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十年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考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文革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56年1月中旬， 就在党和国家准备着手制订全面的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准备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之际，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了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必要性，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他们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左的宗派主义的表现。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也在讲话中指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不行。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号召全党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同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要求各级党委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扩大知识分子队伍，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科学文化落后的状况，并提出了在12年内使我国落后的科学技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注：郑德荣主编：《新中国纪事》，第162页， 东北师大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
在党的这一理论和政策鼓舞下，广大知识分子精神振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1956年成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第一个好年头。遗憾的是，好景不长，随着不久开展的整风反右运动，上述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逐渐被否定。公开改变是在1957年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会议在讨论关于整风反右斗争问题时，认为我国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因而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范围内进行（注：《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
正是由于这一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转变，使知识分子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据统计，在当时划定的55万名右派分子中，知识分子竟占了57%左右（注：周振林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实践》，《理论探讨》，1980年第1期。），极大地冲击了我国教育、 文艺和理论界的队伍，使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观念重新抬头。接着，1958年在知识界进行的错误的学术思想批判和所谓“拔白旗”运动以及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又错整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对于这些错误，党中央逐渐有所察觉，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内部批示中，批评了北京某大学一个基层党支部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做法，并致信陆定一，建议将该件印发各大专院校、科研机关的各级党组织，开展讨论，引起注意，以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的教育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注：郑德荣主编：《新中国纪事》，第249 页，东北师大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这一批示， 开始了党关于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转机。
继之，在1961年7 月中央批准颁发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研十四条》）中，尽管又重申了关于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但提出要团结一切爱国知识分子，鼓励科研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强调继续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严格划清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保证科研人员每周至少有5/6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等。 这个曾被邓小平誉为“科学宪法”（注：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第827 页， 解放军出版社， 1984年8月出版。）的《科研十四条》， 明显体现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认识的进一步好转。
在上述基础上，1962年2至3月，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和戏剧创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周恩来出席会议并作了《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批评了1957年以来的宁“左”勿右倾向，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陈毅还在会上宣布给大家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并向大家行了“脱帽礼”。此后，周恩来还在同年3至4月召开的第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再次宣布：经过12年锻炼的我国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党中央和周恩来的上述努力，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创伤。对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然而，为时不久，党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与政策再次走向曲折的低谷。
1962年9月，党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会议在批判所谓的“翻案风”中，点名批判李建彤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是企图为高岗翻案。在康生的煽动下，毛泽东在会上宣布：“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次年5月， 《文汇报》将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开始了一系列公开点名的过火批判。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对文艺问题的批示中，认为各种文艺形式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1964年6月，他又在文艺界整风报告批语中说，该界所办的刊物，15 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从此，党在对待知识分子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教育问题上，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偏差。
二
从上述论述可见，在“文革”前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间，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党在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方面获得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发展。何以至此？
第一，是当时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1956年年初，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进入高潮，完成在望。在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社会主义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之际，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知识分子是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加快经济建设的直接力量。而且，当时我国知识分子的数量也有限。所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其积极性，对于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显得尤为迫切。
1962年年初，也正值我国面临改变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局面的关键时刻，克服由于1958年以来经济建设方面“左”的失误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已成当务之急。此时，重申1956年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对于纠正1957年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失误，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恢复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很有必要。
第二，知识界面貌的根本变化，是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得以发展的主要客观依据。新中国成立后，党从当时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出发，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采取多种渠道，贯彻落实这一政策。到1956年，在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拥护党和人民政府，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工作的已占了80%左右（注：周振林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实践》，《理论探讨》，1980年第1期。）。同时，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年间，党和国家还培养了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 全国仅高等院校毕业生就有28万余人。因此，1956年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精神面貌与新中国成立初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反映了党对这一事实的正确估计。
第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间党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与周恩来的极大努力分不开。作为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一贯尊重、信任和关心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的进步性、革命性。认为他们虽然大部分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受到过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由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满帝、官、封的反动统治，具有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强调要看到中国社会的这种特殊性，不能片面地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方面去观察和评价知识分子，要注重他们的表现和转变。1956年年初，正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地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当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发生曲折之后，1962年，还是周恩来，在当时政治形势已经相当严峻的情况下，在广州会议上再次肯定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并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而不是异己的力量！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巨大努力，是该时期党的知识分子理论能够获得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
在上述考察中，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间，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政策又发生过多次曲折，不仅时间持续较长，而且其错误影响面较大。原因如下：
第一，政治上“左”的倾向的逐步发展，是导致其曲折的重要主观原因之一。知识分子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同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关系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等问题的认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57年后，党逐渐否定了“八大”对我国社会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正确分析，“左”的思想不断发展，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现象日益严重，直接导致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倾向。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做出了改变1956年党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决议，就是因为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过分严重地估计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把极个别右派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误认为整个知识界始终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持怀疑和排斥态度，尤其是把一些知识分子基本正确但可能稍有偏激的言论，无限上纲，进而确认我国多数知识分子“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再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曲折，也是由于把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引入了意识形态领域，错误地认为一些文化界人士是在利用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反党活动，制造反革命舆论，以致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第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左”的倾向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导致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曲折的因素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年间，党对知识分子实行的“团结、教育、 改造”的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不可否认，其间也发生一些失误，存在一些“左”的偏向。比如在思想改造的方法上过于简单，甚至有些生硬、粗暴、过火的行为；在要求思想认识转变时过于急躁求快；用政治运动方式解决学术问题等。尤其是在此期间，还人为制造了一个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以致错捕、错判和错批了一批知识分子。这些虽然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的主流，不占主导地位，但这些潜在的因素，当时并未引起党的警觉，以致在以后一遇到“左”的政治气候和环境，便迅速发展、膨胀起来，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打击逐步升级，造成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几度反复。
第三，“皮毛关系论”过于广泛的使用，是导致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重大曲折的认识根源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是毛泽东的“皮毛关系论”。这一理论认为：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依附于不同阶级，即为不同阶级服务的一个阶层。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因而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必须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为无产阶级所用。这一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一部分确实属于几个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正确的，即针对那些接近于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代言人，自觉主动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为反动统治者出谋划策，本身就属于反动统治阶级成员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正确的。但如果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条件，用来针对所有知识分子，甚至不顾新中国成立数年后我国知识界面貌的变化，到处套用，长期坚持，就难免会出现偏差。从旧中国过来的200多万知识分子， 他们虽然确曾为旧社会服务，但从其经济地位和阶级成分看，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受雇于剥削阶级的自由职业者，大多数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也属于劳动人民或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由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更不应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然而，正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直到1957年还认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其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而不仅长期坚持对知识分子实行早已过时的“教育、改造”政策，而且视其为异己力量，在政治上过分打击，长期置知识分子于被排斥、被歧视的地位，这是导致党在这一问题上发生曲折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对“文革”前十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考察，我们至少应得出两点重要结论：
（一）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是党和国家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前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能因为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个别人出了问题或一有政治上的气候变化，就人为地、轻易地改变和否定这些基本认识，以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大幅度的起落和曲折。这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为我们提供的最深刻也是最直接的经验教训。
（二）党的知识分子理论还应当在保证对基本问题认识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基础上，随着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作用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既不能人为地否认已经变化了的事实，也不能在理论上一劳永逸，在政策上搞几十年一贯制，这样不利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知识分子问题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败密切相关，认真清理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误区，进一步在全社会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对于我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加速现代化的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