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原则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我批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原则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完全意识到了，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进行理论讨论，不论是对广大作者还是对广大读者，都是一件多余的事情，或者往好了说，是不合时宜的。但我还是不能苟同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趋向。
假如十年前有一位苏联公民或外国苏联学专家推测说：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我国将被宣布为乌托邦主义者（甚或骗子），而他们的理论则被宣布为极端残酷的极权制度的赞歌，那么人们就会嘲笑这个有远见卓识的人，说他是个毫无现实感的家伙。然而这件事却发生了，而且是发生在一个马克思主义不仅曾经是国家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几乎是民众信仰的国家。但这绝非偶然。以往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好象是马克思主义和整个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全面崩溃，尽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民主党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不时执掌政权；当然，它们早已不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不过它们毕竟还承认其与马克思与恩格斯理论遗产的历史联系。我之所以把业已形成的局面小心翼翼地形容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整个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危机，其原因即在于此。
新一轮“圣像破坏运动”或科学分析？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对所有以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批判而登上历史舞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于其前辈们，他们两人把自己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严厉的（具有严格科学性的）揭露者。马克思把他的第一部重要经济学著作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而马克思的主要经济学著作、多卷本的《资本论》有个副标题叫《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其论战性的著作中，如《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才阐述了自己的哲学观点。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学说从一开始就遭到不赞同该学说的社会思想家的批判，而且愈演愈烈。顺便说说，“马克思主义”一词最初只是出现在19世纪末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而“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叫法，在左翼知识分子中则具有十分令人尊敬的涵义。
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反对者们的思想斗争，有如宗教战争，马克思主义者们把一切批评都视为亵渎神圣。这说明，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E.伯恩施坦（他既是恩格斯的朋友，又是他的遗嘱执行人）著作所做的评价，是十分片面的，就其历史后果讲，无疑也是极为有害的。1899年，伯恩施坦发表了一篇著作，其中提出了若干在理论和政治方面都很重要的观点。例如，他正确地指出，《资本论》中阐述的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即日益严重的贫困化）规律，显然不符合19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难理解，这个结论对正确制定社会民主党的战略和策略，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伯恩施坦认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学说，应当从对它的批评开始。”（注：伯恩施坦：《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莫斯科，1901年，第46页。）这个论断和科学的正常发展，没有任何矛盾：志同道合者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最能促进科学的发展。然而，这却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怒不可遏，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就是终极真理。尽管伯恩施坦仍然是社会民主党党员，而且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也包括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却宣称：“伯恩施坦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因为他们坚持的原则是：“不信教的人比异教徒更坏。”于是就产生了修正主义这个可怕的东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衷心拥护者们却因此而背离了科学研究的基本律令。科学的原则不是抽象的和先验的，而是对经验材料的基本理论总结；这些总结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需要进一步地发展，有时甚至需要修改（修正）或否定。难道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不是对古典力学的原则和整个17-19世纪物理学的重大修正？
像意指所谓打着科学性的旗号、内里包藏祸心的内部敌人的修正主义这类现象，在自然科学中是不可思议的。在大多数人文科学中，也没有这种可怕的怪物。修正主义是一种公认的科学程序，它自己也不能避免受到批判和修正。把修正主义视为不可容忍的、应当受到追究和坚决予以取缔的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加速教条化的开始，而绝非人们当时肯定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研究和行动的指南。
不要再羞答答地回避问题，或是对昨天还顶礼膜拜的学说和世界观深恶痛绝（这更加不好）。难道还不该清醒地分析一下自己的（即使是以前的）观点吗？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自我批评从来不曾占有一点儿重要位置，而随着“修正主义”的出现，自我批评实际上已销声匿迹。把教条主义确立为基本的世界观方针，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拒绝在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该理论；而这种经验则是重新审查以往的观点所必不可少的。不难理解，19世纪的这一杰出社会理论的上述消极发展趋势，何以会在马克思主义变成独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苏联愈演愈烈。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文化历史心态，致使马克思主义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但却因此而使之失去了正常的科学地位，不管这多么令人奇怪。业已变成不可怀疑的官方学说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思维方式的科学理论，作为无所不知的最高科学，其必须绝对服从的指令，不仅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而且在生物学，控制论和物理学等领域，都得照办不误。
例如，使马克思主义学处于特殊的超自然状态，这不能不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平空前下降，特别是那些以“社会主义建设”为课题的研究项目。当然，研究古代或中世纪史的著作，阐述逻辑学、认识论、哲学史和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著作，无疑都能取得一定的成果，因为这类研究和严厉的意识形态专制，通常只有间接的联系。当然，即使是这些领域的研究人员，实际上处境往往也并不美妙。只要提一下斯大林的下述虽未发表但却尽人皆知的观点，也就足够了：黑格尔哲学仿佛是法国大革命的贵族式的（即封建主义的）反动。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顽固推行的社会意识教条化，明确要求禁止以任何形式触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当然还有斯大林）的错误。对斯大林来说，这当然只适用于他活着的时候。苏共20大以后，对斯大林的批判反而成了“马列主义”宣传的必要成份。这实际上表明，用对列宁的崇拜，取代已被揭露的对斯大林的崇拜。
如果自然科学家们在对学生们讲述某个学科时认为，必须提及或是分析诸如牛顿、爱因斯坦或门捷列夫这些科学泰斗的谬误，那么讲述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则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形容成一贯正确的思想家。例如，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可能尖酸刻薄地嘲笑所谓罗马教皇一贯正确的天主教教条，同时无意识地拿他和似乎不犯任何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做对比，并按这种推理的逻辑，把他们说得神乎其神。
苏联历史对科学理论表现出一种科学史上绝无仅有的、极端的非批判态度，尽管它论证了对所有社会关系进行最彻底的改造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在苏联存在的时候，有头脑的公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各不相同。一部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狂热鼓吹者，虽然他们的知识大都是照搬教科书；而教科书几乎是该学说教条化和庸俗化的基本形式。从事研究工作的一小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兼学者，根据原著研究马克思主义，自然清楚其奠基人及其后继者们的某些错误。但是，当他们在自己的出版物中谈到这一点时，也只能触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著作中承认过的东西。大多数人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无需讨论的国家学说和意识形态，加以接受的；他们接受其原理，就像病人接受医生给他们开的丸药，囫囵吞枣，只咽不嚼。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怀疑是对下述作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化和庸俗化到荒唐地步——的一种自然反应。
怀疑论者清楚地意识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公开表态是危险的。然而，这种极有分寸的和完全不露声色的怀疑主义，逐渐传播开来；苏共20大以后，更席卷了苏联知识分子的广大阶层。在这些人中，涌现出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得到了这些人的同情，有时甚至是支持。
上述情况可能是“马列主义”（它既是意识形态，又是社会理论）的一种潜在的、隐蔽的和愈益深刻的危机。因此，在官方宣布公开性和意见多元性以后，大部分苏联人对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持的毋庸置疑的和明确无误的批判态度，一下子毫无遮掩地迸发出来，这是毫不奇怪的。在报纸杂志上，出现了许多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已经在历史上暴露出来的、十分明显的错误的政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引述了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十分客观的信息。对照这些信息，对苏联的经济状况和苏联公民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简言之，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并没有专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科学分析，而只是通过对比“我们的”人民和“他们的”人民如何生活，来评价这种意识形态。
Н.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刻板公式的这种批评的答复。作者对不仅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而且这样理解它的各项原则乃至一般科学原理的作法的本质，做了明确无误地阐述。遗憾的是，用以对抗这种教条主义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作法的，却是对该学说的笼而统之地批判。尽管这种批判也不赞同布尔什维克的激进主义，但它事实上却在重犯这种激进主义不能容忍异己思想的老毛病。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的批判，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显示了我国社会深刻的精神危机。它似乎是我国几十年推行的极端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
类似的批判思潮的表达者之一，论述了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及至全世界的巨大影响，说它把人们的头脑变糊涂了。作者得出结论说，干蠢事的不仅仅是蠢人。相信马克思学说的人论证了对社会关系进行人道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据说这是聪明人的愚蠢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无法遏止的永恒现象，它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人民推向虚假的道路。
这些批判看法的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向人们许诺了人间天堂，可惜它是空中楼阁。因此我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批评者是以不同的方式评价社会主义思想的。
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们和我们这些新手不同，他们不是根据苏联教科书，而是根据原著，研究该理论。听听最权威的批评家如何谈论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来说是不无兴趣的。例如雅斯贝斯是个死硬的反共分子，它谴责曾经统治苏联的政治制度。雅斯贝斯在尖锐批判这种制度的同时指出：由于技术的发展、大企业的出现和劳动的社会性，因而必须给所有的人以物质上的保证，必须从法律上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人都要求公正，现在在意识苏醒的情况下，他们能够理解、表达和捍卫自己的追求。他们既要求在劳动条件上，也要求在劳动产品的分配上，体现公正性。”（注：К.雅斯贝斯：《历史的意义和目的》，莫斯科，1991年，第185页。）
雅斯贝斯认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是保守的民主主义观点，并以此对抗左的和右的激进主义。然而，他在阐发上述思想时却断言，现在社会主义正把今天的人类普遍引向新的劳动和产品分配组织，以确立一切人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注：К.雅斯贝斯：《历史的意义和目的》，莫斯科，1991年，第185页。）
К.波普尔可以说是今天在世的哲学家中的泰斗，他撰写了不少批判社会主义的著作。其中主要是《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该书把集体主义说成是与文明敌对的、源自部落文化的意识，它必然使人在“封闭的”、具有反民主本性的社会里，失去生存自由。按这种观点说，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封闭社会”的思想家。我对讨论“马克思的部落文化”不感兴趣，而只想强调指出，波普尔出于其固有的严谨科学态度，决没有把马克思的学说简单地一笔勾销。因此他宣称，“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了。所有研究社会哲学问题的现代人，都应当感谢马克思，他们都承受了马克思的恩惠，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注：К.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莫斯科，1992年，第二卷，第98页。）波普尔强调指出，马克思在发展社会科学方面，做出了永久的贡献；虽然他对马克思的理论遗产持批判态度。
我想，在今天，即在我国（不仅限于我国）“现实社会主义”合乎规律地垮台之后，在民众的“社会主义意识”变成经常受到鄙视的意识形态（该种意识形态被说成是在人道主义词汇掩盖下的偏见、迷信和恶意之集大成）之后，无疑有必要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展开严肃的科学讨论。这不仅是迫切的理论任务，而且不论是对那些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还是对那些摒弃上述信仰的人来说，在道德上也是必要的。显而易见，这场讨论一方面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也是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作法进行科学论证的一种尝试。这场讨论对这两个方面来说，可能都是十分有益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明显矛盾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序言中，马克思在以论题的形式阐述唯物史观原理时断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83页。）19世纪中叶，即在马克思的这部经济学著作出版的时候，也正是取代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的工业资本主义尚在确立的时代。18世纪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就是在这个时期在西欧发展起来的。表现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特征的生产力急剧增长，一点儿也没有受到马克思的非议。这就说明，上述原理实际上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具有生命力。然而，马克思紧接着的一段话，显然又是和这个结论矛盾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83页。）
上述论题的基本思想是肯定，“人类”之所以能够提出根本改造社会关系的任务，只能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条件起码处在形成过程之中。这无疑是个错误的原理，因为早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提出了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改造的任务，这当然是以纯粹乌托邦的形式提出来的。然而，问题的实质不单在于马克思的个别错误提法，而在于他坚信人类似乎已经进入向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时代。不是个别说法（即使是十分重要的说法）之间存在矛盾，而是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理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确认经济迅猛发展这一经验判定的事实；另一方面，断言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致命的危机。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那里，雄辩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在一百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54页。）
可见，资产阶级仍在继续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然而，继上面这段话之后，《宣言》却武断地说，几十年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的历史”。而且首先指出了“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56页。）
在那个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看成是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证据。他们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都有这种错觉。直到撰写《资本论》时，马克思才证明了，生产过剩的危机是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一个正常环节；即是说，这种危机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了生产力的桎梏。相反，正是由于危机，才使生产力发展中业已成熟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不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断言无产阶级革命迫在眉睫，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有关生产过剩危机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这种看法是幼稚的。即使在正确地理解了上述危机的性质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武断地说，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不是在最近，那么无论如何也不是在十分遥远的将来。上述论断植根于对历史事实的（首先是对劳动群众贫困化的）极端片面的解释。工业革命时代，已是构成欧洲劳动人民绝大部分的小生产者普遍破产的时代。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使得雇主资本家有可能降低打工的无产者们的工资。40年代生活在英国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描述了这个贫困化过程。
重要的是强调指出，恩格斯描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最发达和最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态；这就为不发达国家指明了他们的未来。不难理解，这就促进了对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命运的悲观主义观点的形成。这种观点既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我国的民粹派类型）所特有的，也是捍卫封建主义旧事物的人的特点。和这些人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只有通过社会改造，才有可能结束劳动人民不断加剧的贫困化。这种社会改造将使无产阶级，成为他们接收的生产资料的联合起来的集体所有者。当然，像J.S.穆勒等人那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经证明，广大群众的贫困化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并将为资本主义日后的发展所克服。因此，他们号召无产阶级和企业主实现公民和解，团结一致。马克思和恩格斯斥责这些人是庸俗经济学家；他们用以反对后者的观点是：“雇佣奴隶制”是奴役和剥削人的最丑恶的形式。这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较早时期作品的特点，也是他们后来的研究著作的特点，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阐述了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规律。
和所有结论一样，这个规律也是通过分析事实和提供理论论据，加以论证的。探讨这些论据是有益的，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结论的经验基础，而且有助于理解其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这方面和李嘉图一样，认为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成反比。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扩大再生产的体系，他必须把利润的很大一部分变成资本，所以利润的增长必以工资的减少为前提。我们把它称作第一个理论论据，因为马克思在40年代末就已经提出这个论据了。
变利润为资本，这意味着增加大量生产资料，意味着不变资本比用于工资开销的可变资本多。因此，按照李嘉图提出并为马克思所接受的价值规律，新的价值只能是活劳动创造的，而决不是生产资料创造的；那么由此就应当得出结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利润率会不断降低。这样的过程自然不利于无产阶级实际工资的提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资料的生产先于消费资料的生产证明，资本积累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劳动群众的贫困化。
这就是论证马克思下述结论的三个基本理论论据：无产阶级的不断贫困化，不仅是经验认定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事实，而且也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个发展过程的规律。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无产阶级为改善自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状况而斗争的必要性，但他们又坚信，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得到明显的改善。他们认为，上面谈到的这种生产方式的规律性，对此是个阻碍。的确，在19世纪的后30年里，有组织的大规模工人运动以及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迫使企业主（特别是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幅度增加工人的实际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社会民主党人的鼓舞者和思想领袖，却不同意其他党的首脑的看法，因为这些人认为，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有可能得到极大改善。这显然说明，即使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已经灯尽油干了。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参与下撰写的《反杜林论》断言，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完全无用了：“……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说是可以用手触摸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306页。）
无需证明，后来的历史发展不仅没有证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反而彻底推翻了这些预见以及为其论证的理论论据。
马克思坚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在承认他的这个毋庸置疑的理论错误的同时，还应当提出一个问题：在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中，是否有实际上否定他自己的论断的理论原理呢？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中存在着某些矛盾；这显然不符合下述论题：马克思的所有观点都是浑然一体的，具有天衣无缝的完整性。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完整性，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发展了，因而有所改变。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些原理和上面探讨的他的错误，明显互不相容。
众所周知，马克思《资本论》的前提是，资本家支付的是劳动力的价值，即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这种价值在历史上会随着文化水平等的变化而变化。由此，马克思并没有把雇佣工人的工资，压缩到某种最低限度。所以他才反对拉萨尔提出的工资的“铁的规律”；实际上拉萨尔是引证马克思的观点，来论证这个规律的。很遗憾，这种引证是不无道理的。但是，马克思置自己的说法于不顾，执意批判拉萨尔的“规律”，说这是马尔萨斯的理论；从这个理论中，必然得出下述结论：根本不可能消除劳动者的贫困化，什么样的社会改造似乎都无法实现。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在解释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时指出，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28页。）同时，恩格斯还引证了《资本论》第一卷第21、22和23章，那里对工人阶级争取实际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的不无成效的斗争，做了相当详尽的探讨。可见，马克思阐明的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与其工资理论，实际上是对立的。但是，他的工资理论并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关于利润率和工资水平对立的原理。这个原理只是规定了对立面之间的直接关系。但是，对立面之间还存在着更重要的间接关系；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部分，得到了研究。与靠延长劳动日增长的“绝对剩余价值”不同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实际上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相对剩余价值有可能使利润率和工资水平同时得到提高。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进步形式；所以，有可能增加劳动者实际工资的客观条件始终都是存在着的。可见，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有可能使我们克服他取自李嘉图学说的错误论断。
我在探讨马克思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原理时曾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率的提高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但是，这个论断和上述的马克思原理是矛盾的。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价值有规律的增长（由于不变资本量的增加），意味着利润率的有规律的降低。而且，这里所说的矛盾，也是马克思本人曾经指出过的。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利润率降低趋势的规律部分，马克思确实认为，利润率的降低是一种基本趋势。但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一些“相反的原因”，它们不仅阻碍这一过程，而且有助于提高利润率。这些原因包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资料降价、资本周转加快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所以，马克思不仅仅局限于单纯论断利润率的降低，而且也探讨了对立的过程。至于最后的结论断言，利润率的降低实际上是一种基本趋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也有错误。因为正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与该过程密不可分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助于提高利润率，尽管用于固定资本再生产的费用不断增加。
在马克思主义范围以外探寻真理
上面我们所探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所有的原理完全可以得到克服。但是，在他们的学说中还有另一种错误；要想克服它们，只有从根本上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就要涉及到中小企业的命运，还有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扩大再生产，就是资本的自我增长、积聚和集中。他认为，这两个过程证明，大生产必然压倒中小生产。早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大生产的优势就已经表现出来；而工业革命的结果，则使这种优势增长了好几倍。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机器生产的规模越大，效率也就越高。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取其而代之的社会，在社会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继续社会化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确认，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历史上已经排挤掉小私有生产；这说明他们对与该过程对立的趋势，明显地估计不足。实则，在19世纪后30年，特别是由于电子技术的成就，为上述趋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小生产无法使用的蒸汽机，让位于电动机；后者的型号和功率应有尽有，即使在最小的商品生产中加以使用，也能发挥其功效（电子计算机尤其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预见到，小生产在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上的重新崛起。然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每个国家的国民总收入，几乎有一半是小企业创造的；它们遍及所有劳动领域，特别是服务业；它提供的就业机会，超过工薪阶层的半数。当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多种成份的经济，因此，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要受到与之对抗的扩展和分散过程的阻滞。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后资本主义社会将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将使向基于劳动消耗的劳动产品直接交换过渡，不仅成为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劳动产品将失去其商品形态。
不言而喻，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白，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即最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后，是不可能回到前资本主义形态（极不发达的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形态）的。但他们却认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商品货币分配将为劳动产品的实物交换所取代。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该社会至少在某些方面可能被视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拒绝研究所谓没有商品和货币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臆造的乌托邦观点。我指的是被名之为后工业社会的当代资本主义的那些特点。在这样的社会里，物质生产的将近1/4，出自独立生产者，而其余部分则为服务业、医疗、教育和文化等领域。这种社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家制定的社会纲领。这种情况无疑使人们必然抛弃关于无商品和无货币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关于废除一切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客观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不攻自破了。但是，弃绝没有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观点，决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当然，如果把它们理解成具体的社会纲领的话）破灭了。这些纲领不仅已经实现，而且还在实现着；只不过不是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的途径，而是通过发展它和对它进行逐步改造的方法加以实现。一些具有难以估量意义的新的社会纲领，正在出现。例如，从生态学上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纲领就是如此。不言而喻，这里提出的问题关乎出自现在的、并不遥远的和指日可待的未来；其明显特点，在今天的西方社会里，已经表现出来；这种提法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范围，转化成了崭新的后资本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所做的经济分析，构成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内容；但是，这种分析根本没有预见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特别是有理由被称作后工业社会的那种资本主义形态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是在1848-1849年革命前夜的欧洲造成的革命条件下形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成自己的观点体系之前，曾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要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和确立民主秩序，非使用革命的暴力不可。1848-1849年的革命，证实了这种大部分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其中也包括那些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人）共有的信念。
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促进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下述信念：资本主义将转化为与之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二者之间的差别比资产阶级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差别大得多；因此，只有通过革命的暴力，才能实现这种转变。这种情况，自然毫不足怪。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种信念就已经形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断言：“……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77页。）
因此，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思想和论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改造的必要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资产阶级革命经验的思考，构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重要内容；从这种思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暴力革命思想的脉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和后来的法国波拿巴政变进行理论分析的著作，其中心思想之一，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彻底民主化统一的原理。
在认真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民众的斗争之间的本质联系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也决不会把二者混为一谈。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突出特点就是，批判地分析被他们称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的各种观点。这些幻想在于相信，能够消灭等级特权，确认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简言之，就是使社会民主化和建立法制国家。实质上，这些就是一切进步的社会改造的必要基础。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必须以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前提，所以必然限制劳动人民民主意志的表现。在这种社会里，不管其机构多么民主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既是控制其余居民阶层意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恩格斯在认真研究了英国社会之后指出，一部分英国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化了；他认为，这种现象是英国的特殊地位造成的，因为当时的英国是最大的工业国，也是殖民大国。然而，居民被“资产阶级化”的现象，有其更为普遍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的原因。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所以不少劳动者在选举时，支持那些代表异己阶级利益的政治家。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无法摆脱的。随着自身的发展，工人运动无疑将越来越有助于无产阶级的思想解放。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宗旨即在于此；他们将逐渐赢得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所有这些都会创造出客观的条件，以使争取民众的斗争，转变为争取更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这种转变可能带有渐进的性质，即通过改良和对立阶级之间的妥协来完成。可见，在发达的、民主的资产阶级社会，有要能实现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
例如，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讲话时，马克思直接谈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承认革命的社会主义变革有多种选择。他反对把革命和改良抽象地（实质上是绝对地）对立起来。改良也可能是彻底的，这样它们就能消除了使用革命暴力的必要性。马克思也考虑到了下述情况：在多数欧洲国家（更不用说其他大陆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造还远未完成。在许多国家（其中也包括俄国），这种改造甚至还没有开始。显然，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马克思曾把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说成是当时条件下的特殊情况。然而，马克思把英美两国的特殊性，与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改造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而该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变成了政治主流。许多经济上落后的国家，踏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很晚，但它们也被吸引到该过程中来了。因此，从历史前景看，在该过程中（即在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有任何特殊的东西。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和平社会主义改造思想，在恩格斯的著作中，首先是在他的对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意见中，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在该草案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代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恩格斯批驳这种提法是机会主义的，因为它正向各国传播，特别是德国。用恩格斯的话说，德国的代议制机构，只不过是专制政体的一块遮羞布。但与此同时恩格斯却认为，在这样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因为那里的人民代表机构，掌握了所有权力，可以通过立宪的办法，做一切想做的事情，只要拥有民众的多数就行。例如在法国和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这样的君主立宪国家。恩格斯还认为，普选权为社会主义者和平地赢得政权铺平了道路。
恩格斯在一部著作中，根据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经验，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革命者”借助于合法手段，比借助于非法手段或政变，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
20世纪后半叶证明，社会主义政党变成执政党，在劳动关系、税收、社会保险、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实现了广泛的社会纲领。下述情况也很能说明问题：保守的政党在执政以后，也不得不支持这些纲领，否则他们就这不可能保持政权。
根据马克思阐明的再生产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下述结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会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其生产方式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但是我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明的某些原理，对他自己提出的再生产理论，做了某些修正。我指的首先是马克思关于股份公司的论断。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社会化，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资本所有者的数量，所以是资本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对集体工厂的说明，也带有类似的性质。他认为，在这种工厂里，“已经消灭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就工人和自身的关系讲，他们也是资本家。而后，马克思又强调指出，集体工厂表明，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应的社会生产形式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必须产生和发展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被看作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联合生产方式过渡的形式。不言而喻，马克思的联合生产方式，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著作中通常断言（这完全符合列宁的观点，特别是斯大林的观点），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而绝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即使是不发达的萌芽形态。马克思似乎并不同意这种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认为，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基础。和马克思不同，列宁力图证明，在比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符合规律的。
可以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至死都坚信，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正在到来。可以通过资本主义自身的转变实现这种改造的思想，以萌芽的形态包含在他们关于和平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的论述之中，但是，这个思想与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革命思想家始终格格不入。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千方百计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建立的国家机构的斗争，参加解放当代无产阶级的事业……他的本能就是斗争。这些话自然也适用于恩格斯。
总之，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基本错误，除了有其上述理论根源，还应考虑造成上述错误的社会经济状况乃至社会心理基础。这是革命家的错误。他们从来不想把他们提出的任务，交由后代来完成。革命家之所以是革命家，就因为他们在看到彻底改造社会的必要性之后，还非要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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