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南北经济关系：协作和斗争并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关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洛美协定”签订为标志的南北关系自建立以来，曾经历过蓬勃发展时期，进入90年代后伴随着重重经济困难，一度陷入低潮，南北对话多次破裂。但在进入90年代后，南北关系呈现出显著的特征：南北之间经济协作有所加强，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并未消失，而是以更新形式，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展开。
一、南北国家地区性协作全面展开
佐证这一特征的依据是，跨越美洲、亚洲、欧洲、非洲的地区性南北国家协作正以汹涌之势在全球开展。
1.美加墨贸易协作。
墨西哥作为发展中国家于1990年6 月与美国就签定《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同年9月加拿大正式参加美墨双边会谈，1994年三国签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美加墨地理位置相邻，经济贸易往来密切，建立北美统一市场符合三国利益。墨西哥是三国中经济最落后的国家，1980-1986年墨西哥年经济增长率为—4.1%，并成为世界公认的丧失偿还能力的债务国。墨西可希望和北方邻国建立特殊经济关系，以进一步吸引外资增加投资，解决100万人失业问题。同时开拓美国市场发展出口，提高偿债能力。1987年墨对美出口占总额52%，1988年增加到73%。美国成为墨的主要销售市场。墨与美签定《自由贸易协定》，可保证对美出口畅通无阻，不必担心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而美加与墨合作，既能利用墨的丰富人力资源、廉价劳动力，把本国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墨，加快本国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可确保美加占领墨市场。墨也因此成为美国的第四大产品出口国。
可见，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淡化了南北紧张关系，加强了彼此协调与合作。
2.美国、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贸易经济合作。
80年代以来，美国在亚洲设立了大量生产据点，其中在亚洲四小龙的美国企业生产品种逐步转向以半导电子器件和汽车为中心，再从亚洲四小龙向美国反向出口。而四小龙如台湾从美国引进的外资急剧增加。美国把四小龙作为出口生产基地，已成为美国企业的经营策略，并逐步和美国经济融合为一体。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间较早并更为迅速地展开了协作。西方五国财长会议后，日元升值，日本把因日元升值失去价格竞争能力的生产移至亚洲四小龙，通过第三国出口，而且把这些产品返销日本。从亚洲四小龙进口的商品涉及化学品、钢铁、汽车等中间产品以及电子计算机、家电等。它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对两方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具有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亚洲四小龙经济已获得极大增长，正步入发达国行列，并与发展中国家逐渐拉开距离。
3.亚欧合作。
今年3月1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首届亚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欧盟15国，东盟7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等25个国家领导人和其他官员。这次会议开创了亚欧合作新纪元。
参加这次会议的亚洲10国，除日本外均为发展中国家，而欧盟15国均为历史悠久的发达工业国。可见这是一种较大范围内的南北合作。其必然性在于经济上的互补和国际竞争的需要。
首先，亚欧合作是欧盟出于经济互补上的需要。因为欧盟虽是实力较强的工业国，但国土规模小，资源匮乏且配套不全，国内消费市场狭小。上述条件制约了欧盟经济高速增长，近几年一直保持较低的增长率，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与欧盟相邻的东欧和前苏联诸国经济改革又尚未获得稳定的成果。为此，欧盟早在1994年就提出《走向亚洲新战略》，把亚洲作为重要的投资和消费市场。
就亚洲情况来看，亚洲面临着基础设施差、工业装备落后、资金少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等种种困难，而与欧洲合作，则能取长补短，加快发展速度。
其次，亚欧合作是欧盟参予国际竞争的需要。由于亚洲的经济地位日趋提高，21世纪将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美日因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已先后进入亚洲市场，相比之下，欧盟在亚太地区的联系最薄弱，与亚太贸易不仅停滞而且还有所下降，如制造业产品下降25%。欧盟为改变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迫切需要和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关系。
而亚洲在接受美日投资同时，也愿意将欧洲投资吸引过来从中受益，提高政治经济地位，平衡欧美日三角关系。
4.美国与非洲的经济协作。
今年2月美国商务部长访问非洲五国，期间美商业代表团与西非共同体16国贸易部长进行磋商，并与南部非洲共同体12国贸易部长签定了双边投资和贸易发展备忘录。
长期以来，美国忽视非洲，政策重心主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则实施援助政策。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欧盟在非洲市场占有明显优势。到1995年底，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市场有40%被欧盟占领，美国只占7%；欧盟在该地区投资，占其在全球总额32%，而美国只占8%。美国当然不愿放弃对非洲的经济合作，因为非洲有着丰富的资源，资本回报率高。所有这些原因使得美国不得不把政策重心从政治转向经济，从援助转向投资和贸易。
总之，不同形式、不同地区的南北经济协作，已构成近代南北关系新特点，它是发展中国家长期奋斗、自主自强的结果，也反映了发达国经济政策的调整。
二、南北国家协作中矛盾的隐蔽性和尖锐化
南北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地区性协作，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南北之间紧张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南北矛盾斗争就此结束，两方会达成永久性和谐的关系。南北矛盾正以更为隐蔽复杂的形式出现，并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
1.美墨之间存在极大经济差距，走经济一体化道路困难重重。
第一、墨西哥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美加墨三国中经济比重小，国内生产总值仅占3.3%，进出口额占4.5%。而美国经济实力是加拿大的10倍、墨西哥的30倍。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口贸易
美国
$20000
$3700亿
加拿大 $20000
$1210亿
墨西哥 $2000$230亿
在经济实力差距较大的前提下，墨西哥极力维护本国利益，而美国则依赖强权掠取暴利。两国存在根本利益矛盾。
第二、美墨为墨石油所有权之争不可避免。墨为维护本国主权，对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如石油开采、石油化工、邮电、电力和铁路，以宪法规定不准外国直接投资。而美国希望直接投资于墨石油生产，以保证其充足的能源。
第三、两国面临着墨非法移民和美失业率上升的矛盾。美墨两国工资差距为十几倍，墨每年有几百万人失业，历史上墨西哥大量移民至美国谋生。协议签定后两国劳动力流动合法化，将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据统计，协议生效后约夺走美国50万个就业机会。墨则因为美国企业技术先进在竞争中会击败墨的企业，以及美把污染工业迁入而忧心忡忡。
总之，在贸易协作的背后，墨面临着富国对穷国的资源掠夺转嫁失业危机、环境污染危机。这是美墨之间根本利害冲突之所在，而这种冲突是难以协调的。
2.美日与亚洲四小龙之间的磨擦与矛盾在继续展开。
亚洲四小龙为加快增长速度，纷纷扩大对美出口，导致美国贸易状况不断恶化。詹金斯法案的贸易保护主义虽被刻除，但美国出于自身利益，使法案的压力依然存在。
美要求台湾降低关税，撤消外资出口义务等；要求对韩国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施加压力；要求缩小对亚洲四小龙的出口特惠关税范围等情况表明：美国在贸易中的强硬干涉，虽然有国会方面的强大压力，但根本原因是美国持续扩大的外贸赤字以及来自亚洲四小龙的竞争压力。
亚洲四小龙为早日进入发达国行列，在与美日贸易方面，在随发达国低增长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方面，也都发生了不可克服的困难。
3.亚欧合作中潜在矛盾的尖锐性。
亚欧合作是一次最大规模的南北协作，然而某些潜在矛盾必将明朗化，并成为协作中的重大障碍。
第一、贸易限额。1993年起欧盟建立统一市场，废除各国的贸易堡垒，根据欧共体条约115条的规定， 即用以检查和欧洲内贸易的国家定额不再适用。但实际贸易中仍被法国、爱尔兰和其他欧洲国用以对付大部分亚洲国家提供的纺织品、电子产品和其他工业品的进口。这就是说，第115条继续有效，虽然受到了一定限制，但单一的限额， 如对日本小汽车的限额，对拉美香蕉的限额等，尤其是对亚洲的限额涉及的范围更广。即使在《走向亚洲新战略》中也并无放宽、取消限额之意。
相反，在亚洲十国外长会议上，欧盟指出，亚欧会议声明“应坚定承诺维也纳宣言”。所谓维也纳声明是1993年6 月召开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西方发达国控制舆论，指责发展中国家无视劳工权，以廉价产品向发达国倾销，导致发达国家失业上升的藉口。其目的是以所谓“人权”作挡箭牌，保护发达国本身利益，为实行贸易堡垒、贸易限额制造理论依据。
而亚洲国的主要优势是人力资源、矿产资源，它恰恰能通过国际贸易弥补欧盟劳力不足的缺陷。亚洲国通过低廉劳动力成本，降低外贸商品价格获得比较利益，发展本国经济，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此可见“筑堡垒”和“反堡垒”之争会长期存在。
第二、亚洲供应商仍将是关税减免最小的受益者。
根据乌拉圭回合，欧洲关税平均削减1/3。 但实施中对亚洲国家供应商，欧盟仍持保留态度。亚洲一些出口项目在乌拉圭回合后仍被征收17%高额关税，而在乌拉圭回合之前是20%，仅下降3个百分点。 有些项目的如由亚洲生产商供应的电视机部件，其关税只从15%降到14%，仅下降一个百分点。
第三、亚洲等国联合优惠制度被改革。
欧洲联合优惠制中，亚洲国是主要受惠人。1992年十个主要受益国中六个亚洲国：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它们的产品40%以上获得优惠待遇。但就总额获得的福利很小，因享受6%关税减免受益约9.2亿欧洲货币单位，占直接援助六个国家的19%。
而在1997年欧盟改革计划中又将进一步减少亚洲优惠价值，新加坡将被划出计划之外，其余将降低优惠额度。可见欧盟的联合优惠正在进一步缩小，对亚洲的损害将进一步扩大。
其他如在反倾销方面出台的众多措施，对亚洲国有诸多不利。
4.国际金融中南北协作中的风险与矛盾。
1995年国际金融的新特点是，国际资本以空前规模与速度流向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对发展中国家既有积极意义也产生种种负作用，最主要是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风险。
一般来说，亚洲国家吸收的外资中直接投资比重大，投资项目涉及出口加工、基础设施，从而使这些国家经济实力有所增强。但在投资结构方面出现轻型化，如中国加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外资投资比例为9:1， 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比例失调。
而拉丁美洲国家吸收的外资中，游资占较大比重。而且很大部分转化为消费基金。因此外资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伴随着引进风险，随时会面临因外资抽走而触发的金融危机。
5.发达国经济政策协调，直接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
当代经济国际化促使各国宏观经济政策逐步趋向协调，已成为国际经济中重大现象。协调内容涉及利率、汇率、贸易、股票和石油价格等多方面政策。但协调中，发达国首先考虑其本身利益，很少或根本不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如为抑制通货膨胀，发达国经协调普遍调高利率，却使发展中国家债务利息负担急剧增加，从而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经济发展受到沉重打击。又如因汇率政策协调，美元贬值，导致以其他货币计算的债务换算为美元后的金额增加，使债务重的国家深受其害。总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南北矛盾不断产生，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
由此可见，进入90年代，南北之间展开全面协作，已成为南北关系一大特点。但这并未改变事物的本质。南北关系的实质是富国与穷国之间掠夺与反掠夺的力量较量。南北矛盾在积聚和扩大。这是南北关系存在与发展的前提。
三、南北关系发展趋势
90年代南北关系将不同于80年代，南北斗争将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展开。这不仅在于协作中有矛盾，矛盾中有斗争，更在于国际政治经济的有利条件。
1.国际事务中联合国作用增强，两个超级大国的垄断局面已不再存在。
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高，对美国强权政策有了不同程度的抵制。由于联合国作用增强，使发展中国家拥有了较大的发言权。如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上，77国集团和中国提出住房权是最基本人权的观点，美国等少数发达国被迫接受富国必须帮助穷国解决人类居住问题，显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此外，90年代五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不同程度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债务削减、援助等问题。可以预计，在今后的年代里，南北对话将比70、80年代更具全球谈判的可能性。
2.南方国家内部合作日益加强，经济力量逐步壮大。
南方力量增强的标志是，非洲经济一体化、东南亚经济一体趋势日趋明朗。
非洲经济长期落后，国际贸易条件恶化以及南北对话多次失败，促使非洲国家探索地区经济集团道路，相继成立西非经济共同体、南非关税同盟等组织，促进了经济交流和贸易发展。1989年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重申非洲经济一体化目标。1994年《阿布贾协定》规定，非洲将于2025年建成非洲经济共同体。可见更为强大的非洲集团化组织正在形成，它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支力量，参与南北经济之间的重大事务活动。
东南亚国家在90年代之前处于松散状态。80年代末随世纪经济区域化形成，东南亚加强了经济合作。1992年通过的《新加坡宣言》规定，从1993年起15年内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有效普惠关税协定》规定了区域内关税降低计划。随着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东盟国家将逐步吸收越南、老挝等国加入东盟，于90年代完成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东南亚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它们的联合一方面对亚洲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增强了南方国家的团结和力量。
综上所述，90年代南北关系虽无一进展，但双方各自都在调整和组织力量。南方国家在斗争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并不把希望寄托于发达国家，既协作又斗争，逐步壮大自己的经济力量。可以断言，不久的南北关系将会有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