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变迁看权势转移——鲁迅晚期杂文中对20世纪30年代文化复古思潮的话语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思潮论文,权势论文,晚期论文,杂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4年7月，《社会月刊》的编辑曹聚仁公开发出一封信，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信中提到五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白话文运动为什么停滞下来，为什么新文人（五四以后的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鲁迅在答复信中说：“秀才造反，一中举人，便打官话了。”①我们认为，这个回答是鲁迅对整个20世纪30年代文化复古思潮运动带有总结性的评价。
这个回答不仅道出了30年代文化复古思潮的根源、路向、主题，还指出了它的要害和实质。其一，当时提倡恢复传统文化的人，大多不是前清遗老，而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文人；他们也曾是造反的秀才，但后来渐渐成了社会名流，据了要津，即鲁迅所谓“中了举人”。其二，因为身份有了变化，渐渐觉得白话已经无法体现自己比别人高雅的地位，于是竭力恢复文言，提倡读经，与一般民众拉开距离。其三，文言复兴实际就是官话复兴，一般的文化人（秀才）一旦爬了上去（中举），必然是用自己的语言，制造自己的话语系统，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其四，文化复古思潮不仅是一个“文艺复兴”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还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因为“秀才”与“举人”的对立关系就隐含在白话与文言的语言交锋之中。于是我们看到，在他的许多晚期杂文中，鲁迅经由语言考察，展开精彩的“话语分析”，揭示出30年代文言白话之争背后的权力角逐。
一
1934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汪懋祖撰文《禁习文言和强令读经》，提倡小学恢复文言，中学习读《孟子》。在当时，明眼人一望便知，这是配合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所谓“文化统制”，以及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运动”，再次倡扬礼义廉耻信等传统文化价值而发的。但这也不完全是一种政治行为，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文人，虽不认同国民党的“文化统制”，但仍然存在这种隐隐的文化复古倾向。在鲁迅看来，只是简单地指出恢复文言、提倡读经的政治图谋及其配合法西斯专政的性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不能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文人倾向复古，你也不能把所有倾向复古的文人都推到国民党政治集团那里去，那样做既不符合实际，对革命也是有害的。于是鲁迅投入了很大精力和时间，研究分析了这种复古思潮的来龙去脉，并通过切实的考察和严密的论证，撰写了一系列杂文，让人看清这种思潮的危害，从根本上打倒和摒弃它。
其实在此之前，鲁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文化界愈来愈浓的保守气味和复古倾向，于是写了《感旧》一文。不料这篇文章触及了施蛰存的敏感神经，两位原本关系较好、甚至过从较密的人，从此你来我往，展开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论争，这就是著名的“鲁施之争”，或者被称为“关于《庄子》《文选》的论争”。有意味的是，这桩有名的历史公案，尽管业经研究者反复审理，但结论却大相径庭。一般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是众口一词地站在鲁迅的立场上，批判施蛰存的复古卫道；而90年代以后，研究者渐渐转换了方向，纷纷说施蛰存是对的，开始指摘鲁迅，说鲁迅是乱骂，鲁迅不应该对施蛰存进行“人格攻击”②，由此可见近几十年中国文化价值的变化之速、之复杂。但文学研究不是烙烧饼，简单地做翻案文章于事无益。只有把论争的话题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在30年代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观照和辨析，方可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
鲁迅写《感旧》其实并非针对施蛰存，而是痛感到当时那股隐隐的怀旧复古的文化氛围。鲁迅谈到光绪末年的“老新党”们，虽然拖着辫子，学过八股，却认认真真地学洋话，读洋书，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中国“图富强”。但到了民国成立二十年后，情形却大变：有些新青年，虽然并未学过八股，并不精通国学，却学篆字，玩填词，劝人读《庄子》《文选》，自刻印版，做方块诗，简直成了光绪初年的雅人③。在这里，鲁迅批评的是那些生在中华民国，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的“新青年”，他们学清朝遗老的做派，冒充古雅，并以此自炫。时代要求进步，生存尚需竞争，日军一步步紧逼，列强虎视眈眈，奋起追赶尚且困难，更别说大踏步倒退了。鲁迅怀疑，追求“古雅”是否真的能获得生存空间，恢复旧物是否真的有利于生存竞争。鲁迅质问，在排满成功，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下，崇尚复古能使中国人立足于天地之间吗？因施蛰存曾在《大晚报》“推荐给青年的书”栏目中推荐了《庄子》和《文选》，他就敏感地怀疑鲁迅写《感旧》一文矛头是指向他的，于是写了《〈庄子〉与〈文选〉》，鲁迅就回敬了《“感旧”以后》上下篇，施蛰存又写了《推荐者的立场——〈庄子〉与〈文选〉之论争》，鲁迅针锋相对，做了《扑空》和《扑空正误》，施蛰存又有《突围》、《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鲁迅又做了《答“兼示”》、《反刍》、《古书中寻活字汇》等文章。真可谓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搅起了一起颇为热闹的文坛风波。在文字的交涉中，当然会有一些意气和激烈的言辞夹杂其间，但若细读这些文章，撇开某些感情因素的浮沫，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这场论争，我们会发现，鲁迅在这场笔墨之战中并非意在伤害他人，也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在争辩中逐渐清理杂乱无序的社会思潮，深化其关于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一贯思考。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鲁迅强烈反感新青年崇尚古雅，摆弄古典，其出发点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需要，着眼于中国的落后现状以及面临的重重危机。正如上文所论及的，有感于晚清时期“老新党”们拖着发辫，尚且执着于国家民族的“图富强”，鲁迅必然反对30年代的新文人迷恋旧式文化的假古董，尤其反对把“古雅”当作旗子来招摇，劝诱更加年轻的人去效仿。他直截了当地表明态度，说：“我总以为现在的青年，大可不必舍白话不写，却另去熟读了《庄子》，学了它那样的文法来写文章。”又说：“我们试想一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青年后学，奉命惟慎，下过一番苦功之后，用了《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来写发挥《论语》，《孟子》，《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这岂不是太滑稽了吗？’”④即是说，“古雅”拯救不了中国，僵死的文字只能束缚青年的头脑，不能给人以创造。鲁迅又说：“活的生活已经那么‘贫乏’，要请青年在‘佛家报应之说’，在《文选》，《庄子》，《论语》，《孟子》里去求得修养，后来，修养不见了，只剩下字汇……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即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⑤鲁迅认为，精彩的人生不可能从古雅里寻得，而是要进行新的创造；创造自然免不了从古代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获得资源，但都必须是经由“拿来主义”的择取，或存放，或占有，或抛却，或使用。这样才能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才能塑造中国的新青年。古雅是不能使中国立于天地之间的，文化复古更无益于中国的富强。
第二，在与施蛰存的论争中，鲁迅越来越觉察到30年代新文人崇尚古雅，主张复古的背后，往往隐含着一个饭碗和逃路问题。这个思路在1934年和1935年的杂文中有更精彩的论证和发挥。在此时，鲁迅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过来的人，大多是同“五四”时期的复古派打过硬仗的，在内心深处知晓传统文化的局限性，他们何尝真的迷恋旧文化和旧道德？又何尝真的以为中国旧文化能够救时弊、救中国？只不过在30年代那样逼仄的空间，那样严迫的环境中，生存已经成了问题，饭碗胜过了一切。提倡文言，崇尚古雅，既不犯忌，又不招灾，还能表现文人的风致，赢得雅人的清名。如此弄弄古文，写写小品，做做清言，又可获得文学家的名号和收益，何乐而不为呢？
鲁迅对新文人提倡古雅动机的认识，是在同施蛰存的论争中逐渐清晰起来的。起先，鲁迅就怀疑施蛰存劝人读《庄子》与《文选》，并非认真，并说：“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⑥后来，随着论辩的深入，鲁迅从施蛰存推荐的《颜氏家训》中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陈，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意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侍贵人——胡人。这也是庚子义和拳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子的思想，自己念佛，子弟却学些‘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但是现在，抱这个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而这颜氏的渡世法，竟打动了施先生的心了，还推荐于青年，算是‘道德修养’……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这颜氏式的道德者多，则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⑦在这段话中，鲁迅已经言明，“颜氏的渡世法”（“齐士的渡世法”）之所以在30年代流行，并非个别现象，已经成了一股时代思潮。而这一思潮的思想实质则是：生当乱世的人们，为了吃饭和活命，应该论古、念佛、顺应“胡势”、练就本领，做好当奴才的准备。鲁迅痛感到，在30年代中国危机四伏的当口，持有这种思想的人一多，都去崇奉古雅，逃避现实，谁来拯救民族，谁来匡正时弊？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鲁迅感到就必须对此加以排绝，有必要起来予以荡涤。
第三，在这场论争中，鲁迅借此辨析了“五四”时期和30年代两次复古思潮的异同，进而指出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复杂性和幽暗性。首先，鲁迅觉得两个时期的主张并无多大区别。在致姚克的信中，他谈及了与施蛰存的文字之争，曾抱怨时代的倒退：“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⑧
但两次复古运动毕竟处在不同的两个时代，当然有着相当的差异。鲁迅认为“五四”时期的卫道者之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是出于真实的目的，他们确实感到了新文化的威胁和自己地位的不保，因而倾尽全力复古，以抵抗新文化。而30年代的复古思潮，只是把复古当作一种手段和策略，对要复的那个“古”，并无多少研究，也不是真心迷恋。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假使真有研究，也不会劝青年到那里去寻新字汇的。此君盖出商家，偶见古书，遂视为奇宝，正如暴发户之偏喜摆士人架子一样，试看他的文章，何尝有一些《庄子》与《文选》气。”⑨
在1933年的下半年，鲁迅通过与施蛰存的论争，看到了这场文化思潮所折射出的新问题，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反映出的中国社会的重重危机，于是在1934年和1935年间，鲁迅对这股思潮进行了集中的研究和批评，这就构成了鲁迅晚期杂文一道峻拔雄阔的独特景观。
二
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复古热潮是以1934年汪懋祖复兴文言、提倡读经为标志而兴起的，接着又引发了左翼文学家共同倡导的“大众语”运动。
大众语运动既是一次语言革命运动，又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因为意识形态的冲突总是要在语言领域、文化领域中发生和解决。有人说：“大众语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是保卫五四运动成果的一次运动。”⑩这个判断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从总体来观察应该是大致准确的，因为在1934年和1935年的两年间，这场运动几乎波及了整个文坛，仅公开发表的讨论文章就达五百多篇，可见声势之大；鲁迅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并在运动中起到了实际领导和掌舵的作用(11)。但在讨论的过程中，鲁迅的论述方式明显与其他人不同。我们说，他不自觉地使用了话语分析的方法来参与讨论，总是从语言分析入手，用深厚的语言知识，指出提倡文言者其实根本不通文言，进而暴露复兴文言者的学识浅陋和另外用意。
“话语分析”必须经过语言分析，但并非只停留在语言分析上。话语分析的要点在于辨析语言、语言主体和主体意识背后的各种力量的关系，在于发现这些关系得以纠结、展开、对话和协商的复杂机制，在于考察这种机制发生作用的功能方式与实践形式。鲁迅同复古思潮论战之时，一个很重要的分析技术恰恰就是抓住“文言复兴”这个语言问题，通过语言分析，笔锋直指话语背后的文化实践和社会行为，因而，他的杂文在批评力度和剖析深度上都超出一般人的论证文字，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针对汪懋祖复兴文言的主张，鲁迅写的第一篇文章《“此生与彼生”》就是如此。1934年6月，汪懋祖在《申报》上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提出中小学生应尊孔读经，课本改用文言，理由是“在应用上省力”，节约文字，并举例说，“‘这一个学生或者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鲁迅撰文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其他两种解释：一、这个秀才或者那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12)。这是真正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鲁迅对中国语言有过独特的观察，曾打算写一本《中国字体变迁史》，深知文言的研习之难；他又是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十几年，对语言文字有着更深的理解和感受，知道白话文在表情达意的丰富性和精密性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因之，他的反对文言复兴就建立在深厚的学理考辨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之上，他的反驳文章就更有深度，更有说服力。
话语分析需要运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巧来剖解文本及其裂隙，但话语分析的目的是经由语言这个媒介，去探索语言主体在语言裂隙中所呈现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鲁迅的批评文章从来不会停止在语言层面，也不迷恋于文字拆解的游戏，他感兴趣的是，循此发掘语言悖谬所表征的价值悖谬、思想悖谬和社会悖谬。在《“大雪纷飞”》一文中，鲁迅同样也是摘引《新垒》主编李焰生反对大众语的话来加以分析的。李焰生举了“大雪纷飞”的例子，说：“‘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地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酌量采用，是不能与提倡文言文相提并论的。”鲁迅运用他丰富的语言学知识，一眼便看出李氏所举例子的荒谬和无知。他说：“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在江浙，倘要说出‘大雪纷飞’的意思来，是并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纷纷地下着’的，大抵用‘凶’，‘猛’或‘厉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下得正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13)倘若没有方言的知识和留意民间说话的经验，是不会知道“大雪纷飞”的意思在方言土语中的说法的；倘若没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的修养，没有对古典小说的语言有过专门的研究，也不会顺手拈出《水浒传》中“那雪下得正紧”的语句。鲁迅的语言修养和文学功力，帮助他很容易找到论客们立论的失当和论据的罅隙，自然地展示出提倡文言者的知识浅薄和语言贫弱。此种批评是真正的釜底抽薪，使对方的论点不攻自破，迅速瓦解。
语言决不仅仅是一个知识问题、技术问题，它内蕴着社会差别，包含着权力关系。鲁迅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以此展开话语分析，开拓新的批评空间。比如对刘半农“做打油诗，弄烂古文”的批评，就是从文字着手，最终落实到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层面上。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刘半农，在批阅考生国文卷子时，发现一个考生把“昌明”写作“倡明”，便作文嘲弄此考生。刘半农这样指责学生：“有写‘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鲁迅以其丰富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立刻发现这位奚落学生用错字的教授恰恰不懂字义，闭眼胡说。他纠正道：“娼妓的娼，我们现在是不写作‘倡’的，但先前两字通用，大约刘先生引据的是古书。不过要引古书，我记得《诗经》里有一句‘倡余和女’，好像至今还没有人解作‘自己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一个错字，错而已矣，可笑可鄙却不属于它的。”(14)原来，刘半农只知道“倡”和“娼”两字可以通用，却不知“倡”字还有更多意义。当他只顾挖苦学生时，没想到自己露出了马脚。
鲁迅与刘半农曾是“五四”时期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共同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和写稿，但在后来，二人的道路渐行渐远，到了30年代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为刘半农获得法国的博士学位，成了名教授，渐渐有了地位，有了声誉，据了要津，便开始“做打油诗，弄烂古文”，自恃学问，挖苦青年。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15)其实，刘半农后来的变化，并非个别现象；提倡古文，好用古字，也不仅是语言文字问题，它说明了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的十几年间，许多战斗过的战士，因为有了社会地位，开始渐渐离开大众，离开现实，离开前进的路向。更可怕的是，许多青年受到这种趋古倾向的影响，以为必须读古书、弄古文、用文言才是有出路的，于是渐渐从现实离开，不再走创新之路了。为此，鲁迅曾有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在用古书来笑人，有些青年便有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16)这段议论是鲁迅看取整个30年代文化复古运动的总纲性文字，它与鲁迅回答曹聚仁的公开信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新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的答复——“秀才造反，一中举人，便打官话了”——是前后一致的。在著名杂文《“京派”与“海派”》中，鲁迅也观察到30年代的学界和文坛，那些在“五四”时期打过硬仗的战士，“‘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17)。既然爬了上去，占了高位，总要使用上等人的话语，白话和土语自然看不上眼。于是恢复文言，提倡小品，弄弄古董，乃至读经、理佛、尊孔、祭祖一并来到眼前，这是30年代文化复古思潮风行的社会基础。“人一阔，脸就变”，鲁迅的这句名言在此要改为“人一阔，腔调换”了。
鲁迅从语言的变迁中看到了“权势”的转移。当年的文化“造反派”获得了文化的权力，成为知识生产的权威，便悄悄生产出另一种“权势”，成为社会关系中另一种压抑的力量。鲁迅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个重要的权力关系，看到越来越多的“五四”文化人退居宁静的书斋，从事职业化的知识生产，实际上在从事着一种权力关系的再生产：一方面，他们用自己手造的墙和别人制造的墙与现实世界隔绝，准确地说，是与原来的反叛和革新立场隔绝，与原来曾站在一起并为之争取权利的被压迫群体隔绝；另一方面，用他们从事的知识和文化生产的能力，获取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的认可，用这种文化权威再生产出一种文化的支配关系，悄然进入庞大而复杂的权力结构，产生另一种社会控制力量。鲁迅以他几乎是天然的敏感，发现了这种压迫机制产生的秘密方式；他又以其同样是几乎天然的反抗精神，与参与生产这种压迫机制的人——不管是朋友还是师长——开展了论争。鲁迅所说的他的所有的论战，“不为私怨，而是公仇”，其缘由就在这里。
三
为什么“秀才造反，一中举人，便打官话了”？文言为什么成为上等人独享的语言呢？这种文化特权是如何形成的？文言在经过十几年白话的冲击下，为什么又被弄白话的新文人视为宝贝呢？单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单单指出文言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固然必要，但从学理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来探究文言的发展机制，论证它如何从大众语言转化为少数人独享的东西，对这些问题给予有力的解释，并揭示出这股文化思潮的危害性，引起社会各界的警惕，是鲁迅肩负的更为重要的时代使命。
由这种使命和责任的驱使，鲁迅写了《门外文谈》，陆续发表在1934年8月24日至9月12日的《申报·自由谈》上，翌年与另外四篇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仍用《门外文谈》。当时发起并参与大众语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乐嗣炳认为：“《门外文谈》是费了很大力气的一部著作。他（鲁迅）本来打算写中国文字发展史，早两年曾给我提起过，他对语言文字有很深的研究。《门外文谈》是中国文字特别是汉字发展史的完整著作，用发展观点看文字改革的必要性，汉字从发生到没落的必然性。”(18)可见，《门外文谈》既是为回答问题，解决矛盾的“有为之作”，又因其明显的学理性和浓厚的知识探究意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从文字的起源到人类语言和文字出现的历史机遇，从汉字的结构到中国语言文字的一致问题，从文学的发生到文学的普及与专享，从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到改革的准备和途径等问题，《门外文谈》的确完整勾勒出一部汉字发展史。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鲁迅从来不是为学问而学问，几乎每一篇都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感，《门外文谈》也不例外。简单地说，它针对的就是30年代兴起的“文言复兴”和文化复古倾向。他从文字史的清理入手，层层剖析，探索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政治、语言与权力的重重关系。
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探讨的问题较多，但始终贯穿着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鲁迅认为，文字从来就是社会的产物，必然反映了社会关系，尤其是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统治者为了把持文字，以巩固其尊严和统治，首先把语言文字的学习权力垄断在少数人手里。谁要学习，先要获得一种资格，而这个资格就限定在特权者、贵族和官绅的圈子内。为了把持这种特权，他们还控制学校，掌握教育，若有好书，则“藏之秘阁，副在三馆”，一般平民百姓，休想观瞻。其次，要努力保持文字的尊严性和神秘性。把语言文字罩上一层神秘光环，说什么字有灵性，能驱邪治病之类。文字既然有如此尊严，会操纵文字的人也就连带着生出尊严了。因而，他们竭力给文字附加迷魅，变成高深莫测的东西。最后，为了使文字远离大众，成为一种特权，就要给它加上一道道高高的门槛，使其变得愈来愈难。如果不是花十几年的功夫，就休想跨过这道门槛；而一旦跨过了，就成了士大夫，成了治人者。然后，又竭尽全力使文字变得更难一些，使自己超出一般的士大夫。文字越难，懂得的人越少，就越显示其高贵，于是文字就成了特权者手中的神符了。
因而鲁迅说：“现在所谓的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19)到了20世纪30年代，到了应该教育普及，文字应为社会公器的文明时代，有人还在提倡复兴文言，想把文字变成少数人的专利，岂不是真的在开倒车？鲁迅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提倡文言复兴的人，就是明明知道现在是机关枪的时代，他却梦想用大刀队御敌，这实际上意味着自取灭亡。鲁迅向企图走复古道路的人一声断喝：“如果不想大家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因为“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提倡文言复兴，就是要使中国大多数人失去文字，实际就是让中国没有文字，而没有文字的国家就很难有能力生存于这个世界。鲁迅实际上等于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倡文言复兴，就是要牺牲中国。
注释：
①《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页。
②邵建：《施鲁之争》，《小说评论》2003年第4、5期。对于该文，王培元先生曾予以反驳，认为“施鲁之争”绝不是文人之间的“私怨”和毫无意义的“吵架”，它关乎“五四”开创的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原则问题。参见王培元《也谈鲁迅的“骂人”及“施鲁之争”》，《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③《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5页。
④鲁迅：《答“兼示”》，《申报·自由谈》1933年10月26日。
⑤鲁迅：《“难得糊涂”》，《申报·自由谈》1933年11月24日。
⑥鲁迅：《感旧以后（上）》，《申报·自由谈》1933年10月15日。
⑦鲁迅：《扑空》，《申报·自由谈》1933年10月23日。按，在《扑空正误》中鲁迅订正了此段话中“学鲜卑语，弹琵琶”等语的出处，并非颜氏，而是齐士。又说：“然则齐士的办法，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也是现在一部分人们的办法，可改称为‘北朝式的道德’，也还是社会上的严重的问题。”参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353页。
⑧《鲁迅全集》第12卷，第254页。
⑨同上书，第254页。
⑩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编：《鲁迅及三十年代文艺问题》（内部资料），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1977年印刷，第107页。
(11)乐嗣炳说，他“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说这次运动请他领导，鲁迅先生同意，写了他在大众语运动论争的第一篇文章《此生与彼生》。”“大众语讨论，掌舵的是鲁迅。”参见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编《鲁迅及三十年代文艺问题》，第107页。
(12)鲁迅：《“此生或彼生”》，《中华日报·动向》1934年6月24日。
(13)鲁迅：《“大雪纷飞”》，《中华日报·动向》1934年8月24日。
(14)鲁迅：《“感旧”以后（下）》，《申报·自由谈》1933年10月16日。
(15)鲁迅：《忆刘半农君》，《青年界》第6卷第3期，1934年10月。
(16)鲁迅：《“感旧”以后（下）》，《申报·自由谈》1933年10月16日。
(17)鲁迅：《“京派”与“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3日。
(18)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编：《鲁迅及三十年代文艺问题》，第110页。
(19)鲁迅：《中国语文的新生》，《新生》周刊第1卷第36期，1934年。
标签：鲁迅论文; 话语分析论文; 施蛰存论文; 文学论文; 庄子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文选论文; 刘半农论文; 鲁迅中学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杂文论文; 复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