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东盟中心地位”的战略意涵
陈庆鸿 聂慧慧*
近年来，有关“东盟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的提法经常见诸于东盟的各种文件和域外大国的表态当中，然而关于“东盟中心地位”的意涵却仍然含混不清、众说纷纭。鉴此，本文试图从战略角度理解“东盟中心地位”的意涵，分析东盟寻求和维护“东盟中心地位”的战略并展望其发展前景。
一
目前，关于“东盟中心地位”的讨论愈来愈多，但到底什么是“东盟中心地位”，目前仍是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地理中心说。这种观点认为，“东盟中心地位”指的是东盟在地缘位置上处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周围环绕着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俄罗斯等大国。这种观点反映了一种以东南亚为中心视角的地区观，但除此之外，它并没有提供任何理论或政策上的指引，“东盟中心地位”的概念显然也无必要在各种文件中被反复强调。
二是机制中心说。这种观点认为“东盟中心地位”是指东盟处于亚太地区众多机制的中心，是亚太众多地区合作机制得以建立的底座。例如，东盟地区论坛、东盟+3、东盟+1、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AMDD+）等，都是以东盟为基础扩展而成的。陆建人教授等认为：东盟逐渐建立起“10+1”和“10+3”合作机制，并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继而又推出“东亚峰会”倡议，以自己为圆心，将四周所有大国，包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等非东亚地区国家都纳入其中，形成以东盟为核心的更大地域范围——泛亚地区的合作圈，并由此确立了“10+N+…”的区域合作模式。① 陆建人、孙玉红：“东盟的亚太一体化战略评析”，《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第41页。
三是功能中心说。这种观点主要强调不能将“东盟中心地位”等同于“东盟主导地位”，而是认为“东盟所获得的主要是一种功能性中心地位，即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的主要是一个合作平台作用”。② 王玉主：“RCEP倡议与东盟‘中心地位’”，《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第53页。 中山大学顾静教授认为，“东盟中心地位”不过是东盟成员国在构建与推进自身一体化过程中“追求并着力打造的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扮演‘规范供给者’和‘进程设计者’的角色与功能”。③ 顾静：“东盟‘中心地位’面临的变局及其重构”，《当代世界》，2014年3月，第64页。 不过，著名东南亚专家阿米塔夫·阿查亚认为，东盟过去半个世纪已经在培育地区政府间合作上享有信誉，其在东南亚打造安全共同体和对中美等国进行社会化，并不需要挥舞“中心地位”的概念。④ AmitavAcharya,“TheMythofASEAN Centrality?”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Volume 39,Number 2,August 2017,pp.27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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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于“东盟中心地位”的说法很多，但这些说法大都相对静态，较多地停留于对地理、地区机制架构或者是现状的描述，试图回答的是“东盟中心地位”是什么、有没有以及有多少的问题，而较少探究东盟反复强调“东盟中心地位”背后所蕴含的战略意涵。因此，本文试图探讨一下东盟反复强调“东盟中心地位”的战略意涵，以及思考该概念是否如阿查亚所指的那样“雄心勃勃、模棱两可和不切实际的”。① AmitavAcharya,“The Myth ofASEAN Centrality?”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Volume 39,Number 2,August 2017,p.279.
四是名义中心说。这种观点认为“东盟中心地位”主要来自东盟国家的“自诩”（self-styled）和外部大国的“恭维”（lip-service），主要“利用了大国实力均衡导致的机制空缺，打造了自身在亚洲多边主义中的中心地位”。⑤ 雷墨：“重新‘发现’东盟”，《时代报告》，2016年第11期，第47页。 就连前东盟秘书长素林也曾呼吁，东盟的中心地位需要从“具有良好意愿的中心地位”（centrality with good will）转变成“具有实质内容的中心地位”（centrality with substance）。⑥ “ASEAN Centrality in the Regional Architecture”,Policy Brief of 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January 2015,p.2.
二
周士新教授梳理发现，东盟最早提及“东盟中心地位”的文件，是在2007年1月举行的第12届东盟峰会上签署的《关于加速于2015年建立东盟共同体的宿务宣言》和《第12届东盟峰会主席声明》，“东盟中心地位”正式提出是《东盟宪章》第1条第15款，即“维护东盟在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和积极作用，作为促进和外部伙伴关系与合作的主要动力”。② 周士新：“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评析”，《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6期，第31页。 尽管此后经常在各种文件中提及并强调“东盟中心地位”，但东盟对该概念并未进行详细的权威阐述。
不过，尽管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界定和理解，但其作为一个政治术语被提出，显然不是一时兴起，背后有着根植于历史与现实需求的战略意图。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认为，东盟之所以反复强调“东盟中心地位”，至少具有以下三大战略意涵。
对此，东南亚国家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冷战之初，部分东南亚国家分属美苏两大阵营，有的如泰国和菲律宾沦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有的如越南成为大国的对抗前沿而陷入军事冲突，在此情形下，国家的独立与建设无从谈起。不仅如此，当英国1967年突然宣布将从苏伊士以东撤军以及美国总统尼克松1969年提出将减少对亚太的安全投入后，一些亲西方的东南亚国家更是陷入了一种“被抛弃”的境地。阿查亚教授就此指出：“英国宣布撤军以及美国随后从越南的撤军对于西方安全保护的信任是一个打击。”③ [加]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正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一是维持“中立”的地位。众所周知，东盟由东南亚10个相对弱小的国家组成，周围环绕着中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大国，而且这些大国还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事务并展开激烈竞争。一般而言，小国经常被迫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并常常会沦为大国斗争的牺牲品。正如东南亚地区流传的一句谚语所言：大象打架，鼠鹿遭殃。
因此，一些主张“东南亚中立化”的想法开始在东南亚国家的精英中产生。1968年2月，马来西亚议员敦·伊斯梅尔首先提出东南亚地区中立化的主张，并很快得到马来西亚国内的普遍认同。1970年4月，马来西亚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加扎利·沙菲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临时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出，希望外部的3个大国即美国、苏联和中国保证东南亚的中立。1970年9月，即将接任总理职务的拉扎克在卢萨卡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再次公开阐述“东南亚中立化”的主张并获得其他东盟国家（印尼、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的积极响应。经过一番激烈的磋商之后，东盟各国外长于1971年11月27日在吉隆坡就“东南亚中立化”的主张达成共识，签署了《东南亚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宣言》，又称《吉隆坡宣言》。该宣言强调，东南亚要防止任何形式的外部大国干预。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该宣言只是将“中立化”视为“合乎需求的目标”（a desirable objective），而不是一项立时兑现的政策。
当前，虽然冷战已经结束近30年，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战略竞争再次升温，东盟国家普遍担忧面临选边站队的困境。尤其是在经历小布什政府对东南亚的“善意忽视”之后，美国在奥巴马上台后开始加大对东南亚的战略投入，提出了意在制衡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包括在政治上签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派驻东盟使团，与东盟举行首脑会议，在经济上加入并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在安全上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并宣布到2020年将把60%的海空力量部署至亚太地区等。同样，日本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以及中日东海钓鱼岛之争，安倍晋三在2012年上台后也持续加大对东南亚的战略投入，不仅迅速访问了东南亚各国，还不断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经贸投资以及海上安全合作等手段拉拢东南亚国家，企图打造所谓的“民主安全之钻”构想。印度则在莫迪总理2014年上台后将“向东看”政策升级为“向东干”战略，极力拓展在东南亚的影响力。2018年1月，莫迪史无前例地邀请东盟十国政府首脑作为观礼嘉宾出席印度第69个“共和国日”，还举办了印度—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活动。此外，俄罗斯等国也不时在亚太地区刷存在感。可以说，东南亚地区的大国博弈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激烈程度，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上台以来，推出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不仅与日、澳、印重建“四国对话机制”，还在地区基建、贸易投资以及南海等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
面对东南亚地区日益严峻与激烈的大国竞争，2018年11月15日，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闭幕式上提出警告，东盟可能会在某一天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但希望这一天不会很快到来。① “Singapore PM Says Asean May Need to Choose between U.S.and China”,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11-15/singapore-fears-asean-may-need-to-choose-between-u-s-china（上网时间：2018年11月30日） 同样，柬埔寨总理洪森的儿子、被视为继承人的洪玛尼（Hun Many）11月21日在泰国的一次公开评论中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或许某一天东盟将必须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将如何看待贸易战蔓延或扩大到其他领域？显然它将迫使东盟成员国或东盟整体进行选边”。② “ASEAN MayBeForcedtoChoosebetweenUS,China:Cambodia PM’s Son”,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asia/asean-maybe-forced-to-choose-between-us--china--cambodia-pm-s-son-10955280（上网时间：2018年11月30日） 由此可见，东盟国家对卷入大国争斗并沦为大国博弈场的担忧急剧上升，在此背景下，“中立化”尽管存在诸多挑战，但将再次成为一种“合乎需求的目标”，而这也是东盟为何反复强调要维护“东盟中心地位”的战略意涵之一，即尽力避免在大国之间作出选择，避免卷入大国争斗。
二是扮演“战略中间人”的角色。“东盟中心地位”的第二个战略意涵是指东盟在亚太地区扮演一种“战略中间人”（Strategic Middleman）的角色。③ Kei Koga,“ASEAN’s Great Power Dilemma”,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SEA-01-220213.html（上网时间：2018年11月30日） 所谓的“战略中间人”其实是一种政治掮客，即通过提供平台缓解大国间冲突、促进大国间沟通与合作，甚至培育大国间互信等。
当然，东盟寻求对地区事务和机制的主导权也不乏挑战。例如，近年来美日等国鼓吹所谓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重启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就是企图以所谓的“印太概念”重构地区安全架构。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钟伟伦（William Choong）指出，东盟担心任何新的多边组织，如“四国机制”，将可能削弱东盟的中心地位和整体性。⑦ William Choong,“Quad Goals:Wooing ASEAN”,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quad-goals-wooing-asean/（上网时间：2018年11月30日） 这也是为什么印尼2018年以来积极推动东盟版的“印太构想”的缘由。印尼提出的这份东盟版“印太构想”强调：（1）包容性，要求所有地区大国应基于共同利益而非价值观来打造一个宽泛的多边地区架构；（2）通过东盟引领的机制推进“东盟方式”，任何印太地区架构都不能也不应该削弱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主张寻求“强化和优化”东亚峰会，使之成为东盟领导机制中最具包容性的战略对话平台，作为印太地区主要的决策场所。① Retno LP Marsudi,“Indonesia:Partner for Peace,Security,Prosperity”,http://www.thejakartapost.com/academia/2018/01/10/fulltext-indonesia-partner-for-peace-security-prosperity.html;Evan A.Laksmana,“Buck-passing from the Behind:Indonesia’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Indo-Pacific”,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11/27/buck-passing-from-behind-indonesias-foreignpolicy-and-the-indo-pacific/（上网时间：2018年11月30日） 通过提出东盟版的“印太构想”，东盟国家希望在目前各种印太构想的辩论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以及在未来印太地区战略架构的构建中获得更大的主导权，而这也是东盟反复强调“东盟中心地位”的又一战略意涵所在。
过去30年，东盟逐步建立起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3、东亚峰会以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一系列机制，并在其中扮演着一种“战略中间人”的角色。其一，通过扮演“战略中间人”角色，东盟可以获得预想不到的国际知名度。例如，以上这些机制大都容纳了在亚太地区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这些大国每年参加这些会议，使东盟尤其是轮值主席国获得了与其国家体量不相符合的国际知名度。例如，当中、美、日、俄、印等大国领导人齐聚柬埔寨、文莱、老挝或缅甸等国家时，这些国家所享有的国际知名度是其他相同体量的国家所无法企及的，而这种国际知名度不仅扩大了当地民众的国际视野与国家自豪感，更重要的是还能够为当地带来更多的投资、旅游等好处。
“同时，我请求少佐先生把士兵们带出去，你们这样的阵势，指望我怎么镇定她们、消除她们的恐惧?她们不是社会上的一般女孩。请你想象一下，修道院的高墙。她们学校跟修道院很接近，学校就是她们的摇篮，她们从来没离开过这个摇筛。所以她们非常敏感，非常羞怯，也非常胆小。在我没有给她们做足心理准备之前，这些全副武装的占领军会使我所有的说服之词归于无效。”
“浴血引劫转移？”萧老夫人心弦顿时收紧。萧飞羽颓然道：“血仇即生，杀与被杀如同儿戏。为了引劫转移孩儿与死亡博弈，倒在孩儿屠刀之下已逾百人。”
过去几十年，尽管东盟组织的地区会议经常被称为是“清谈馆”，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一直未能实质性地从信心建设阶段跃入预防外交阶段，但相关地区大国基本还能够在这些机制框架内进行对话。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大国竞争加剧，东盟将面临一个潜在的风险，即地区大国可能会越来越多地绕过东盟进行直接的冲突或协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古贺庆（Kei Koga）指出，一个新的趋势是，地区大国将它们的战略从争夺影响力平衡转向争夺力量平衡，而争夺力量平衡会越来越多地按照力量平衡的逻辑采取行动，这将超越东盟的机制框架，而这包括加强双边同盟或伙伴关系甚至另起炉灶，例如重启美日印澳四国对话机制等。③ Kei Koga,“ASEAN’s Great Power Dilemma”,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SEA-01-220213.html（上网时间：2018年11月30日）
其三，东盟扮演“战略中间人”可以对地区大国间关系进行某种程度的管理。如上所述，亚太地区大国竞争异常激烈，一旦失控将造成地区动荡，殃及地区中小国家，东盟无疑首当其冲。因此，冷战结束以来，东盟试图通过将各大国纳入由其发动组织的一系列会议机制中，就是希望各大国能够通过这种机制性的对话，缓解冲突、管控分歧；这也就是为什么东盟地区论坛提出了信心建设措施、预防外交以及冲突解决的三阶段发展路径，以及东亚峰会在2010年进一步扩容，将美国和俄罗斯纳入其中的原因所在。中国学者魏玲指出，东盟在亚太地区实施“关系平衡”的策略，即东盟将地区相关大国纳入东盟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对关系的主动管理和调节，实现各种关系亲疏均衡和关系体系环境最优，从而维护和促进合作，并在此过程中维护自身安全、增进自身权利。② 魏玲：“关系平衡、东盟中心与地区秩序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7期，第46页。
其二，作为“战略中间人”，东盟还能够获得与其体量不相符的影响力。翟崑教授指出：“东盟在发展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东盟不可能成为第二个欧盟，东盟整体的硬实力仍无法与周边大国相比，必须利用周边大国环绕的地缘特点，通过向大国提供交流平台，与大国建立制度性对接，增强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将东盟塑造成大国间的枢纽。”① 翟崑：“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载于张蕴岭、沈铭辉主编：《东亚、亚太区域合作模式与利益博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第160页。 因此，通过与周边大国建立各种对话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或者自由贸易协定等，东盟在大国之间掀起了一种你追我赶的竞争场面。例如，中国与东盟2002年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也都纷纷效仿，先后与东盟签署类似的经贸协议并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同样，当美国2009年宣布向东盟派驻常驻代表机构以后，其他大国也纷纷效仿，到了2015年，东亚峰会成员国就已经能够召开东亚峰会大使级联席会议了。
鉴于此，东盟反复强调维护“东盟中心地位”的第二层战略意涵就在于敦促地区大国继续保留在东盟的机制框架内，实现大国关系的大体稳定以及可预测性。
皮肤组织扩张术的安全系数比较高,同时实际操作简单,通过对压力的借助使用伸展延长患者的皮肤软组织,将正常肌肤组织的获取量提高,同时更好的修复了受损皮肤。通过以系统化的治疗护理为基础进行的临床治疗效果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缺损皮肤附近部位的质地颜色和修复损伤组织所使用的材料相似,常规的修复方法无法与之比拟,这是皮肤软组织扩张术的优势所在[2]。
叶晓晓是学油画的，她不喜欢梵高不喜欢莫奈，她认为那不需要功底，只是纯粹的天赋，和足够的神经质，她最喜欢的画家是桑德罗·波提切利。他是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著名画家，意大利肖像画的先驱，最擅长画圣母子。
对东盟这个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而言，缺乏对地区事务较大分量的发言权，不仅意味着东盟作为整体会被边缘化，还可能会导致成员国离心离德，最后走向分崩离析。例如，20世纪80年代当澳大利亚提出要创建亚太经合组织（APEC）时，东盟国家就感到极其担忧：（1）担心APEC的发展会挑战东盟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或在一个更大的机制论坛中稀释东盟的特色；（2）担心新成立的APEC会被美国主导，沦为美国谋求自身利益、损害小国利益的工具；（3）担心与APEC其他发达国家成员在收入、技术等方面的差距会造成对它们的过分依赖，等等。④ Shaun Narine,Explaining Asean: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2,pp.124-125. 为应对来自APEC的威胁，东盟成员国在1990年2月首次举行东盟经济和外交部长联席会议，并达成了著名的“古晋共识”，即APEC应作为一个“松散、探索性的以及非正式的磋商进程”，而不应过度地制度化。⑤ Michael Hass,“ASEAN’s Pivotal Role in Asian-Pacific Regional Cooperation”,Global Governance,Vol.3,No.3，Sept.-Dec.1997,p.331. 但是，虽然APEC最终在机制设计、决策模式等方面对东盟作出了些许让步，但东盟各国对APEC仍备感担忧。在APEC首届部长会议召开前夕，印尼外交官仍表示：“印尼真希望东盟能将这一倡议绑架了，但不知如何去做。”① Alice D.Ba,[Re]Negotiating East and Southeast Asia:Region,Regionalism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42.
三是追求“地区领导者”的地位。除了避免卷入大国争斗、促使大国关系在东盟机制框架内稳定可期外，东盟反复强调“东盟中心地位”还在于寻求对地区事务具有较大分量的发言权。
在此之后，东盟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寻求对地区事务和机制的主导权。时任菲律宾外长的芒格拉普斯提议，是时候改变由东南亚之外的国家提出地区安全倡议的错误做法了，“东盟必须提出自身的对策”。② Alice D.Ba,[Re]Negotiating East and Southeast Asia:Region,Regionalism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73. 加之冷战后期以来该地区涌现出各种地区安全合作倡议，东盟开始主动出击创建了“东盟地区论坛”。1991年6月，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题为“首倡时刻”（A Time for Initiative）的报告，主张东盟要在任何可能的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中担任“中心角色”，建议东盟外长会后续会（ASEANPMC）主办一场关于“亚太稳定与和平”的会议，并在讨论层面上日益形成了以东盟外长会后续会为基础构建的地区安全机制。因为自1978年以来，东盟外长会后续会就已经成为东盟与地区对话伙伴开展对话的论坛，而且每年紧接着东盟外长会举行。因此，对东盟而言，以东盟外长会后续会为底板打造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优于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提出的仿照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建立亚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想法，有助于东盟控制议程并减少被边缘化的危险。③ Shaun Narine,Explaining Asean: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2,p.103. 在1992年1月东盟峰会上，各国政府首脑正式同意在东盟外长会后续会公开讨论安全问题。据迈克尔·哈斯记载：到了1993年，一个正式的、制度化的安全对话似乎已令人迫不及待。当年5月，东盟高官会邀请东盟外长会后续会的对话伙伴国代表召开会议讨论安全议题；同年7月，东盟外长会先发制人，提议召开称为“东盟地区论坛”的非正式会议，邀请对话伙伴国参加并且规定每年在东盟外长会后召开。到了1993年底，该提议获得东盟外长会后续会所有成员国的同意。④ Michael Hass,“ASEAN’s Pivotal Role in Asian-Pacific Regional Cooperation”,Global Governance,Vol.3,No.3，Sept.-Dec.1997,p.341. 1994年7月，第一届东盟地区论坛在泰国举行，东盟第一次以自身机制为基础，打造了一个更大地区的安全对话机制。此后，东盟+3、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基本都因循了这种模式。
机制首倡权只是一方面，东盟还通过机制设计寻求更大的话语权。例如，东盟地区论坛尽管成员众多尤其包括很多非东盟国家，但必须每年在东盟成员国间轮流举行，由承办国设立议事日程，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模式，强调合作进程的渐进性与舒适度等。当然，为了避免失去域外大国对该机制的支持，东盟还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防长扩大会两大机制中采取了双主席制的做法，即由一个东盟成员国与一个对话伙伴国共同主持会间会或共同主持专家工作组等，以此激发对话伙伴国对该进程的兴趣与支持，同时又维护东盟在该进程中的主导地位。⑤ Siew Mun Tang,“ASEAN and the ADMM-Plus:Balancing between StrategicImperativesand Functionality”,AsiaPolicy,Number 22,July 2016,p.80. 盛力军教授对这一双主席制的设置评论称：若是提案由西方国家提出，东盟方主席可以从程序设计上，拒绝受理、搁置、退回，不上报东盟地区论坛大会议事日程；若是东盟想要通过某一提案，则可事先取得某个对话伙伴国的配合，由该国提出，然后由东盟方主席受理，接着就是不耽搁直报东盟地区论坛大会议事讨论。这样的机制设计，有利于东盟卡位，进而用其位来扩其“势”。⑥ 盛力军，“中国在东南亚外交：用势与用力”，《东亚论文》第71期，2009年6月17日，第7页。
东盟追求“战略中间人”的角色也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而且通过寻求“战略中间人”的角色，相较其他中小国家，东盟中小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如前所述，东南亚地区存在着诸多相互竞争的大国，而要将这些大国排除在东南亚之外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但为大国提供接触平台和渠道却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这一点类似一些学者所说的“功能性中心地位”。
综上所述，东盟反复强调要维护的“东盟中心地位”，其背后蕴含着三重战略意涵：一是寻求“中立”地位，避免卷入地区大国争斗；二是寻求“战略中间人”角色，提供平台与渠道，调解或管理大国关系；三则是寻求“地区领导者”地位，以期在地区事务和地区机制中享有一定的主导权。
三
正确理解“东盟中心地位”这一术语所蕴含的战略意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尽管东盟是由10个中小国家组成，但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表明，东盟在地区秩序演变中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说法不屑一顾、不以为然或对其仅加以简单的理解将不利于开展与东盟的关系。在此，笔者还要强调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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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东盟中心地位”其实并非“含混不清”，也非“野心勃勃”和“不切实际”。一方面，不能以一种绝对“有”或“没有”的观点去看待“东盟中心地位”，东盟反复强调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已经“有”或者“没有”，而是应以一种历史的、发展的和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东盟中心地位”。可以说，三者在东盟历史上都一定程度地实现过，但也都面临着巨大挑战，进而呈现出一种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表象。另一方面，从东盟各国以及整个东盟的实力、地缘环境以及战略利益等角度来看，寻求“中立地位”“战略中间人地位”以及“领导者地位”，对东盟各国及东盟整体而言都是最优或可欲的战略目标，且并非不切实际。例如，在过去一年，尽管美、日、印、澳等国都试图推动所谓的“印太战略”，打造新的印太安全架构，但也都开始在其战略表述中强调尊重“东盟的中心地位”。② “Quad Leaders Stress Asean’s Centrality in Their Indo-Pacific Visions”,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quad-leaders-stressaseans-centrality-in-their-indo-pacific-visions（上网时间：2018年11月30日）
我们认为欲考司马迁生年，应须从现存汉代典籍特别是司马迁的自述中寻找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一是《报任安书》写作时间的征和二年(前91)；二是以《报任安书》中所述“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上推至“仕为郎中”的年代：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前117—前111)。如果再考出司马迁入仕时间，问题就好解决了。但司马迁入仕时间却颇迷离莫辨。《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第二，“东盟中心地位”的这三重战略意涵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需要指出的是，这三重战略意涵之间并不是“先”与“后”的阶段划分，也不是“高”与“低”的层次划分，而是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例如，如果没有“中立地位”，东盟将很难在大国之间扮演“战略中间人”，更不可能扮演“地区领导者”；同样，如果在地区事务和地区机制中难以掌握“领导者地位”，那么东盟成员国将很可能在很多地区议题上寻求追随某大国，进而使东盟的“中立地位”难以为继，更谈不上在大国之间扮演“战略中间人”角色。因此，寻求“中立地位”“战略中间人地位”和“地区领导者地位”是东盟强调“东盟中心地位”内在联系的三大目标，将共同指引东盟当前以及未来的地区战略。
第三，“东盟中心地位”仍将面临严峻挑战，并激发东盟采取新的地区战略。东盟之所以反复强调“东盟中心地位”，其背后的原因是，其追求“中立地位”“战略中间人”以及“地区领导者”的地位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些挑战既来自东盟外部，如美国版印太战略的推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等，也来自东盟内部，包括成员国之间的团结问题、体制机制的效率问题以及人才资金问题等。目前，东盟一方面加强自身共同体建设，另一方面也获得了域外大国口头上对其“中心地位”的支持与承诺，但尽管如此，“东盟中心地位”所面临的挑战仍然严峻，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实力的增强，以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特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先后实施，已经使东盟的主动性和领导权名存实亡。① 贺平、周峥等著，《亚太合作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0—101页。 其实，对于未来如何化解，已引起了很多专家和学者的讨论。但在2017年东盟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之前由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举办的一场学术圆桌会议上，包括印尼前外长马蒂、著名学者阿查亚等在内的8位东南亚顶级学者在讨论东盟前景时，仅一致认为，在中国主导性日益增强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的时代，东盟的未来将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东盟成员国在维护该组织战略自主性方面的政治和外交手腕的灵活性。② Ian Storey,Mustafa Izzuddin,“Roundtable:ASEAN at Fifty and Beyond”,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Volume 39,Number 2,August 2017,pp.230-231. 不过，随着印尼力推东盟版“印太构想”，东盟的地区战略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在企业的内部审计实践中，规范的审计流程应分为事前准备、事中实施、事后反馈3个完整的阶段，后续审计在整个审计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对企业是否已经将审计建议进行落实和纠正进行如实反馈，对审计工作起到监督落实的作用。JY酒店的审计流程如图1—1所示，在此流程中，其开展的审计工作只包含内审的前两个阶段，忽略了后续审计，JY酒店的内部审计部门对审计事项进行前期准备并现场审计之后，提出了相应的审计意见以及整改事项，但没有对财务部门的审计整改实施情况进行回访与追踪，后续审计不力，审计整改事项的落实更多依靠的是财务部门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实践降低了整个内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不利于审计质量的提升。
总之，“东盟中心地位”并非一种静态的东西，而是寄托着东盟的战略意图，蕴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战略意涵。它既非“野心勃勃”或“不切实际”，也并非已经“名存实亡”。而理解了“东盟中心地位”的这三个战略意涵，或将有助于观察东盟当前及未来的地区战略，也或将有助于分析东盟与地区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
晚清大员意识形态方面的上述微妙转变在国际法翻译活动中的体现极为明显。起初，林则徐幕下译员袁德辉将“The Law of Nations”译作《各国律例》，魏源将之编入《海国图志》第83卷夷情备采三。实际上，他们都无意将之视为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准则，恰似当时英国著名法律改革家边沁所言——误以为各国国内法了(何勤华 2003：29)。当时鸦片战争未启，“天朝上国”自无必要遵行“蛮夷”邦约。然历经诸多不平等条约的折辱之后，“International Law”始以《万国公法》之名传译，希望能“本于公义”，“论诸国平行之权(Rights of Equality)”。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责任编辑：郭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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