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宗临的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史论文,世界论文,阎宗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生平与教学
阎宗临(1904-1978)字琮琳，又名已然，晚年自号铁牛老人。1904年6月18日出生于山西五台县。少年时在梁漱溟先生“重华书院”就读，后考取北京朝阳大学，在京期间加入狂飙社。后因经济原因辍学，进入《国风报》社工作。
1924年，在北京朝阳大学求学的阎宗临结识了鲁迅先生，他和狂飙社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经常聚会在鲁迅身边，讨论问题，交流心得，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有一次，阎宗临就青年必读书等问题，就教于鲁迅先生。鲁迅告诉他，除去线装书和印度书，都可以读。他自己在读中国书时感觉总能静下心来，抛开周围社会、人生的干扰，离开实际人生。而读外国书时——当然不包括印度书——经常会联系到现实，总想去做点什么。①这次谈话对阎宗临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阎宗临在回忆自己去欧洲留学的原因时曾说过，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先生思想的影响的”，“读洋书成了我青年时代的理想”。②
1925年12月，经友人推荐，22岁的阎宗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1929年冬天，阎宗临成为瑞士伏利堡国立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主攻欧洲古代中世纪史。阎宗临非常勤奋，各门课程都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当时学校本来规定东方学生可以免修拉丁文，但为了能直接阅读用拉丁文写成的古代中世纪原始资料，“了解西方历史文化的灵魂”，③阎宗临克服重重困难，攻克了艰辛深奥、晦涩难懂、向有死文字之称的“拉丁文”。1934年他归国探亲，在中法大学兼课一学期。同年秋，他在伏利堡国立大学任中国近代思想史教授，同时专注于西方文化史研究。1935年，阎宗临在日内瓦做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报告，部分讲稿发表于瑞士《东方与西方》杂志上，同年在《中法大学月刊》发表《巴斯加尔的生活》、《关于波特莱尔的研究》、《歌德与法国》等文章。1936年，阎宗临完成了博士论文《杜赫德及其著作研究》，④经瑞士伏利堡国立大学鉴定考核，获得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通过对杜赫德的研究，阎宗临对法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为了搜集资料，他不辞劳苦地往返瑞士和罗马之间达7次之多，并远赴剑桥大学查阅资料。论文发表后，引起国外汉学研究界的重视，可以说阎宗临是最早从事耶稣会士研究的中国学者。
治学之余，他还翻译了罗曼·罗兰的《米开朗琪罗传》。为此，还亲自拜访过作家本人，并请他撰写了中文本的序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阎宗临辞去教职，匆匆返回祖国。
民国时期每一个留学归来的学者多有讲授、研究世界史的经历。但正如饶宗颐先生指出的那样：“返视吾国人之有志于究心西事者，乃寥若晨星。庸或有之，留学彼邦，略涉藩篱，归国而后，弃同敝屣，多返而治汉学，稍为知己之谋，辄以兼通东西自诩，实则往往两无所知。”⑤与一般学者不同，阎宗临并没有把世界历史的教学与研究作为临时的应景之作，而是作为毕生的事业，他“在大学执教40余年，一直讲授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⑥
1937年9月，阎宗临受聘山西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并讲授世界古代史课程。山西沦陷后，转赴汉口，在国民军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领导下，在战时干部训练团教授历史课程。1938年春至1943年7月在广西大学讲授《世界通史》，在此期间写成《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欧洲文化史论要》。前者是欧洲文化研究的论文集，后者是大学的教材。这一时期，阎宗临还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发表过《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近代中西交通之研究》等文。⑦
1943年7月，应教育家林励儒的邀请，阎宗临转赴桂林师院任教，讲授《世界古代史》和《世界中世纪史》。1946年8月至1950年8月，他应中山大学之聘，讲授《世界通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和《希腊罗马专题研究》等课程。1948-1950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历史研究所主任期间，阎宗临与陈寅恪等交往甚密。解放前，国内著名大学的世界古代史课程尤其是希腊罗马史多由外国学者开设，如西南联大的葛邦福（Ivan J.Gapanovitch，俄国人，是M.Rostovtzeff（1870-1952年）的入室弟子）、⑧辅仁大学的胡鲁士（Henry Kroes,1903-1989，荷兰人）等，国内学者中，能够开设讲授希腊罗马史课程者大概只有雷海宗、皮名举、赵光贤、阎宗临等少数几位先生。⑨
1950年8月，阎宗临应山西大学副校长赵宗复的邀请，回故乡任教，先后在山西师范学院和山西大学讲授世界古代史，并配合课堂教学为学生编写了《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古代史参考资料》等讲义。
阎宗临毕生致力于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对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古史研究
阎宗临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主要集中于西亚、中亚古史和希腊罗马史。其对西亚、中亚古史所作的专题研究，涉及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国家，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
赫梯是古代西亚的重要国家，但长期以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国内学者极少涉足对赫梯古史的研究。解放前出版的几部世界古代史著作，如焦敏之的《古代世界史纲》、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等均未有赫梯的具体内容，有关赫梯历史的论文也很少。阎宗临在国内学者中首次撰写赫梯历史的专题论文——“关于赫梯：军事奴隶所有者”，⑩对赫梯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对外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介，尤其对赫梯原居地、迁徙路线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学术界通常认为，赫梯人是从伊朗北部或小亚细亚东部进入小亚细亚中部的。(11)阎宗临则明确指出赫梯人是经里海北，越高加索，南下进入小亚细亚的。根据是：1、亚述先已兴起，横于东，赫梯难于通过，亦无文献记述。2、赫梯初为亚述殖民地，不可能经亚述后，再行拓殖。3、赫梯文字部分与西徐亚相似，而西徐亚居黑海之北。4、赫梯侵入巴比伦，取道西北，如来自伊朗，自当由查格罗斯直入。5、赫梯冶金术，非获自亚述，而获自高加索。这种观点和论证至今仍有立足之地。在这篇论文中，阎宗临还用《圣经·旧约全书》佐证前1595年赫梯侵入巴比伦的事实，指出“《以西结谤语》中有‘汝父乃一阿摩利人，汝母乃一赫梯人’，可能是此次事实的遗留。”(12)这可能是国内学者首次将《圣经》作为史料应用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研究。
阎宗临撰写的另一篇西亚史论文是“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13)该文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当时国内所能见到的外文资料，如斯特拉波的《地理学》、波利比阿的《通史》、胡亚尔的《波斯古代史》、《西域考古记》以及祆教的《阿维斯达经》，爬梳有关中国史籍《汉书》、《魏书》、《旧唐书》等的记载，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自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7世纪波斯的历史，这也是国内学者第一篇有关波斯的长篇论文。(14)在文章中，阎宗临还第一次对波斯一词的由来做了缜密考证。(15)该文虽带有教学资料的性质，但已体现出阎宗临治学中外结合、贯通古今的治学特点。在这篇论文和另一部著作中，阎宗临强调了波斯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波斯承袭了两河流域的遗产，连接了东西两方的国家。通过那些使节、宗教与物品，使各国的人民互相了解，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人类文化。”(16)波斯地区“各种文化交集，既适宜于传播，又适宜于同化”，是东西交流的孔道；(17)“从希流士（指居鲁士——引者）时代起，波斯是东西交通十字街口，各种神灵集会的地方，是人类精神交流的枢纽”，“波斯的侵略更促进古代文化的传播。”(18)可以说，在国内学者中，阎宗临最早论述了波斯帝国的历史地位。(19)
《关于巴克特里亚古代的历史》(20)是国内少见的对中亚古国进行个案研究的专题论文。阎宗临克服客观条件的制约，博综中外20多种史料，在考据的基础上进行论证，比较清晰地梳理了巴克特里亚地区长达1500多年的历史和外来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填补了研究空白。在文末，阎宗临指出了撰写这篇论文的缘由：“历来研究世界古代史者，忽视巴克特里亚这个重要地区，纵有叙述者，亦仅不适当地夸大亚历山大的东征，我们不否认他的重要性。但是，巴克特里亚本身有很高的文化，其受波斯印度及中国兄弟民族的影响，并不次于希腊，这是研究世界古代史应该记取的，也是这篇文字试图解决的。”(21)从中可以看出，阎宗临是反对古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的。而这一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出现。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22)一文中，阎宗临有力批驳了西方一些学者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指出：“在秦汉以前，中国文化是独立的；在晋隋以后，佛教输入，形成李唐的文物及宋元的理学，直到万历九年（1581年），西方文化才随公教输入中国。”(23)其哲嗣阎守诚回忆说，阎宗临60年代编写《世界古代史讲稿》时曾对他讲，编写这份讲义的初衷就是为了反对“欧洲中心论”。(24)
较之西亚与中亚古史，阎宗临更擅长的研究领域是古希腊罗马史。这方面的主要著述有：《欧洲文化史论要》、(25)《欧洲史要义》、(26)《匈奴西迁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27)《李维史学研究》、(28)《罗马史》、(29)《希腊罗马史稿》、(30)《世界古代史讲稿》等。(31)
当阎宗临在国外求学时，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世界文化热，一些学者进入了梁启超所说的在文化上感觉不足的研究阶段，于是，20世纪30、40年代的学术界出现了西方文化热，译自欧美学者的文化史著作和国内学者编著的文化史著作多至不可胜数。(32)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对欧洲文化史包括希腊罗马文化史作了介绍。阎宗临的《欧洲文化史论要》对自希腊罗马以来的欧洲文化发展历程进行了精到阐释，为了阐述欧洲文化的起源，他对古埃及文化和古西亚文化也作了论述。其中第五、六两章论述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当时一般叙述性编译和普及介绍之作对希腊罗马文化仅泛泛而论不同，阎宗临在深入了解古希腊罗马历史的基础上对两者的文化特征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在第五章“古代希腊文化之特点”中，阎宗临指出，古希腊“与人以正确的观念，视人为一切的中心，而个人又是人的中心，这是彻底的人本主义(Humanism)”。“希腊文化以人为中心，其知识直接间接大都与人以解释”。(33)“希腊人（至少是古代的希腊人）是永远的青年，他一方面是好奇，不讲求效用，只探讨事物的本体；另一方面是快乐，不知老之将至，永远在幻想与做梦。从前一种出发，希腊建立起科学与哲学；从后一种出发，构成了不朽的艺术。”“爱形式的美，讲求健康，狂烈的冲动，喜议论，有时候自私自利，这是青年的独到处，也是希腊文化的特点。”阎宗临不仅指出了希腊文化的优点，而且分析了希腊文化的不足，“希腊人常过着一种竞争的生活，其结果形成一种个人主义。从希腊历史上看，希腊分裂成许多城邦，只有个人与城邦的意志，而缺乏民族与国家的意志。”“当希波战争后，希腊取得意外的胜利，可是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奠定统一的基础，其原因虽多，个人主义的影响是重要原因之一。”(34)
相对于希腊史，阎宗临对罗马史研究的贡献更为突出。他曾说：“我是爱读罗马史的，为此我曾到过罗马7次。”(35)阎宗临首先关注的是罗马何以从一个台伯河畔的小城邦发展成为庞大帝国。他通过分析罗马帝国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精神，解析了罗马成功的原因。“倘使我们分析罗马胜利的因素，我们首先发现是地理环境的赐予。即便吸收古代的文化，又易控制地中海。”(36)意大利半岛所处的位置“既便于吸收，又便于传播，形成欧洲文化的策源地。”(37)“罗马的文化是意志的，一方面讲求实用，另一方面发明组织。而两者的目的，在树立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强大的国家。”“无论是早期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还是对外发动侵略，都是以国家为唯一的归宿，每个公民首先须服从纪律。”“做一个好公民与好士兵，是罗马人最高的理想。罗马思想的中心就是国家”。(38)阎氏认为，讲求实用和国家至上、依法治国的文化精神促成了罗马帝国的形成：“国家是罗马人唯一的思想”，“人民以国家的福利为皈依，这是罗马独特的精神”，(39)“罗马的伟大，不在他的武力，而在他的法律”。(40)“罗马帝国的发展是由于它平等的法律”。(41)但阎宗临也指出了罗马文化的不足：“实践性多，模仿性较强，创造方面是远逊于希腊的。”(42)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关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无论吉本或者蒙森，还是其他西方学者都只强调帝国统治集团的无能、基督教的影响，却低估了奴隶起义和蛮族入侵的重要作用，也忽视了匈奴西迁的重大事实。有鉴于此，阎宗临利用中国古籍中所见资料，撰成《匈奴西迁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一文，(43)认为“汉朝防御匈奴的措施，影响至深，不能再被忽视”，着重强调了匈奴西迁对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影响，指出：“汉室与匈奴的长期斗争，使汉室执行“断匈奴右臂”的策略，匈奴中不愿放弃游牧生活者便向西迁移引起中亚的变化。更由中亚向西发展，使西罗马帝国灭亡，加速奴隶制度的崩溃，这是应该特别重视的。”在论文中，阎宗临还对匈奴西迁的具体路线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阎氏这篇文章较之齐思和先生撰写的那篇相关文章，不仅在写作年代上要早于后者，就是在观点上也各有所长。(44)
李维是罗马最负盛名的史学家之一。在战乱时期，阎宗临就注意到了李维的史学贡献。1944年，在未发表的《罗马史》中，阎氏就多次引用李维的著述并作了片断评论，认为他是“高傲的罗马史学家”，其《罗马建城以来史》第一卷对研究王政时代历史有重要价值，“叙述较为完全，然以其生于奥古斯脱时代，许多地方有过度的夸张”。(45)此后他又发表《李维(Titus Livius)史学研究》一文，根据近20种外文资料对这位西方古典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贡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论文共分六部分：时代特征：李维的史学思想；李维著述的目的；李维自成一家之言；李维写作史著的特点；李维的史学成就。阎氏把李维的史学著述置于罗马帝国初期这一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指出：“我们不能以现代史学观念，批评李维的著述，须要了解他的时代与环境，始能明白他的价值。罗马精神寄托在政治上，李维利用传述，表彰过去的史事，将历史变成一种教育的工具，深合时代的要求”，“而罗马史也从此有了定形”。阎氏在论文中不止一次地与其他学者论辩，他说：“现在研究李维者，只看他的史著是一种史料，那完全错误的，李维有他的历史观念，并非没有尽史家的职责”。对此，阎氏做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李维的历史观念，便在适用。他的罗马史缺点很多，没有严密的方法，常时夹着情感的冲动，可是他能握住史实的重心，用心理分析。使过去的史事，再现出来。他在序言中说，倘使历史知识是有用的，便在静观过去壮丽的遗址，或者为自己，或者为国家，使众人有所法。”阎氏还把李维和其他罗马史学家进行了比较，指出他的研究超越前辈之处：“老加图著《述源》一书，教其明白罗马的伟大，萨鲁斯特的著述，在反抗贵族，赞扬平民；恺撒的《高卢战记》，那是一种自我的赞扬，而李维在使罗马整个复活，使每个罗马人得到一种政治教育，这与奥古斯都的政治理想非常契合的”。(46)
上世纪30、40年代，国内影响较大的罗马史著作主要是张乃燕的《罗马史》和王文彝的《罗马兴亡史》。(47)前者是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张乃燕博士（理学）所著，分10章，以编年体叙述了古罗马从“罗马王国”（王政时代）、“罗马民国”（即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发展历程；后者分传说、共和、帝国三个时期叙述了罗马的历史，并介绍了罗马政制、思想和法律对后世的影响。从行文和体例来看，两书均带有明显的编译性质。(48)阎宗临在上世纪40年代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中于广西蒙山撰写了《罗马史》。较之上述著作，阎氏《罗马史》有其显著特点。
一是在体例上有独到之处。全书分19章：第一章、罗马史的特点；第二章、意大利的地理与罗马史的关系；第三章、罗马史的开始；第四章、王政时代；第五章、罗马初史与外族关系；第六章、罗马古代的宗教；第七章、罗马的军队；第八章、两种动向；第九章、布尼战争；第十章、东方侵略与精神转变；第十一章、克拉古兄弟改革；第十二章、马留与苏拉；第十三章、贵族与恺撒；第十四章、安东与屋大维；第十五章、奥古斯脱时代；第十六章、帝国的功绩；第十七章、基督教的创立；第十八章、后期罗马帝国；第十九章、结论。无论是张乃燕还是王文彝的罗马史，均以政体的演变为其编写线索。而阎氏《罗马史》则摈弃这种流行的体例，以专题结合编年的形式论述罗马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使读者既能从宏观上把握古罗马的历史进程，又可在微观上认识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在罗马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其次，行文简洁、信息量大、覆盖面极广。这部《罗马史》文风凝练明快，言简意赅，论述精辟透彻，含金量极高，虽仅约5万字，但却论及罗马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既有宏观的综合比较，又有微观的具体分析。
第三，史料丰富。张著《罗马史》所参考的著作主要是贝尔罕的《罗马史大纲》、波次福特的《罗马史》、约翰斯顿的《罗马人之私人生活》、迈尔士的《世界史》、阿希来的《欧洲古代文化史》以及伍光建的《西史纪要》。(49)王著《罗马兴亡史》参考的主要是吉本、蒙森、罗斯托夫采夫的著作。而阎氏《罗马史》除在行文中大量引用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萨鲁斯特、波利比阿等古典作家著作外，还参考了从19世纪30年代到1934年出版的近20种西方学者的罗马史专著，其中既有英文著作，也有法文著作，如罗斯托夫采夫的《古代世界—罗马史》、蒙森的《罗马史》、皮卡雷斯特的《罗马史论文集》（法文）和《罗马征服》（法文）、霍姆的《意大利起源与罗马帝国》（法文）、查科特的《罗马世界》（法文）、卡犹的《罗马帝国编年史》、戈利埃的《罗马的起源》、蒙田的《罗马帝国兴亡史》（法文，1934年出版）。(50)这在兵荒马乱的上世纪40年代是非常难得的，使其在史料上远远超出了同类著作，增强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第四，刻画人物生动形象，入木三分。年轻时，阎宗临就爱好文学写作，曾出版过小说，有良好的文学基础，加之他对古罗马史料、史实的谙熟。因此，他的《罗马史》文笔优美，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入木三分，常给读者深刻印象。如描写恺撒“意志很坚强，判断很敏捷，精于组织，有时不择手段，从不肯徘徊与犹疑”；安东尼“是一个勇敢而粗野的武人，善用手腕，随便，落落不羁”，而屋大维“长得很低，多病又胆怯，怕雷声与夜间的树影。外形虽如此，而内心却有勇气，很冷静，贪荣誉，竟至讲目的而不择手段。”(51)
第五，阎氏《罗马史》注意到了其他同类著作所未予关注的问题，基本上站到了国内罗马史学术前沿。如罗马军队对传播罗马文化的作用，阎宗临指出：“罗马军队与罗马文化的传播，关系甚为重要。他们驻扎一地，为时甚久，如驻苏格兰的罗马军队，常在两世纪以上。退位军人，不肯他移，与士兵驻扎在一起，协助军队，教化土人。而罗马的风俗，法律、建筑等都传播开了。”再如关于罗马初期的居民成分，阎宗临利用熟谙拉丁语的优势，从语言学的层面进行考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关于苏拉的历史地位，阎宗临认为他推动了罗马从共和向帝制过渡的历史进程，指出：“这是新时代的人物，启恺撒与奥古斯脱的先声。”(52)这种观点直到最近才被重新提出。(53)拉丁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往往被忽视，阎氏《罗马史》的第五章专门论述了罗马初史时期拉丁族与萨宾人、萨莫奈人和希腊人的关系，他指出：“罗马初史至为复杂，须从与其他民族关系上研究，始可有较正确的概念。”(54)
第六，与其他罗马史研究者不同，阎宗临对罗马历史的解释是文化的方法，也是多元的方法，即从历史、地理、人种、社会、文化、宗教诸因素上综合分析，以阐明罗马历史的发展演变。《罗马史》就列专门章节论述宗教对罗马历史的影响（第六章罗马古代的宗教和第十七章基督教的创立）、意大利地理环境与罗马历史的关系（第二章）、罗马征服后的精神转变（第十章）。在行文中，阎宗临也多次强调罗马文化精神对罗马历史发展的作用。“精神”和“文化”是阎氏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概念。正因阎氏《罗马史》具有上述特点，所以，至今读来仍使人感觉到其特色和新意，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三、结语
阎宗临生于清末，青年时代得进大学深造，受学于前辈大师，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继之赴欧洲留学12年，所以其国学基础坚实且精通西学。其学问贯通，不守一隅，有良好的史学、文献学以及西方现代学术理论的素养。阎宗临的学术事业及成就基本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打下基础。(55)40年代的战乱迁徙，无疑影响到他的学术的正常发展，但多年积累的自然成熟，仍使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述不断产生。(56)
共和国成立后，阎宗临的学术成果较之此前似乎“稍逊风骚”。他虽然竭尽心力，老而弥笃，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阎宗临对取得的成就并不满意。他曾对幼子阎守诚讲：“我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在这里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57)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受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较深的阎宗临不能充分运用他擅长的文化史观和多元比较法从事学术研究而外，也与研究资料的匮乏直接相关。阎宗临虽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和德文，有很好的研究世界古代史的语言优势。但是，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以俄为师，对西方国家的学术动态及西文的历史资料了解、引进很少，特别是阎氏任职单位地处山西，能见到的外文资料更少，语言优势毫无用武之地。50年代末，他曾对山西大学一位中年教师说：“连《圣经》都见不到，不能读，还学什么中世纪史？”表达了他对资料匮乏、禁区重重的不满。(58)由于上述两个原因，除了撰著大学世界古代史课程讲义，(59)以及利用中国古籍对西亚和中亚古国的研究外，阎宗临在50年代后没有能够对世界古代史作更深入研究，转而从中国古代史籍中研究中外关系。阎宗临学术研究取向的无奈转变，对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的发展来讲，无疑是不小的损失。
（本文承蒙阎宗临先生哲嗣、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阎守诚先生提供部分资料，谨此致谢！）
［收稿日期：2010年3月7日］
注释：
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阎宗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9页。
②郭岭松：“阎宗临：品端学萃之士”，《人物》，2002年第9期。
③郭岭松：“阎宗临：品端学萃之士”，《人物》，2002年第9期。
④原文为法文，1937年在瑞士出版，收入阎宗临：《中西交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⑤阎宗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饶宗颐序。
⑥阎守诚编：《阎宗临史学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阎守诚后记。
⑦载《建设研究》1941年第6卷第2期、第3期。收入阎宗临：《中西交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⑧西南联大校友会编：《西南联大校史稿》（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
⑨雷海宗先生曾在西南联大开设《罗马帝国制度史》课程，参见《西南联大校史稿》（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皮名举和李璜在北京大学分别开设西洋上古史和欧洲上古史课程，参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69页、第1127页；赵光贤先生也曾在辅仁大学讲授西洋上古史，与荷兰学者胡鲁士合著有《西洋上古史》。
⑩载《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8年第1期，收入阎守诚编：《阎宗临史学文集》。
(11)参见米辰峰主编：《世界古代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12)阎守诚编：《阎宗临史学文集》，第244-246页。
(13)载《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8年第2期。收入阎守诚编：《阎宗临史学文集》。
(14)该文共30000余字，有关波斯历史的部分长达20000余字。
(15)见阎守诚编：《阎宗临史学文集》，第278-279页。
(16)见阎守诚编：《阎宗临史学文集》，第291页。
(17)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18)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要》，桂林：广西文化供应社，1944年，第34、35页。
(19)周谷城先生的论文《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涉及波斯的历史地位，发表于上世纪70年代末。
(20)载《学术通讯》1963年第1期。收入阎宗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2007年。
(21)阎守诚编：《阎宗临史学文集》，第321页。
(22)载《建设研究》1941年第6卷第2期。
(23)阎宗临：《古代中西文化交流述略》，载《建设研究》1941年第6卷第2期。
(24)见于2003年6月27日阎守诚教授给笔者的信。
(25)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要》，桂林：广西文化供应社，1944年版，1948年上海重印。收入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
(26)作者未刊手稿，1944年。
(27)原载《学术通讯》1962年第2期，收入阎守诚：《阎宗临史学文集》。
(28)载《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丛刊》创刊号(1946)，又见《国立中山大学校刊》第22期(1949)，收入阎宗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29)作者未刊手稿，1944年。
(30)收入阎宗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31)山西大学排印本(1964)，收入阎宗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32)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40年代公开出版的世界文化史著作（包括译著）达30余种，如陈和山编著：《世界文化史讲话》，上海：光明书局，1939年；（美）桑戴克(L.Thorndike)著，陈廷璠译：《世界文化史》，上海：中华书局，1939改订版；（美）桑戴克(L.Thorndike)著，冯雄译：《世界文化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美）桑戴克(L.Thorndike)著，倪受民译：《世界文化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英）韦尔斯(H.G.Wells)著，蔡慕晖、蔡希陶译：《世界文化史》，上海：开明书店，1934再版；（日）西村真次著，金溟若译：《世界文化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张国仁著：《世界文化史大纲》，上海：民智书局，1932年；（英）韦尔斯(H.G.Wells)著，蔡慕晖、蔡希陶译：《世界文化史》，上海：大江书铺，1932年；（英）贺益兰(J.S.Hoyland)著，杨人楩译：《世界文化史要略》，上海：北新书局，1930初版，1932再版，1933三版；毛起鹒编：《世界文化史问答》，上海：大东书局，1930初版，1932再版；（法）利舍(C.R.Riche't)著，唐易庵译：《世界文化史大纲》，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美）斯温(J.E.Swain)著，沈炼之译：《世界文化史》，上海：永安文选社，1943年；（英）吉尔斯(A.F.Giles)著，王师复译：《罗马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刘炳荣著：《西洋文化史纲》，上海：太平洋书店，1926年；常乃惪著：《西洋文化简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33)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第133、134页。
(34)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要》，第37、39页。
(35)阎宗临：《罗马史》（手稿），1944年，自序。
(36)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要》，第54页。
(37)阎宗临：《罗马史》（手稿），第3页。
(38)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要》第53、56、57页。
(39)阎宗临：《罗马史》（手稿），第2页。
(40)阎宗临：《罗马史》（手稿），自序。
(41)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第149页。
(42)阎宗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第179页。
(43)载《学术通讯》1962年第2期。收入阎宗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44)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载齐思和：《中国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70-287页。
(44)阎宗临：《罗马史》（手稿），第19页、第6页。
(45)阎宗临：《李维史学研究》，载《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丛刊》1944年创刊号，又见《国立中山大学校刊》1949年第22号，收入阎宗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关于对这篇文章的评价可参见李长林《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47)张乃燕：《罗马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王文彝：《罗马兴亡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48)王文彝著《罗马兴亡史》在版权页上注明此书为“译著”。
(49)张乃燕：《罗马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38页。
(50)阎宗临：《罗马史》（手稿），第44页。
(51)阎宗临：《罗马史》（手稿），第29、第31页。
(52)阎宗临：《罗马史》（手稿），第16页、第10页、第22页。
(53)国内学者多认为，苏拉独裁与恺撒独裁形同而实异，是一种维护元老贵族利益的保守政治，如高教版《世界上古中古史》即持此说。
(54)阎宗临：《罗马史》（手稿），第9页。
(55)奠定其学术地位的论著如《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1937)、《巴斯加尔的生活》(1935)和《关于波特莱尔的研究》(1935)均发表于这一时期。
(56)《欧洲史要义》、《欧洲文化史论要》、《李维史学研究》、《罗马史》等撰著发表于此时期。
(57)阎守诚编：《阎宗临史学文集》，第421页。
(58)阎守诚编：《阎宗临史学文集》，第420页。
(59)在这些讲义中已经难得一见像《罗马史》、《欧洲文化史论要》中行文的洒脱灵逸和观点的新意迭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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