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倩影[1]2002年在《孙中山与邓小平文化观之比较》文中认为本文主要探究了孙中山与邓小平传统文化观、西方文化观、文化选择与融合观的异同。孙中山与邓小平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他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却比较一致。邓小平的文化思想继承了孙中山关于中西文化的正确观点，突破了孙中山的思维与理论局限，成为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指导思想。总之，二者选择与融合中西文化的努力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一部分：从对传统文化的总体评价、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具体方法叁个角度论述孙中山和邓小平传统文化观的异同。二者对传统文化的评价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批判继承，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具体方法也基本一致，但是邓小平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残余的认识比孙中山透彻，因此反封建也更为彻底。 第二部分：二者对西方文化的总体评价是既有长处也有弊端，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以及借鉴学习西方文化的方法也有相同之处。但是，具体来说，孙中山对西方文化的肯定多于邓小平，主张全方位的学习西方文化，而邓小平主要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对于西方的制度和精神持批判态度。 第叁部分：孙中山与邓小平都主张融合中西文化，二者在文化选择与融合的价值标准、实现方式以及价值目标上有一些相同的见解，但是，由于时代和环境的优势，邓小平比孙中山更好地完成了文化融合的任务，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指明了道路。 文章的结尾，对孙中山与邓小平文化观的关系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且指出了比较两者文化观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郭晓光[2]2004年在《毛泽东与邓小平中国传统文化观之比较》文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内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乳汁成长起来的一代伟人，然而，由于历史、环境和主观等方面的制约，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必然存在着差异。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重在继承，邓小平的传统文化观重在超越。总之，他们的传统文化观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一部分：毛泽东与邓小平实事求是观之比较。从中国古代唯实思想到实事求是，论述了“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观有着共同的理论来源、目标指向，都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但毛泽东是我党历史上最先发扬光大了这种实事求是学风，而邓小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 第二部分：毛泽东与邓小平中庸观之比较。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过犹不及是中庸观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继承了中庸观这一方法论，毛泽东的中庸观有着很高的哲学思辩，而邓小平的中庸观更多体现在政治实践中，而且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对中庸观的误用。 第叁部分：毛泽东与邓小平义利观之比较。义利之辩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叁个阶段，儒家倡导义利双修。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如何处理公利和私利的关系上是一致的，不同点是毛泽东晚年走向了重义轻利的极端，而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而且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 第四部分：毛泽东与邓小平民本思想之比较。“民本”主张是内圣外王的思想基础。毛泽东与邓小平都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而且邓小平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观发展到“使人民满意”。 第五部分：毛泽东与邓小平大同思想之比较。首先中国传统大同思想源远流长，但都带有乌托邦式的空想色彩。毛泽东与邓小平超越了传统大同思想，不同点是二人实现大同思想的途径不同，而且晚年毛泽东陷入了空想。 文章的结尾，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传统文化观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且提出了比较两者传统文化观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佚名[3]1997年在《1996年中国近代史论文着作目录》文中研究指明１９９６年中国近代史论文着作目录近代史所图书馆论文一、总论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刘大年近代史研究６期浅谈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演化张磊人民日报５月１６日中国近代社会的叁种爱国观——兼谈对爱国主义的一点思考汤毅平刘云波史学月刊３期略论近代中华民族精神俞祖华...
刘丽, 胡槿, 杜华[4]2005年在《2004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指出论文一、总论、专题200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虞和平·近代史研究,4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的两种思想和方式·李云峰·安徽史学,5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与评价·郭德宏·史学月刊,7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马敏·史学月刊,6中国近代史
佚名[5]2002年在《2001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研究指明论 文一、总 论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吴剑杰 .近代史研究 ,2史料学的内容与研究史料的方法 .李良玉 .安徽大学学报 ,1要多研究转型期的历史 :专论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期的某些变化 .来新夏 .福建论坛 ,5俯瞰中国近代的新视角 .〔日〕
刘云凤[6]2016年在《近代以来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公平问题在中西方的历史上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了对公平问题的探究,从对“公”、“平”、“正”、“义”的阐释到对大同社会的美好憧憬,展示了人们对于公正平等社会的向往。西方对公平问题的探究在古埃及就有文字记载,表明公平最初是同人们的劳动实践及分配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西方的公平思想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派别。中西方历代先贤们的公平思想对于当前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认识和解决公平问题仍然具有启发意义。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环境、运行程序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特别是非市场原因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反映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改革中各种矛盾的阶段性和集中性爆发,深层次社会矛盾的显现,使得公平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国家和政府也非常重视公平问题,从最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显示了政府解决公平问题的过程与决心。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梳理近代以来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探析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总结归纳其中的教训和经验,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析、解决当代中国的公平问题可以提供某些借鉴和启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采用历史学方法、政治学方法、传播学方法等,对近代以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论文内容包括绪论及六章内容。论文在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研究方法与结构、基本概念的界定。在基本概念的界定部分,阐述了“公平”、“公正”、“正义”的异同,介绍了公平的类型等,指出了平等是衡量公平的重要指标。论文梳理了西方历史上的公平思想,筛选出了近代以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包括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契约论公平思想、功利主义公平思想、拉斯基民主社会主义公平思想、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论、沃尔泽和米勒的多元正义论,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也是产生于西方的公平思想,但在性质上与西方其他公平思想截然不同,所以在分类上单独列出。分析了上述公平思想在西方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对这些公平思想进行概括、归纳、提炼。西方公平思想随着列强的侵略涌入中国。基督教神学早在唐朝时期就传入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圣经》完整译本在中国的出现,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传教士作为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的传播主体,通过直接讲道、写作或翻译书籍、创办教会学校、发行报刊等方式进行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的传播。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在内容上具有麻醉性、消极性,鸦片战争后被列强利用充当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奴化和驯顺中国人民,以利于列强的殖民侵略;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在客观上冲击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成为太平天国的理论来源之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是西方平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契约论公平思想是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传入中国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天赋人权思想、叁权分立思想等逐渐传入中国。契约论公平思想源自霍布斯、洛克、卢梭,其主要内容包括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王韬、郑观应、何启、胡礼垣较早地接触到或传播了天赋人权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对契约论公平思想的间接或直接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派杨廷栋、邹容、刘光汉、陈天华、孙中山也传播了契约论公平思想。西方契约论公平思想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促使了民众国民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但也由于救亡图存的工具性,在传播过程中疏离了西方契约论公平思想的本意,从而导致了影响的变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社会的热潮促使了公平思想的广泛传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造社会的热潮中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开始传入与传播,功利主义公平思想也得到了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李达、陈独秀、陈望道、毛泽东等通过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翻译出版书籍、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等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进行了传播;一些国民党人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问题与主义”之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此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主要是社会制度公平思想,即铲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对经济公平也有一些探讨。胡适、高一涵等在知识界传播功利主义公平思想。功利主义公平思想影响主要在理论层面,是五四时期“民主”的思想资源,“科学”的重要内容,是改造国民性、增强国民个人权利意识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指出了公平社会的新方向,其影响在不断扩大,并且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20世纪叁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与其他公平思想展开博弈。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专制主义在制度公平方面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博弈。李达、李一氓、吴亮平(吴黎平)、郭大力、王亚南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着作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中国20世纪叁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民主社会主义,主要传播者是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施复亮等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所谓“计划化民主国家”的公平社会难以实现。新专制主义覆亡、自由主义式微、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胜利,这是历史和人民的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叁十年,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践行中出现了曲折,在建立相对公平的基本制度之后,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实践中进行了探索,出现了波折,由最初的追求平等到陷入了平均主义的误区。此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主要是社会制度公平思想、分配公平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公平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权利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按需分配原则。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解读与实践,使之附着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与平均主义的色彩。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平思想的传出现了新气象,因此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对公平正义思想的吁求,从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方面透析西方公平思想的影响。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包括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论、沃尔泽和米勒的多元正义论。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可批判借鉴西方其他流派的公平思想,以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平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历程启示我们在当今时代应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各类传播主体的潜力、充分发掘各类传统传播媒介和新媒介的功能,还应重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中国化实践,以增强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的传播力,巩固其主导地位。
秦宁波[7]2016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活于五千年文明黄土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也不能完全割断与儒家文化的关联,儒家文化基因不会随时代发展而被轻易地彻底遗忘。在世情、国情、党情、人情的综合分析中理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产生的原因:(1)近代中国内外危机中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的藩篱困境,共产党人早期思想中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与实质,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特权势力和专制制度,打破宗法礼教的“吃人”束缚。(2)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推进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寻找未来的出路,文化理论是内含于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特别是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成为党的儒家文化观所恪守的基本准则。(3)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有纯粹文化载体的儒家文化,也有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早期共产党人的批判不是偏激的全盘反传统,在批判的背后不乏对儒家文化价值的理性判断和清醒认识。(4)人的思想受遗传、环境、历史、教育及偶然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教育对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体系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渊源,这与其早期身受的儒家文化协同教育的结构、方式、内容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片面到全面、感性到理性的探索过程,在综合呈显标志、影响因素及主要特点基础上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发展进程分为叁个阶段:(1)儒家文化观的孕育阶段:1921—1927,孕育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观与民主革命的实践联系到一起,无法脱离反封建的主题孤立存在;早期共产党人具有跨文化的品格特征,左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发展宽度。(2)儒家文化观的雏形阶段:1927—1938,雏形阶段的基本特点:抗战成为儒家文化观的转折点,其初步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关联;党的传统文化自觉逐渐觉醒,重视并推动对儒家文化的再认识;“孔子”不再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儒家文化开始结合;儒家文化观不仅是认识的呈现,也反映在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3)儒家文化观的发展阶段:1938—1949,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观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脱离开发展的历史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提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法”;儒家文化观体现在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党的建设叁个层面的关系处理上,儒家文化观的内容更加广泛;儒家文化观集中体现在领袖人物的言论中,领袖群体在儒家文化问题认识上具有共识性。儒家文化存在的种种缺陷和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冲突,党从当时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出发,认清其本原内容及被曲解所引发的负面影响。第一,作为封建社会“官学”的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特别是儒家文化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成分,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其内含的糟粕会抑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二,儒家礼教、纲常伦理是“符号的孔子”的内涵之一,其与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目标、任务、社会矛盾的解决相背离。对于儒家文化中的“叁纲”、“忠孝”、旧婚姻、传统民俗等问题,要看到其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滞后性、顽固性、虚假性,打破封建宗法观念对革命的束缚阻碍。第叁,儒家文化影响下宗法观念和宗法社会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阻碍,封建时代的“一言堂”衍生出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家长制”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因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的组织中占了绝大多数,旧的儒家文化残余必然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第四,儒家的教学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社会制度、政治统治、人才需要、认知水平等联系到一起,必然也存在阶级属性和历史局限性。共产党人在肯定儒家教学思想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内有的“糟粕”也是彻底摒弃。但是,历经历史长河涤荡演变的儒家文化,除去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历史局限,也有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地对待儒家文化,激浊扬清,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第一,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文化维度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提出新要求,共产党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儒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对儒家哲学思想中“名实”、“知行”、“中庸”、“义利”等重要问题的研究。第二,共产党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坚持借鉴其精华抛除其糟粕,具体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对儒家政治伦理中“大同”理想的批判思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仁”思想的诠释扬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礼”文化的发掘认识,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修身”问题的深化理解。第叁,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儒家教学思想,肯定其价值基础上对其批判地借鉴认识。在长期教学活动中,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学生管理等方面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党注重“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教法中的合理内涵,推动儒家教学思想的转化与运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党与儒家文化的认识,建立在儒家文化党内价值基础之上,它成为构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关于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表现在叁个方面:第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如何处理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成为重要问题。中国人接触、认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脱离东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根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二者有结合的内容也有排斥的成分,不要作简单、机械“嫁接”论的理解。对二者的关系,从话语体系转化、意识形态对立、结合及转化点叁个层面进行阐释,从而解构出二者的逻辑关系。第二,文化不能脱离现实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孤立存在,文化与实践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共产党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上,挖掘与转化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积极因素,改造传统私塾教育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打破儒家礼教、纲常伦理对人及社会发展的桎梏,深化对祭祀文化的认识并在仪式政治中实现对儒家祭礼的超越性运用。第叁,从整体、系统、联系、动态的角度认识党的建设问题,要深入挖掘党的建设背后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特别是要关注与党的建设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关于党的建设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体现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中:“实事求是”与反对空谈的领导作风、儒家“修身”问题与党员道德修养、宗法观念与党的组织建设、“任人为贤”与党的干部选拔任用、“闻者足戒”与注重党内批评的方法。为更加客观地认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特殊性及实效,应从国共比较视阈深化对其认识。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比较首先需对孙中山时期、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产生及发展有系统地把握,这是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比较的重要前提。孙中山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因素,他对儒家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社会理想等内容进行发掘认识,并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实践、党的建设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首创者和代表者。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进一步发展,代表性内容:严查“辱孔”演剧中尊孔重儒的管窥,意识形态中的叁民主义儒学化,孔子祭祀仪式政治中的文化认同,新生活运动中的儒家文化生活化。为增强比较的针对性,本文把比较的时间限定到“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该时期国共两党面临着民族矛盾加剧和共同抗战的主题,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核心代表人物出现,两党的儒家文化观均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两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两党儒家文化观的差异集中在政党与人民利益关系、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批判与继承关系等方面:第一,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首要比较的是根本利益的出发点,能否理顺“政党”与“人民”利益的从属关系是儒家文化观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其儒家文化观受各自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必然具有代表各自阶级性的意识形态特色。第二,政党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关系是政党理论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的两大政党,其自身的理论都源自西方理论,在理论传入中国之后都存在着如何处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制造了“儒学化的叁民主义”理论体系,南京政府在回应时局剧变之时,将叁民主义儒学化。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第叁,与国民党过分强调传统和“照抄照搬”倾向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历史观融入到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中,使之更客观地认识儒家文化的“古”与“今”问题,对儒家文化坚持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总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必须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能“碎片化”或“割断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随着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党思维理论水平和理论自信进一步提升,其传统文化自觉不断觉醒,认识到其包含着对革命和党的建设有益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排斥儒家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党正确认识并批判地吸收儒家政治伦理、儒家文化的重要成果,批判地吸收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宝贵经验。但是也要客观评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历史局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无法与评孔思潮割裂开来,“打孔家店”也将在强大的惯性中得到有效的延续;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封建社会风雨涤荡,历史变迁,长期作为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刚柔并存,良莠混杂,纷繁复杂;处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共产党人对儒家政治伦理在客观上不可能一次认识清理到位。由此观之,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待儒家文化及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经验启示,结合人民需要、社会发展、党的建设去全面、辩证、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精华与糟粕、批判与继承、转化与发展等关系中发挥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象:马克思主义引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发展党的儒家文化观的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内含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融合;重视党的群众观、党员道德修养、党的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何晓红[8]2006年在《借鉴与超越:邓小平与孙中山农民观之比较》文中认为农民观既是孙中山“叁民主义”思想的有机构成,也是邓小平“叁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借鉴孙中山农民观的基础上,在农民建设主力军观、农民生产力动力观、农民全面利益至上观、农民共同富裕观等方面对孙中山的农民观增添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实现了对孙中山农民观的超越。
鲁法芹[9]2011年在《《东方杂志》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文中认为自国门被打开后,随着清王朝的式微和崩溃,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成了先进知识分子思考中国问题的重心。与此相伴随的是,当国人睁眼看世界、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大规模走出国门的时候,无论是是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还是革命派的孙中山等人,他们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也并不是原先所想象的那样完美,即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体系已是百病丛出、病魔缠身,尤其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使得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革命似指日可待。从世界潮流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思考自己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时候,大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尽管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并不一致。从此,社会主义成了国人的主导用语,以致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中,提倡或拥护社会主义的大有人在,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的则很难找到。本论文的名称表明,笔者所着力探讨的,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一“老话题”。对此,无论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国革命史研究抑或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学者们都已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可以说已是汗牛充栋。本文以《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着力探讨二十世纪上半叶即民主革命时期,围绕在《东方杂志》周围的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主义有关文本的译介和解读以及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认知,等等。首先,创刊于1904年终刊于1948年的《东方杂志》,从时间阶段上看,恰好经历了课题所选择的时间阶段,这为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其次,时至今日,学界对《东方杂志》丰富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关涉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材料发掘与文本解读,与其当时显赫的社会影响相较,尚属薄弱,仍是一块有待从整体上进行开垦的处女地；最后,围绕在《东方杂志》周围的那些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立场和思想文化品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同样有着自己的认知和解读。所以,这笔丰富的文化资源遗产值得我们好好发掘和珍惜。因而,全面把握和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传入、传播、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轨迹,《东方杂志》是绕不开的。探求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自身解放之路,是围绕在《东方杂志》周围的知识分子的出发点和内驱力。因此,中国必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东方杂志》上的主导声音,也是那个时代的共识。但对中国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并不完全一致,这尤体现在不同学者在《东方杂志》上所展开的学理讨论和争鸣。这一点恰恰凸显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因而,学者们在《东方杂志》上对不同流派社会主义的介绍和评析,自然是本论文关注的重点之一,它构成了论文上篇部分即理论部分——关于社会主义的流派与理论；不唯此,学者们在《东方杂志》上对国统区民生主义两大纲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实践和学理的评析、对十月革命后苏俄所陆续改行经济政策的一波叁折的原因及其成效尤其是对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利与弊的不同解读和争论,更是我们今天要好好珍惜的一份宝贵的思想资源。可以说,它对于理解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主义的理解,对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好这条道路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支撑。这是论文下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全文由六章构成：第一章介绍《东方杂志》上有关学者对马克思学派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诸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把握等的解读。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评析,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另一番图景。如此,才有可能全景式的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不唯此,对此进行系统梳理和评析,也便于从历史过程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为时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保证。第二章通过梳理学者们在《东方杂志》上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有关译介的文本,介绍了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评析,进而素描了他们了对发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讨论”的见解。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开始传入中国的,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虽然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让位于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学者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诸如自治理论、职能原理的介绍和评析,对国民的启蒙意义是不能抹杀的,它暗合了当时民主共和的理论诉求。即使在今天,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也会提供某些理论借鉴。第叁章围绕着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译介及界说而展开,重点探讨了无政府主义集大成者师复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诘难以及《东方杂志》上有关对无政府主义的阐释。无政府主义是20世纪初与改良派的社会主义、革命派的社会主义叁足鼎立的中国社会主义流派之一。如果说改良派的社会主义是不要社会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是避免社会革命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还迷恋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反动军阀企图利用代议制来装扮门面的时候,却提出了反对剥削制度、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等等,这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以前,他们是社会主义甚至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领军人物。这突出表现在以师复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孙中山民生主义所展开的诘难,此为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首发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严谨的学理讨论。第四章详细考察了《东方杂志》上有关对孙中山民生主义两大纲领即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解读,以及对南京国民政府施政方针的评析。民生主义当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并糅杂“主观社会主义”因素。孙中山是一位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早期社会主义宣传家和启蒙者。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天平上,资本主义一边的砝码远远重于社会主义一边,他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的救弊,而不屑于对社会主义的构建。作为一个务实的革命家,他把社会主义多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而不是侧重从学理上进行研究。因而,他不可能如同马克思那样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上来推导社会主义,也没有从资本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上来观察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因而,也就不可能在他的思想中存在一个生产资料完全归社会占有的单一的所有制模式,而只是希望用公有来矫正私有的某些弊端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有限公有基础上的增量公有是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但它不会越过一个范围。换言之,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为思想家的理想主义与革命家的务实主义相结合的一个产物,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性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但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国利民思想即财富必须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而不能由少数人去吞占的主旨,仍给今天的我们以启迪,尽管不可能按照他的具体方案去做。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东方杂志》有关对十月革命、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以及围绕着苏联所实施的五年计划而引发的关于计划经济的讨论。前一章着重考察了《东方杂志》有关对苏俄从“十月革命”到改行新经济政策这段历史的认知,重点探讨了对列宁新经济政策实施原因、内容、实质的解读以及对我国的影响。首先,论文指出,对十月革命之社会主义性质的把握上,以《东方杂志》为冠。其次,重点探讨了学者们对列宁的社会主义观的理解和把握,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始终把新经济政策诠释在列宁所界定的“迂回过渡”的范畴之内,从而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只是“手段之手段”的观点。后一章则主要是梳理了《东方杂志》上有关对一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素描,重点探讨对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研讨,并简要介绍了《东方杂志》上有关学者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所持观点的评价。诚如毛泽东所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所以,本文虽是着重探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图景,但对理解时下中国何以走上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和继续走好这条道路,尤有启发意义。因为,当经典社会主义的某些观念,譬如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等开始退出历史后台时,才开始具有了相对完整的研究对象和独立的学术研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才刚刚出现在理论研究的前台而成为显学。从理论来源上看,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其中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都为其提供了思想来源；乃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也可以看作是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点”。因而,《东方杂志》上有关对列宁新经济政策、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解读,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巨大的理论借鉴意义。从实践上看,叁十余年来的中国市场取向改革,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不仅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根本转换,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也是对经典社会主义做出的最大的发展,而这又是以批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为起点的。对此,《东方杂志》上有关对苏联五年计划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利弊得失的讨论,同样也是一笔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好好发掘和珍惜。比如,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从而认可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对迅速增强国家实力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是适应了抗战救国的时代诉求；但他们并不赞成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而是提出了“计划的自由主义”的设想。换言之,建立一种公有制为主体、包括私营和外资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或者说是侧重于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更是东方学人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经济模式。这也表明邓小平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国情历史土壤。当然,他们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这种预测决不能与邓小平相比,因为后者观察和分析中国国情所用的是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对《东方杂志》上所涉及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文本进行深入发掘和批判研究,在笔者看来,正是我们今天所更要好好继承的一笔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遗产,因为思想的发展和超越是以反思、批判和借鉴前人思想为前提条件的。因而,通过对《东方杂志》曾发表过的有关社会主义和左翼文献的发掘,探索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对社会主义实践——主要指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反思,就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本论文以文本梳理为重点,兼采用比较研究法。这是因为,一是对《东方杂志》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文本的发掘和梳理,还是一个有待填补的空白；二是论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大都是“老话重提”。所以,论文主要是把东方学人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与同时期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东方学人不同的个体之间关于同一对象或争议的焦点的不同解读,做比较研究,以探求其中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找出产生不同见解的原因以及对于今天的借鉴意义,等等。再次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就事论事,、既不苛求前人,也不宜以现在的认识来武断地否定前人。但这并不简单排斥以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高度,来评析《东方杂志》上的有关社会主义思想。
张卫莉[10]2011年在《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结合他在《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中做出的以经济现代化振兴中华的战略构想进行研究。但是为了获得关于孙中山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全景而不至于将其战略构想碎片化地就事论事,尊重其思想体系的完整性,也会适当援引其他必要资料在相关思想主题上做相应延伸。本论文力求探求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全貌并揭示其经济思想中的规律性认识,但是同时,考虑到孙中山经济思想内容的丰富庞杂,限于篇幅和能力,本论文不可能做到穷尽其所有主题和观点、理论与实践。本论文选定了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基本问题中的几个方面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如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孙中山的国民经济建设思想,孙中山的产业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财政与货币思想；孙中山的对外开放经济思想等。论文综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史论相结合的方法,横向与纵向比较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以传统经济理论和现代经济学发展的理论成果为基础,以线为主,点面结合,从多个角度对于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提出尊重历史真实、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论文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出发,剖析了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思想渊源,分析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客观评价了其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本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简要回顾前人的相关研究：提出本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等。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对于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的国内外现状进行综述和评价。由此更能说明本论文研究主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及相应研究内容设计的合理性。第叁部分,孙中山经济思想综述。此部分又可以分为两个子部分：第一个子部分专门研究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和哲学基础。此部分探讨孙中山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重点分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20世纪之交的影响中国的各西方经济思想对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形成的影响,探讨孙中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系统观、知行观和民生史观,揭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中的科学认知和实践精神,揭示孙中山实业计划系统的内在关联性和以人为本特征。本部分的研究构成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体系进行分析的基础。第二个子部分专门研究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把浩大繁多的孙中山经济思想从较为综合的孙中山的国民经济建设思想到孙中山的产业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孙中山的财政与货币思想和孙中山的对外开放经济思想各方面进行研究,并构筑其理论体系,并认为其实际上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经济战略支持性制度体系。通过研究,该部分认为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高度相当显着,这一部分构成后面对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的研究的基础。第四部分,孙中山经济思想评论。主要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当代价值的评价。通过研究,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20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发展理论,可将之概括为：以振兴中华、求富求强为最高目标,以民生主义为经济建设的总纲领,以主权独立下的开放主义为基本方针,以对资本主义扬“善”避“恶”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以科学规划、富有系统性为特征的经济建设方案,以及实事求是、尊重国情下的前瞻性和首创性的中国的经济现代转型发展理论。以国家富强,民生畅遂为目标的博大精深的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对于我们当代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继续深入仍然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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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东方杂志》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D]. 鲁法芹. 山东大学. 2011
[10]. 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D]. 张卫莉. 西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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