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演化经济学论坛”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二届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论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演化经济学论坛”是由国内致力于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部分学者发起的一个开放型学术研讨机制，旨在为中国演化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中国的演化经济学研究。2008年，“论坛”于中国地质大学举办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承办了第二届中国演化经济学论坛，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江汉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河南大学、浙江科技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石家庄经济学院、云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十余名学者，就“演化经济学：理论、方法和应用”这一主题展开了充分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接受大会委托，经作者同意，现将讨论主题的内容综述如下。
一、演化与制度
什么是演化经济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虎涛教授认为，尽管缺乏新古典经济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但作为一个学术思想共同体，演化经济学仍在“共同纲领”上达成了一致，这种“共同纲领”反映了演化经济学家看待经济体系的独特视角，无论是霍奇逊(G.Hodgson)的“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NEAR)”，还是维特(U.Witt)的“新奇足够”，演化经济学家在反还原论、反类型论、突出新奇，以及强调不可逆、路径依赖、动态性和时空特定性等问题上均持相同看法。演化经济学的这些特征使其与新古典的静态、完全理性与同质性分析特征区别开来。为了理解这种“共同纲领”，演化经济学家必须从经济学方法论入手，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从批评实在论到演化实在论进行详细阐述。然而，方法论并不是一个可以易于进入的领域，试图从专业的方法论术语上解释演化经济学尤其困难。其结果是将演化经济学的特征诠释局限为一个玄思的小众理论。杨虎涛教授指出，从学科类比的角度看，在对研究对象的判断以及认识研究对象的方法上，演化经济学与进化生物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无论是对对象异质性和层级涌现特性的强调，还是方法上的比较与回溯。一旦以进化生物学的思考方式为参照，我们就能比较清楚地把握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例如，演化经济学为什么主张比较的、历史的、回溯的方法？演化经济学与有机整体论有什么联系？层级的、系统的分析有何意义？
厦门大学许文彬博士指出，长期以来，无论是老制度主义者还是新制度主义者，对制度的定义和解释大多倾向于采取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这在增强了制度理论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的同时，也削弱了将其置于规范性分析方法下进行模型化的可能。倘若能将制度本体置于一个更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因此也更方便数量化的认识框架下，制度理论也就有可能获得一种既不损害其解释力，又能够与主流经济学相融的表述方式。他认为，信息与制度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信息功能，制度化的基本动力同样来自于信息层面上的需求。因此，要深入理解制度，为制度层面分析奠定微观基础，进而实现制度的模型化分析范式的转变，就应该考查制度的信息含义。就信息意义上，制度首先作为编码体系而存在，当该编码体系发展成为公共知识时，制度的群体约束性特点得以体现，当该体系进一步获得跨时性后，制度就或多或少具有了文化特质。该理论在物物交易模型中，以改变交易者信息集的方式引入制度变量，从而论证了当制度性信息趋于共同知识时，稳定均衡总是存在；当制度性信息远离公共知识时，均衡的存在只能依赖于一个强大且及时的惩罚机制；而当交易在群际发生时，获得好商品的激励本身就将促进制度化的发生。
复旦大学的顾自安博士从另一个角度对制度作了探讨。他认为社会制度作为一种复杂的人类现象，一直是社会科学家关注的焦点。现代文明演进的历程证明，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其社会制度和道德秩序的演化与人类自身的进化本身是隶属于同一进程的，社会制度在起源和演化方面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自然界的生物进化机制。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形式之一，其重要性已经为我们所认知，但要对制度的起源与演化作出合理的描述往往存在很大争议。因为，制度的起源与演化是自主的，它并不因人们的各种描述而改变其起源和演化的实施和必然方式，社会科学关于制度起源与演化的考察和各种解释，都只是人类理性与反身性困境斗争的一种表达。他指出，传统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思想为人们提供的基本立场和观念是分析制度起源与演化的起点，但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形式之一，与自然界的生物演化又存在较大的区别。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形式，与人自身的进化和行为有着深刻的而久远的联系，制度演化分析所要做的，无非是从反身性思维的角度出发对其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通过对“人类动因对制度演化的参与和影响”，“制度的功能及其价值”，“关于制度演化的行为动力机制描述”等三个方面的讨论，顾自安博士的结论是：
斯密型动力本身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关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积累的动力机制，在更广泛(也更接近斯密本意)的意义上，斯密动力已经转化为一种关于市场秩序——进而也是社会秩序演化——的动力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市场自发秩序扩展的动态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的孟捷教授介绍了鲍尔斯、爱德华兹和罗斯福三位经济学家合著著作《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2004年第三版)。从该书的第一版到第三版，跨过了大约20年的岁月。在此期间，发生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崛起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开始通行于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成了所谓的“普世价值”。该书第三版无论在内容还是体系结构上，都深深地打上了这些变化的烙印。全书的开篇和结尾，都提到了柏林墙的倒塌带来的巨变，以及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时代的拷问：既然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地选择了某种市场经济体制，这种选择背后的必然性是什么？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具有这么强的生命力？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和冷战的结束，果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吗？该书几位作者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曾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过重要的贡献，他们自然不会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这些问题提供的答案。但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和上述问题的提出，又使他们在理论视野上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书中写道：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许多预言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但他关于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预言却未能言中。他大大低估了资本主义在新环境下适应和变化的能力，尤其是应对那些对其继续存在产生最严重威胁的能力。这其中就包括民主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用失业保险、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其他类似政策校正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某些不平等的强大的能力。资本主义展示其适应能力的另一条途径是它应对金融和其他经济危机的能力，而马克思认为这些危机最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结果，在第三版里人们看到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混合：在一些涉及方法论原则的重大问题上，作者力图和新古典经济学划清界限，保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与此同时，为了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历史合法性，又在一些地方糅合进了新古典的分析理路和概念。
云南大学的张林教授介绍了2009年凡勃伦-康芒斯奖获得者保罗·D.布什的制度变迁理论。保罗·D.布什是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的代表人物之一。新制度主义遵循凡勃伦传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的一支重要的非正统力量。布什的贡献主要在于高度概括和提炼了凡勃伦传统的制度主义变迁理论。他把制度定义为“相互关联行为的一系列由社会所规定的模式”，在此基础上综合了经福斯特、图尔加以改造的凡勃伦二分法，认为制度执行着工具职能和仪式职能，每一种职能从相应的价值体系中获得其社会合理性，产生了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的关联。现实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的关系被布什称为“仪式锁闭”，即在仪式价值体系中，仪式上正当的行为模式支配了工具上正当的行为模式，使得工具行为(具体表现为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受到仪式行为的抑制，导致了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产生。在各种形式的仪式锁闭中，新的工具评价标准不断腐蚀着仪式惯例及其意识形态基础，最后产生了进步的制度变迁。张林教授指出，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与演化经济学虽然有一定的差异，甚至还受到比如霍奇逊的批评，但其中仍不乏演化经济学可以吸收借鉴的元素。
二、演化经济学与跨学科研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志高博士介绍了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与研究方法。首先，他认为过去20多年来经济地理学“演化思想”的出现以及演化经济地理学在国内外引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可以被视为社会科学里的“历史主义转向”的一部分，以及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出现是经济地理学家回应经济学里的“演化思想”，同时也是自身发展的必然。其次，他划分了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六个基本主张：①理论基础：生物演化理论与复杂系统科学；②微观研究假设：主张“有限理性”学说，具有动态(学习)能力；③研究任务：经济空间系统的动态过程；④演化的根本动力：新奇；⑤演化的逻辑起点：历史；⑥演化的轨道：惯例。同时，他从企业/组织、产业/区域、空间系统和制度四个层面提出了演化经济地理学基本议题。最后，他指出了演化经济地理学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区别经济地理学的“演化”与作为学派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基本理论问题；路径研究本身也有待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论基础，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演化经济学的地理化，基本概念的构建等。此外，他还对演化经济地理学中国突围之路作了展望。
清华大学的石磊博士通过案例探讨了工业网络复杂性问题。他首先介绍了网络和网络复杂性两个概念，指出网络是一种抽象的系统观察视角和系统描述方式，将具有一定内在结构的系统单元抽象为节点，将存在于系统单元间的各种关系抽象为边，便组成了网络。而网络复杂性是指网络个体单元不具有、必须通过网络整体涌现、介于完全规则(有序)和完全随机(无序)之间的一类性质，主要体现在结构复杂性、演化复杂性、关系多样性、动力学复杂性、节点多样性和各种复杂性因素的相互影响。其次，他探讨了典型工业网络的复杂性问题，认为典型工业网络的特征是生产和消费的规模空前扩大，新材料不断增加，人工制品空前繁多且日趋复杂。石磊博士以广西北仑、湖北宜兴的两个产业，以及中国有机化工材料产业链为例，运用网络方法分析了这些产业的演化。最后，他详细阐述了工业复杂性问题的研究历史、方法、思路、现状和发展的方向。
浙江科技学院董颖博士在其关于产业共生的生态创新研究中，采用了多学科综合的方法。首先，将产业共生单元界定为生产型主体、消费型主体、基础设施主体(水、能源)、信息管理型主体。任何的产业共生系统都由这四类主体或其中的几类构成。根据四类主体之间的关系，将产业共生的类型分为树型、链型、环型、网络型。然后，根据我国环保部审批的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和典型产业集群，分别相对应选取了贵糖生态工业园、巩义耐材产业集群、天津鲁北工业区、宁波北仑现代装备业网络作为产业共生研究对象。接着，基于对生态创新模式和测度特征的文献研究，提出我国产业共生系统内生态创新的特征变量及评估依据；获得产业共生系统中生态创新的结构表征；最后归纳剖析我国产业共生系统内的生态创新模式。
三、演化经济学的应用
江汉大学文理学院甘德安教授运用演化经济学方法对家族企业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发现：第一，家族企业研究缺乏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而这一范式的构建需要借鉴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支持；第二，企业理论本身发展至今仍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企业理论至今尚未形成一套系统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各种学术派别和理论分支基本上都是从某一侧面对企业进行研究，不能逻辑一致地相互兼容，从而企业理论缺乏一个对企业的全面把握。②严格地说，现代企业理论并没能解释企业产生的问题，交易费用只是对两种不同的规制结构——市场和企业进行比较的工具。③企业为什么存在、什么决定其边界、为什么能发展、怎样组织和控制等，是所有企业理论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否则就不成为企业理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传统理论没有很好的解释。于是，甘德安教授从基本假设、基本标准、核心关键词、基本规律、演化博弈企业理论给出了他的家族企业演化理论构建的基本构想。同时，他指出，构建的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太散，没有形成演化经济学研究企业的统一范式，二是演化经济学偏软，缺乏硬科学的一些机理的逻辑分析与框架结构，三是演化经济学缺乏数学模型与计算机仿真的思想实验的东西。因此借助硬科学中的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种群动力学模型是必要的。
浙江师范大学郭金喜博士和浙江省义乌市委党校杨雪萍博士认为，产业集群既是产业的集聚更是企业的复合，研究产业集群升级必须强化企业这一集群基石研究。回归企业及其互动发展的集群研究，可以发现，企业的边际化生存不仅是我国沿海传统产业集群的现状描述，更是集群升级的困境根源。过度模仿、过度竞争和路径依赖，无一不是企业边际化的必然指向。而那些在升级路径上前行绩效较为良好的企业，无一不是通过企业的去边际化而实现了初步的成功。集群发展政策必须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信用体系建设、兼并重组等方式加速企业的积累与去边际化，以企业的动态化扎实推进集群升级。
河南大学李二玲博士观察到，近年来，国内外文献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证明了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些文献表明，不同的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推动的作用程度不同，其原因之一是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结网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然而，这些研究都是对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研究，而对于具有特殊背景的欠发达农区集群的网络组织结构研究较少，将集群网络组织结构与其所带来的区域效应对接起来分析的更少。而欠发达农区的中小企业是在乡村社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发展条件导致这里的中小企业网络化过程不足，合作乏力，其网络组织结构的形成更具有内生性和特殊性。她选取河南省三个具有不同网络组织类型的农区集群作问卷调查，考查了“衍生网络”、“咨询网络”、“情感网络”和“合作网络”。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欠发达农区集群的网络关系结构及其区域效应具有与西方一些文献不尽相同的特点。在河南农区集群中，竞争性网络与互补性网络或转包网络相比具有较少的组织学习和组织间合作的机会；亲属关系或厂属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同业衍生；集群大企业的存在能加速集群内的技术创新和网络学习，而网络中介能促进企业间的合作；企业间的供需联系及技术工人的流动对集群内的技术扩散起重要作用，只有经过长期合作培养出来的信任关系才能增强企业间的合作及其稳定性。
石家庄经济学院刘翠娥博士对河北省肃宁县皮毛产业集群实证分析后指出，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产业生产过程的分离与利益价值的重新分配加速了传统产业的空间转移，地方产业集群应运而生，但是大部分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只占据着低附加价值环节，产业集群缺乏自我完善功能，外部因素和自身原因使产业集群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表现出极强的脆弱性。她认为，应对产业集群脆弱性，完善集群功能、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拓宽市场渠道、转变政府职能等措施无疑是最佳的。
四、演化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
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和近20年来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日益壮大提出了重写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要求。目前，国外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缺乏现代哲学视野，内容陈旧，遗漏了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具有现代价值的重要思想；缺乏经济学多元主义思维，偏重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传统；忽略了导致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或错误地对其评价；经济思想史内容的选择轻视实际问题导向，削弱了对解决现代经济发展问题的启发价值。针对这些缺陷，他提出了“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构想，并试图作出如下几方面尝试：①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由经济学两大研究传统和三大理论体系构成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②恢复并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研究传统；③重点研究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④增添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作为研究内容；⑤发展“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贾根良教授还提出了马克思经济学也是起源于德国经济学传统而非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课题，努力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提供新视角和新的灵感来源。
张林教授对1918年到1939年这一美国经济学多元时代进行了回顾。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学大致可以归纳为三股力量：以哈佛大学的陶西格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以克拉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以及以米切尔、康芒斯、汉密尔顿、约翰·莫里斯·克拉克等为代表的制度主义。这一时期，没有一股力量或学术传统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它们之间有明显分歧，甚至尖锐对立，但它们和平共处，共同致力于推动经济学的发展，这得益于19世纪后半世纪美国经济走了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然而，随着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计量经济学的兴起，制度主义逐渐失去其他学科的支持，加之制度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等原因，导致制度主义者发起的“制度主义运动”的衰落，美国经济学的多元时代也随之而终结，美国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学进入了“新古典霸权”时代。张林教授借用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巴黎学派的代表、法国人拉图尔所倡导的“行动者—网络分析”(Actor-net Analysis)方法，指出多元时代终结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制度主义者没能够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网络”，疏于理论研究，从而在与正统经济学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这一思想史事件为今天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或者经济学的“第二次多元时代”留下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必须重视理论研究，进而形成演化经济学自己的强大“网络”。
*为使方兴未艾的中国演化经济学研究有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由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的部分学者于2007年发起举办中国演化经济学论坛，第一届论坛在中国地质大学举行，并建立了中国演化经济学网站(http://www.evo-ec.com/)。第二届论坛的成功举行，标志着这一学术交流机制已逐渐走上正轨，定将对中国演化经济学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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