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成为“海洋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江 月，胡德坤
（武汉大学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成为“海洋国家”，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便确立的主流政治思想和主要政策实践。二战后，日本“海洋国家”的目标主要表现在经贸方面，按照“吉田路线”实现了经济复兴。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海洋国家”理论开始更多向外交、安全领域外溢，并作为国家身份和政治话语内化至国家战略实践当中。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将坚持维护自由贸易，秉承务实主义，保持对华接触。而安倍政府推动的“新海洋国家”又将以日本的“全面正常化”为目标，企图与美国一道构建排他性的海洋圈和制衡中国的关系网，对此需予以密切关注。
［关键词］ 战后日本；海洋国家；新海洋立国理论；环太平洋构想
日本的“海洋国家”理论的萌芽可追溯到幕末时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将成为“海洋国家”其提升到国策的高度，致力于发展以海外殖民、远洋贸易和海军力量为主要内容的海上权力。二战结束后，“海洋国家论”被继承与重构，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思想之一。日本也围绕成为“海洋国家”展开政策实践，在“重经济、轻军备、对美协调”的“吉田路线”指引下再次实现了发展与繁荣。冷战结束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海洋国家”理论重新进行构建，开始更多向外交、安全领域外溢。2007年，日本出台了《海洋基本法》，提出“新的海洋立国”，推动政治与外交的海洋转向，“海洋国家”理念全面渗透到“自由开放的印太”“积极的和平主义”“价值观外交”等大战略当中。对于日本而言，“海洋国家”不仅是其传统上“脱亚”“入亚”的身份选择，更是一种与国家整体战略紧密相关的道路选择。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尝试勾勒战后日本“海洋国家”理论的演进轨迹及其在政策实践层面上的投射，以期为研判其未来的战略动向提供参考。
一、战后日本“海洋国家”理论的重构
19世纪中后期，在西方的冲击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推动近代化改革，大兴海军与海运，扩大对外贸易，逐步崛起为近代海洋强国。在这一进程中，日本逐渐形成的“海洋国家”理论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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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只考虑巷道断面内的定位精度，基于四点式光靶的掘进机定位方法可以满足与惯性导航系统组合实现掘进机自动导航定位的精度要求。下一步将研究基于四点式光靶的掘进机定位系统的误差补偿方法，以实现包括进尺距离在内的掘进机三维高精度定位。
从功能和目的来看，近代日本的“海洋国家”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以林子平、横井小楠、本多利明等幕末思想家为代表的“海国论”，强调日本应充分发挥四面环海的地理优势，发展海防与贸易。“海国论”有效地动摇了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其二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脱亚论”，即摆脱落后的亚洲大陆文明，融入西方列强主导的海洋文明，该理论强调了日本的身份认知和对华优越意识，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造势；其三是佐藤铁太郎等海权论者提出的“海主陆从论”和日本民间兴起的“南进论”，强调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应该优先发展海军，与英美列强竞争，将国家的发展重心放在南方的海洋。“海主陆从论”和“南进论”原本旨在对抗陆军的“大陆政策”，扩大海军自身的影响力，但最终演变为“陆海并进”[1](p228)，为日本谋求陆海双向扩张埋下了伏笔。上述三类理论为近代日本的海军建设和海上扩张上提供了依据，推动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道路，进而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但在中、美、英、苏等盟国的共同打击下，日本失败投降，其近代“海洋政策”也宣告破产。
在经济方面，日本政府确立了“贸易立国”的外向型经济战略，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1952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又加入关贸总协定。为给本国企业的海外拓展保驾护航，日本先后成立通商产业省及贸易振兴机构，以强化国家的主导作用，综合统筹产业发展，协调对外贸易活动。通过战后赔偿等手段，日本将东南亚地区变成重要资本输出和商品出口市场，实现了战后的经贸“南进”。受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日本对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大陆保持着疏离感，直到1972年两国建交才开始谋求进一步的“大陆回归”。凭借地理优势和战前的工业基础及人力储备，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对外贸易国，经济利益拓展至全球。外向型经济拉动了海运、造船、油气、港口建设等一大批海洋产业的迅猛发展，不到二十年里，日本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商船保有国、造船大国、港口大国和渔业大国，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显著地位。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产业界掀起了一股海洋资源及技术开发的狂潮，拥有了丰富的海洋开发经验和技术储备。
在安全方面，确保“海洋的自由”是以美国为首的海洋世界的核心利益。冷战时期，东西两大阵营基本上形成了苏联维持陆权优势，美国维持海上优势的格局[12](p4)。日本列岛对大陆呈封锁之势，在安全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此时，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是：第一，决不能离反海洋圈；第二，日本必须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特别是反潜能力[13](p224)。于是，日本开始了渐进式的“再军备”过程。到1971年，日本在实施了三个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后，已拥有一支中等规模的海上力量。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具有很强的扫雷和反潜能力，可完全控制对马、津轻和宗谷海峡，阻止苏联舰队进入太平洋，并牵制其在印度洋的活动[14](p93)。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理论界开始鼓吹“海上生命线”的概念，提出保护海上交通线应多部门协调，制定综合性政策，集体自卫权必然成为需要考虑的问题[15](p54)。1976年，日本政府首次制定《防卫计划大纲》，提出“基础防卫力量”的构想和“近海专守防卫”的理念。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加强了与日本的海上军事合作，以“美军为矛，自卫队为盾”，进一步推动日本分担西太平洋的防务。由此，日本开始逐渐扩大防卫范围，1983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作战指导思想从“近岸歼敌”调整为“海上歼敌”，周围数百海里、海上交通线1000海里左右的海域被划入为防卫范围。日本在遵循“经济第一主义”的同时，配合美国需要，有计划地拓展自身实力与海洋活动范围，实现了海权的“再扩张”。
到了冷战后期，“海洋国家”理论与经济一体化潮流相融合，引申出了以海洋为牵引，以经济文化交融为支撑的区域构想，即“环太平洋构想”。该战略设想由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后被铃木内阁、中曾根内阁继承，前者提出了“太平洋团结设想”、后者提出了“太平洋经济文化圈”。但无论哪种提法，强化美日同盟，强调作为“西方一员”的身份都是核心要义。正如中曾根所述，“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日本是个海洋国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当不同于美、英保持稳定友好关系的时候，就一再遭到失败”[7](p136)。铃木主张日美建立起不可动摇的关系，并与有关国家合作，使太平洋成为“自由、互惠、开放”之海。这些日本政治家们区域构想有意识地排除了苏联、中国等大陆国家，反映了以海洋为纽带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战略意图。
V&A转心瓶解说词链接： 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34034/vase-unknown/；
二、“海洋国家”日本的政策实践
传统的海洋自由原则与战后日本的发展道路相得益彰，被日本政府长期坚持[9](p15)。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拉美国家为首，国际社会纷纷出现扩大近海管辖权的国家实践，国际海洋秩序由“海洋自由”向“海洋圈占”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这样的变动引起日本的强烈抵触，在1973年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日本成为唯一反对设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国家[10](p11)。1982年4月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彻底革新了传统海洋法所允许的自由放任体制，成立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制度，确立了人类利用和管理海洋的新秩序。虽然，日本对国际海洋秩序变动持消极态度，但最终选择了顺应。在其看来，新秩序旨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下，有节制地共同利用海洋，若是能从根源消除国家间的纷争，从长远来看对于依靠海洋生存和发展的日本来说是有益的[11](p268)。这意味着，日本需要调整海洋开发与利用的模式，在保障国家经济发展和融入新的海洋秩序中寻求一种平衡。
二战结束后，日本转型成为一个“和平国家”，但并没放弃“海洋国家”的定位，而是对其理论内涵进行了重构与发展。其理论基础包括对战争失败的全盘审视和对新的内外条件的综合考量。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日本的战败在于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即作为海洋国家，不应企图占领大陆或与大陆国家结盟，而应维护与其他海洋国家的关系[2](p3)。也有日本学者提出，“正是由于日本追求‘大炮巨舰’，忽略了对海上交通线的保护，最终陷入了战争资源枯竭的境地。因此，与其说胜利的是美国，不如说胜利的是自由通商的思想”[3](p570)。作为高度依赖海外资源的国家，日本深切认识到贸易通商的重要性，这成为战后日本思考国家战略的原点。正如主导日本战后重建的首相吉田茂所言，“日本是一个海洋国，显然必须通过海外贸易来养活九千万国民，……当然不能不把重点放在英美两国之上了”[4](p34)。吉田主张将经济建设置于国家发展的优先地位，最大限度地减少军费开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依赖对美合作。可见，吉田奉行了“海洋国家”理论中的重商主义，并带有显著的“脱亚”倾向，其思想被称为“商人的国际政治观”。
日本在二战后重构了“海洋国家”理论，强调彻底加入西方阵营，确立了以贸易立国为中心的经济战略和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的安全战略两大支撑点。此后日本历届政府基本都继承了这一路线，并逐步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代表海洋文明的西方世界，建立在“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美利坚治下的和平”和“以美元为中心、基于GATT的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四大制度体系之上[8](p4)。在此体系下，日本实现了经济腾飞，也渐进式地踏上了重整军备之路。
保守派学者高坂正尧发展了吉田茂的思想，首次提出了“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高坂认为，近代日本在“脱亚”和“入亚”中迷失，战后被纳入美国势力范围的日本，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即彻底“脱亚”，作为“极西”国家全力发展。在安保领域，维持有限的军备和调整对美关系是最佳选择；在经贸领域，日本应学习英国，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建成“海上通商国家”；在对外开发上，日本应致力于通过援助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并推动海洋资源勘探开发；在国民精神上，日本要超越岛国的过去，以开放的欲望、积极的对外政策参与世界政治[5](p177-190)。高坂的理论以加入西方阵营为前提，涵盖外交、经贸、安保、资源开发各领域，可谓开创了战后“海洋国家论”的先河，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实践的基本框架。不过，随着冷战大幕的拉开，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反对一味“向西看”的声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革新派学者坂本义和提出的“非武装中立论”。在其看来，与美国结盟可能会使日本卷入美苏核战争而招致毁灭，而自卫队之类的常规武装力量在核武器面前毫无意义，日本应选择“非武装中立”，依靠联合国部队获取安全，同时致力于恢复日中关系，签订以美苏中日为主的集体安全条约，彻底达成远东地区的安全稳定[6]（P31-47）。这一理论虽然在日本民间赢得了一定的赞同，但并没有对政界产生足够的影响。
二战后，始于“吉田路线”的“海洋国家”之路为日本的经济复兴和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日本依托海洋获取资源、濒临海洋加工生产、通过海洋贸易通商、跨越海洋结成同盟、凭借海洋对抗大陆，海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因此，“海洋国家”愈发成为日本寻求经济发展、构建身份价值以及进行国际定位的出发点。
三、冷战后日本“海洋国家”理论的新发展
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变：国际层面上，两极格局瓦解，美日间基于海权的同盟关系有待调整，世界权力中心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国内层面上，“泡沫经济”崩溃，“55年体制”终结，社会经济发展陷入低迷状态。特别是中国以迅猛的势头崛起，于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使日本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为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可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日本“海洋国家”理论经历了新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三，与“正常国家论”合流，从传统的重商主义转到对大国地位及“安全自主”的诉求。崇尚经济优先的“吉田路线”产生于日本战败后的特殊时期，但伴随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默默无闻的低姿态已无法满足日本的大国诉求。即便是吉田茂本人在晚年也极为重视日本防卫力量的建设，认为“并非只要拥有经济力量，维持外交关系就能万事大吉”[20](p67)。另外，日本原首相中曾根康弘也是坚定的“海洋国家论”者，他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将“政治大国”“国际国家”作为日本的发展方向。中曾根与吉田、高坂的理论一脉相承，认为日本应当强化对美关系，加强通商贸易，援助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完成“从被动的受益者成为积极创造者”的身份转向。但不同于吉田、高坂在军备问题上的克制，中曾根从政之初便坚定的主张修改和平宪法，重整防卫力量，执政后又推动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冷战后，日本民主党前党首小泽一郎也提出日本应积极承当大国责任，实现普通国家诉求。安倍的重要智囊北岗伸一综合了上述政治家的思想，指出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庇护下享受海洋的自由及贸易的自由，作为“小型海洋国家”而繁荣，但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且日本业已实现经济崛起，应当成为更具自主性的“海洋国家”[21](p4)。
第二，随着冷战后期日本国内大国意识的抬头，出现了以海洋史观重塑本国文明的思潮。日本一方面继续强调归属海洋圈的立场，另一方面开始在日趋多极化的格局中寻求自身的位置。川胜平太提出“文明的海洋史观”，声称日本的文明由海洋产生，不受大陆文化的影响；日本的“锁国”与西欧近代世界体系的确立是并行发展的两个进程，欧洲与日本的近代文明都源于16世纪的“海洋亚洲”[17]（p3-8）。白石隆则进一步对日本是否归属于亚洲提出质疑，他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套用于亚洲，人为制造出“海洋亚洲”和“大陆亚洲”的二元对立，认为“海洋亚洲”是“对外开放的，是通过交易网络连接起来的资本主义亚洲”，而“大陆亚洲”则是“向内的、由乡绅和农民组成的农本主义的亚洲”[18](p181-182)。1998年，日本官、产、学、媒各界代表成立海洋国家研究小组，来寻求独立于东西方的独一无二的身份。经过四次研讨，达成了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共识，即“位于东北亚的四面环水的国家”“第一个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并以此身份来制定明确的国家战略[19](p3)。日本学者的“海洋史观”立足于亚洲，来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范式，同时又着力摆脱中华文明的影响，建构出“排除中国的海洋亚洲”。其根本目的是拔高日本文明，塑造独立的、纯粹的大国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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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伴随美日同盟进入转型期，传统“海洋国家”理论持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以中国为首的东亚板块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政坛出现了回归大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呼声。这一倾向受到日本“海洋国家论”者的严厉批判，认为是对本国历史经验的背离。日本主流学者吸收了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倾向于从陆地与海洋的视角看待本国的历史。如渡边利夫称，在近现代史上中国与俄罗斯几乎总是成为日本的对抗势力，要对抗这股势力只能与英、美这样的海洋势力合作，东亚共同体论是考验日本今后能否作为海洋势力生存下去的试金石[16]（p9）。可以说，遏制大陆的思想和同盟关系的选择一贯地存续在日本的“海洋国家”理论当中。
一是降雨南北多中部少，洪水枯水并发。全国降雨量与常年基本持平但分布不均，东北、西北、华南部分地区较常年明显偏多，全国有340余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65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23条河流发生超历史纪录的大洪水；7月初至8月中旬江淮、江南等地降雨量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少，一些江河出现了罕见枯水。
第四，重构“海洋”及“海洋国家”的概念，积极应对由“海洋自由”向“海洋管理”的时代变革。传统“海洋国家”理论建立在“海洋”这一客观物理对象上，就海而论海。伴随科学技术的进展，日本理论界扩大了海洋的内涵，认为作为交流手段的广义上的“海”还包括宇宙、海底、极地及网络等各大空间[22]（p45）。与此同时，对于“海洋国家”的解释也不再囿于海洋的因素，更强调一种进取的、外向的、积极的、强劲的态势。如日本学者对“海洋国家”美国的评述是，“具有陆海双重属性的美国，凭借开拓精神，征服了大陆这一‘海洋’，又进一步走向大洋”[23]（p265）。在这里，“海洋”的概念被抽象化，是对具有张力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整体描述。另外，随着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生效，沿海国家依法获得了管辖其周边海域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海洋成为国土，具备了陆地般的功能。在新的国际海洋秩序下，日本管辖海域面积位居世界第六，海域油气、甲烷水化物等资源储量极为丰富。也就是说，日本损失的远洋利益将通过获取的广袤的专属经济区予以弥补[24]。依托海洋，日本可一改过往在国土及资源禀赋上的劣势，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在此形势下，日本理论界积极顺应时代变革，其“海洋国家”的立论基础加入了对海洋国土的支配权。拓展海洋权益，强化海洋管理的诉求被着重构建进了新的理论当中。
四、“新海洋国家”的战略及实践
在经济上，日本高唱“海洋国家的复权”，引领自贸潮流，推动区域经贸一体化的步伐。进入新世纪，日本作为传统海洋国家的优势已逐渐丧失，1984年日本的渔业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在30年后产量缩减一半有余，退居世界第八[26]。原本处于世界先进行列的日本港口几乎全部落后于后起的上海、深圳、天津等中国港口，神户港于2017年滑落到54位，横滨港也从13跌至53位[27]。日本在造船业的领先地位也先后被韩国、中国取代，行业发展面临重大危机。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土交通省在2009年提出“海洋国家的复权”，实施国际战略集装箱枢纽方案，通过推行私有化管理制度、加强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船舶的大型化等方式强化日本集装箱枢纽港在亚洲的竞争力[28]。同时，日本政府先后修改《船员法》《海上运输法》《渔业法》等，并配套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以恢复海洋产业竞争力。在经贸层面，自2009年美国政府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后，“环太平洋构想”便力压“东亚共同体构想”，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2011年，日本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后又在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协定时，主导了除美国外的环太平洋11国签署“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19年2月1日，日本与欧盟的经济合作协定（EPA）正式生效，全球最大自贸区应运而生。借助CPTPP及日欧EPA的东风，日本政府提出建成“新的出口大国”，致力于推动己方倡导的贸易规则在更大范围内的适用。
在上述“海洋国家”理论的基础上，2007年日本正式出台《海洋基本法》，提出“新的海洋立国”战略，并推动“海洋国家”身份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新海洋立国”战略主张突出了自主性，表达了深度参与国际海洋秩序的构建、凭借海洋实现再次崛起的愿望。正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第一次大会上所言，“《海洋基本法》成立和实施的今年，是我国正式起航成为真正的海洋国家的一年”[25]。由此，日本开始修正“吉田路线”，在延续既往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推动“新海洋国家”战略在内政、外交、安全各领域的实施。
在内政上，日本强化了首相职能，逐渐修正战后体制。二战后，在具体规则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内阁府和内阁总理大臣发挥的作用有限，主要由各省厅进行行政管理，即所谓的“官僚主导”现象，这在自民党长期执政的“55年体制”下逐步定型。冷战结束后，日本民主党前党首小泽一郎指出，国力提升到大国地位时，虚弱的领导人只会给其他国家增添麻烦，因而大力推动内阁结构改革[29]（p16）。2006年，安倍执政后加快了这一进程。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及《特定密保法》《内阁法》修正案、《国家公务员法等部分修正案》的通过为标志，日本首相被赋予了立案权，并以机制化的方式强化了首相官邸在外交、安全政策领域的主导权和统揽行政机构的人事权[30]（p38-40）。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形成了安倍“一强”的新政治格局。在内部整合的基础上，日本开启了修宪的进程。2007年，安倍出台了规定修宪公投程序的《国民投票法》，2013年又公布了自民党的《宪法修正草案》。2015年9月，日本执政联盟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法定事实，为日本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实现国家“全面正常化”打下了基础。2017年5月在《日本国宪法》施行70周年之际，安倍公然宣称要修改宪法第九条，增加自卫队合法的内容，并于2020年施行新宪法的政治目标。目前，受国内外多方面因素制约，安倍政府的修宪进程虽存在诸多变数，但其个人决心及伙同势力早已引发轩然大波，潜在影响不可忽视。
3)电价政策类：例如电蓄冷空调等电能替代技术运行成本受限于电价，因此为提高清洁能源消纳、提高终端电能占比，可以考虑相应电价补贴并制定用电方案，达到削峰填谷的双赢效果。
在外交上，日本强化海洋国家身份，以美日同盟为基轴，通过广泛的双、多边合作推动构建遏制大陆的“海洋势力圈”。“海洋势力圈”以意识形态为依托，可视为日本“价值观外交”的延伸。在安倍看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势力和经济强国，日本是继美国之后亚洲最大的海洋民主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同作为海洋国家的日美两国，是再正常不过的组合”[31]。利用美国在亚洲轴辐式的双边同盟关系，日本积极拓展基于“海洋国家身份”的多边合作空间，目前美日韩、美日澳三方已经形成了机制化程度较高的合作模式。2007年，安倍首次提出美日澳印四国合作的倡议，称“太平洋和印度洋正作为自由与繁荣之海带来富有活力的结合。印度与日本同作为海洋国家要共同承担保护两洋航行自由的责任”[32]。这一提法在2012年安倍再度执政后发展为“民主安全菱形”的战略构想。针对东盟国家，安倍引入“海洋亚洲”的理念，称“维护亚洲海洋的开放、自由与和平是日本亘古不变的利益”“当今日本外交的一大使命就是强化‘海洋亚洲’的纽带”[33]。日本以“领头羊”的姿态大力提供资金与技术援助，重点强化了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的双边合作，先后建立日菲“3+3”海洋安全磋商框架、“日本—印尼海洋论坛”“日越战略伙伴关系对话”框架等。日本利用冷战时期以海制陆的经验，以“小多边”海上安全合作的形式，在印太两洋建立伙伴关系网对冲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安倍在2018年进一步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与美国相互配合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安全上，日本以积极、进取的“新海洋国家”为目标，增强海洋能力及实力建设，不断突破军事限制。在《海洋基本法》的框架下，日本出台了系列海洋政策及相关保障性法规，强化了对海洋国土的管控。次年，日本政府出台《太空基本法》，从太空加强对海洋的监视，为海洋、宇宙两大战略空间的对接提供制度保障。为完成从“战败国”到“海洋国”的身份转换，2013年12月，日本政府首次制定《国家安全战略》，高举“积极的和平主义”，强调拥有海洋国家面貌的日本应加强防卫实力……捍卫普遍价值、维护国际秩序[34]。日本相应地调整防卫政策，在2013年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提出“机动防卫”的全新理念，将战略重心南移，增强在琉球群岛一线的防卫能力，增加潜艇数量，以应对中国海上崛起的挑战[35]。2015年，日本与美国修订了《防卫合作指针》，放宽日本行使武力的条件和两国军事合作的地理限制，加深军事一体化，构建起更具进攻性、覆盖面更广的美日全球同盟。这表明在美国全球战略颓势渐显的背景下，日本将逐步走上前台，在西太平洋地区维持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平衡，同时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自主性。在2018年最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日本高度重视战略新边疆，提出“多次元统合防卫”的构想，欲建立“太空领域专门部队”及网络、电子战部队。在海洋能力建设上，日本计划对“出云号”进行航母化改造，增购美制新型战机，发展防区外联合打击导弹等[36]。自2012年底安倍二度执政至今，日本防卫预算实现七连增，以5.26万亿元之高创下历史之最。以军事扩权、机制革新、力量升级为表征的日本安保政策已逐步脱离专守防卫的轨道，或将塑造新的区域力量均衡态势。
观察并比较不同组血液样本生化检测项目,主要指标包括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直接胆红素(DBIL)、总胆红素(TBIL)、清蛋白(ALB)、总蛋白(TP)、钾(K+)、葡萄糖(GLU)和肌酸激酶(CK)。所有项目均采用自动生化分析仪器进行检测。
五、结语
综上可见，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彻底改造，客观上决定了日本推行“吉田路线”，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海洋国家”道路。冷战后，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趋势以及中日国力的易位，日本以“新海洋国家”为目标，借机实施内政改革、修正“吉田路线”、突破战后体制，以实现“大国化”“正常国家化”的目的。海洋成为日本、特别是安倍实现其大国抱负和政治野心的重要抓手，“海洋国家”也成了一种政治和话语工具贯穿至包括内政、外交、安全的一系列的国家战略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推行“海洋立国战略”，展开“价值观外交”，奉行“积极的和平主义”，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均是为日本牵制中国，重获包括军事能力在内的自主权，为成为“新海洋国家”服务。
日本“海洋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相互塑造、共同发展，为研判日本的战略动向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海洋国家”，日本重视商业和贸易的传统不会改变。因此，日本将遵循其“海洋国家”道路的成功经验，坚定维护自由贸易，推动国际分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经贸问题上，将秉承务实主义，保持对华接触，扩大经济利益。然而，日本成为“新海洋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仍延续着冷战思维，对华呈现出明显的制衡态势。而其进攻型安全战略和对战后体制的突破有损地区安全和亚太秩序。
当前，世界历史已进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日本的“海洋国家”之路首先理应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同时也应顾及邻国的海洋权益，妥善处理矛盾与冲突，扩大共同利益，走合作共赢的道路。日本的“海洋国家”理论能否走出“西方中心主义”，超越陆海二分、海洋即民主的话语窠臼，正视中国等相关国家的“海洋性”，重审自身与东亚海域、亚洲的关系，将影响东亚秩序的走向和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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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7.021
［中图分类号］ D31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7-0154-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海洋大国的海洋发展战略研究”（16JZD02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印太战略视阈下日本海上通道安保政策及中国对策研究”(18BGJ073)。
作者简介： 江月（1991—），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生；胡德坤(1946—)，男，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梅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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