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线论文,新时期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唯物史观：邓小平统战理论建构的核心
唯物史观是邓小平统战理论建构的核心，是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的主线。它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突出表现在坚持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提出了统战理论和统战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观点。这一观点贯穿于邓小平统战理论各个部分：“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对象、范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制度”、“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知识分子工作”、“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台港澳同胞和海外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工作”等等都体现了这一鲜明的特征，整个理论以此为基石构建而成。邓小平统战理论把为经济建设服务作为统战工作的出发点，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1]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并指出要努力做到最大限度地把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上来。邓小平经常强调，经济工作是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统一战线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牢固树立统一战线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统战理论最基本的原则。
二是生动体现在坚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根本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近几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伟大革命，产生并且正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使社会物质生产各个领域面貌涣然一新。邓小平洞察了科技革命产生的深刻变革，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他回答了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怎么看待从事科学研究的脑力劳动这个问题，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又进一步指出，“我们既然承认了这两个前提，那么我们要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2]。邓小平高度重视、积极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倡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创造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育人环境。他深刻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3]。党的十五大重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知识分子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使我国走在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前列，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是集中表现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历史、尊重实际，提出解决祖国和平统一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4]。邓小平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考虑到英国的实际情况，从国际上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将长期并存的事实出发，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环境的现实出发，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出发，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把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指出：正因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5]邓小平这些话，生动地体现了“一国两制”构想所蕴含的实事求是的思想。
四是突出体现在坚持从中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升华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政治制度的认识。邓小平明确表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6]。邓小平还指出，在现阶段，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和人民团体，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
二、与时俱进：邓小平统战理论创新的动力
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拥有的特质，也是邓小平统战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原动力。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明确了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扩大了统战的对象和范围。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7]，“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使得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方针、基本政策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8]，统一战线由服从和服务于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变为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统一战线，它已经不再是几个阶级的联盟和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而已经发展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9]
二是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也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的新论断。邓小平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的客观现实，清楚地看到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必然出现一支非公有制经济队伍，这支队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工商联要配合党和政府工作，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进行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由此逐渐培养起一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和积极分子。
三是适应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和祖国和平统一的要求，创造性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一国两制”构想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和平共处”的思想，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平共处这一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最好的方式，现在进一步考虑，把它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也是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10]。
三、辩证方法：邓小平统战理论鲜活的灵魂
邓小平统战理论在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解决统一战线具体问题中，处处体现出既要增进共同性，又要注意差异性；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讲求灵活性；具体分析具体问题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运用“求同存异”解决矛盾的方法，正确处理和解决好统一战线若干重大问题。邓小平认为，统一战线作为不同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必须以“求同存异”作为它的重要原则。
在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仍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要继续贯彻执行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此必须明确，我们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11]。我们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种适应并不是要求宗教信徒放弃有神论的思想和宗教信仰，而是要求它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12]。这就是说，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上的差异是次要的，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要求政治、经济根本利益之“同”，存宗教信仰、宗教思想之“异”，把全体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都团结起来，把它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统战工作问题上，邓小平从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要求出发，提出了：虽然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这一群众体在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利益要求，政治愿望以至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别于一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因而要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的作用。统一战线要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工作、并通过他们去带动和影响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引导这支队伍健康发展；通过对他们的团结、帮助、引导、教育，从中逐渐培养起一支坚决拥护党领导的积极分子队伍。
在“一国两制”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从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民族理想出发，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13]。在谈到香港问题时，邓小平同志指出，“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赞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他们爱祖国、爱香港”[14]，邓小平还谈到：“只要站在民族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15]。“一国两制”集中体现了“求同存异”的辩证思想，即求祖国统一之大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异，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把一切拥护祖国统一，即使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都团结起来，形成大统战的新格局，从而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二是运用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原理，处理好统一战线若干问题，体现出鲜明的大局意识。辩证法认为，整体大于部分，整体优于部分，因而整体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部分要服从整体。这也是邓小平统战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在多党合作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在多党合作中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掌握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进而保证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人民在共同的利益、理想与目标下集中精神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说：“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能实现现代化[16]。因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这是大局，是全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因而，必须始终坚持。
在论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企业发展，但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17]因而，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在谈到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8]，只有顾全了大局，才能解决沿海和内地贫富差距问题，才能促进共同繁荣。
在论述“一国两制”基本内容时，邓小平强调，“一国两制”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能变的，坚持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也是不能变的，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是大局，必须坚定不移。
三是坚持“两点论”的辩证方法，注重正确处理好统一战线若干重大问题，防止片面性，整体推进事业的发展。
在多党合作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了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思想。他强调既要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又要尊重民主党派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政治自主，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还要支持和帮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
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既要增进民族的共同性，又要看到民族间差异性将长期存在；既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同时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加强民族团结。邓小平一方面坚持主张全心全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是国家和先进地区应尽的义务，同时也主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要摆脱贫穷落后，使经济建设获得较快发展，实现繁荣富裕，必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在对待宗教问题上，邓小平十分注重“两点论”，强调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好宗教矛盾。在现阶段，我国宗教方面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一定条件和一定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对抗的问题。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耐心说服、改进工作的方法来解决。对一些人借口宗教问题挑拨事端，制造动乱，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我们也不能丧失警惕，必须严肃对待，果断处理。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反对不正常的宗教活动，宗教活动必须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范围内进行，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其它违法活动。所有这些论述都体现出鲜明的“两点论”辩证思想。
邓小平统战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是其理论中最具有特色的内质，它与唯物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相结合，构成了邓小平统战理论坚实的哲学基础，也是这一理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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