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话题——1999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文论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1999世纪之交：全国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于5月17日至5月19日在南京师范大学南山专家楼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及全国数十所高等院校的11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围绕着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文学研究与文化诗学问题，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纪末，回顾中国文学理论所走过的坎坷历程，深入开展文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努力探索它对于当代人的现实意义，是本次大会的主题。正如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钱中文先生在开幕词中所指出的：20世纪虽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财富，并使现代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但人的生存不仅因为日益严重的人为破坏而受到严酷的惩罚，而且也因科技的迅猛发展与人文精神的严重失衡，使人走向生存的危机与精神的自戕。在这种时刻，讨论文学理论、文化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与问题，是适合时宜的。我们必须将人文的健康的精神财富带进21世纪。对于我们来说，在今天的大文化背景下，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论是我们的重头工作。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文论、文化与社会”，把文学理论、文化研究与社会诸多因素结合起来探讨，进一步贯穿人文、理性、科学、平等、对话的精神，从而使文学理论的建设更为科学与多元，对于人类健康的新理性精神的建立，起到促进的作用。
围绕着“文论、文化与社会”这一会议主题，经过高潮迭起的大会讨论和畅所欲言的分组讨论，与会的学者们面向现实，关注未来，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与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些讨论主要围绕三方面热点问题来进行。
一、文化与文论的现代化问题
走向现代化，既是中国文化在世纪之交所遇到的最重要的课题，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理论界面向未来发展的头等大事，所以它自然成为与会专家学者最为关心的理论话题。这不仅表现为论者的理论视野广阔，诸如从文本到影* 幼髌罚约案髦窒执母咝录际醯榷晕难Х⒄沟挠跋欤*
也表现为理论研究工作者更为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尤其涉及到了文学理论研究的现代化、民族化、全球化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对如何深化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以及对中国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与会代表虽然各有高见，但有一个基本点却是完全一致的，即强调文学理论研究既要发展科学精神，也要发展人文精神。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钱中文指出：现代性的发展，逻辑地自身酝酿了反现代性的方方面面，并且愈演愈烈，形成了反现代性的思潮，同时这种反现代性方面又遭到现代性自身的批判，特别是人文的、哲学、美学方面的批判。自然，这并非反对现代性自身，而是批判由于现代性“僭越”而带来的消极的东西，即批判工具理性、伪科学所产生的反现代性所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这种批判表明了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科学、理性精神的强大潜力。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历史的整体性评价是我们所主张的现代性思维方式，它承认历史发展激变时期一分为二斗争的必要性；同时也主张新的文化思想一旦产生与形成，就应在批判鉴别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旧有文化传统的精华，铸成自身的血肉。当今现代性所要求的，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同时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文学现代性的策动，促进了文学中的政治群体意识的解体，审美意识的激变，使文学与文学理论初步获得了自主性与独立性，开始回到自身。这一过程正是文学观念走向开放、对话、多元、走向现代意识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性本身又是一个层次复杂的理论问题，而全球化与后现代问题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王宁教授指出：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以不同的形式渗入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中。而隐于全球化背后的无疑是一种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主义，实际上它所要求的正是以美国为标准的全球范围的趋同性。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挑战和机遇。就我们从文化学术理论研究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全球化问题而言，我们探讨的中心问题主要是文化全球化现象。文化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抹去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差异，使其在同一个平面上显出趋同性特征；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过程中，强势文化必然更加强大和更具有霸权特征，弱势文化则会在强势文化的侵蚀面前束手就擒。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化上的强弱未必与经济上的强弱成正比。针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另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进行着抵制和反击，这就是文化本土化。我们所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作用。因此正确的态度是顺应国际潮流，与之沟通对话而非对立。首都师大陶东风教授则着重反思了80年代的文化启蒙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问题，认为这个“呼唤现代化”的思潮在90年代受到反思现代性思潮的强烈挑战。原因有：1.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民族意识与国家利益的凸显；2.后现代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理论的引介；3.部分学者对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新状态的经验感受。他把反思现代性思潮的特点归结为：1.在民族国家之间而不是民族国家内部寻求探讨中国问题的新视角；2.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全球化视野内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现的意义；3.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持较多的批判并强调这种批判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意义。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徐贲教授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层次来了解后现代价值观：1.价值的基本性质；2.价值对知识活动的导向作用；3.价值的社会政治意义。价值相对论是文化相对论的核心，可区别为四种论说：事实差异说、文化决定差异说、道德怀疑论相对说和规定型相对说。一般地说，文化普遍论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用来判断任何文明的普遍价值（其极端是文化沙文主义），文化相对论则认为每种文化有自身价值（其极端是种族主义），两者的极端都不可取。因此，相对论和普遍论的争论，问题不在于何取何舍，而在于如何避免走向极端。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则从俄苏文论在中国的影响角度探讨了文化的相互影响问题。
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究竟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立场，这也是本次会议一个引起普遍兴趣的话题。在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总会产生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之间的矛盾，必然萌发人文情感和社会理性、人文关怀和历史规律之间的冲突。中国人民大学陆贵山教授旗帜鲜明地提出：非历史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感和人文关爱纯属一种虚假的人文观念。应当消除各式各样的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狭隘的鄙俗的人文惰性，剪去反对历史逻辑和社会理性的庸人的辫子。探寻和追求变革时代的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的和谐，尽可能地克服和防止两者所出现的反常的悖立和畸变，是应当努力争取的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相统一的理想状态。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针对陆贵山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认为首要问题是必须区分开文学家与政治家在面对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矛盾时的不同价值态度，从而认为文学理论应该更侧重于人文精神，而不是什么历史理性。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吸引了诸多学者参与讨论，是本次大会的一个高潮。
走向对话，而不是走向对抗，这是本次大会一个良好的风格。正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杜书瀛在总结近20年（1978─1998）的文学理论历程所揭示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是一个从“反正”到“反思”到突破的过程；是从以往“多元争胜”转而开始意识到必须“多元对话”的过程。90年代的文学理论不是走向衰微，而是走向深入；不是走向“神气黯然”，而是进入了“哲学沉思”；不是像有的同志所说“失去了言说能力”，而是变换了言说方式。这20年，在文学理论的基本观念、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治学方法、学术视野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甚至是深刻的变化。可以说，百年来最后这20年同最初那20年一样（甚至有过之），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最具生命力、也最富挑战性的20年，是成就非常突出、而问题也相当显著的20年。今天我们正在从一个独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走向对话，成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也必将越来越成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重要特征。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在评议时指出：杜书瀛对20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做出了一个极具启发的概括。事实上，“对话”不仅是20年来我们所收获的“事实的财富”，而且是20年来我们所收获的“思想的财富”。就前者而言，20年来的文学理论史，正是一步步走向“对话”的历史，也正是中外之间、古今之间、学派之间的对话逐渐全面展开的历史。就后者而言，20年来的文学理论史，其最为宝贵的遗产，也正是“对话”。这意味着：任何一种理论都只能以“有限性”为前提，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因此，从“对抗”到“对话”应该成为文艺理论界的共同选择。目前，已经出现了认识论文学理论，体验论文学理论，审美论文学理论以及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等多元共存的良好局面，对此，理应给以积极的评价。
当代文论研究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其自身的传播媒介的巨大变化而引发的，在电子文化时代中，许多重要的文艺观念、文学形态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此社科院外文所吴元迈研究员从经典这个角度对文学的现代性进行了阐释。他认为经典是个动态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内容、形式、观念、方法、主体、客体上都要变。优秀的文学作品像一个剥不完的葱头，有着无限的潜能，时代的挑选会将作品的某一方面推到前台，使之经久不衰。经典的变化与不变、稳定与开放是统一的。文学经典最基本的品格是，一个时代的作者与后来的时代永远能对话，就像歌德说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就像别林斯基说“普希金的作品是属于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厦门大学黄鸣奋教授从电子文化角度对21世纪的文学艺术进行了展望。他认为21世纪精通电脑的新型艺术家将大量涌现，网上艺术资源的空前丰富，新的艺术硬件、软件、载体的层出不穷，日益精密的新型计算机将成为人们对话的伙伴，电脑艺术因此将是地道的人机合作的产物。到21世纪下半叶或者更晚一些时候，人类的生存方式（连同艺术形态）都将发生新的变革。电脑将成为人的大脑的一部分，以电脑为中心的智能生物与机器人将空前活跃，“电脑艺术”将是电脑化的人类、智能动物和机器人所创造的艺术的总称。林兴宅教授在评议中认为，论文面向现实，有开拓性，但对“电脑艺术”也表现了一种忧虑，即电脑艺术会不会因其数字化导致人的生存的游戏化，个人性走向交际功能的被消解，审美功能的被消解？福建师范大学的王光明教授也对科技与商业时代的文学艺术的存在问题发表了有价值的见解。
此外，南京大学周宪教授还从文学研究的体制角度，反思了当代知识的生产与消费活动。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制度化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一方面在生产专门化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在培育这种知识的对象或“消费者”。作为一种自我循环的过程，文学研究的制度化在导致了自律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它与广大的学术圈之外的文学参与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日渐脱离日常经验和日常话语，成为一种职业的技术话语。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反思，以便找到新的学术知识的生长点。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则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学科性质的差异性角度，揭示了它们在创造活动（一为兼容一为兼并）、文本形式（一为评价一为证明）和阐释方法（一为解释一为说明）三方面的不同。
二、从文学研究到文化诗学研究
本次大会的一个新的热点是关于文化诗学的讨论，论者以巴赫金的诗学理论为借镜，提倡对文艺学研究要采用一种整体的、多元互动的文化观，以替代传统的文本研究、内在研究或者外在研究。童庆炳教授指出：新时期20年文学理论的风风雨雨，使我们认识到文论总是在“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中游动。这两种研究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文化诗学”作为文学与文化交叉的研究是可能的。“文化诗学”研究视角的意义在于，它不是文学微观的观察，而是宏观的考察，不是从单一学科视角来考察，而是从跨学科的视角来考察。文学的文化意味揭示人的生存境遇和状况，叩问人的生存意义，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和情感，憧憬人类的未来。文化诗学有十分辽阔的学术空间，大体而言可分为“对内”与“对外”两个维度：1.对内的维度——文学的文化意义的考察，从文学的艺术文本的内部可以反观整个文化；2.对外的维度──文学与其它文体样式的相互影响的考察，即把文学置身于文化这一更大系统中去考察。“文化诗学”作为一种“外部研究”有广阔前景。广东惠州大学杨小清副教授认为：“文学与文化”成为热门话题是90年以后的事，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邓小平“三个有利于”中的世界眼光及蕴含的深刻人文内容，并将之转换成“文化诗学”的审美表达。当然这种理解是非线性的，是多元互动并不断超越物质秩序的。但天天都是“狂欢节”似不是巴赫金的原意。北京师范大学程正民教授则从学理上对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进行了阐释。巴赫金通过对民间狂欢化文化同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内在联系的研究，显示出文化诗学多层面的理论蕴涵。从哲学层面看，他认为民间狂欢化体现了几千年来民众的世界感受，张扬一种对话精神和更新精神，它对思想精神领域有巨大的冲击，在这个领域应提倡思想对话，反对思想的独白。从文化层面看，他提倡一种整体的、多元的和互动的文化观；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有区别的整体，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是相互对话、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民间文化狂欢化文化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有重要影响，它具有构成体裁的力量，影响了欧洲文学中狂欢体文学传统的形成，而小说就是最具狂欢性的体裁。它固有的未完成性、反规范性和杂语性，都是源于民间狂欢化对话精神和更新精神。此外，围绕着文化诗学，与会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邱运华副教授等也都提交了有价值的研究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教授对当代都市文化的研究，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他认为，传统的文艺观念基本上是以作品（杰作）为中心的艺术观念，这种观念中潜含着一种一元论的价值倾向，即先验地推定了存在着使“杰作”这一概念得以存在的唯一价值判断。但如果不是以杰作为中心，而是以文艺活动的形态为中心，就会看出艺术的价值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蜕变的。城市文化的发展是影响文艺活动方式和价值观念演变的一个基本的宏观背景。从城市文化的发展与文艺活动的关系来看，可以区分出几种重要的历史形态：一是戏剧形态，特别是即兴剧、喜剧或滑稽戏等市民趣味的艺术，表现出对传统的（非城市的）经典艺术价值观念的游离；二是音乐会形态，是市民文化向精英文化的吸附，这是都市社会文化构造的向心聚合和结晶化；三是电影形态，是都市中各层次文化熔融、烂熟的阶段，艺术价值观念浮上感觉表面，通过不断追求技术上的进步而发展电影的视幻觉特性，公众化的视觉占据了公众艺术的统治地位，排挤掉了个性化的听觉；四是电视形态，是都市文化的分解形态。电视在传播中突破时空限制，消解了大部分传统公众艺术所具有的仪式性，并使信息化艺术活动中价值表达意图缺失。而互联网作为公众活动，对社会价值观念起到了某种瓦解作用，反映了公众艺术的价值观念从共享演变为分层、再演变为个人化的趋势。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在大会上重提了他的8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语言狂欢节”话题。认为这种情形是文化领域从思想启蒙向文化认同转向的必然结果。文化认同的多样化取向导致了文学变革从思想中心向语言中心的转变。这场语言论转向表现为由文化多元化制约的语言多元化──奇语喧哗。奇语喧哗指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界出现的多种新奇或奇异语言形态同时并存和相互争鸣的格局，具体表现为七种语言形态：白描式语言、立体语言、调侃式语言、旧体常语式语言、口语式语言、间离语言、自为语言。这场奇语喧哗的语言狂欢节在90年代走向分解是必然的，在今天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四川大学阎嘉副教授也从话语角度对中国文论现状进行了反思，强调指出在尴尬与困惑中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必要性。除了语言分析之外，浙江大学徐岱教授则从价值论的角度对文化诗学进行了新的思考，认为从功能角度来讲，诗学价值主要不在于欣赏和批评。诗学应关注“诗”是无疑的，但究竟何谓“诗”却不是一个很现成的事实。在我们探讨诗学价值的“诗学何为”这样的问题里面，还包含着一个隐问题：“何谓诗”。它将把人们从现成的一个个概念，引向具体的诗性存在，并引向对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反思。
三、文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如何走向未来？
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实践活动，作为文学理论研究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本次大会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它主要包括这样几方面：一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与现代化问题；二是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与转换问题，它不仅是指话语的转换，而且还包括精神、内容等方面的转换；三是马列文论，作为中国现代以来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对它如何走向现代化，能否解释现实中产生的新问题等，都是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其中不少都是老话题和老矛盾，但由于处于本世纪末的文化语境中，把它们重新提出来，本身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有着十分浓烈的情感色彩。
正如钱中文指出的那样，在今天建设新的文学理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三种文论传统，这就是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和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论传统。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是满足于把个别古代文论范畴吸纳到当代文艺学中作为点缀，而要对古代文论具体的理论范畴进行清理，对古代文论的根本精神、总体特征加以改造，完成传统与现代接轨。江西师范大学陈良运教授也指出，当代文论主要是失落了民族传统的审美精神。文明人类的审美意识方面东西方有相同之处，而在深层的觉醒有早有迟。当代的小说、诗歌已忘却了这一审美尺度，文论家有责任把它找回来，淋漓酣畅地论说中华民族这一至高的也是与现代西方相通的审美理想。在其具体向度上，南京师范大学刘士林副教授则从中国文学观念阐释的角度提出要从传统的“概念分析”方式转换为彻底改变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对古代文学概念进行阐释的真正困难在于古今思维方式的本体差异和不同上，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变成如何改变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以便能够认同古人的思维方式，并按照古人的思维方式来把握古代文论概念的真实内涵。在这一前提之下，“从概念分析到转换思维方式”这一阐释方法的转变无疑对文化诗学的深化有着重要意义。
在文学艺术日益走向商品市场，交换价值更加突出的今天，文学艺术的创造还需要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吗？这是人们极为关心的问题，对此深圳大学胡经之教授指出：在当代艺术实践中，审美价值正在丧失其意义。平庸之作随处可见，拙劣产品日益增多。以长篇小说言，近几年中，每年都有800部左右之多，但艺术精品甚少；影视产品， 真能脍炙人口的也为数不多。原因有多种，但最根本之点，还是艺术生产并不按照美的规律进行。我们呼唤艺术精品，就必须按照美的规律进行。按美的规律来创造，就要精于构思，着意意象经营，构建意象世界，又要注意符合形式，更要将意象结构和形式结构融为一体，创造出活的形象，一个活生生的形象世界。江苏省作协王臻中教授也从对纯文学命运的思考中，揭示了同一问题。他认为：当代文学理论首先必须解决好“人学”本质的定位及其相应新格局被确认的问题。新时期文学，作为“人”学，“人民”之学，尚存欠缺，须经自身完善及社会性适应而显示生命力。其次，要正视历史转轨的冲击和负面影响，经济体制的转轨，带给文学商品和商品化的冲击及货币崇拜的影响，但市场的社会主义性质及趋于成熟，将推动纯文学在经受考验中显示生命力，最后，积淀着深厚生命潜力的文学自身及新时期社会，将在各自充分发挥调节潜能并构成合力中，给纯文学注入无限生机活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毛崇杰研究员则以尖锐的话锋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当代文学批评可概括为“泡沫化”、“市侩化”、“传媒化”、“行帮化”、“平面化”。一方面对其负面影响给予了深刻的揭示，另一方面又对当代批评界涌现出第四、第五代批评新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南京师范大学吴炫教授从本体性否定的理论出发指出，当代理论模式中大量存在着这种二元的思维模式，诸如社会理性与人文感情、中心与边缘、文学与政治等，他强调个体化的理解是穿透这种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本体性力量。例如就中心与边缘来说，如果缺乏个体化的理解来穿越，不仅中心会显得空洞和煞有介事，而且边缘也会显得破碎与软弱无力，真正的思想家也是不能用中心与边缘来解释的。这种穿越性的理解也就是“本体性否定”的基本内涵。
处于世纪末“众声喧哗”中的当代文学理论对其自身的回顾与展望，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话题。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在《新世纪中国文论的走向》一文中对下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从总体上作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展望，并就此问题发表了重要的理论见解。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认为要还文学研究以本来面目，活动论方法则不失为一种切实有效的途径。活动作为人的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行为，虽然以主客之分为前提，但是主客关系又不同于物我关系，它们既是二分对立，又是彼此互渗、互为前提的。这一认识可以把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纳入到文学活动系统中，并通过对文学活动开展中主客体关系的换置过程的动态分析，而使这四种要素融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由此完成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从分析走向综合”的历史使命。山东师范大学李衍柱教授从20世纪中国四次社会转型角度，对文艺学研究总结出主导多元、综合创新八字方针。主导，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多元，即允许建立在不同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美学观基础上的不同形态的文学理论的存在；综合创新，就是在主导多元的格局中，在百家争鸣、相互吸收、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推进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山东大学谭好哲教授则认为：中国20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在其现代阶段和当代阶段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式发展路线，其抽象意义上的运行模式都是由一元至多元，又从多元到新的一体化综合，也就是由理论守成到创新、突破再到新的理论综合。目前的理论综合还远未完成。在不同的文学理论系统和观念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与对话中走向创造性的理论综合，在创造性的理论综合中走向未来文论建设的博精深之境，正是面向未来的文学理论研究的理想追求所在。
文学理论与政治学的关系，也是人们十分关心的一个理论问题。社科院文学所许明研究员认为市民社会所真正需要的，不是说教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化滋润，这是各种不同倾向的理论家和批评者可以拥有的共同文化立足点。文学理论的可能突破之处在于“意识形态批评”，文学理论的技术层面或内在语言层面的研究固然重要，但这些仍掩盖不住现实的精神需求的紧迫性。北京大学李思孝教授则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马列文论在中国经历了拨乱反正，学科重建，回首反思，结论应是从政治化走向学术化。为此，就要从关注政治到关注人；从重理性到兼重情操；从文艺批评上的“火攻法”到“精神水疗法”；还要努力建设以学术研究为天职的人格形象。辽宁大学高楠教授从历史构成角度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结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文艺本质论、文艺价值论、创作方法论和创作主体论。他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特点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尚用”特色、关注政治、社会群体意识以及道德意识。江西师范大学赖大仁教授则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就文学理论如何回应当代文学的挑战、文学理论与人文精神、先锋文本批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化市场、“极左”思潮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艺心理学、文学史分期等问题，发表了极有学术价值的见解。正如胡经之教授在大会总结中指出的：在世纪之交举行题为“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的研讨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开放性的对话交流中，在不同思想的激烈碰撞中，与会学者在研讨会上尽情表达自己的心声，从各自的论题中对20世纪文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对取得的成就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并提出了许多留待21世纪继续探讨的问题。因此本届大会对文学理论在下个世纪的繁荣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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