论文; 历史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