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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5)03-0001-05
1.中国崛起：从梦想到现实
中国崛起是历年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一个梦想，即中国梦。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一代人的时间了，这在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中国却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总量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已经出人意料地提前实现了邓小平同志80年代初提出的“三步设想”的前两个设想。这一设想就是旨在现代中国崛起的大战略。
现代中国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也引起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国际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中国机遇论或中国贡献论，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崛起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世界发展做出愈来愈重要的贡献；二是中国威胁论或中国风险论，有些人声称中国的发展壮大会构成某种威胁。无论如何，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迅速崛起的中国将是21世纪人类发展最重大的事件。我们认为，中国崛起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发展机会，中国崛起必然伴随着极不确定的难以解决的重大发展挑战。可以说，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规模太大，崛起环境太复杂，不仅中国自己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世界各国也没有预想到更没有对此做好准备。中国发展的成功就是世界发展的成功；反之，中国发展的失败就是世界发展的失败。
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济社会，中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是不易认识的，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能解决的。中国崛起首先涉及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中国能否崛起或继续崛起？二是能否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以新的发展模式崛起？讨论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国内的发展态势，二是国际环境。提高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是每个国家都期望的，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如愿实现的。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与自身的综合国力高度一致的。国力强大，就会享有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相反，国力衰微，就会被国际社会所遗忘，甚至落入“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中国在过去几千年，特别是最近二百年中的历史发展轨迹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要想和平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就必须立足自身，放眼世界。如果没有自身力量的提升，就谈不上崛起，更谈不上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在谋求和平崛起时，首先要敦实崛起的国内基础。
2.中国崛起的轨迹与效应
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纵观全球化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段，几乎在全球化浪潮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总有一些后进经济体能够通过恰当的贸易与投资战略有效利用全球化的发展机遇，积极推动本国产业分工的升级和深化，全面发挥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而创造出竞争优势，最终实现在经济总量和人均生活水平方面的赶超，成为全球市场中处于重要地位的新全球化经济体。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探索新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标志着中国实现真正的经济追赶的过程。
在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经历并将经历不同的四大发展时期：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400～1800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820～1950年）、经济追赶期（1952～2020年）与经济强国期（2020～2050年）。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经济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在世界经济的中心期，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和全球贸易的主导者。在经济大国的衰落期，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与全球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显著逆转。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开始了经济追赶过程。从对世界经济参与的程度来看，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子阶段：第一阶段是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追赶阶段（1950～1978年），这基本上是一个有所成效的经济追赶的“计划经济实验”，当时脱离了以分工与贸易为基础的一体化发展的轨道。第二阶段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追赶（1978年至今），这是一个引入新的历史转型阶段，存在明显不平衡性而又充满巨大发展潜力。在经济追赶期与大国复兴期，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的显著变化将呈现“∪”字型曲线轨迹变动。
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工业化追赶与竞争的历史。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演进历史来看，在现代化过程中有许多国家“后来居上”，实现了工业化追赶或超过现代化先行国，先后出现了4次后进国追赶现代化先行国的成功典范。美国是第一个成功追赶的典范。美国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经济开始起飞，花了43年的时间追赶上英国。日本是第二个成功追赶的典范。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开始崛起，人均GDP花了4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被视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亚洲“四小龙”是第三个成功追赶的典范。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的时间追赶上西欧国家。中国将是第四个成功追赶的范例。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加速追赶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逐步缩小与这些国家间的发展差距，1978～1995年西欧12个国家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中国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5%，GDP年平均增长速度是西欧12个国家的4.4倍，到1995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西欧12个国家人均GDP水平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9.1%上升为1995年的19.0%。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后来者，发动工业化时间晚，进入工业化时代大为滞后。如果从1750年算起的话，欧洲和北美陆续开始工业化，而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滞后了100～200年，直到1950年中国才开始正式发动工业化。中国不仅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而且工业化水平起点极其低下。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最新研究，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90%，1950年已经降至21%，到2001年又上升为59%；中国与美国的人均GDP相对差距，1820年为2倍，1950年扩大为22倍，2001年又缩小为8倍。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1820年为33%，1950年降至为5%，2001年上升为12%（见表1）（注：Angns Maddison,"Mensuring and Interpreting World Economic Performance:1500-200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04-9-28.）。综上所述，中国是一个后进国追赶现代化先行国的成功范例，其经济增长率都不同程度高于前三次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经济增长率。
表1中、美、日、印、西欧占世界GDP总量比重(%)
年份中国日本 印度 西欧 美国
1820 33
3
16
172
1913 937
3319
1950 534
2627
20011275
2021
203018.4 4
10
1317.7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2004,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OECD.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全面发挥将有效实现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趋同”，从而改变1820～1950年期间长期趋异的状态。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符合国家生命周期（注：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永久性的强国，也没有永久性的弱国。国家就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其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存在一个生命周期，大体可以经历五个时期：经济发展准备期或准备成长期；经济发展迅速期或迅速成长期；经济发展强盛期或鼎盛期；相对发展缓慢期；国力衰落期。），也符合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与应战”模式，如果我们能够对现代化挑战做出积极主动的应战，中国将继续走向强盛。21世纪前半期是中国经济社会步入快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国内条件基本具备、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的基础上，全面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努力实现后发优势，充分参与全球经济体系，则实现速度快、效益好的跨越式发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3.中国崛起的基本条件
通过考察中国的发展轨迹，我们认为1950～1980年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准备阶段，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2020年是中国现代经济高增长或经济起飞阶段，将由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社会进行全面深刻的变革，储蓄率、积累率保持较高增长成为经济增长基本动力。从2020年后中国可以进入现代经济稳定增长阶段。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我们认为主要面临四大挑战：人口继续膨胀与迅速老化，就业负担沉重；自然资源日益紧张，接近资源承载极限；环境污染迅速蔓延与自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迅速扩张与粮食增产举步维艰。由于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中国选择新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于欧美式的高资源消费、高污染排放（指人均污染物排放量）、高消费为特征的传统现代化道路。这一非传统现代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能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适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贸易与非贸易的国际经济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该发展模式的资源消耗和生活消费特点是，在本世纪内和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均各类主要资源消费水平大体保持目前的水平或略有提高，并在上述消费数量的约束下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在积累与消费水平的长期选择上，应保持较高的积累和适度的消费。
走向2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这包括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体制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起飞的基本因素，主要包括：第一，从资本存量和资本来源看，中国保持着较高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利用外资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和开辟了新的渠道；第二，从工业基础看，中国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第三，从社会基础设施看，中国的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城市公用事业有了相当的改观；第四，从国内市场条件看，市场巨大无疑是中国的重要优势；第五，从人力资源看，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以上因素决定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起飞不同于其他国家，它将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注：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243-247.
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具有深刻影响。中国的起飞意味着世界1/5的人口进入现代社会，中国的起飞将影响和改变21世纪的世界格局，并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注：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243-247.
）(244-247)。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高于先进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承载世界人口1/5的大国规模，打破了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后进国家中经济增长相对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记录；中国的经济结构指标变动率快于先进国的速度，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为整个国家带来变化，而且引起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加速增长会促进劳动力向更高的生产力部门转移，而结构变化又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中国从改革前的极端闭关自守发展到赶上世界大国标准的水平，参与经济一体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体现出开放的重大效应；同时，中国市场化程度由改革初期的1/4上升到20世纪末的3/4，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经济运行已基本奠定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注：胡鞍钢等.大国战略——国家利益与使命[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242-249.）。
中国崛起有两种不同的追赶战略（见表2），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追赶战略，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赶英超美”战略构想和60年代的“四化”战略构想；二是转轨时期的追赶战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三步构想”，这一战略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加速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但是，这一战略仍然以物为中心，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是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也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以及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世界上上升幅度最大。
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崛起的大战略应吸取新的原则和思想，立足于中国国情，基于本地区实际情况创新性地提出新的发展思路，这就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类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共同富裕为主题（见表2）。根据我们对大国综合国力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过去20多年的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却是不平衡崛起、不协调崛起、不匹配崛起。具体地说：
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综合国力国家，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由1980年的5倍减少到2000年的2.5倍。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使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大台阶，进一步缩小与美国在综合国力和各类战略性资源方面的相对差距。
表2 中国不同时期的追赶战略
资料来源：胡鞍钢等：《大国战略——国家利益与使命》，第263页。
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按实际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1978年以后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迅速上升，由1978年的5%上升为2000年的12.5%。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或超过世界人均水平，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左右，将建成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业生产第一大国。目前，中国主要工业产品（除发电量、汽车等少量工业产品之外）产量已位居世界首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1975年的3.4%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21.5%，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为17.1%）。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投资国。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投资额占世界总量比重由1980年的4.4%上升为2000年的18.2%，已经超过美国（为16.2%）。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2003年外贸额超过8500亿美元，2003年中国出口额4382亿美元，接近于美国1992年的出口额（4480亿美元），而1978年中国出口额为97.5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50年代初期的出口额（1950～1955年为90亿～110亿美元）。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贸易量约占世界总量的10%以上。
中国已经是世界人力资本最大的国家。其总人力资本（指15岁到64岁人口与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在过去20年翻了一番，是建国初期的近20倍。中国总人力资本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1980年的17.6%提高到2000年的24.0%。中国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人口几乎增长了近10倍。
中国面临最大的发展难题就是为占世界总劳动力1/4的各类劳动人口提供就业岗位。中国在比工业化国家收入水平低得多和老年人口总数大得多（将近2倍左右）的条件下快速进入老年社会，其挑战性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后，人口与资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成为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实物经济体和制造业国家，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中国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资源供需矛盾，尤其是对土地、水资源、优质能源和大宗矿产品的需求压力尤为突出。中国各类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同程度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耗水量第一大国（占世界用水总量的15.4%），每日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相当于美国的3倍），能源消费和
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必须摆脱和抛弃黑色发展之路，既不能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苏联式的重工业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必须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效利用、节约利用稀缺的自然资源，大力引进和开发知识资源。中国需要选择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应该是：较高的人文发展指标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避免在经济财富和知识资源的贫富两极分化；走绿色发展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适度消费、公平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体系；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实现充分就业，促进人类发展。
4.现代中国崛起的六大目标及发展模式
鉴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独特性，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也不同于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片面强调重工业化的苏联模式和追求高消耗、高消费、高增长的美国模式均不适合中国，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和平崛起，就需要找到属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绿色发展就是中国的崛起之路，追求绿色发展，提供绿色贡献，实现绿色和平，则绿色崛起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由选择。
纵观已经或大体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传统发展战略，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尽管各自的国情特点、发展条件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仍有两个显著的发展特征：一是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对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称之为传统的发展模式。总结而言，这一传统的发展模式遵循着效率优先、增长优先、竞争优先和物质生产优先的原则，具体地说：追求资本生产率忽视资源生产率，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对环境的负外部影响；简单地认为GDP的增长就可以最大限度提高人类福利而不考虑分配不公平和自然资源的损失；追求工厂规模更大、效率更高、产品更多、竞争优势更大，但同时忽视对自然、人体健康、外部环境的损害和对贫困人口的人类关怀；强调大批量生产、大批量消费、大批量排放、大批量浪费，忽视服务和使用价值。其结果必然是，忽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潜在成本。然而，某些环境破坏具有不可逆转性，即使可以逆转，它对于人类的福利仍然是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对穷人和弱势群体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受到的伤害最大，环境破坏直接摧毁了他们的生存基础。
对比中国的条件，我们认为，中国不可能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从而实现国家的崛起，这不仅是因为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而且有着中国自胶的独特理由。具体地说：第一，欧美、日本等在发动工业化时，就积极参加了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相互联系起来，以战争和殖民方式积累原始工业资本，开拓国际市场，靠工业化和国际贸易两个轮子促使经济起飞。中国经历了百年磨难开始对外开放时，国际市场早就分割完毕，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使之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第二，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经济发展起点低，与工业化国家相比，生产技术和开发、利用资源能力差距甚大，虽有后发优势，但障碍重重；第三，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只及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没有条件实现高消耗资源生产型、高消费生活型的物质高度现代化；第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第五，中国不可能像过去的工业化国家那样通过战争和资源掠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只能从中国的内部改革和发展之中寻找出路；第六，按照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注：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149-158.）。
鉴于此，中国的发展战略必然要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应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非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应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等（注：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149-158.）。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代表着我们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也代表着我们对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索，代表着我们对基于中国基本国情的战略选择。这是中国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国际关系与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是中国摆脱人口、资源、环境危机的唯一出路，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非传统发展模式，它以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为核心，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我们认为，绿色发展将是支撑中国崛起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模式与新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相辅相成的，绿色发展应被视为新一代发展战略的核心，我们称之为“中国之路”。
走绿色发展之路，则中国将会为全球发展做出巨大的绿色贡献。中国将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同时国内社会将更加趋于公平，国家更加强调科技发展，个人更加注重终身学习。从而更加有效地减少生态赤字，消除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以绿色发展道路追求和平崛起，最终实现绿色的和平。
走绿色发展之路，需要实行绿色改革。绿色改革是绿色发展的基石和制度基础。所谓绿色改革就是“基于主动的环境政策和社会伙伴关系的、更平等地分享经济变革带来的益处的政策”。换言之，它是基于市场机制的改革，基于公平原则的改革，基于良治的有效管理的改革。为此，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提出综合的环境和经济政策；二是政府和社会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和互动机制，共同为环保发挥作用，这需要通过一种社会制度的创新来实现；三是必须发展绿色工业和绿色消费；四是要通过技术创新，能使新技术更多地考虑环境，包括设计本身和循环经济问题。
绿色发展需要使用绿色GDP核算发展成绩。所谓绿色GDP是区别于名义GDP，它是指在名义GDP中扣除了各种自然资本消耗之后的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也称绿色国内生产净值(EDP)。实行绿色GDP是实行绿色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它意味着从传统的大量消耗资源排放污染的名义GDP核算单位转向扣除自然与环境成本的绿色GDP。
绿色发展的目标是：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促进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分配平等指数（人口中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口与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上升，贫困人口减少，水的使用量有所下降，用水的效率明显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不断减少，水的污染有所控制，空气污染有所控制，生态系统进一步改善，森林面积增加，林木蓄积量扩大，草原有所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治理，从而为中国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基础之上，2020年中国非传统发展模式的基本目标设定为“增长、强国、富民、国家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六大目标。具体地说：
第一是经济增长目标。经济总量实现翻两番，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5左右，贸易额占世界总额比重10%左右（2003年已超过5%）。
第二是综合国力目标。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台阶，与美国的综合国力的相对差距缩小在两倍以内，成为在强大综合国力基础上的具有主导能力的世界强国。
第三是富民目标。由目前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由目前的中上发展水平进入到较高发展水平。
第四是国家安全目标。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提高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和战略技术，实现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
第五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目标。由目前的排位世界30～40之间进入到世界前列（前10位）。
第六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020年人口增长进入零增长阶段，森林覆盖率达到23.4%。加强防御各种灾害的安全网建设，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和紧急救援体系。
5.简短的结论
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发展任务，也是世界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果从1950年算起到2050年中国只花100年的时间使15～16亿人口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就开创了人类发展的“奇迹”。当前，中国正处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中间点。中国崛起不仅是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和展示，这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示范作用。它将证明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仍然有可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追赶发达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中国之路”将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极其重要的借鉴，对推动整个人类发展进程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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