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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吏治，指官吏治事的方法和成绩。晚清著名政治家左宗棠讲求吏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是对吏治务求予以整饬，并通过“察吏”来革庸奖循；二是主张以“训吏”和“恤吏”来提倡为官之道。
一、整饬吏事与“察吏”
吏治的好坏，关系到统治机制能否正常运行。因此，历代统治者面对着吏治腐败的状况，都对整顿吏治予以关注。然而，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恰恰又使得其吏治的整饬难见成效。清王朝自乾隆朝后期起，吏治日趋昏暗。嘉庆初年，曾处理了乾隆宠臣和坤贪污一案，嘉庆皇帝也力图振刷纲纪，但官吏的腐败已成普遍现象，其处理胡齐伦贪污案采取大事化小的办法即表现出吏治整顿乃困难重重。嘉庆皇帝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各省地方官积习因循，稍能守法奉职者，已不可多得。”①道光皇帝也曾采取一些措施整顿吏治，甚至做出节俭的样子，时常穿着打有补钉谓之“打掌”的旧裤子，试图有所作为，扭转颓风，结果也未能使政务有什么起色。道光朝所面临的不过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②的政局，“公卿大夫日以薄书期会相责成，而天下之利权，非中饱于私家，即漏卮于海表。”③对此，左宗棠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④主张从整饬吏事入手。
左宗棠意识到人民群众反抗清王朝的起义与“吏治不修”密切相关。他说：“惟吏治不修，故贼民四起，此时再不严治，奸民慎择牧令，事更不堪问矣。”⑤“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⑥因此，他主张：“勘乱之道，在修军政，尤在饬吏事。军政者弭乱之已形，吏事者弭乱之未发也。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深维致乱之原，于属吏之庸鄙猥诈者，实不觉恨之深而绳之峻。”⑦左宗棠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利益出发，强调对吏治的腐败进行整饬，目的是为了防止天下大乱。这固然表现了左宗棠所持的阶级立场，但他认为整顿吏治为“弭乱之未形”，说明他对社会“致乱”的原因还是有比较深刻认识的，揭露出清朝吏治的腐败成为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左宗棠对整饬吏治尽管决心很大，但清朝吏治昏暗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对此，左宗棠多有述及。他说：“闽省吏治、军政之权，由于因循粉饰已久，积习相沿，骤难更易，……一省之大，筹兵则无一卒之恃，筹饷则无一月之储。问守令，则朴干者难得数人；察局员，则练达者未能指数。”特别是随着捐官风气盛行，许多人“一经得官，即可兼权子母。入仕之始，即怀苟利之心，取息稍丰，又可为捐升之本。而且委署必计年限，更换多因调剂。其作官也，俨若经商；其视官也，一如传舍。”左宗棠深为“吏治不修，官司不知教养为何事，治本之策已亡；官司不知政刑为何事，治标之策复失”而感慨，他在上奏中表示了如此心境：“自入闽以来，所见所闻竟有出意想之外者，中夜以兴，罔知攸措。”⑧他在家书中同样说道：“闽中兵事尚无他，所苦在本地无一将一兵之助，而吏治民风竟颓敝无可下手处。”⑨“惟吏事则贪庸者多，尚难整理，……是为焦烦耳。”⑩
左宗棠的可贵之处，是知难而进，主张对昏愦、贪庸之官予以革职，对精明、廉正之官给以褒奖，并强调“为治之道，兴利不如除弊，任法不如用人”，(11)在吏治的整饬中把“察吏”作为如何用人的重点来对待。
左宗棠数次上奏主张将那些“年力衰颓，昏鄙不职”而“难膺表率”、“貌似有才，心殊狡诈”而“有玷官箴”、“庸懦糊涂”“性情乖谬”而“不堪造就”、“才庸识暗，贪利忘公”而“庸劣不职”(12)的官吏革职。他甄别官吏的方法为“凡属之贤否，政事之得失，舆论之是非，俱默为存记，时加访察。”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左宗棠不仅革去了一批贪庸之官的职位，而且对于那些“为守兼优”、“堪膺表率”、“廉干朴勤”、“舆情爱戴”、“守洁才长”的官声卓著、政绩昭彰者”力请加以任用，以表明“澄叙官方至意”。(13)
左宗棠寄希望于“良吏”任政，并亟求“治事之才”。他说：“良吏难得，良吏而兼将材者更难得。”(14)“维经武之道，丰财居一；理人之术，得才为先。闽省吏治、军政之坏，实均因贫困而起。则治闽之要，首在理财。理财之要，在于修明政事。孟子所谓‘无政事，则财用不足’者此也。今欲修明政事，则必先求治事之才。”(15)在左宗棠看来，清朝的衰败与缺乏人才有关，“偌大世界，能胜督抚者竟不可多得。”(16)他认为“东南大局，若有实心任事、稍通方略者三数人及早经理”，(17)局势将会对清政府的统治有利。于是，他强调指出：“我国家自强之道，莫要于捐文法，用贤才，任亲贤以择督抚，任督抚以择守令。政事克修，远人自服。”(18)他的结论是：“任法不如任人，人存而斯政举；兴利不如除弊，弊尽而利自生。”(19)可见，左宗棠所遵循的是儒家政治思想中“人治”的观念，把为官之人的道德品行和才干视为吏治好坏的关键。
左宗棠不仅主张将庸劣之官革职和任用政绩卓著者来整顿吏治，而且强调对那些鱼肉百姓、贪赃枉法的官吏雷厉风行地进行惩处。他在处理江苏道员杨坊“因奸致富，又复为富不仁”，“膜视邦族奇荒，不加拯恤”时指出：“杨坊以市侩依附洋商致富，十数年间，拥资百万，捐纳道员。从前在浙经手洋务，往往从中渔利，人所共知。……此次因浙省奇荒，谕令捐米五万石赈恤灾民，竟敢藐抗不遵，委摧罔应。”鉴于此，左宗棠上奏“相应请旨，敕下江苏抚臣，将已革道员杨坊派捐京米勒限追缴，再行押解来浙捐输赈米，以杜规避。”(20)左宗棠主张“察吏必先惩贪”，他面对贪官污吏充斥的状况指出：“国家好好地方，好好百姓，尽为若辈搅坏，殊深发指。”(21)他强调对欺压民众的官吏应绳之以法，指出：“朝廷设官，所以为民，当为地择人，不当为人择地。现在北山以内贤能尚多，此皆克庵之力也。当留其贤者久任其职，责其成功，加以拔擢，其不肖者重法绳之。”(22)他主张对“鱼肉缠民，假权作势”者应“收回魁柄，惠此一方”。(23)他在查处甘肃徽县知县杨国光营私一案时指出：“杨令国光前在署徽县内一意营私，声名狼藉，业经本爵大臣阁部堂札饬撤职查办。”但在查办过程中，不仅该知县的下属们纷纷“设词开脱”，“代为弥缝”，而且作为其上司的巩秦阶道的道台也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表面上“以实事求是自任”而实际上却是“随俗波靡，于应办各事并无整顿实效，此次委查杨令国光劣迹又漫不加察”。左宗棠不无感触地说：“甘肃官场恶习，惟以徇庇弥缝见好属吏为事，不复以国事民事为念，驯致上下相蒙，吏事废驰。若再事因循，不知伊于胡底。兴念及此，实深叹恨。”(24)于是，他将包庇杨国光的县丞、道台给予记大过处分。
左宗棠在整饬吏事时，主张对陋规严加革除。他指出：“吏事之坏，大都见得而不思义者，实阶之厉。当官而不能持廉，则属吏得以挟持之，丁书得而朦蔽之，层累盈朘削，往往本官所得无多，而属吏丁书取赢之数且数倍过之。日久视为应得之款，名曰陋规。踵事增加，无有纪极。家肥国瘠，职此之由。究竟攘夺之财，每多意外之耗，蠹国者未必即能肥家，而公家经入之数已不可复按矣？兴言及此，良用慨然。”因此，必须“裁革各项杂项，最为正本清源要图。”(25)他还指出：“官评以操守为重。属吏馈赠、官价派买与衙门一切陋规不准收受，例禁綦严。晚近以来仕风不正，道府取之州县，州县取之民间，上下交征，吏事遂不可问。”他认为：“做官不要钱，是本分事。”(26)所以，左宗棠对查处陋规态度严明，特别是在茶务以票代引的改革中做出了“如有丁书巧立名色需索规费，查出立毙杖下”(28)的规定。
左宗棠力主对日趋腐败的吏治加以整饬，他通过“察吏”即检察官吏是否遵循封建的道德法律、是否有政绩来断定官吏的处置，这对于惩治贪官污吏和奖掖清官良吏从而整顿吏事，是有积极作用的。他主张采用亲自考察和听取舆论相结合的察吏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他“于文武各员性情才识，无不随时详加考察”，对各官“或因公接见，询以吏治得失；或接阅禀详，考其政绩设施；凡人才臧否，舆论是非，具已默为辨别，得其梗概。”(28)
二、“训吏”、“恤吏”与为官之道
如果说对业已腐败的吏治严加整饬和通过察吏辨别是非有助于吏治改进的话，那么对官吏进行教育训导和对其施以体贴亲恤更对吏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左宗棠对这一点认识得非常清楚。他说：“今日道府以上至督抚均言察吏，而不知察吏之外尚有训吏、恤吏两端。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斯其成就者众，而转移自速也。”(29)他还说：“知府须知一府之事，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今人但言察吏而不知训吏，但言课吏而不知亲吏，故贤否混淆，而属吏亦无所观感。所谓亲者，不在勤接见、通声气，要有副恳心肠与之贯注，见善则奖，见过则规，宽其不逮，体其艰苦，则中材自奋者必多，而吏治乃有蒸蒸日上之意。”(30)可见，左宗棠在主张察吏（课吏）的同时，更强调训吏和恤吏（亲吏）。
在“训吏”方面，左宗棠主张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对官吏“兴教劝学”。左宗棠说他“区区于戎马倥偬之余，教稼劝学，姑启其端，以俟后之君子耳。”他将清初名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分发给官吏，“俾其知所儆畏”。他引用古人“一时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书”的名言，认为“有怀匡济者必取诸引。”(31)他还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兰州精心选编了陈氏的施政文书、汪氏的《称职在勤》以及清朝专论吏治的文章共18篇，编成《学治要言》一书，“颁诸寅僚”，其目的是“冀同志诸君子玩索是编而有得焉”，“因公接晤时，当即是编相与考订往复，以求一是”。他强调：“学优而仕，往训修章，未有不学而临民者。近世士夫竟习帖括，尚词章记诵，而经术早荒；鹜利禄功名，而儒修罕觏。甲科之选已不古若，军兴捐例频开，保叙辈出，宦途日益猥杂。求仕风之进于古不已难哉？”(32)于是，他试图用《学治要言》来训导官吏，使官吏牢记“官必爱民，乃为尽职”，“地方官职在牧民，民之事即己之事也，一举一动，皆须从民生起见”，“当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33)等古训，并希望由此形成“善气所召，休祥应之，造福于民者，己必与焉”(34)的新氛围。
第二，通过对属吏禀详的批答训导官吏。在左宗棠的批札中，他多次在核阅属吏禀详时亲加批答，对训导部下提出了剀切的要求。如他在批复临潼县知县伊允祯禀接印视事情形的批札中说：“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哭，般般都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见好。”(35)
在“恤吏”方面，左宗棠以“恤之使可以为善”为出发点，论述了官职高卑与缺分肥瘠的关系。他说：“官职高卑，缺分肥瘠，晚近士大夫所较论者。此不过数十年勾当，若作得数十年好官，于得无数济民利物事业，不强于富贵庸人耶？昔人谓当官无政绩，便似宝山空回。诚能修职业，时时存一毋负此官之想，则官成名立，位虽卑而品则高，身虽瘠而民则肥，所得多矣；况官不必卑，禄不必薄乎。”(36)显然，左宗棠不是主张为官者只能当苦行僧，而是强调其不要计较职位高低、俸禄厚薄，关键之处是干出政绩，才不似“宝山空回”。他还主张对官吏体贴关照以鼓励其有所治绩。他在批复陕西绥德州知州成定康的禀文时指出：“该守积劳成疾，实深挂念。血性男子，遇事不肯放过，不肯随人，固是本色。然当百忙之中，亦须稍存暇豫之意，庶心神和适，不致竭蹶。古人云：‘爱其身以有待也’。又云：‘能事不受人迫促，乃为入粗入细经纶好手’。愿贤者百尺竿头，再加进步。”(37)他在批复甘肃甘州府知府龙锡庆的禀文时说：“该署守洁己爱民，早所深悉。当此时局艰难，非虚心观理、实心任事不可，于行己、事上、养民、使民一切尤宜细心斟酌，务期措置咸宜，方为尽善。”(38)
在左宗棠讲求吏治的主张中，他多次述及为官之道，其主旨是官要以爱民为己任，提倡为官者做事要处以公心。他还希望于此来培养官吏的素质，以使日趋衰败的吏治有所起色。他提出：“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选矣。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痿痹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39)他还说：“见事贵乎明理，处事贵乎心公。理不明则不能辨别是非，心不公则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则于事无所疑惑，而处得其当矣。忠者行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居官之七要也。凡所为，当下即求合理，勿谓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余无不苟矣。……一命之士，苟存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天下事无非分所当为。凡事苟可用力者，无不尽心其间，则民之受惠者多矣。作官常忧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矣。”(40)左宗棠的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注释：
①《清仁宗实录》，第279卷。
②《龚自珍全集》，第87页。
③黄彰年：《陶楼文钞》，第8卷。
④⑨⑩(16)(17)(40)《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74、96、98、116、99、277页。
⑤⑥(14)(21)(22)(23)(29)《左文襄公全集》书牍，2卷8页；3卷37、36页；8卷35页；12卷14页；22卷16页；8卷17页。
⑦(11)(13)(20)(28)《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64、585、537、244、607页。
⑧(12)(15)(18)(19)《左宗棠全集》，2册6页；6册468页；2册7页；3册70页；2册326页。
(24)(25)(26)(27)(30)(31)(32)(34)(35)(36)(37)(38)(39)《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20、41、446、512、270、247、504、505、139、104、124、365、414页。
(33)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1、8、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