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位一体”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概念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立唯物主义哲学，有两种途径：一是将精神与物质关系主要理解为本体与属性的关系，二是将其理解为实践关系。前者只能得到自然唯物主义，而后者则必然地得到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以实践概念作为内部地颠倒黑格尔哲学的突破口，由此，必然把整个世界历史理解为“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必然内在地导致物质本体论、认识—改造论与历史观的“三位一体”的哲学体系。人的批判性与建设性实践活动和人在实践中的发展，是贯通整个体系的主线。由此而导致一系列极其深刻、丰富而“管用”的理论结果，构成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1845年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标志着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因为从此开始，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作为“客观物质活动”的实践概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人类的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活动——“革命的实践”的概念，贯穿在整个《提纲》中，并且从此之后，贯穿在马克思一生的思想轨迹中。全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不管其观点如何不同，都异口同声：实践概念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新思想的发源地。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历史上一切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用“实践”概念来颠倒唯心主义哲学，由此而吸收了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合理内核”。那么，马克思为何要用这一概念，而不从其他途径来建立其唯物主义呢？这个问题，是理解这位伟人的关键，是识破围绕马克思的层层思想迷雾的关键，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的关键。为此，我们应当讨论颠倒唯心主义、建立唯物主义在逻辑上的可能途径，然后讨论马克思为何要选择人与客观世界的实践关系来作为突破口，并且讨论由此而必然地得到的理论体系。
一、“颠倒”唯心主义哲学的两种途径
唯心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智慧树上“不结果的花”，对世界和人生的奥秘，做出了许多宝贵的探索。然而其最根本的缺陷，是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对于唯物主义来说，必须将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使这朵花结出丰硕的果。那么，如何进行这种颠倒呢？逻辑上有下述两类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把人的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在本体论上，将其理解为本体与属性或机能的关系；二是在认识论上，将其理解为人的精神与周围世界的直观关系。关于第一个关系——精神与物质间到底谁是本体，谁是属性或机能？一直是英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焦点。如果我们认为精神是物质的机能与属性，并进一步认为联系与发展是物质的固有属性，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世界图景。这在本质上，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世界图景。
看来，这似乎是建立唯物辩证法的最直接、最省力的途径。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就曾经通过这条途径，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他的哲学的核心，是揭示人脑活动的物质性本质，认为“思维是脑的活动，恰如步行是足的活动一样。……思维是作为主观的、内在的过程而被我们感觉到的。”所以，人脑的活动是大脑物质的机能和运动。由此而得到了这样的物质世界图景：“永恒的物质、不灭的物质，事实上或实际上不过就是它的可灭的现象的总和。”①
这种“颠倒”途径，从纯自然科学角度来看是正确的，因为它从物质的自然属性上，反映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然而，它并不深刻。其最严重的缺点是：只是理论地讨论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以“解释世界”；而不是从精神与物质的现实关系中，即从“改变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来分析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实际上，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决不仅仅是物质本体与其自然属性的关系，以及精神与周围世界的直观关系。精神与物质之间的这两种自然关系，在现实中是溶入于人与客观世界的实践关系中的。只有人与客观世界的实践关系，才是精神与物质的现实关系，在实践之外不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
因此，如果我们不从实践关系中，而只从本体与属性、机能关系，以及精神与周围世界的直观关系上坚持唯物主义，那只能是自然唯物主义（尽管表面上可能是辩证的），而不能得到包括人的历史活动在内的真正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这种自然唯物主义，至多只能解释客观物质世界，而不能说明与指导人类改变世界。所以，它只是在自然观方面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要用这种唯物主义来“唯物地”解释历史，只能把社会理解为自然界的物质，把自然界的物质性与辩证法外在地套用在社会头上，人与社会被当作一部物质性的机器，而不是关于人类批判与建设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哲学。
马克思没有采取这种途径来建立他的唯物主义。这有两大基本原因：一是马克思给自己确立的历史使命。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位伟人，马克思建立唯物主义，其理论目标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给自己确立了伟大的历史使命——进行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实践，认识其客观规律。这客观地需要他从人类实践活动中，探索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二是马克思的深厚的哲学素养。马克思看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只能存在于人的实践中，决不可能存在于实践之外。离开对实践的科学分析，绝不可能得到精神与物质的现实关系。而在西方哲学中，唯有德国古典哲学，才从人类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上，讨论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而实践是人类改变世界的活动，因此，实践中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必然是辩证的，在黑格尔哲学中尤为如此——这是“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的辩证法，因为它“在对现存事物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②。然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这种辩证法，却把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倒立”了。马克思要建立自己的唯物主义，必须既要继承其关于精神与物质关系的辩证法，同时“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③，找到实践中精神与物质间的正确关系。这两个原因，使马克思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内部，抓住人类改变世界的实践，来对精神与物质关系进行“再颠倒”，以建立他的“新唯物主义”。这显然是与上述“第一条途径”完全不同的途径。
这两条完全不同的途径，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理论结果。如果说，抓住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自然关系——本体与自然属性的关系，对英法唯心主义哲学进行“再颠倒”，其结果只能得到自然唯物主义；那么，抓住精神与物质的实践关系，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进行“再颠倒”，则会产生真正反映精神与物质的现实关系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而要建立这样的唯物主义，必须深入到德国古典哲学内部，找到其怎样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把物质世界归结为精神，然后反其道而行之，从实践关系上把被其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但却是能产生出新的世界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为了理解马克思的这条道路，我们现在分析一下德国古典哲学所特有的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核心概念——实践。
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特有概念——实践
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萌发于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赫然以“实践理性”为书名，并作为其哲学的最基本概念之一，这在哲学史上可谓破天荒之举，为实践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安家落户，开辟了地基。并且，康德认为，人的理论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它只能形成人们关于客观世界的现象的认识，而不能形成关于“上帝、世界和灵魂”的本体的认识。因此，在对本体的认识上，只能由“实践理性”来“信仰”。因此，“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这些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在“理性至上”的西方思想传统中，抬高实践理性的地位，颇有积极意义。他的实践理性，乃是建立理性社会的法则，而根据实践理性的行动，则是建立理性社会的行动。所以，他的实践理性，将哲学舞台的聚光灯，放射在建立社会的行动上，放射在社会哲学上，此亦一大贡献。然而，康德的“实践”，仅仅是人的伦理行为，而不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这种实践似乎是无对象的“实践”。何况，康德强调的是“实践理性”，而不是实践本身。
康德的学生费希特的实践概念，比其老师大大前进了一步，第一次真正将实践作为一种以物质为对象的活动。他认为，主体精神——“自我”，把自己投射于空间，或者把自己外化为物体，从而创立了物质世界。自我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目的，是因为它作为活动的存在物，需要一个对立的世界，在那里它能够奋斗，从而意识自己，由此而获得自由。物质世界是其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于是，物质世界成为“人类职责感性化的质料”。“自我”与其创造的“非我”世界之间的关系，即是实践。“非我”世界，则是实践的对象。费希特给“实践”一词以对客观世界的“创造”和“斗争”的含义，并且认为人是通过这种实践而不断发展的④。然而，这些观点是建立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基础上的，因而不可能是科学的。
黑格尔的实践概念，是在唯心主义领域内所能达到的巅峰。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是《精神现象学》。在此书中，黑格尔力图证明人的精神现象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客观的“绝对精神”，通过人的自我意识，而自我发现的过程。这种精神的劳作，被黑格尔理解为“劳动”。人通过劳动，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结果，其正好形成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消极方面与积极方面。
消极性方面：这是劳动的终极目的方面。黑格尔通过对“劳动”过程的辩证分析，将人的精神现象一步步地还原，从而将人的各种精神现象——“艺术、宗教、精神”等“主观精神”，“确信客观对象实在性”的所谓“客观精神”，以及这两种精神的统一的“绝对精神”等等——归结为绝对精神在自我认识过程中，所经历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由此证明一切感性现实不过是绝对精神为了自我发展、自我认识而采取的异化形式。而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就是人的“劳动”。人通过“劳动”，发现了自己的根源——“绝对精神”，这是劳动的终极目的，整个物质世界无非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人对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过程，就是包容了整个世界的过程。这就是黑格尔的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马克思说：“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样的观点以为：既然它已经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纯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⑤黑格尔“劳动”概念的这种消极的方面，迫使马克思“逆黑格尔之道”，把黑格尔通过对现实的层层扬弃得到的“绝对精神”，还原为客观现实，归结到它的现实的基础上，对颠倒的哲学再颠倒，从而内在地实现对其批判与改造。
积极性方面：这是劳动过程的各个阶段中，所产生的各个结果方面。黑格尔把劳动理解为绝对精神通过人，以自然物质为材料，实现自我认识的过程。各种精神现象——艺术、宗教、哲学等等，是这个精神劳动的产物。于是，黑格尔的“实践”概念或“劳动”概念，具有了在康德哲学与费希特哲学中所未曾有过的伟大的宏观历史意义。马克思对此极其珍视，将其作为解释历史发展的立足点。他指出：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使自身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是可能的：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这又是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⑥由此，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的诞生地、秘密的秘密，乃是“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人看成是自己劳动的结果，把劳动看成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而其中作为宝藏的宝藏是：社会的各种精神形态，如艺术、宗教、哲学等等，原来是劳动过程的产物。这意味着道出了社会的精神现象的实践来源。当然，在黑格尔那里，这个合理因素是被裹在唯心主义的层层迷雾中的——因为他的劳动，只是绝对精神表现在人身上的劳作，其产物归根到底只是绝对精神在不同阶段的“异化”式的表现形态。
从以上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建立在“实践”概念基础上的唯心主义。他的“劳动”概念的消极性意义与积极性意义，都使马克思抓住它，作为颠倒唯心主义，揭示精神与物质的真正现实关系的突破口。这一事实，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必然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针锋相对，成为建立在“实践”概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
三、“实践”的本来面目及其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
要开创建立在实践概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哲学，首先必须彻底改造黑格尔的劳动概念，还其本来面目。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根本缺点是把人的劳动理解为“精神的劳作”⑦，物质本身只是精神的产物，其作用仅仅是“供给材料”而已。这导致黑格尔在一系列问题上，得到了颠倒事物本来面目的结论。例如，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黑格尔太偏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而没有同时注意人与自然之间的劳动过程”⑧。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黑格尔主张，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如此等等。
在《莱茵报》中所碰到的实际问题的需要，使马克思首先不是在一般哲学上，而是在特殊哲学——法哲学上，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局部性的颠倒。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这引发了马克思追根求源，对黑格尔整个哲学进行批判与“颠倒”，其成果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恢复“实践”活动的本来面目，将其作为人类改变客观物质世界的“客观的物质活动”，是其立论的根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当那实际的、肉体的、站立在坚实稳固的地球上的、呼吸着一切自然力量的人，通过他的外在化，建立他的实际的客观的性能作为异己的对象时，则这种建立并不是主体；这种建立乃是客观的性能（‘客观的性能’，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译作‘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引者）的主观性，因而它的活动（即实践活动——引者）也必然是一种客观的活动（马恩全集译作‘对象性的活动’——引者）。”⑨值得特别指出，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明确指出，实践是“一种客观的活动”。“客观的”一词，德文原文为gegen-standliche，意思是“具体的、形象的、客观的”，有时也引申为“对象的”意思。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所说的“客观的活动”，意思是“客观的物质活动”——因为人与人的生存环境是物质的，所以“建立”其实践产物的实践活动，当然是客观物质活动。主体“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⑩。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用科学的“实践”概念，对上面的发现及其意义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概括与总结。他鲜明的指出，作为“人的活动本身”的实践，应当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andliche]活动。”(11)这是马克思长期哲学思考的产物和总结，也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基本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看来，实践虽然是人的精神指导下进行的过程，但归根到底，并非精神的自我创造或自我发展，而是物质的自我创造与自我发展，所以，是在世界物质内部进行的“客观的物质的活动”。
在紧接着《提纲》而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客观的物质活动的实践，被进一步明晰化为“物质生活的生产”和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由此而形成科学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概念(12)。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原意，是指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不是指精神生产活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客观物质性的分析更加透彻明朗：“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13)以此为基础，马克思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由其生产力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及其运动。
在确立了实践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活动”的基础上，马克思围绕着人与客观世界的实践关系，颠倒黑格尔哲学，剖析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从而得到了前人所未能得到的一系列理论结果，开创了“新唯物主义”。
四、“再颠倒”的结果：新唯物主义的发现
马克思用作为“客观的物质活动”的“实践”概念来代替黑格尔的“精神劳作”，实现了对唯心主义哲学的颠倒。如前所述，在黑格尔看来，人的作为精神劳作的“实践”，是在绝对精神的力量驱使和支配下进行的活动。绝对精神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决定，表现为实践活动中的能动与受动的两方面。所谓“能动的方面”，指绝对精神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力量的来源；所谓“受动的方面”，指绝对精神规定着人如何“劳动”，人不过是由绝对精神支配的玩偶。而马克思的作为客观的物质活动的实践，也正是从这两方面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颠倒：
从实践的能动方面来说，马克思指出，不是精神产生物质，而是物质产生精神。作为“客观的物质活动”的实践，当然是在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的能动力量的驱动下进行的。然而，这种精神性能动力量，不是所谓“绝对精神”在人身上的体现，而是物质固有的本质力量在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身上的特殊形式，因此，不是精神产生物质，而是物质产生人的能动精神。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14)。而驱动人的实践活动的人的主观能动力量——人的生命力、主观欲望、才能等等，正是这种“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本质力量”的特殊形式。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5)。它们不是上帝或绝对精神赋予人的目的，而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最原始的物质性的生存目的，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力量。
从受动方面来说，在实践中，不是精神支配物质，而是物质支配精神。马克思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16)支配实践的物质力量有两种：进行着精神活动的物质自身的客观需要，以及作为实践对象的外部的客观物质。首先，人的精神由实践者自身的客观物质性所支配。在人的能动性之中，就含有由其客观的物质状态所必然产生的客观的需要，它规定着人的意志和欲望、激情与热情。这种客观的需要（例如，现代行为科学家马斯洛所说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交往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等等），被黑格尔神秘主义地理解为绝对精神对人的支配；而在马克思看来，它只是生命物质自身的客观的需要，它支配着人的精神。其次，人在实践中，还被客观存在的实践环境与对象所规定：人“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17)。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主观精神由作为实践环境与对象的外部物质世界所“设定”，乃是人能够“设定”（改造）客观对象的前提与原因。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的能动的精神，是物质所固有的本质力量，是由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自身的物质状态所产生的，是由主体物质自身的客观需要与实践的物质环境与对象所决定的。因此，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不是精神产生与支配物质，而是物质产生与支配精神。至此，被黑格尔颠倒了的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被彻底颠倒了过来。这种颠倒不是重复旧唯物论，而是导致了下面所说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理论发现，开创了“新唯物主义”。
第一，从本体论角度来理解这种颠倒，将得到物质本体论（广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图景。
首先，人类社会应当在整个的自然物质世界之内来理解，因为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已经说过，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指导实践的能动的精神，只是实践活动中由物质派生的现象，其发源于并受制于物质过程，并且最终也表现于物质过程中。所以，总的说来，精神活动于物质之中，而不是活动于物质之外；由实践活动构成的人类社会现实，只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本体论”，实在是大谬不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把自然物质归结为实践“本体”，而是把实践归结为物质本体，把人类社会历史过程归结为“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人类社会无论在时间跨度上，还是在空间跨度上，都只是整个的无限的自然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
其次，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只有通过实践，通过人的劳动，把其生存环境——自然界，纳入于社会自身中，社会才能生活下去。如马克思所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8)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既然人类社会属于整体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自然界又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不断被纳入人类社会，二者互相渗透，互相映现，“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9)这就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的含义。
应当指出，从实践生活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把自然界纳入于自身生活中，同从时空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二者并无矛盾。恰恰相反，前者是以后者为前提的。马克思在阐述了上述自然与社会统一思想后，接着说：“……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0)这就是说，正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人才能依靠自然环境，并把整个自然环境纳入到自己的社会生活中。整体与部分可以相互包含、相互渗透，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部分可以映现整体。
如果我们把广义的自然观，称为物质本体论，而把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称为历史观，那么，上述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便是物质本体论与作为它的组成部分的历史观相统一。这是用实践颠倒黑格尔唯心论的一大重要成果。在我看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大理论成就，正在于建立了这种统一，从而为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化开辟了道路。而“劳动异化”理论，只是这一理论成就在当时所采用的形式。如此阅读《手稿》，才能抓住其唯物主义本质。
物质本体论与历史观的统一，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它建立了彻底唯物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图景：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个物质世界既在时空上包容了人类社会，又与人类社会相互贯通，作为人类社会的“无机的身体”，与人类社会统一地发展。人类历史被纳入于普遍的物质过程中，因此，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同时，自然过程又被纳入于人类历史中来理解，因而，人类历史也是对客观自然界的改造与创造过程。由此，得到彻底的、能动的唯物主义。
第二，从“认识—改造论”的角度来理解这种颠倒，将得到物质本体论与认识—改造论的统一的物质活动过程。
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劳作创造世界历史的思想，而将其颠倒过来，使之成为人们的物质性劳动创造世界历史的思想。于是，在人类诞生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和人周围自然物质世界的发展史，被理解为人的物质生产劳动的结果。用马克思的话说，“……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1)。这个统一的发展过程，分为人自身的发展过程与对象物质世界的发展过程。
其一，人自身的发展过程。在实践活动中，人的能动方面，是人的发展的内在动力，它驱使人通过对象物质世界表现自身，展示着自己日益丰富的、多方面的本质力量；而人的受动方面，则是促使人发展的外在动力，也是实践所需的物质材料的来源——客观世界不但养活了人的生命，而且不断向人的心身展示自己无限丰富多样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的本质力量，把丰富复杂的客观现实烙印于人的心身，塑造着人，使人类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人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都是在历史过程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22)。恩格斯则分析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丰富了这一深刻思想。而马克思的著名的“劳动异化”理论，正是关于人类通过劳动如何发展的一种初步的理论设想。
其二，周围物质世界的发展过程。人的能动性驱使人不断把自身的本质力量烙印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人化，从而使其不断发展。马克思说：“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而指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24)当今现实愈来愈惊人地证明，周围自然界正日益成为人类实践的产物。
上述两大发展过程的统一，有两个意义：第一，它是世界物质本体（分为人与对象自然界）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它又是人类认识与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过程。所以，这两个过程是统一的。反映前者的理论是物质本体论，而反映后者的理论应当正确地叫做“实践论”或“认识—改造论”。因此，物质本体论与认识—改造论（或实践论）是统一的。这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又一个重要结论与特征。
说物质本体论与认识—改造论相统一，同样遇到一个问题：物质本体的发展史在时空跨度上，当然远远大于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二者如何统一？为什么“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毫无疑义，人类周围的物质世界的发展史与人对它的认识与改造的历史是统一的。困难在于如何解释人类出现前的自然史，以及远离人类社会的自然过程是怎样与人类实践活动相统一的。在我看来，这些在时空上原本远离人类存在的自然过程，通过下述途径进入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其一，人类出现前的自然史实质上是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产生史，它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成果及其遗迹，都一同进入到人类的实践生活中。地球本身、地球上的生物与非生物，都是宇宙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人们在实践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信息，大多是历史信息，包括从地质层和遥远的星系中传来的信息——一句话，过去的历史溶入于今天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溶入于今天认识与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中。因此，当我们认识与改造现实的物质世界的时候，也同时认识着既往的历史，改造着既往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所造就的各种产物，使其处于“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中。那种把今天的实践与人类出现前的历史截然区分的观点，是形而上学。其次，那些在空间上远离人寰的事物——银河、行星等等发生的事件，也通过进入人类认识过程，进入神话、科学、艺术中，而参与人类历史的进程。例如，哥白尼学说与托勒密学说之争，使行星运动参与了人类历史进程，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物质本体论与认识—改造论的统一，使我们的认识达到了整个自然历史与人类现实活动的统一的辩证思想的高度。
物质本体论与认识—改造论的统一，其巨大的理论意义在于：把整个物质世界（包括人与作为实践环境与对象的物质世界）的发展过程，溶入于人类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来理解，从而使前面所说的本体论图景，得到了更深刻、更具体的刻画——人的意志、情感和认识，是怎样地被客观物质世界所支配，怎样反映客观物质世界，以及如何创造与改变着客观物质世界，并与此同时，人自身也获得发展。因此，它使我们能够从人的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的角度来理解物质世界的发展过程。
第三，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理解这种颠倒，又将得到历史观与认识—改造论的统一，从而使上述关于人的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过程的思想，成为解释历史发展的理论工具。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发展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人类批判与建设客观物质世界的过程，是把自然界人化的过程。所以，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人们产生了为其服务的精神活动，包括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与贯彻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力机构。这实质上正是前面“认识—改造论”所说的人的意识与客观物质关系，在历史观上的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先系统地分析了人类的各种物质性活动，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分析了由此活动引发的一系列活动后，他说，“只有现在，当我们已经考察了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指‘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需要的满足引起新的需要、人口的自然关系、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四者——引者）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5)宗教、哲学、国家和法等等，便是这样产生的。马克思的这一发现，在他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被科学地表述为众所周知的经典形式：“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6)在这里，社会意识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关系，同认识—改造论中主观思想与客观物质的关系，是同一关系。历史观与认识—改造论获得了统一。
历史观与认识—改造论的统一，其巨大的理论意义在于：用人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关系，以及此关系中的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来解释历史发展，从而使原来蕴含于“物质本体论”中的唯物史观，获得了具体化。如果说，在物质本体论与历史观的统一中，历史观只是被归结为“自然历史过程”，那么，通过历史观与认识—改造论的统一，这个“自然历史过程”进一步被理解为■■的实践活动过程，实践中精神与物质的相互作用过程，从而得到了对社会结构与历史结构的解剖。
用上述“三个统一”来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可以得到较清晰的认识。如果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是揭示了物质本体论（广义的自然观）与人类历史的统一；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前几条，主要是将这种本体论的结论与认识—改造论相结合；那么，在《提纲》的后几条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主要理论任务，则是把这种已经归结为物质本体的人类历史，进而归结为认识—改造论，用实践过程中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来进一步解剖历史结构，从而从最根本的哲学原理上，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分析。这样就使马克思在《手稿》中把历史观唯物主义化的思想，得到了具体的结构上的展开。至此，马克思真正完成了唯物史观的发现，《德意志意识形态》于是成为马克思哲学理论成熟的标志。所以，以人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为主线，以历史观为核心，揭示物质本体论、认识—改造论与历史观三者的统一，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这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基本构架。
五、物质本体论、认识—改造论与历史观“三位一体”体系
综上所述，马克思不用第一条途径——自然物质与其属性、机能的关系，而用第二条途径——人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关系，来颠倒黑格尔唯心主义，得到了与旧唯物主义完全不同的“新唯物主义”。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通过物质本体论、认识—改造论与历史观三者的统一，而建立了唯物史观。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只能是这三者“三位一体”的体系。
“三位一体”的说法，最初起源于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家圣奥古斯汀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三者是三位一体的。他说：“在现世事物中，一件事物并不像三件事物一样多，而二件事物比一件事物多。但在至高的三位一体中，一位等于三位，三位不多于一位，……大家在各位里面，各位在大家里面，大家合而为一”(27)。撇开其神学内容不谈，仅就“三位一体”的格式而论，这段话含有辩证法。它实质上是整体系统中各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神学形式下的表达。所谓“三位一体”，即系统的整体的质渗透于其组成要素中，各个要素之间也相互渗透、相互映现，从而形成整体的质(28)。用三位一体结构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其含义如下：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物质本体论、认识—改造论和历史观三者组成的体系，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不是仅需一位（如“认识论”）。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现行体系中的“三大块”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内在的逻辑要求的■取消这三大块中的任何一块，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
第二，这“三位”是统一的，彼此贯通，相互包含，是同一理论的三个不同方面，而不是相互分离或相互交界的诸方面。“三位一体”，意味着“三位”共有“一体”，是同一“体”的三个不同方面而已。物质本体论着重从物质本体的角度，来揭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把人类历史纳入自然史之中来理解，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而认识—改造论着重研究这个物质本体中，人与客观物质世界之间的实践活动关系，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干”。历史观则研究这个物质本体中，人类活动的结果——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课”。由此而组成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从这一点来说，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需要较大程度的变革与改进。
第三，在“三位一体”的体系中，某一“位”的内容，由于其他两“位”的渗透而丰富和具体。同时，其他两“位”由于渗透到某一“位”中，而使其潜在的内容得到展开，在更多的层面上表现自己。从我们前面的论述中，对此已可窥见。
这个“三位一体”的体系，为马克思完成他赋予自己的理论使命，开辟了道路。通过三者的统一，马克思把人的实践活动归结为物质本体，把历史归结为人类批判与建设世界的实践活动，归结为人的生成过程。而此过程，即是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于是，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29)在今天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设过程中，这个以人的实践活动——批判与建设客观世界的活动为主线的理论体系，当然最具有我们时代的精神，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指导我们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的强有力的哲学思想体系。
注释：
①狄慈根：《人脑活动的本质》，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6-17、32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④参看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7-20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4-24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⑧柏耶尔：《黑格尔的实践概念》，《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⑨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1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3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16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16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12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3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27)《基督教名著集成》第一部第十卷，金陵神学院版，第159页。
(28)参见鲁品越《元素映现系统整体》，《自然信息》1985年第1期。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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