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一次合作在欧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论文,在欧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在国内的合作情况，史学界已有许多论著。然而，对于国共两党在海外尤其是在欧洲所进行的政治合作，史学界却较少有人提及。本文试对此作一探讨，希望能将有助于对大革命史的全面研究。
一、国共旅欧统一战线的建立
国共旅欧统一战线是在孙中山和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其中，国民党左派王京岐及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之一周恩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王京岐（1894—1925），浙江嵊县人。1920年6 月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政治上十分活跃，要求上进。1921年9月， 因参加进占里昂大学事件而遭驱逐。里昂事件在政治上、思想上对王京岐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他说：“我曾是里昂事件中被驱逐、遣返的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一员，在里昂军事集中营和遣返船上呆了一个半月。事实上，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次革命教育。换句话说，我为何向往革命，为何为革命而奋斗， 要归之于里昂事件。 ”（注：《上海国民党档案》7636号文件，11／25／23。转引自王爱云编译：《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欧洲》，《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1922年春， 王京岐加入国民党。8月，国民党中央总部决定派他重回法国。临行前， 孙中山亲自接见了他，指示他到法国后，联络同志，筹建国民党驻法支部。
与此同时，中共旅欧支部也收到了国内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指示，并组织了认真地学习和讨论。周恩来指出：由于中国革命面临着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买办势力这两个‘强大的公敌”，因此，“无组织的散乱行动”是决不可能完成中国民主革命这一历史重任的，必须要实现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注：伍豪：《革命救国论》，《赤光》第2期。）。对于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 中共旅欧支部大多数成员认为：“合作之最有效力的形式，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注：《共产党员做国民革命底论据》，《赤光》第18期。）因为实行“党内合作”这一形式，可以做到“对外目标一致，好集中革命势力；“对内能坚固各个革命分子的决心”；“训练统一，步骤一致”；“号令集中，指挥自如，易于杀敌”；“中国共产主义者更能以国际的关系促进国民革命成功”。（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赤光》第9期。）通过学习， 大家在思想上和认识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统一，为以后推动国共旅欧组织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底，王京岐抵达法国后，受到了周恩来等的热情接待。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主动帮助他建立了国民党驻法支部。1923 年3月10日，中共旅欧青年团组织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国民党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4月， 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派代表到里昂与王京岐就两党合作问题进行了商谈，事后，王京岐在给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长孙镜的报告中说：“兹有请示者：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因斯二故，曾与多次接头，前月十号特派代表赴巴黎参与他们的常年大会，他们大部分意见欲加盟本党，或与本党携手合作。前天接他们的来信，特派二个代表来里昂会商一切，其结果如何，来日再报。”（注：王京岐致孙镜、郑达佛函，1923年4月25日。）6月16日，周恩来、尹宽和林蔚，亲赴里昂与王京岐商谈，达成了双方合作的正式协议。第二天，王京岐又写信给国民党中央总部，报告说：“昨天开会结果很好，旅欧少年团八十余人极端赞成本党宗旨，一概加盟本党。”（注：王京岐给国民党中央总务部报告，1923年6月17日。）
1923年8月，王京岐因公回国。 周恩来代表中共旅欧组织对国共合作的原则及当前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我们先说在欧的事，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只是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有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目下的事，如在欧党势力的扩充，党员的训练，刊物的印行，革命工作的策划，均宜着手进行。前二事我们感于国民党务之不振，在欧求学时代，实宜于此点多多努力。后二事你此番归国宜和党中干事部及总理孙先生多多商榷，最要的，如何使此在欧的党员有所事事，其尤要的便是刊物经费的筹措。”（注：周恩来致王京岐函。）王京岐对此极表赞同。回国后，他在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党务部、总务部的工作汇报中说：“周等三人（指周恩来、尹宽、林蔚——引者）先加盟本党，以表诚意，并请委巴黎周恩来、尹宽为国民党分部筹备员。”（注：王京岐向孙中山、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党务部报告书，1923年8月。）不久， 周恩来和尹宽便被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委任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处筹备员，负责筹组国民党巴黎通讯处。
1923年秋，国民党中央党务部指示国民党驻法支部改组为驻欧支部，统一领导欧洲党务。11月25日，国民党驻欧支部在里昂举行成立大会，法、德、比等国分部均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在大会选举产生的执行部和评议部的领导机构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占了绝大多数，具体如下：（注：参见王爱云编译：《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欧洲》，《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李平衡：《回忆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 《文史资料选集》第78辑。）
执行部评议部
部长 王京岐左派
讨论处处长 何炽昌 左派
副部长
方棣棠右派 副处长
韩旅尘 左派
总务科
周恩来共产党员 评论员
张若茗 共产党员
党务科
吴文安左派 林 蔚 共产党员
财务科
孙永宝(不详)胡大智 共产党员
宣传科
李富春共产党员 谢泽沅 共产党员
公共关系科
朱桢祥共产党员 任卓宣 共产党员
政治委员会
熊 锐共产党员 周重镐 (不详)
法律委员会
江吕文(不详)
军事委员会
朱重光(不详)
农工委员会
孙金友(不详)
妇女委员会
郭隆真共产党员
此外，在国民党驻欧支部下属的各地支部或分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也构成了领导机构的主体。如在周恩来亲自领导筹建的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即巴黎区分部）中，所有的负责人均为共产党员：李富春（分部主任）、聂荣臻（通讯处处长）、穆青（财务科主任）、熊渭耕（宣传科主任）、毛克生（公关科主任）；在德国支部中，共产党员刘鼎（即阚尊民）、朱德、熊锐、高语罕等分别担任了支部书记、组织主任、宣传主任和监察委员等职务。
从以上情况看，国民党驻欧支部已完全具备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特点和性质，标志着国共旅欧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同时，由于国共旅欧统一战线是在国内两党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之前而建立的，因此，它可以说是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先声。
二、国共旅欧统一战线的主要活动
第一，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巩固和扩大革命组织。
国共旅欧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中共旅欧支部将《少年》月刊改为《赤光》半月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的理论经验，以及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政治主张等。同时，还帮助国民党左派王京岐创办了国民党驻欧支部的机关刊物——《国民》半月刊，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揭露批判国民党右派企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针对当时在法华工人数较多（大约有5 万人）且比较集中，遭受压迫和欺凌又深重的特点，中共旅欧支部特别设立华工工作的专门机构——华工运动委员会，由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肖朴生主持。“对外暂设华工组合书记部”，由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赵世炎亲自主持。周恩来、赵世炎、肖朴生等带头深入里昂、克鲁邹、比央古等华工聚居地，与华工促膝谈心，交流思想。举办了各种工人夜校、工余学校和工人俱乐部，教育启发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赢得了绝大多数华工的理解和支持，为国共旅欧统一战线开展政治活动奠定了坚厚的群众基础。华工中的许多人后来或参加了共产党，或参加了国民党，有的还回国参加革命，并成为了大革命洪流中的骨干。
第二，反对右派破坏，维护国共合作。
旅欧国民党内的右派代表人物是习文德、张厉生、方棣棠、李星辉等，他们与国内的国民党老右派在思想上一脉相承，在行动上相互配合，从一开始就对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表示怀疑和反对，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要“吞并”国民党，是“靠着国民党帮他革命，大功告成，就要鹊巢鸠居，杀孙中山来祭红旗，”（注：《共产党员做国民革命底论据》，《赤光》第18期。）因此，国共合作的前途和结果必然会造成国民党的“亡党”。对习文德等右派的攻击和诬蔑，中共旅欧支部给予了坚决回击。周恩来在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现时国民党在政治上可分为五类，即自由思想派、不革命派、建设派、热衷于政党事务的人和正式加入党组织而又不负责任的人，其中又以最后一种人‘在我党内占大多数”，这些人以“老同志”自居，在党内拉帮结伙，颐指气使，专门破坏革命，“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注：《旅欧中国国民党支部第一次大会报告书》。）《赤光》也发表文章指出：共产党人之加入国民党，宗旨正大，态度光明，“并非利用国民党，乃是策略相同，仇敌相同底合作”，“乃是与国民党共同革命，共同干中国的国民革命”，因此，“共产党人不能以现在的革命非无产阶级革命而不与国民党为现在的合作——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人亦不能以未来的（国民革命后）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拒绝共产党现在的合作——排除共产党人”。（注：《共产党员做国民革命底论据》，《赤光》第18期。）
在反对旅欧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以王京岐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定地站在旅欧共产党人一边。在他的主持下，1924年底，国民党驻法总支部（1924年6 月在原国民党驻欧支部基础上建立——作者注）作出决议，将习文德、曹德三、张星舟、黄英等右派分子开除出党。
第三，支援国内革命，积极开展国际性反帝斗争。
1925年6月，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法国后， 国共两党旅欧组织立即联名发出通告，号召全体旅欧华人声援国内人民的反帝斗争。《赤光》杂志为此特地将其第33期改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特刊》，并提前于6月7日出版（原定出版日期为6月15日——作者注）。6月7日、14日和9月25日，旅法华人先后举行了三次反帝大会，其声势几乎覆盖了整个欧洲。在这次斗争中，国民党驻法总支部主席王京岐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施益生、林蔚、李大章、雷定琨、宗锡钧等数十人被法国政府无理逮捕并驱逐出境。王京岐在返回途中因病逝世。
1926年至1927年初，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帝国主义企图再次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为了支援国内革命，中共旅欧支部和国民党驻法总支部于1927年2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由来自世界63 个被压迫民族及资本主义国家被压迫阶级代表参加的世界反帝同盟大会。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国民党驻德支部主要领导人廖焕星被国民党中央委任为这次大会中国代表团的主要代表。许多国际著名人物如片山潜（日共）、尼赫鲁（印度）、巴比斯（法共）、苏加诺（印尼）、弗锐曼（荷兰）、兰斯勃利（英国工党）等也出席大会并发言。布鲁塞尔反帝大会的召开，不仅引起了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响，而且也赢得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汉口、南昌、长沙等地民众纷纷举行集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日本、英国等国的工人阶级及进步政党团体不仅要求本国政府停止干涉中国革命，而且还致电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工人团体，“要求共同动作”（注：《日本无产政党联合援华》，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0日。）。大会的结果， “一方面替中国革命增加了很大的声援，同时给英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注：《一周间国际大事述评》，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7日。）。
1927年春夏，随着国内革命统一战线的破裂，加之原来的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已离开了欧洲，国共旅欧统一战线也随之分化瓦解。1927年7月中旬，在欧的中共党团员在柳圃青、夏霆等领导下， 召开了最后一次正式会议，即第八次会议。会后，这些人分别加入了各自所在国的共产党，被称作“中国语言组”。而原来的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则分裂成为四个，即巴黎圣甲克街330号总支部（原驻法总支部， 又称“左派”或“广州派”总支部），巴黎多婉诺街3 号总支部（又称“西山会议派”或“三民社”，因出版《三民》期刊，反对国共合作而得名）、巴黎沙都广场街2号总支部（又称“青田派”总支部， 因其基本成员为福建省青田商人而得名）、巴黎学校街41号总支部（又称“蒋派”或“南京派”总支部，是建立最晚的一个）。至此，国共旅欧统一战线已不复存在。
国共旅欧统一战线，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国内国共合作的建立提供了实践的依据，开国共合作之先声，而且也较好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对于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们应给予充分地认识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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