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代论文,中国论文,来源论文,青铜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2-0175-07
（一）
剑是古代中国最常用也是最普通的兵器之一，中国古代从青铜剑制作到铁剑制作的发展历程，是在先秦时期完成的，而钢剑制作也是从先秦时期开始的。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有剑的形制，先秦秦汉文献对于剑的记载也是周代及以后，而以春秋战国秦汉为盛。这一事实表明，在中国古代史上，剑这种近距离短兵器的出现，是从制作青铜剑开始的。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剑的起源，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是在西周时期，①通常把1956-1957年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中出土的一把剑身为柳叶形的青铜短剑作为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剑。[1]后来，由于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出土的青铜剑的形制来源于山西保德县林遮峪，[2]而这种剑型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的柳叶形青铜剑有所不同，于是学术界又认为这两种短剑都是殷周时期一些少数民族的兵器，[3]前一种具有西南地区文化的特征，[4]后一种则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5]至今，关于柳叶形青铜剑在中国出现的最初年代是在商代这一点，学术界的看法已基本趋于一致，但关于柳叶形青铜剑在中国的最初出现地域或发源地，却存有相当争议，有的认为起源于陕西，有的认为起源于中原，有的认为起源于四川，迄无定说。不过多数学者认为柳叶形青铜剑的发生地是在中国，却是分歧当中的一致。
不久以前，有学者对于中国商周时代柳叶形青铜剑的来源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卢连成先生在《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一文中，指出青铜剑在西亚杰姆代特文化出现的年代为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900年，是当时普遍使用的短兵器，认为中国的柳叶形剑可能受西亚杰姆代特·奈斯文化(Jemdet Nasr Culture)及后来的苏美尔—阿卡德(Sumer-Akkad)青铜文化的影响，经伊朗高原传至中亚、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6]林梅村先生赞成这一意见，并且在《商周青铜剑渊源考》一文中，进一步认为柳叶形青铜剑是由印欧人于公元前2000年迁徙到罗布泊和哈密盆地时随同带至，并认为“剑”是吐火罗语月氏方言，在陕西长安张家坡、贺村，甘肃灵台白草坡，以及北京琉璃河等地西周早、中期墓中出土的柳叶形青铜剑，应是周人所接受的北方草原文化影响所致。[7]这一新观点的提出，显然使原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本文从中国西南与中原和北方系青铜剑以及与印度和近东青铜剑进行概略比较的角度，对中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来源问题进行初步讨论，以就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博学通人。
（二）
迄今为止考古学提供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陕西长安张家坡、贺村，甘肃灵台白草坡，以及北京琉璃河等地西周早、中期墓中出土柳叶形青铜剑，在中国境内既不是时代最早的，也不是发现最多、最集中的。早于上述出土西周早、中期柳叶形青铜剑的地点，是在中国西南的古蜀文化区，这里早在商代中晚期就有了这种剑型。
典型的蜀式青铜剑是柳叶形短剑，其特征是扁茎、无格、剑身呈柳叶形、剑茎与剑身同时铸成。这种剑可分两类，一类剑身较宽而薄，中起脊，两侧有血槽，剑基多浅刻虎纹和巴蜀符号；另一类剑身较窄而厚，不见纹饰符号。这种剑型，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巴蜀式柳叶形青铜剑”。不过，从这种柳叶形青铜剑的发展演化序列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后一类的形制不但在出现年代上早于前一类，而且在造型和工艺上都显得较为原始。因此，前一类剑应当是从后一类剑演化而来的。后一类剑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主要分布在古蜀文明的中心地区成都平原，前一类剑则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广泛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和渝东长江干流及其周围地区。很明显，在西南地区巴蜀文化区，成都平原是柳叶形青铜剑的使用和传播源所在。
关于成都平原的巴蜀式柳叶形青铜短剑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看法颇不一致，或认为起源于中原，或认为起源于陕南。这些认识，主要是基于过去柳叶形青铜剑在巴蜀地区发现的年代不早于春秋，而同样或类似的剑型在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长安张家坡，甘肃灵台白草坡，以及北京琉璃河等西周早、中期墓葬内有一定数量的发现。[8]但是，由于近年考古发掘的新进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使这种认识已有重新研究的必有。
1986年春，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相当于商末周初的地层中，出土1件柳叶形青铜剑，长24厘米。[9]同年夏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出土1件柳叶形玉剑，扁茎、无格、茎上一圆穿，残长28厘米，[10]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1985-1989年在成都市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发掘中，在第12层出土1件青铜剑，剑身呈柳叶形，中起脊，扁茎、无格、茎无穿，残长20.2厘米，年代为晚商。1990年在成都市十二桥新一村晚商地层内又出土1件柳叶形青铜剑，残长20.9厘米。[11]这几件柳叶形青铜剑，不仅年代早，而且形制原始，尤其是成都十二桥和新一村所出，茎上无穿，应是这种剑的早期型式。这表明，无论从年代还是从形制上看，成都平原出土的柳叶形青铜剑，均早于宝鸡、长安等地所出同类剑。由此可见，柳叶形青铜剑的最早使用地应在成都平原古蜀地区，其年代为商代晚期或更早。
在古蜀文明辐射圈内的西南夷道上的四川西昌大洋堆，出土1件时代相当于商代的匕首式柳叶形青铜短剑。②这种形制的青铜剑，不论在西亚还是小亚细亚地区，都是青铜剑比较早期的形制。在云南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中，青铜剑亦是仿自古蜀柳叶形青铜剑，其不同点仅在于滇式剑的剑茎呈扁圆形，而蜀式剑是扁茎。[12]贵州赫章可乐战国墓葬以及威宁中水汉墓内出土的青铜剑，[13]则完全是对古蜀柳叶形青铜剑的改装。
古蜀文明区内柳叶形青铜剑的发现，年代既早，数量亦多，分布也很集中。从时序上看，在商代晚期，柳叶形青铜剑主要是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商周之际和西周时代，柳叶形青铜剑主要是向北发展，延伸到陕西南部；春秋战国至西汉早期，柳叶形青铜剑陆续而且呈连续性地向四川盆地东部地区以及四川西南地区和云南、贵州等西南夷地区辐射，成为西南地区最主要的青铜剑剑型。
（三）
四川盆地青铜兵器的组合，常常是戈、矛、剑、钺配套使用，这在考古发现的巴蜀墓葬里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其中的剑为柳叶形，钺为銎内。蜀式青铜钺可约略分为直内和銎内两类，直内钺刃部外突近半圆，銎内钺圆刃，身近斧形，这两类青铜钺均不见于商文化，它们在成都平原古蜀地区出现的年代均为商代晚期，两者之间不大可能具有演变关系，但銎内钺的演变脉络较明显。西周以后，蜀式青铜钺均为銎内钺，直内钺已不见使用。
商代考古中，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青铜扁内斧（钺）不与青铜剑形成兵器组合。这个现象说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地区所发现的青铜扁内钺和柳叶形剑，不是一同（成组合配套）在当地发生、发展并配合使用的，二者应分别发生在不同地区，并且不是作为作战武器功能的系统配置来使用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车战使用长兵器，短兵器并不适用，所以夏商时代黄河流域几乎不见青铜剑，这是与当时的战争形式和环境相适应的。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铜钺为直内，有的学者认为是经过改装的近东战斧。③二里头的直内钺不与剑同出，这是因为当时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还没有青铜剑的使用，说明斧与剑在黄河流域的开始行用，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不具有共时性，仍然表明斧、剑二者的来源不同。
西南地区古蜀柳叶形青铜剑与銎内钺组合配套使用，銎内钺为砍劈武器，其功能与斧相同，仅形制稍异，古蜀銎内钺的钺身尤近斧形，在有的地方出土的斧和钺，形制几乎完全一致，区分不出哪是斧，哪是钺。仅从这两类兵器的组合看，古蜀与中原的兵器组合确有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武器系统，有不同的渊源，尽管二者存在交流关系。[14]由此可见，古蜀柳叶形青铜剑与銎内钺的组合配套使用，显然不是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传入的。饶有兴味的是，近东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常与管銎青铜斧形成青铜兵器的组合，古蜀的这种情况与近东文明非常近似，应是通过南亚和中亚地区引入的近东文明因素（详后）。
有的学者认为，西南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滞后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是所谓文化滞后原理的体现。其实不然。大量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古蜀柳叶形青铜剑出现的年代比中原黄河流域早，黄河流域的柳叶形青铜剑出现在西周早期，而古蜀的柳叶形青铜剑出现在商代晚期，并且古蜀柳叶形青铜剑不但连续使用的时间很长，从商代晚期直到战国秦汉，而且在出土柳叶形青铜剑的数量上，也是最多、最集中的。同时柳叶形青铜剑与銎内钺也是长期组合，直到战国秦汉。古蜀柳叶形青铜剑的这种发展情况充分说明，它是一个具有自身连续性和系统性的文化传统的存在、发展和延续，而这是所谓文化滞后说所不能解释的。
为什么古蜀人会使用青铜剑这种兵器呢？这与这种剑型的功能和古蜀地区的环境有关。古蜀地区的中心是成都平原，向西据有四川西部高原，并且向四川西南山地和云贵高原扩张。在古蜀时期，尤其在春秋时期开明治水以前，成都平原森林密布，沼泽众多，古蜀人在没有进行车战的情况下（迄今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古蜀人使用战车的遗迹，历史文献同样没有古蜀人使用战车的记载），作战时使用短兵器，便于在森林中格斗，不但便于携带，而且便于近战。且短兵器不但是轻型武器装备，还可以进行中距离投掷，适合于在密林和山地作战，四川峨眉符溪、成都市罗家碾和成都市三洞桥青羊小区曾出土过带鞘的短小柳叶形青铜双剑，就是用于遥击的飞剑。[15]长兵器则适合于在平原和沼泽地带作战时使用。古蜀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往往是长短配合，成组成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所以，古蜀较早引入青铜剑，这是由它的需要所决定的，这就是古蜀之所以不车战、不骑战，却较早引入短兵器的原因之所在。这与商代中原车战适合使用长兵器而不用短兵器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黄河流域尤其华北大平原上进行车战或集团作战，十分适合杀伤力很强的重型武器长兵器的施展，短兵器则完全不适用，所以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所发现的商周兵器，基本上是戈、矛等类长兵器。《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东伐商纣王时在商郊牧野举行的誓师大会上说：“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他所举出的这几类兵器，是当时最普遍使用的作战武器，全都是长兵器，恰恰没有剑一类短兵器。这就充分说明，商代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所使用的兵器，基本上都是长兵器，这与考古资料所显示出来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四）
柳叶形青铜剑的起源，其实也并不在中国西南古蜀地区，因为在古蜀地区迄今没有发现它的起源发生序列。相反，柳叶形剑在古蜀地区一经出现，就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剑型。这种情况表明，柳叶形剑是外来的剑型，是古蜀吸收其他文明的成果，而不是古蜀自身的发明。
从考古资料分析，柳叶形青铜剑发源于安那托利亚文明，时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稍后在近东文明，继而在中亚文明中大量出现柳叶形青铜剑，到公元前三千纪中期，柳叶形青铜剑出现在印度河文明中，这种剑型在印度地区一直流行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中国西南地区出现这种剑型，时当商代晚期，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从柳叶形青铜剑的发生、发展、分布及其年代等情况来看，中国西南地区这种剑型，应是从古代印度地区传入。
在南亚印度河及恒河流域青铜文化中，既有柳叶形青铜剑，又有管銎青铜斧，它们显然来源于中亚地区。而在中亚西部的马尔吉那青铜文化和伊朗的卢里斯坦青铜文化及尼哈温德青铜文化中，柳叶形青铜剑均与管銎青铜斧并存的现象，又来源于近东文明的传统。在中国西南的青铜文化中，呈柳叶形剑身的青铜剑是使用最普遍的青铜兵器，尤其是古蜀地区，柳叶形青铜剑常常与銎内钺一道形成通用的兵器组合，但在古蜀地区却无法找到它们起源于当地的遗迹。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们极有可能是通过南亚地区引入的中亚、西亚的青铜文化因素。这与古蜀三星堆文化青铜雕像文化因素是经由南亚吸收采借的近东文化因素的情况，[16]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在年代上也大致同时。
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发现的柳叶形青铜剑，均为扁茎、无格、剑身为柳叶形，剑茎与剑身同时铸成，剑身有宽而薄与窄而厚两种。从形制上观察，印度河文明的青铜剑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形制。出土于Chanhudaro、Nal、Surkotada等地属于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的几件哈拉巴(Harappa)文化短剑，扁茎、无格、剑身较薄，呈较宽的柳叶形，长12-20厘米不等。在上述地点出土的另一类柳叶形剑，剑身较窄，较厚，中起脊，在剑基处有二圆穿，长30-35厘米。前一类与古蜀柳叶形青铜剑极为相似。很容易判断，两者之间一定具有同源的关系。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时代在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这个时代，正是古蜀三星堆青铜文明从发展走向鼎盛的时代，也是古蜀柳叶形青铜剑初现的时代。由此看来，古蜀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这种剑型，应当是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引入，而古蜀人在古蜀地区自己制作的。
从考古学上看，早在旧石器时代，印度北部、中国、东南亚的旧石器，就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即所谓砍砸器之盛行。而后来在中、缅、印广泛分布的细石器说明，在细石器时代，中国西南与缅、印就有文化传播和互动关系。在东印度多处发现有肩石斧、石锛、长方形石斧、石锛、八字形石斧、长方形有孔石刀等，是中国西南常见的形制。[17]在东印度阿萨姆发现的一种圭形石凿，刃部磨在两窄边，这在四川西南如西昌等地是常见之物。[18]阿萨姆石器原料所用的翡翠，产在离中国云南永昌仅150公里的缅甸勐拱地区。阿萨姆地区的房屋建筑是干栏式，④这同样是中国西南尤其云南和四川常见的建筑形式，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就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19]根据陈炎先生在《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中所引证的中外学术观点，[20]印度以东缅甸的现住民，不是当地的原住土著民族。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在史前时期从中国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迁入，其中的孟—高棉语族，是最先从云贵高原移居到缅甸的，这完全可能同有肩石器从云贵高原向缅印地区的次第分布有关。商代三星堆文化的大量白色海贝，来源于印度地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大批象牙的来源，也和印度地区有关系；古蜀和西南夷地区的“瑟瑟”(sit-sit)和“碧琉璃”（梵语beryl），亦是从印度引入的西亚产品。[21]其间的民族往来迁徙通道与文化交流传播渠道，正是柳叶形青铜剑从印度地区传入中国西南地区的路线，这就是为学术界所盛称的“南方丝绸之路”。
（五）
柳叶形青铜剑传入中国西南古蜀地区的可能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西亚、中亚经过南亚传入中国西南成都平原，另一条是从西亚、中亚经过阿尔泰地区或北方草原地区折而向南，通过甘青高原沿岷山山脉南达四川盆地，而后为古蜀所吸收。以下我们对此进行分析。
前一条线路，是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进入南亚印度地区，⑤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这条线路即是著名的“蜀身毒道”，亦即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已经初步开通，是一条以商业贸易为主的中西交通线，起点为成都平原，经云南，出缅、印、阿富汗至中亚、西亚地中海地区，是古代亚洲途程最长的交通大动脉之一。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有专文讨论，本文不再赘述。[22]
后一条路线可能与中亚和阿尔泰地区有关。在中亚青铜文化中，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是广泛分布在中亚草原地区的一支青铜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其青铜武器的形制多承袭了中亚青铜文化中的柳叶形剑和銎内斧的传统。而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800年间分布在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Karasllk Culture)，其柳叶形青铜剑和管銎青铜斧并用的习俗，一般认为是受到了安德罗诺沃青铜文化的影响。在阿尔泰山区所发现的青铜柳叶形短剑，很明显地是由卡拉苏克文化传入的。关于这一点，林梅村先生的看法是不错的。[23]但这条从中亚到阿尔泰山区的青铜文化传播带，是否在阿尔泰地区就折而向南，将这条线路向南延伸到中国西南方向了呢？
如果要从阿尔泰线路转向中国西南地区，那么就必然要通过甘青高原南下，这就是后来的丝绸之路河南道。从考古学文化上看，中国西南古蜀地区与西北高原甘青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生了文化交往，四川西部高原历年所发现的彩陶显然与马家窑文化有关，[24]而从川西高原一直向南分布到云南的大量石棺葬等文化因素也来源于西北甘青高原。从民族文化角度看，古代中国西南地区的两大主要民族集团中，氐羌民族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民族集团是来自于长江流域的濮越），他们与发源于黄河上源湟水析支（一作赐支）之地的古羌族在族源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古蜀王国的统治者也多与氐羌民族集团有关。[25]从交通上看，四川西部高原岷山山脉从来就是联系中国西部民族南北往还的重要走廊。在交通线方面，古蜀西部地区主要有岷江河谷与川西北高原沟通，有岷江支流南河达于临邛、青衣（今芦山县），入西夷各地。又有“秦道岷山青衣水”，[26]入青衣河谷，折转岷山谷地，北至秦陇地区。史籍所载黄帝后代在此活动，便是明证。《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白水出蜀（山名，今西倾山）而东南流注江”，白水（今甘南白水江）即是联系蜀与武都（今甘肃西和县南）的重要通道。《尚书·禹贡》记载说：“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即指此而言。由甘青入若水（今雅砻江），再转渽水（今大渡河），又可入岷江下游，进抵蜀之腹心成都平原，亦可由若水达于绳水（今金沙江），再转入西南夷地区。这表明，在古蜀的西部地区，确实存在通往西北高原的交通线，这同时也是古代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走廊。
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根据这些交通和民族等方面的情况，就判定西南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是经由西北方面，从阿尔泰地区传入的呢？这还需要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相关结论。
考古材料说明，来源于西北甘青地区的彩陶，虽然在四川西部高原岷江上游的汶川、茂县、理县等地有着点状分布，[27]但是既没有成为川西北高原文化的主流，也没有循着岷山余脉进入四川盆地。西北高原的石棺葬、陶双耳罐等典型文化因素，同样也是沿着四川西部山地南下分布，直达西南夷地区的。它们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四川盆地，更没有进入到成都平原。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呢？笔者认为，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给以解释。
第一，西北高原的古代民族长期适应干寒气候下的高原畜牧业和粗耕农业生产方式，温暖、潮湿而多雨的平原气候对于他们来说，不论在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上都是极不适应的。
第二，以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为中心，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开始了城市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到夏代已经初步进入文明社会，到夏商之际形成了灿烂的古蜀三星堆文明，成为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并以其强势文化向周边地区作强劲辐射。而在这个时期，不论在四川西部高原还是在甘青高原的民族或族群社会里，都还没有诞生出文明，他们在古蜀文明强烈的文化与政治扩张面前，既不可能针锋相对，更不可能逆流而动，给古蜀文明以更加强劲的反向辐射，并强制性地进入四川盆地。
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西部民族及其文化就只能沿着四川西部山地，从西北甘青高原南下西南夷地区。所以，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西部民族及其文化因素从甘青地区向南一直到横断山地区的连续分布，而在四川盆地内自然也就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因此，阿尔泰文化因素不可能从西北甘青高原经川西北高原岷江上游地区进入成都平原。何况在从四川西部高原到横断山地区的早期文化中，也没有发现来自于阿尔泰地区的文化因素。至于西南夷地区的青铜剑，则不论在形制上还是在产生年代上，更与阿尔泰地区的文化因素谈不上任何关系，无法把它们与“北来说”联系起来。
从柳叶形青铜剑出现的年代及其形制方面，将古蜀与北方系青铜剑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前面已经说明，古蜀青铜剑的形制是扁茎、无格，剑身呈柳叶形，茎与身同时铸成。在成都市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内出土的蜀式柳叶形青铜剑，茎上无穿，是这种剑型的早期形制，在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出土的1件残长28.2厘米的柳叶形玉剑，形制与十二桥青铜剑几乎完全相同，只是三星堆玉剑的茎上有一圆穿，这从短剑的发展演化顺序上说，应是晚于十二桥青铜剑的形制。这种情况还进一步意味着，柳叶形青铜剑之在古蜀地区的出现年代还应提前，即早于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的年代。我们知道，成都十二桥建筑遗址的年代为商代晚期。[28]那么，按照上面的讨论分析，柳叶形青铜剑之在古蜀地区的出现年代应当上溯到中商时期，与三角形青铜戈在古蜀地区的出现年代大致相当。[29]而北方地区所发现的中亚式青铜剑，年代一般在商末到西周初期。商代北方系青铜文化中的剑，剑身亦多呈柳叶形，但它们大多数或是曲柄剑，或是翼格剑，或是匕首式短剑，而且多在剑首处铸有动物形雕像。这几种剑型，都只是在呈柳叶形的剑身方面与古蜀青铜剑有某些相似之处，而在剑基、剑茎以及剑首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从这些方面分析，二者的来源并不相同，这可以说是十分明显的。
至于阿尔泰地区的青铜剑，从现已公布的资料看，只能看到近年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征集到的1件的摹本。[30]据介绍，这件青铜柳叶形剑，全长22厘米、茎长14.2厘米、最宽处3.9厘米，把长7.8厘米。整个器形细长、轻薄，塔城市出土，现藏塔城市文管所。据分析，塔城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分布区，这件青铜剑的形制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柳叶形剑雷同。但是，仔细观察这件青铜剑的线描摹本，却无法断定它是一把剑，它的形制更接近青铜矛，而与青铜剑相去甚远。这种形制的青铜兵器，在西亚和小亚细亚地区的青铜文化中常常可以见到，均定名为矛(spear head)，而不是剑(sword)或短剑(dagger)。至于上世纪60和70年代先后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其他几件“柳叶剑”，其实也很难确认是剑。据易浸白《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在该墓出土的随葬品中，有4件铜镞，“有三棱或扁平棱形等式，后一种较大而又薄如铜片，极为罕见，可能不是镞”。[31]遗憾的是，该简报没有发表文物附图。有学者根据简报所描述的后一件铜镞的形制，判定它是“柳叶剑残片”，[32]其实这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这样看来，阿尔泰山区是否出土柳叶形青铜剑的问题，还需要根据实物加以重新认识，尚不能给以明确判定。据此，我们可以初步断定，不论阿尔泰地区还是北方草原地区的柳叶形青铜剑，在形制方面均与西南地区的古蜀青铜剑存在较大差别，所以很难把古蜀柳叶形青铜剑的来源同阿尔泰或北方草原青铜文化联系起来。
在西南夷地区，近年来确曾发现不少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有关的器物，如鄂尔多斯式青铜弧背刀、环首刀等等。这些器物的年代，一般是战国至汉代，几乎没有春秋时期以前的器物。所以，根据在西南夷地区所发现的战国至汉代这些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因素，不可能把这些地方从史前至商周时期的文化同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和阿尔泰青铜文化联系起来。
由上可见，柳叶形青铜剑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出现，是成都平原古蜀人通过印度地区吸收采借的中亚、西亚文明的因素。它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古代中国西南文明的开放性，而这与三星堆文化所包含的近东文明因素是完全一致的。
注释：
①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该报告称这件青铜兵器为匕首，其实应该是青铜短剑。
②资料现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文物管理所。
③见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载上宫鸿南、朱士光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19页。据笔者在近东、小亚细亚和希腊等地博物馆所见，不论在两河流域、小亚细亚还是在希腊等古文明里，青铜斧除銎内类型的而外，直内类型的亦复不少。但中国黄河流域地区的斧钺自有起源，不必勉强去同近东起源说挂钩。
④关于印度的考古资料，见H.L.Movius,"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Paper of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vol.19.Cambridge,1944; Shshi Asthana,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India's Contacts with other Countries-From Earliest Times to 300 B.C.,Delhi,B.R.Publishing Cotporation,1976,p.154.参见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
⑤叶奕良先生在《“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250页）中说道：“由于海路不发达，东西方交通必须经过伊朗的厄尔布土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这样，波斯人便逐渐掌握了中国与西方（罗马帝国）之间的贸易情况。”不论从中国西北还是西南转道中亚至西亚，均须经由此道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