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想教育中的心理辅导_民族心理论文

论理想教育中的心理辅导_民族心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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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一种观念形态的社会意识现象,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知情意和谐统一的高级心理活动,在其形成发展实现过程中,认知、情感、意志及自我意识等小心理和社会心理、民族精神及文化背景等大心理发挥着指向、推动和制约等重要作用。因此,在理想教育中,注意研究理想形成的心理机制,围绕理想教育目标,进行积极的心理引导,可以使理想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它是理想教育的润滑剂、催化剂,是一种促使教育效果出现的加速手段。

一、理想形成的心理机制分析

理想形成的心理机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大心理,一类是小心理。大心理是指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历史积淀性质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它包括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和时代社会心理等。比如在封建社会传统妇德标准制约下的中国妇女很难产生沙场杀敌、商场鏖战的理想人格向往,突破这种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心理背景的束缚而又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人,就成为感天地、泣鬼神的帼国英雄和时代巨人。了解这种大心理在理想形成中的作用,并致力于这些大心理的建设,才能使理想教育真正落在实处。

首先,社会心理与理想意识的形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社会心理直接与日常社会生活相联系,是一种低水平的感性的社会意识,是对社会生活的过渡、折射和体现。同社会意识形式相比,具有低级、直接的特点。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包含并依赖于低层次的社会心理,因为意识形态无法脱离主体,也就无法脱离社会心理。理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是在对现实生活中种种可能性的分析之后的抉择,所以,它首先来源于社会心理。恩格斯在分析社会情绪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作用时是这样说的:“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1](P163)可见,社会情绪作为社会心理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左右人们对于意识形态及其所依据的生产关系的认识。不仅如此,列宁指出:“其实党的坚定的路线和不可动摇的决心也是情绪的一个要素,特别是在最紧要的革命关头。”[2](P189)社会心理在阶级社会中演化为阶级心理,即某一阶级所特有的感情、思想、作风、认知方式等。阶级心理对理想灌输的接受度有很大影响,因而,理想教育无法绕过阶级心理。例如,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对农民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灌输就无法绕过有丰富内涵的农民心理,期间既有传统的优良的朴素的情感方式和坚韧的意志,又有“国民的劣根性”(鲁迅语)。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社会心理对理想的内容有着重要影响作用,但它不会自然地发展为意识形态。因为社会心理具有混合性,它可以把相互矛盾的观点、概念和社会情绪结合在一起。因此,对社会心理研究的目的在于如何通过社会心理的引导,使社会心理发挥良性作用。

其次,民族精神对理想内涵的渗透作用。每个民族的理想都含有本民族精神的特质。所谓民族精神,就是指各民族历史地形成的体现民族生存发展规律、反映民族根本性格、具有普遍渗透力的全民族的主体意识和主导精神。作为一种心理层次上的价值观念,它通过文化积淀渗透到每个成员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之中,在不知不觉之间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评价和追求。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是在人民大众中凝聚、提炼和发展起来的,又反过来根深蒂固地融汇于本民族的每一个成员的理想追求和信念之中。作为一种民族心理,它是社会心理在民族特色上的体现,是在各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性格、感情、爱好、习俗等精神素质的总和,它对各民族的包括理想在内意识形态有很大影响。若对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缺乏理解,那就不会有正确的理想教育方法,提高本民族的素质也就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在对传统民族精神扬弃的基础上,培育现代民族精神,使时代精神传达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精神领域,理想教育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因此,研究民族精神,加快以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合理谋利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民族精神的培育,是理想教育价值认同的依据,也是理想教育落实的必要条件。

第三,文化背景对理想认知和认同的决定作用。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念,基本价值追求方向不同使文化表现出不同的类型。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客观对象世界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决定于对象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现在的文化含义中,除人文科学各学科外,还包括文化意味、文化含量以及文化情怀。文化在价值意义上对理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知识作为文化价值的载体,对于理想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列宁说:“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于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3](P200)。在这里,列宁充分肯定了理想形成中文化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没有文化的人,根本不会自觉产生政治意识,而没有政治意识的人很难确立起社会政治理想。因为社会政治理想是内容深刻、广泛而又十分复杂的理想,必须以一定的文化程度为背景的。对于低层次的个体理想而言,文化水平的高低也决定了理想的完美性。一般说来,文化水平越高,人的创造力越强,他的理想完美程度也就越高,反之则反。文化水平低的人对未来也有追求,但那只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中产生的,其深度和广度可想而知了。文化程度也决定着对理想教育的接受速度和程度,作为历史事实,马列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的理想,都是首先在进步的知识分子中得到传播,然后才深入工农大众;中国最早、也是最优秀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产生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间;最早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化修养。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集中阐述了“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理想教育是否有效取决于一个国家文化建设水平的高低。

理想形成的“小心理”是指在理想形成过程中各种心理因素联锁互动而形成的个体心理机制。它包括认知、情感、意志和自我意识等因素。

首先,自我意识的成熟是理想形成的前提。自我意识是个体把自己作为认识、思考对象所进行的自我认识、体验、选择、调控和教育的心理活动。在个人思想发展史上,从简单模仿或者仿效别人到批判或理性审视别人的发展过程,就是自我意识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完成质的飞跃后,在观念上就把自己分成主体的我和客体的我。主体自我不仅能反映客体自我的情况、需要,还能在外界影响下获得新的认识、观点和要求,并用这些观点和要求作为参照系来衡量、要求、调控客体自我。此时,个体在观念上完成了自我未来形象的设计,即理想形成了。这同时也意味着主体自我与客体自我的矛盾也形成了,在矛盾运动发展中,客体自我经过主体自我的改造而不断趋同于主体自我,最终通过主体自我与客体自我的契合,实现了理想。在这里,自我意识的成熟是理想形成的起点,而理想实现的过程就是自我意识内部矛盾斗争的过程,矛盾的解决就是理想的实现。因此,自我意识在理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决策性作用。

其次,认知是理想形成的基础。理想是在认知的基础上建构的,这种认知包括对现实可能性的认知和对自身能力的认知两方面,只有当人的认知水平、心理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达到主观认识与以客观形式存在的现实可能性的契合,也就是说,只有当知识和经历具备选择“价值目标”的能力,并能根据社会需要自觉地平衡、调节的时候,即认知结果为真的时候,才能真正树立起科学的理想。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自身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不同,理想也就不同。有了认知结果的“真”,即有了对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和自身主观能动性的正确认识,在内心就会产生责任感与使命感,离开了认知,离开了认知结果“真”,任何良好的愿望崇高的理想都将因失去理性的支托而堕为空想,幻想。

第三,情感是理想的动力。现实发展具有种种可能性,理想是人在这些可能性中选择的最能满足需要的、经过主观努力可以实现的那一种可能性,即与人的目的性相联系的可能性。选择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主体的需要与利益。在需要与利益中进行割舍时,就体现了主体对选择对象的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正是主体在价值判断时的现实态度和情感倾向决定了理想的内容和方向。可见,情感是理想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4](P255),因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5](P169),所以,情感是理想的支柱。

第四,意志是理想的支柱。意志作为主体实现自我控制的精神力量,是理想形成的必要条件。理想是主体自觉建立的,以它来主导自己的行动,并使之成为有目的的活动的一种心理现象,是人为满足某种需要根据现实的认识而确定的某种明确、稳定的目标。这个目标的确立,不仅有情感的因素,更有意志的体现和贯彻。出于内在需要的、基于认知基础之上的、注入了主体激情的理想,一旦成为主体信仰的对象,就会产生一种非如此不可的意志力量。如果说情感是理想的动力,那么,意志就是理想的支持和保证。

总之,理想就是在主体自我意识成熟的前提下,在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一种高级心理现象。如果说理想形成的大心理是理想的外部制约机制,那么理想形成的小心理就是理想的内部制约机制,在内、外制约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使理想获得科学性。使这种具有科学性的预测、设想变为现实,关键在于认识、利用并培育大心理,掌握、控制并促发小心理。

二、理想教育中的积极心理引导

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伟大人物总是通过引导社会心理,然后去引导群众活动,再去改变历史的进程。因此,在理想教育中,应用心理学的方法,对理想的“大心理”与“小心理”进行积极引导,促使受教育者矛盾转化,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首先,进行积极的心理引导,必须正视社会心理变化和发展的现实。社会心理与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都密切联系着,它显示着社会气候,反映社会生活变化的基本趋势和发展方向,包括个性发展、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的变化趋势,尤为重要的是,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政治热情、政治倾向中更掺杂着心理特征。因此,社会心理必然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建国以后,由于新旧社会制度的强烈对比而使人们对现实生活自发产生了一种强烈而真诚的珍爱情感,忆苦思甜的报恩观念,“低工资——高就业——广泛福利”的有饭大家吃的平均主义信条,使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人们因感觉不到共产主义理想即将实现在眼前的直接效果,理想贴近了现实和功利,这为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带来巨大困难。

普列汉诺夫指出:在新的经济基础上,新的心理怒放起来。在这一时期中,这种适合是不可破坏的,它甚至日益巩固起来。所以,理想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使“新的心理怒放”,并将其巩固下来,以适应当前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并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6](P144-145)科学的先进的思想,一旦为群众所理解,并化为群众自觉的愿望、意志、情感等社会心理,便能引导群众走向推进历史进程的胜利。改革开放的成就,生产力的发展的实际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亲身体验,又反过来有助于新的社会心理的巩固。

其次,进行积极的心理引导,要敢于触及并解决深层次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层次问题往往也是敏感问题,实际上它是群众最切身利益的体现。比如:既然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强大生命力,为什么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站住脚?既然资本主义是腐朽没落的,为什么至今还在发展,甚至有的发展的还比较快?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结合已经发展变化了的新情况,进行新的理论剖析和说明。同时,注意教育对象的心理特点,采取科学的方法。在这方面,有些理论工作者已做了成功的尝试和生动的论述。比如,在解决两种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讲解中,他们应用了“横移纵比法”,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效果,具体而言,就是将发达国家自身的纵比拿来与我国的纵比作同步横移比较,使比较系与参照系置于同等的条件下,强化可比性。从而使疑惑问题得以解决。再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人类历史大趋势的问题上,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社会主义信念受到冲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引导学生对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历史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历第二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在被围攻中发展而产生了列宁主义,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在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遭到严重挫折,结果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屠刀和枪炮的赶杀中发展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使人们懂得斗争和挫折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大失败”的征兆而是新发展的前夜。这样的努力,就能从心理上说服人,从而把理想教育真正建立在对科学理论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各种社会现象的透彻分析基础上,建立在对历史发展规律必然性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最终取得理想教育的实效。

第三,进行积极的心理引导,要注意成就动机的激发。“有一种过分的实际性,缺乏摆脱眼前需要和平庸生活的对理想的追求”是现代青年身上的一种普遍心态,打破这种心态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激发成就动机。成就动机作为一种理论,最早由心理学家麦克莱兰1961年提出。他认为,成就动机是主体对社会和个人发展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及其实现可能,是由社会制度及个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或者准确的说是给予的。激发成就动机的目的在于唤醒主体树立远大理想的愿望。马斯洛讲过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跑步一英里的速度,你就不会去研究一般的跑步者,你研究的是更出色的跑步者,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你知道在更快地跑步一英里上所具有的潜力。他在批评弗洛伊德心理学体系时,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如果一个人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心理变态者,罪犯,越轨者和精神脆弱者,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心势必越来越小,他会变得越来越“现实”,尺度越放越低,对人的指望也越来越小。因此,对畸型的、发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型的心理学和哲学。这一点已经是日益明显了。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学应该建立在对自我实现的人研究上。如果更高层次愿望没有被激发出来,仅仅是处于现状,那么个人的发展只能是萎缩。可见,过低的理想和目标肯定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不利于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革命和改革的强大潜在力量来自于高远的理想,因此,强调理想主义,促发成就动机,是心理引导的又一重要内容。

第四,进行积极的心理引导,要注意情感手段的运用。中国的当代国民心理,是在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和儒道佛文化结合体的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发酵的。在这里,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以研究文化传统著称的美国学者E·普希尔斯断言:“现在总处在过去的掌心之中”,因为传统、过去不仅制约着现在而且往往作为现在的一部分,构成新的精神文明发展基础。他还说,“就改造物质环境和改进工具来说”摆脱过去是可能的,但是“对文化传统(除了自然科学之外)和社会制度的传统来说”,摆脱过去是不可能的,“在这些传统之内,有意识地运用人类理智和意志就不会取得那么明显的成功”[7](P266)。而情感手段的运用则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一般来说,首先必须注意人们的社会感情特别是政治感情的作用。社会感情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对一定社会事物的感受和体验,它以认识为基础,但本身并不等同于认识。社会感情是政治感情的方向,是由人们的利益关系决定的,因此,只有充分尊重人们的利益需求,才能促发热情,在这方面研究中,伯兰特·罗素是有巨大贡献的,他在谈到感情与纪律关系的时候说,培养有能力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新人,是感情心理学的重大课题。目前,情感教育已成为完整教育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理想教育中的重大作用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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