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理论的两个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3－0173－05
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领域，在众多的理论意向、理论话题和各种来源不同的最新思潮的众声喧哗中，有两个理论向度是最值得关注的，同时对于文学理论的自身构成与自我确立可能也是最有意义的，这两个向度就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与文学理论的文化理论向度。当下的很多文学理论方面的话题无疑都可以被整合进这样的视野中来考察。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指出的是两个文学理论的内在趋向，而不是两个学科或者学科分支，当下对于文学理论的这两种趋向或正面、或反面、或积极、或消极的误读和反应，都同有意无意间将它们与学科以不同方式联系在一起有关。
一、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
在目前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中，文学理论的“元理论”问题实际上是有意无意中受到普遍关注与表达的问题，但是至少在国内，还没有从理论建设的角度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在这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所谓“元理论”就是理论的理论，文学理论的元理论问题就是文学理论对于自身的审度与省思。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元理论”问题的产生大概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先前作为文学理论的理论根据和思维范型的哲学、文化思想变动与多元化，比如西方两千年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终结，中国当代思想文化观念的多元化演变，都使文学理论原先的理论基础变得不再牢固或者受到质疑，因而导致“元理论”问题的产生；其二是社会文化与文学现状的复杂多变，使得文学理论自身的确立方式、表述方式、存在方式以及有效性等方面的问题凸现出来，而这些问题也是属于“元理论”的问题。在当代，这两方面的因素会聚为以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反理论潮流，翻开佛克马与伯顿斯编的那本叫作《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论文集，或许更引人注目的不是文本分析，而是充斥其中的一种元诗学和元理论的焦虑。
实际上，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要求的主要并不只是对于理性权能与理论思维的批判、限定、贬斥，而是对于一种新的意义方式与理解方式的诉求，至少是通过前者来达到向后者的切换。这也就是说，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后现代理论将以一种新的关系与世界相联系，以一种新的方式作用于现实，从一种新的方向上被理解。而在这其中，首先需要的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从一个新的角度上理解理论本身的质性与意义以及它与现实的关系，尤其首先需要理解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的表意方式与真实意指——如果仍然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与视角去理解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那只能将理论撕为碎片。其结果就是不绝如缕地宣称任何理论不再可能的、理论碎片化（“理论批评化”）的“解构”与“后现代”论调。因为上述那种理解方式，在根本上讲是一种误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屡见不鲜。
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就可以看作是面对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反理论浪潮，在理论本身的“自我意识”的层面上被激发起来的反映或者反响。又因为这样的反理论潮流的流行与强大，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的“自我意识”常常被压抑在无意识与潜意识的层面。因此，除了前面说过的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被当作不合时宜的动向加以忽视之外，在当下的理论场景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极度膨胀的理论意识同理论的过度谦抑与不自信并置的古怪状态。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至少导致了如下结果：
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的结果之一是，文学理论脱离其原先所依凭的庞大观念体系走向自身的“本体化”：“文学理论或美学之所以能够远离其起源而作外向运动，甚至不再返回，这是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它像‘存在’一样意味着被发送出去，那被发送之物就是形而上学之玄远或渐远的本体，亦即，被发送就是被发送之物的本体化过程”[1]。文学理论“本体化”的结果是文学理论将自身的“存在”问题（这个经典的哲学“本体论”问题）推到了人们面前，或者说，它逼迫人们不得不正视它自身的“存在”问题。在以往的时代，文学理论作为人类观念体系中的一个并非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需要对文学创作与文学现实负责，另一方面需要对这个庞大的人类观念仓库负责，它谨小慎微地忠于自己的职守，在这双重责任中维系自身的微不足道的存在。现在，文学理论获得了自身的“存在”，获得了自身“存在”的文学理论像是阿克琉斯双脚踩在了土地上一样，一下变得力量无穷：它不再单纯对于文学现实负责，“也正如文学作品可以反作用于社会一样，文学理论可以不经介入创作而直接地作用于社会”[2]，文学理论像文学作品一样获得了无穷的想象力，它所关注的内容也像文学素材一样变得无所不包，因而变成一个急剧膨胀的知识体系；同时它也不再对于原先所凭依的庞大观念体系负责，它冲破了这样的体系为它规定的狭小思想空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驰骋自己的理论想象力。与此相应，“理论旅行”的问题也是在理论自身的本体化存在的基础上凸现出来的理论话题。虽然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体系中的思想观念的相互影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虽然像布尔迪厄这样的理论家强调“观念国际传播的社会条件”[3]，但是在“理论旅行”这样的提法中所使用的隐喻本身就提示了如下情形：理论在这样的“旅行”中，显然不是一种依存于具体的文化语境的观念性存在，而是一种独立于语境的本体性存在，因此它的文化影响与意义方式都将显然不同于语境间的观念碰撞、融合。这就涉及了文学理论元理论走向的另一方面的结果。
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的另一个结果是文学理论的“寓言化”。“寓言”当然不是指一种文体和寓言故事，而是后现代主义所阐明的一种意义机制与意义方式：与“隐喻－象征”所代表的对于某种巨大的意义体系的内在性特征相反，“寓言”突出地表明了意义关系与意义线索的独立于任何观念结构与意义体系的外在性特征。文学理论的“寓言化”，解放了在形而上学或者其他的独断性的庞大观念体系中的文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单向度的、必然性的意义关联，而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双向的、多元的、超然的意义关系。这是一种新的意义关系、意义方式与意义方向。这种新的关系、新的方式、新的方向是超出于形而上学之外的关系、方式、方向，这就是说，在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旋涡中，理论之为理论的基本品质（思维的同一性、视域的总体性、结论的普适性等）还需要保持，否则它将不再是理论，但是理论将通过主体的理解以一种新的方式与现实相联系，以一种新的关系、在一种新的方向上作用于世界。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方面的考虑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思想中的一个悠久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的诗性哲学与文化系统中，并不存在一个像西方的形而上学那样的一元中心的、规范性的意义体系，因此，元理论、元话语方面的考虑一开始就被纳入到理论的内在构成当中。尤其是当理论思维要面对妙不可言的诗性语言时，元理论和元诗学方面的惴惴不安的思虑几乎是其拂之不去的情结。老子讲“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讲“寓言”、“重言”、“卮言”可以说从哲学上奠定了元理论思考维度的基础，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的“轮扁斫轮”寓言这二者几乎成了后世最爱引用的元理论比喻；陆机《文赋》序中有“操斧伐柯”之论；而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虽然一开始就把文学抬升到了与天地比德的崇高地位和几乎是大而无当的理论背景上，但在面对具体的文学的神思妙理时，也没有充分的形而上学自信而征引“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之类自我开脱。因此，当代文学理论如果能够在这方面接续中国古典传统，不仅找到了一个可以进行对话与整合的理论增长点，而且对于提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自信度与处理相关的理论问题也会有所助益。
文学理论的元理论问题不是庸人自扰的多事，也不是故显深刻的作态，而是有着内在的因由。客观地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领域在这一问题上的成绩不能令人满意——但正因此更增加了注重与解决此方面问题的迫切性。前面说过，它是一个被普遍意识到、但却并没有得到合理表达与有效处置的问题，原因可能正在于元理论问题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者本身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水平都是一个考验。试图将“理论批评化”或者驰骛于各种层出不穷的理论新潮中往而不返，可能都是因有感于元理论问题而做出的某种应对方式，但这都只是回避了问题而非直面与解决了问题。而另外一些冠以“元”理论名目的理论建构与专题研究，大都达不到“元”理论问题所需的理论高度与开阔视野。就此问题而言，对于一个缺乏像西方那样的强大的理论思维与哲学传统的民族来说，这方面存在着的几乎是结构性的缺陷而非水平高低问题。这就需要人们付出更大的关注度与学术努力。
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理论氛围中，我们的文学理论却需要元理论或元理论的向度，这其中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不能成为形而上学的文学理论。如果简单地、直义地理解与接受“后”学话语和各种后现代理论命题，对于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弃之不顾，甚至要取消理论本身的存在合法性，这将极大地戕害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质地。[4] 当然，在今天，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不再导致理论体系上的形而上学堆垒，它自身充其量将保持一种批判性与反思性的寓言的地位，在破碎与断裂中保留其有限的元理性或元理论权能。
二、文学理论的文化理论向度
任何学科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其内在构成往往是随着现实的需要而历史地变动的，文学理论也是这样。随着当代社会历史的转型与当代文化机制的变动，文学的存在方式、表达方式以及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的文学理论的学科构成经常难以在新的生活情景中、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中来有效地解释文学现象。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就是主要以文化的视野来取代原先占据文学理论中心位置的美学的考察方式，种族、性别、文化身份、文化政治与文化权力、文化地理学、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流与再现、媒体问题、视觉文化、大众文化等等文化研究的维度与方式被引进，大大丰富和扩展了解释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意义空间。这种“文化转向”对于文学理论学科的自我反思与在新的层次上重新建设具有很大的参照价值。在当下文学理论领域流行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就正是这种文学理论文化转向的具体表征。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文化”层面急剧膨胀的世界，这种文化的扩张不仅仅是一种量的扩大，而且包含着重大的“异化”的历史变动：与以往时代的文化的“精神”属性相反，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正在空前地走向物质化。而这里的“物质”一词也并不是先前的“自然”之物的替代物与同义语，也不是按照主体的精神世界加工、改造自然的成果与产品，它是把自然弄得面目全非的自然的掩盖者、否定者，因此，同时它也必须按照非主体、反主体的这种否定意义来理解。由于这样的原因，在后现代主义之后，文化研究所面临的现状是体制化的学科划分造成了对于真正的深层次问题的遮蔽：文化已经不是人诗意地栖居的家园，而已经异化为一种异在的、压迫人的东西。如果说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那么，人已经以异在于他自己的方式存在，人以非人的、物化的方式存在，人不得不与他自己矛盾。存在已经抽象化、概念化了。在以往的时代，我们在自明的“文化”规划之下生活和思考，而现在文化本身问题重重，令人困惑和不可捉摸。但也正因此，文化在这里恰恰是一个近似于本体论的虚指，一个“缺席的原因”（阿尔都塞），和后现代主义一样，“文化”不是作为原因和定义起作用，而是作为效果和影响起作用。我们事实上不可能接近那个叫做“文化”的“终极”存在：批评距离不复存在，不可能先把什么是“文化”界定清楚了再去搞“研究”。“文化”不是以实体方式存在的文化研究的现成研究对象与观照客体，而是文化研究自身也包括于其间的非透明的存在机制与意义机制。因此，文化研究需要超越从前的美学与文学理论的本体论预设与文化规划来展开。凡是按照中文的字面意思来理解“文化研究”的人，对于以上这些大都茫昧无知，因此，他们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解即使不是南辕北辙，也与当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理论宗旨风马牛不相及。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在目前的情形下，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开展需要对于如下两个方面保持自觉：
首先，文化研究的展开需要坚持贯彻主体性的维度。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种流行于英语世界的学术潮流，因此，它从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上都深受英美哲学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英美哲学是经验主义与分析哲学的传统，从思维方式上讲，它一般不作总体性的假定，习惯于（至少它自认为可以做到）将一切的观念预设与理论前提统统抛开，以一种素朴的直观直接面对眼前的经验现实，并对之进行条分缕析的分析判断，从中提取概念与结论。对于这样的思维方式与学术传统来说，现实感强、清晰明白是其长处，但视野割裂、理论视阈狭隘是基本的缺陷，而其对于理论的现实感与清晰度的追求，也往往是以牺牲理论思维的深刻性甚至理论自身的基本品质为代价的。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与思维传统带有严重的理论幻觉与理论盲点：它忽略了（思维的）主体和主体性的存在。这样的忽略在理论的建构图式上，就表现为一种盲点和盲区；在理论处理现实、思考现实的能力上，就表现为一种盲视。也就是说，一方面，英美理论和思维传统将思维的主体机制设想为透明的，忘记了经验世界是通过主体机制和思维的主体性才构成我们的对象、进入我们的视野，另一方面，继承了这一传统的文化研究对于自己的理论构想的表达也充满了幻觉与悖论成分：“……它期望从自身的历史环境中建构种种直接的或想象的可能性。它不妄称总体性或普遍性，只祈求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在什么地方……”[5] ——缺乏主体性的维度和主观的思维范畴，“直接的或想象的可能性”如何建构？甚至主体本身构成其有机成分和理解前提的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环境”如何确定？没有总体性和普遍性的视野与参照坐标，恰恰不能理解的正是“自己在什么地方”。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来源于体制化的学科划分造成的真正的深层次的问题的遮蔽。但是，认为推倒学科界限、所有学科相加就是“文化”，是很可笑的。如此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本身也并不能保证自己不成为一门放大了的文学理论或其他的体制化了的学科。可以说，主体性维度的匮乏实际上是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渊源在英美思想传统中遭遇严重裁割的后果，所以，把文化研究的领域界定为“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的理查德·约翰生，也明确批评了文化研究中的某种“主体性理论的缺乏”[6] 倾向，这来自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借鉴，虽然在他那里，“主观方面”不无再次被客观化为素朴直观的经验对象的可能；而更自觉地继承了黑格尔－马克思以来的辩证思维传统的杰姆逊，尽管始终与文化研究保持着质疑与反讽的距离，仍然把文化研究出色地定义为“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一种“连接模式”[7]：这一定义凸现了辩证思维的主体性维度和总体性视野，避免了从实体对象的角度去框定“文化”，将文化研究的对象领域提升到了与思维主体构成相互作用、相互改变的生动关系的层次上，使其远离了作为平面铺展与死物堆积的状况，从历史化的主体性与思维机制出发防止了文化研究再次被体制化的可能性。
其次，文化研究的展开需要坚持其作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的自觉。文化研究的基本观念与方法虽然引渡于西方，但是它本身在中国的空前繁盛，说明它也是应对中国的变化了的现实的产物。当然这同时也说明，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理论所需要面对的基本现实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是共同的。在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场域中，文化研究的开展与实现，不仅大大地拓展了批评视界，打开了文本与文化现象的多元的呈现方式与阐释向度，而且也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之间建立起了广泛的意义关联。同时，从知识形态上讲，它也找到了处于社会政治批评与“学人”式研究、文字激扬与学理展开、历史与生存之间的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与社会介入方式。这一新的知识形态与中国当下的现实变动相关联，它是由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后社会环境与思想文化氛围所决定的。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一种纯粹的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学术观念与学术表达的问题，也让知识分子感到了一种严重的人格与身份上的文化缺失。通过这一新的知识形态，知识分子重新找到了承担道义与社会责任、表达自己的关于学术政治与公共领域的见解的方式与途径。对于这一点有了自觉意识就会明白，今天的知识分子并非要成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他们恰恰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同时他们也要避免沉溺于具体的文化现象的简单描绘中，在这一新的知识形态的背后，是一种带有自觉的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话语方式与社会介入方式。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当代学术思想与文化场域的生态构成，因此文化研究一出现就引起了跨学科的广泛兴趣。在这背后其实有深刻的历史因缘贯穿其中。
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好像没有畛域分明的本质主义的概念边界与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有的只是量的绵延与程度上的区别，这固然给文化理论带来一种似乎“非理论”与“反理论”的倾向，却也赋予了它一种逼近现实的实用性的品质。但所有这些，都只是提醒我们不能再用本质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进入文化研究的领域，而非反对思维主体性甚至理论本身的理由。那种认为文化研究是放弃了理论立场，只是依据经验直观对于文化世界作出的反映的看法实际上都是对于文化研究的根本误解——即便是文化研究的起源与现实展开中有此倾向，也不应任其滋长与盲从。实际上，在光怪陆离的物化的文化现实面前，更需要一种主体性的自觉和理论知识形态上的自觉去逼视那些光滑、轻飘而又冥顽不灵的表意结构，如此才不会在纷繁复杂的文化场景中迷失方向、丧失重心。
三、理论与现实关系的改变
根据上文的论述，相信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还是在其文化理论走向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理论在过去所具有的那种透明性与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不复存在，理论和现实一样处于晦暗不明的含混状态。应该说，这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与文化理论走向的共同原因。文学理论元理论走向的后果正是现实变化的结果，而文学理论文化理论走向所需要坚持的向度也是面对变化了的现实所需要作出的应对。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是在文学理论的无所适从的合法性艰危中，对于自身存在依据的有力论证、对于思想空间的有效拓展和对于理论生产动力的全面催动；而文学理论的文化理论向度更是直接地转换了理论在现实面前的关注重点、观察角度、表意方式与价值坐标。这一切都根植于现实状况的根本性变动，与此同时，文学理论与现实历史经验之间也在新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深度的关联，因此，这一切也都基于在这一新生的现实历史关联中的文学理论自身的本体论自觉的前提之下。这样的新的现实历史关联正是张旭东在一篇名为《批评与历史经验》[8] 的对话中所强调的批评与历史经验的关联性，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文章的观念中，批评对于历史经验的依赖性不同于以往理解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的知识内容的充实，也不能以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意识”来涵盖，这种关联与依赖只能是本体论－存在论层次上的相关性。这事实上从反面催生或论证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话语自身的本体论自觉。这一切与以往的状况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在这样的历史性动向面前，文学理论不能无动于衷。同时，这一切也将给文学理论带来深刻影响，这一点在中国和西方应该都无例外。就中国的文学理论来说，对于这种动向的反应将尤其显得重要：这样的历史性变动将赋予文学理论一种现实性品格，同时，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与文化理论向度的充分展开，将分别从深度和广度上深刻地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质地和基本构成。这些正是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所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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