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理论的生成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特征论文,逻辑论文,作家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3)06-0595-08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深刻而生动地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哪些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体现了哪些马克思恩格斯即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理论？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实践的深切呼唤，需要我们系统研究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理论的生成逻辑问题：经典作家是如何规定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特别是，这些规定是如何生成的？其理论的合理性依据是什么？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434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把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把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有哪些基本特征？经典作家是如何规定的？有学者依据经典文本，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的“基本规定性设想”概括为六个方面：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消灭了一切私有制，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在消费品分配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消灭了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造成了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国家不再具有压迫工具的性质，只具有社会管理职能；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实行产品经济。尽管“这种社会主义不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2]，但是，这些方面还是比较全面典型地揭示了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构想。
一、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理论的历史逻辑
“鲜花不能开在石板上”。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1]523，都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思想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理论亦是如此，它有自己的思想来源，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socialis，它的原意是“同辈的”、“同伙的”，把它用于社会则包含着平等的、大体一致的伙伴等意蕴。空想社会主义者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表达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个人主义的批判和改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社会关系的愿望。他们希望用类似家族中“同辈”和“同伙”之间平等的、体现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集体主义，来取代以个人主义为内核的资本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而产生的早期无产者的思想体系，它反映着早期无产者群众对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抗议和对理想社会制度的憧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因素，空想社会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一系列弊端的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描绘是同时进行的两个方面。因此，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表现具有“特征对应性”的“正相反”的特点。这个“正相反”的特点，一是与人文主义的价值诉求相关联；二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表现为依据；三是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因素为理论和思维基础。
第一，就人文主义的价值诉求而言，空想社会主义盼望建立起与存在剥削和压迫等不正义、不仁道、不符合“理性”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正相反”的新社会。这个新社会以“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1]524为依据，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特权，充满正义和仁道，体现理性原则。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反对以神为中心，主张以人为中心，强调以人权取代神权。人文主义者抨击天主教神学、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追求科学知识，赞扬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思想和主张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勃勃生机，对于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压迫的斗争也具有鼓舞和推动作用。人文主义者所宣扬的人性论和理性主义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接受和发展。但是，人文主义毕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者把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看做是人类本性所固有的永恒理性的表现，把自己要求实现的未来社会看做是理性的王国。事实上，“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1]524而已。因此，他们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猜测来解决社会问题，并设计出一幅幅富于理想的社会幻景。尽管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不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1]545。这样的理论品质和思维方式必然使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形式上也表现为唯心史观所支配的社会主义学说。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具体表现为“理性史观”、“英雄史观”、“天才史观”，其社会主义学说必然带有人文主义所倡导的理性王国的性质。因此，空想社会主义不可能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作批判的武器，并用这个武器实现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历史任务。空想社会主义不可能真正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对者”和未来社会的建构者。因此，他们设想的“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1]528-529。当然，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强调的理性同人文主义者所宣扬的理性主义具有根本不同的阶级内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理性主义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出发点的，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借助理性武器，为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理想社会的合理性作论证，表达了无产者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必然与资本主义现实不同，具有新的社会主义因素。
第二，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的现实批判来说，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无情揭露和批判。一是批判了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罪恶，严厉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揭露了剥削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对立和无产者受奴役的悲惨状况；二是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竞争、垄断和经济危机等病症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三是批判了造成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本原因——私有制；四是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中，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天才设想。这些设想具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正相反”的特征对应性，如：废除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都参加劳动的、实行各尽所能按(劳)需分配的、平等、幸福、和谐的理想社会；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妥善安排和组织社会生活，实现生活社会化；用新型分工代替旧式分工；消灭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和差别；提倡政治民主，国家官吏或社会组织的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是人民的公仆，不享有任何特权，并且可以随时撤换；国家的法律不再是少数压迫者的专横工具，而成为治理国家和保护公民的手段，等等。
第三，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空想社会主义毕竟是早期无产者的“代言人”，因此，他们的理论和思维具有某些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因素，这是他们的批判和设想具有某些合理性的根本原因，这主要表现在圣西门、欧文、傅立叶这三大空想家那里。他们提出了社会发展有规律的观点；看到了阶级的存在和贫富的对立；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表现出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会永存。傅立叶明确提出了劳动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人生快乐的要素，以及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的重要思想。圣西门不仅提出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思想的雏形，而且猜测到国家将成为生产组织，将由对人的政治统治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指导，具有“国家消亡”的思想因素。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关于工业革命为共产主义社会提供客观条件的重要思想。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必须在现代化的大生产中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重要论点。
总之，与社会化大生产及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冲突状况相适应，空想社会主义的内容不断充实，各项原则也逐渐明确起来，空想家们对资本主义的观察和批判越来越深刻，对未来社会的猜测亦越来越丰富；三大空想家还突破了唯心史观的思想束缚，接触到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某些因素，并进行了实现理想社会的实践探索。因此，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就是逐渐减少空想色彩和增强现实主义精神、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作思想材料准备的过程。因此，“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218。由此可见，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并不主要表现为其对未来社会基本原则的设想方面，而是主要表现在没有科学的理论依据证明其设想的必然性、未能找到实行其理想社会的社会力量和现实道路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具有时代的合理性，能够成为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构想的思想资料。这意味着，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经典作家从事理论创新的逻辑基础，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理论是空想社会主义合理主张的逻辑延伸。
二、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理论的理论逻辑
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合理憧憬，只是为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理论提供了形式上的思想资料，而要将这些思想资料批判继承，使其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料及有机部分，必须有理论上的创新，特别是要对当时现实的客观事实进行科学分析，使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获得工人阶级的本质属性和客观的时代内容，而且更需要有理论上的创新。因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3]44-45。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辩证法、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产物[1]495，这说明，经典作家的理论创新是以当时的客观现实为依据的。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现代社会主义新学说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523。因此，创新的理论科学地揭示了客观现实的本质和规律。“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客观现实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能够把握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作家创立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理论的理论逻辑也是客观的现实逻辑，是工人阶级创造历史的实践逻辑；经典作家创立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理论，既符合当时时代的特殊规律，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因此，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发现，共同为实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理论探索提供了科学而合理的理论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理论是“两大发现”理论的逻辑展开。
第一，唯物史观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1]508-509。唯物史观把人类历史视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与现象都基于这个基础；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使人类的社会形态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一般进程，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序列。因此，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这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是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的结果，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依据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最根本决定性因素这一关键原理，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需要建立，之所以有诞生的历史必要性和必然性，最根本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容纳不了自己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及社会财富。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显得狭小了，就要爆炸了。“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它的种种限制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冲突……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1]548。正是社会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及社会财富，即使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成为必要和必然，亦使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客观的、既定的基本内容。
第二，唯物史观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主要内容。“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591以唯物史观为立论根基，社会主义社会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社会化大生产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先进性。一方面，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解除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桎梏，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高速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社会环境。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必然比同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更快的发展。如果说在物质基础相对丰厚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具有某种“自发的”加速度发展趋势的话，那么，在社会化生产不那么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高度自觉地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因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共产主义只能建立在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的基础上。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世界历史深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必须把发展生产力，特别是解放和发展劳动者这一首要的生产力要素，作为首要的时代任务。事实上，当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者成为了社会的主人之后，作为生产力的根本要素的劳动者是为自己劳动，这就更加完善了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更加增强了社会化大生产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融合功能，更加增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能。
二是社会化大生产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按照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形态的影响来预测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构想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具体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1]551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这种矛盾冲突如何解决？首先是形式上生产资料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资产阶级必须把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形成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1]549。但另一方面，正是这强大的生产力，推动着生产资料进一步社会化，从而要求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即生产资料公有制。这说明，“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1]563。那么，谁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呢？显然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工人阶级。由此可见，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者和统治者，是由社会化大生产这一生产力因素直接决定的。其次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与市场的自发性之间的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1]554。一方面，“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为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1]549。在分工协作很复杂的条件下，产品的生产过程往往要由许多个人、企业、部门共同协作劳动才能完成，这就加强了生产过程的广泛社会联系。但另一方面，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1]552，促使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然而，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会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而为自己开辟道路”[1]552，要求社会对全行业甚至全社会的生产过程予以事前调节，实行计划生产，消除经济危机。再次是产品社会化与效益资本家私人所有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1]549。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来许多独立分散的生产单位及小市场逐渐成为相互联系的大生产及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甚至冲破国界，形成世界市场，这意味着各个私人生产的产品实际上是社会化了。但另一方面，蕴含在产品里的价值或效益实际上是资本家私人所有。因此，按社会化方式生产的产品实际上不属于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而属于资本家。于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1]551。因此，必须按照新的生产方式实行由劳动者占有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即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因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组成部分存在着”[1]433-434。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达成了直接统一。个人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个人利益直接在社会利益中得到实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不复存在。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435-436由此可见，“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1]436。所有制性质决定消费资料的性质和分配形式，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个人消费品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总之，在经典作家的理论视阈中，社会化大生产即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必然要求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由社会公有、生产经营由社会调控、生产成果由社会享有。因此，社会化大生产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至少有以下几个基本规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私人不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不参与分配；社会实行计划生产，不存在商品交换；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换句话说，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560-564。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国家占有生产资料、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社会和劳动者直接占有劳动产品即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三是社会化大生产决定了工人阶级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者和主人。工人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亦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直接载体、直接呈现者和实现者。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要求社会对生产过程实现计划调控，亦要求社会占有和分配劳动产品，这一切客观需要都要求现代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因为，“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1]460。因此，历史的领导权必须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1]545。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必然要求新的生产力代表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新社会的统治者。于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必然与旧的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发生矛盾。矛盾解决的结果，必然是满足新生产力的需要，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43。为顺应历史潮流，现代工人阶级首先必须赢得独立的人格，废除自己对自身的“劳动生产力”的占有，从而废除资本所有者对劳动力所有者的支配和占有，解除人身对资本的依附关系，占有现成的社会生产力，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一个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社会主义社会。由此可见，社会化大生产与工人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是同时进行的“三位一体”的社会运动。这样的演绎逻辑，决定了工人阶级必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者和主人；这样的社会主人必将开始劳动者自我解放的新历程，为实现人的本质——自由而全面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为达致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这一切都规定了工人阶级执政党的最高目标和实践宗旨必然是实现共产主义。
四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等物质基础，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内容。正是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等组成的生产方式，必然形成建立在人对自然占有关系平等基础之上的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成社会主义法律和政治，形成科学技术先进、核心价值昌明、风俗习惯高尚等社会意识，形成占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存在国家？马克思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肯定国家已经失去了政治职能。“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1]561-562国家失去政治职能的前提是阶级差别的消灭。“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1]442。与此同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445马克思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5]106。
第三，剩余价值学说进一步论证了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者和统治者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剥削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剩余价值学说深刻地回答了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明白”的问题。剩余价值学说一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了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了一直被隐藏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性质和剥削的秘密。剩余价值学说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对这种劳动力的支付要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1]545由此可见，剩余价值学说全面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本质、实现和分割等内容，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内在矛盾、运行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等问题。这样，剩余价值学说也就揭示了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科学依据，论证了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者和统治者的根本原因。同时，正是由于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从而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特点：工人阶级的政党成为执政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根本政治制度、工人阶级解放胜利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成为思想理论基础。
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理论的思维逻辑
如前所述，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一样，是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理论生成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不同的是，“两大发现”偏重于理论逻辑即理论依据，唯物辩证法则偏重于思维逻辑即思维方法。
第一，矛盾分析。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构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经典作家最根本的立论方法。经典作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入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进行了具体分析，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象征性、标志性和本质性特征。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基本矛盾形影相随，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实践运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实践运动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逐渐展开而不断深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解决的结果，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与此同时，经典作家亦在世界历史的普遍联系的层面上，从“东方社会”的特殊发展阶段、特殊外部环境、特殊阶级状况、特殊历史任务等特殊矛盾入手，对“东方社会”的一些民族走向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方式予以了研究和论述。
第二，辩证否定。“批判阐述”的方法是经典作家表达思想的重要特征，在批判资本主义弊端的过程中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经典作家构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经典方法。这种批判是双重的，一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其目的都是为了建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即是辩证否定。具体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理论，经典作家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简单否定方法不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辩证否定，否定其社会形式即“所有者关系”，保留其客观的物质内容即工人阶级等劳动者所创造社会财富，这即是说，“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3]47。同时，否定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吸取其创造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文明成果。毋庸赘述，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辩证否定亦是如此。不仅如此，经典作家对自己的理论也采取辩证肯定的态度。经典作家坚决反对抽象地对待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看法，反对把这些看法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5]548
第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可称之为统一性和多样性。在总体上，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理论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演绎道路，因而他们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具有普遍性。与此同时，经典作家也探索了许多特殊民族或国家发展的具体道路，特别是“东方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因此，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理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就其普遍性而言，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因而有其一般的内容(如前所述)，这亦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同时具有一系列的特点，如：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人们的科学文明素养昌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成为了社会的主流风尚；特别是社会主义在多个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胜利，在国际格局中占有绝对的比较优势，能够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导力量。就其特殊性来说，经典作家亦从整体的、普遍联系的角度，关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相对落后国家(如俄国和中国)的特殊发展演进道路。在俄国，“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683。因此，“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18。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西方列强的侵入，一方面堵塞了中国自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既定道路，而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国资本主义因素更加扭曲地畸形生长，使中国社会有可能跳过资本主义发展形态而实现社会主义①。一方面，马克思谴责了殖民统治和掠夺对印度等东方所造成的灾难；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正是这种现代工业文明“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683，它起着“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和“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破坏和建设的双重作用[3]686。因此，中国社会有可能不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必要的过渡阶段)步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东方社会所建构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性是什么？对此，经典作家并未给出明确的论述，而是将这样的课题留给了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5]455-456
第四，原则性与抽象性相统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原则性和抽象性，亦可称之为明确性和模糊性。在经典作家那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根本原则是明确的，这些根本原则是具有标志性、象征性和本质性意义的“旗帜”，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工人阶级政党成为社会的执政党等等，具体指标则是模糊的或抽象的。经典作家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致力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构想，并不把精确描绘社会主义社会、精确规定一切民族建构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指标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因此，当经典作家展望未来社会时，总是只限于指出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原则和基本特征，而把具体情形留给未来的实践去回答。因为，经典作家认为，对未来社会的描绘越是具体就越陷入空想。在明确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各民族所建构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指标有所差异、各具特色。加之“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5]588。因此，在具体内容上更应该有一定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的变化空间。
综上所述，经典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尊重无产阶级的伟大实践，运用创新的“两大发现”和唯物辩证的方法，以“世界历史”普遍联系的视角，在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及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作出了科学的构想和论述，从而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原则，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奠定了科学而合理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都遵循并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工人阶级政党成为社会的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等等。
然而，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规定依据的客观基础，如社会化大生产等前置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并不完全具有，而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快速地建构，以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文化和物质基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会依据中国现实，提出许多有创见性的思想和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四项基本原则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创性理论，是对经典作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新形态。
收稿日期：2013-08-20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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