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农业合作化思想及其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贡献论文,思想论文,张闻天论文,农业合作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 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219(2006)03-0067-04
随着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来临，如何把处于十字路口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引向社会主义成了极其紧迫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张闻天在领导合江土地改革的后期，即1947年底就开始发动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深入实际亲自领导合作化运动中，张闻天把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与东北农村实际相结合，形成了较完整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在许多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农业合作化分三步走
张闻天认为农业合作化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劳动互助，即在农民个体私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换工互助，“这是农业集体化的萌芽”。[1] (P1)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过程中，张闻天非常强调个体农民私有权的巩固和自愿两利的原则。他指出：“今天的换工互助只能在农民个体私有的基础上，在自愿两利的原则下，进行某种劳动的互助才是可能的。”[1] (P87)这是张闻天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深切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当时，党内有不少干部不了解中国农村的特点，无视广大农民的实际要求，在领导农民互助合作运动中犯急性病，片面理解组织起来的涵义，以为参加户数较多，财产入股，劳力统一分配，评分记分取酬的劳动互助组才算是组织起来，甚至有人提出了组织“集体农场”的大计划，在插犋换工中还出现了违反自愿两利原则的强迫命令的集体化。张闻天及时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提出农民中自发的插犋换工，是当前一种最能为广大农民所愿意接受的生产合作形式，我们应当承认它是一种组织起来的形式。强调清算分地之后的农村经济仍是私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因此农民的生产组织决不能过于集中，过于庞大，一切关于“集体农场”与“集体劳动”的空想，应该全部抛弃。[2] (P36)农村的方向是集体化，但现在条件还未具备。过早地提出农业集体化，会妨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巩固农民的私有财产，才能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踊跃参军、交公粮、支援前线。
插犋换工、劳动互助，是中国的农业从分散的小农经济向合作化迈出的第一步。它不仅维护了农民的私有财产权，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努力生产，发家致富，使大多数农民在土改后不再受到封建剥削，避免了因剥削而出现的贫富分化；而且这种简单的合作形式还提高了农民的集体意识，养成了农民的劳动互助习惯，给将来农业集体化准备了若干有利的条件。
张闻天认为农业合作化的第二步是组织供销合作社。
首先，张闻天较系统地论述了建立供销合作社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供销合作社是国营经济和农民小商品经济的联系桥梁。张闻天认为，土改结束后，在城市居于国民经济领导地位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在农村中大量存在的是农民小生产者的小商品经济，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私人商业经济。私人商业资本在市场上的投机操纵、兴风作浪，往往使市场物价波动、金融不稳，即使国营经济的发展受到破坏，又给农民以高额的中间剥削，这对国家和农民都是有害的。因此，为了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为了发展和改造农民小商品经济，就必须在农村中普遍建立供销合作社，以建立国营经济对千千万万农民小商品经济的联系和领导。国家经过这种合作社和农民小生产者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国营经济可以经过它去供给农民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又经过它购买与运销农民的各种生产品，使国营经济可以有保障地得到各种丰富的原材料、粮食与农业生产品的供给；而农民也可以有计划地用他们的生产品去交换他们所需要的各种必需品。由此，既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又免除了商人资本家对农民的中间剥削，使农业生产力和农村各种副业得到发展，为农业合作化向更高阶段发展准备条件。因此，“供销合作是今天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与准备农村集体化的中心环节”。[1] (P60)
其次，张闻天为供销合作社的发展规定了一系列方针和原则。
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对供销合作社的领导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上的领导，我们党应该在合作社各级领导机关中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合作社的领导。“党必须把大批最好的干部和党员送到合作社去，使其在合作社内部起核心领导作用”。另一方面是经济上的领导，党和政府必须加强对供销社干部工作的指导和帮助。“我们的干部必须用心学习做生意，但不是学习商人那样如何去剥削农民小生产者，而是学习如何能使他们减轻以至免除这种剥削”。要培养大批合作社干部，“使一切合作社的领导干部清楚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自觉掌握合作社发展的具体规律，精通合作社的业务，并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和忠诚。”[1] (P64)
二是必须坚持赢利分红的原则，坚决反动平均主义。张闻天认为，“合作社的历史任务，是在经济上巩固工农的联盟，使农民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走上社会主义。”[1] (P68)为此，合作社首先应该坚持赢利的原则。必须用降低成本、节省开支、扩大营业，加速资金周转等办法以增加盈利。合作社的这种赢利，实质上是把个体经济引向集体化方向发展，为将来农村集体化准备必不可少的经济条件。其次还必须反对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主要表现在分红问题上。张闻天认为，反对分红，实际上是一种平均主义。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社员就会失去入股的热情和信心，供销合作社就不能充分吸收社会游资，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此外，合作社的文化卫生与社会事业，社员与非社员的待遇也应该是有区别的；合作社应该放款有息、存款有利；应当明确规定借贷赊垫和信用等制度，应当计算成本，巩固资金。应当考虑物价波动因素，可以实行股金折实，以实物折算，使合作社的社员免受不应有的损失。总之，合作社在经营一切业务时，都必须反对平均主义。
三是必须遵循自愿两利的原则。张闻天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社经济，是以个体的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合作社经济，所以必须遵循自愿和两利原则。”具体体现为：其一，农民入社、退社自愿，不能强迫农民入股，社员有入股退股的自由，禁止摊派股金。其二，在入股方式上，“不一定要用现金入股，一切实物与劳力都可入股，使群众称便。”其三，在分配方式上，合作社实行按股分红的方法。[1] (P67)
四是和私人商业资本进行经济竞争的原则——既团结又斗争。在合作社经济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还必须正确处理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张闻天认为，“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是团结和斗争的关系。”[1] (P68)“团结和斗争”是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进行竞争的原则，即凡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合作社对他们实行团结的政策；凡属无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合作社则对他们实行斗争的政策。在竞争中，首先要做到使私人商业资本在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领导下，为农民的供销生产事业服务，然后达到在广大的范围内由合作社代替私人商业资本的地位。
张闻天认为农业合作化的第三步——农业生产合作。张闻天认为，供销合作社发展到生产合作社首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的。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因素：农业技术、机器和国家工业化。张闻天认为，农业集体化只有在提高农业技术、使用机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以为不经过农村生产技术上的革命，不发展城市工业使之能给予农民以机器，就能使农村集体化的观点，是错误的。”[1] (P87)“只有国家工业化，农民才能集体化”。[1] (P1)其次，还决定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只有当“合作社有了不断的日益增加的资金积累，将来才有力量为社员购买新农具，采用农业新技术，提高和改进农村生产的技术，最后结合国家的帮助，为社员采办购买农业机器。这样，才可使农村合作社由低级形式发展到高级形式，把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为农村生产合作社。”[1] (P75)
张闻天关于农业合作化分三步走的思想创造了一条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即从劳动互助到供销合作再到生产合作的引导农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道路，既考虑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照顾了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符合当时东北农村的实际。对于我们今天总结建国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尤其是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二、允许新富农经济在一定限度内的存在和发展
新富农经济是在土地改革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成分，张闻天认为新富农经济的产生首先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摆脱了封建土地关系的压迫和剥削，有了发家致富所必需的生产手段，如土地、牲口、农具等，他们希望借助于这些生产手段发家致富、改善生活，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因此“在今后的农村生产运动中，还会产生一部分吴满有式的新富农的经济，而且这种新富农经济从农民的个体经济中产生，将是不可避免的与必然的。”[2] (P394)“少数的农民小生产者在今后将会上升而为富农或小资本家，另一部分农民生产者，则会下降而为贫农雇农，为半雇佣或全雇佣的劳动者。这是社会生产力向上发展的必然结果。”[1] (P25)其次，是党允许单干、鼓励致富政策的产物。张闻天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落后的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阶段，在这个阶段，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其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党实行允许单干、鼓励致富的政策，允许租佃、借贷、雇工等剥削在一定限度的存在。这种政策就为新富农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后来他还明确指出，“当新富农，我们不能反对，也不应该反对。租佃、租用、典押、买卖，在政府规定的条件下，都是允许的。新富农经济，比之单干，意味着劳动生产力的某种提高。”
张闻天还阐述了对这种新的经济成分应该采取的态度。首先应该允许它在一定限度内的存在和发展。张闻天认为，“我们今后不是反对一切剥削，如雇佣劳动、借贷与租佃的剥削，而只是反对其封建性与半封建性。凡劳资两利的新富农式的剥削，凡非高利贷的互利的借贷关系，凡确由缺乏劳动力而不能不出租其少量土地的平等互利的租佃关系，我们今后还是可以而且应该允许其存在的。”[2] (P395)其次，应限制其剥削，并逐步引导它走向社会主义。张闻天认为，允许租佃、雇工、借贷等的存在和发展，但并不是无限制的，我们应反对其封建性与半封建性，不使它们复活封建性的剥削。实际上，新民主主义政权也不会允许新富农的过分剥削，我们应该“继续在各方面帮助贫雇农解决其生产中的困难，并保护贫雇农不受新富农的过分剥削。”[1] (P84)因为新富农经济毕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它的发展方向同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是不相容的。“我们党在农村中一方面不能不容许少数新富农的产生与其在某种程度内的发展，但同时必须为农村的合作化而奋斗，以争取农村社会主义前途的胜利。”[1] (P88)
张闻天认为，为了使广大农民群众认识到合作社是他们由贫穷到富裕的唯一道路，这中间还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过程。首先需要我们党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因为个体经济的提高是逐渐的，农民是小私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任何强迫命令的手段只能适得其反。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需要充分发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力量，特别是合作社经济的力量，“只有当合作社在实际生活上给农民证明，不用富农的方法，不用商人高利贷的方法，而用经过合作社入股以发展合作社的方法，也能改善其生活，而且改善得更好、更有把握改善时，合作社才能成为农民衷心拥护与积极支持的农村集体化的方向。”[1] (P78)
张闻天的这一思想有力促进了当时东北经济的发展，因为合作社经济与富农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同时并存，有利于调动双方的积极性，如合作社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上过得比新富农更好，证明合作社经济比新富农经济优越，必然要不断改善经营管理，革新生产技术，提高农业产量，这样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建设、巩固新东北、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三、十分重视发展农村副业
1948年底，张闻天提出供销合作社在解决了农民的供销问题之后，应当及时地适当地扶助农村副业，使农村各种副业得到提高和发展。他认为发展副业是提高农民生活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勤劳致富的捷径。副业生产“在农村生产中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至少占农村总生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在改善农民生活上，作用极大。农民生活上升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副业生产。”[1] (P142)同时，发展副业也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的所有与使用，出现了更趋于合理的新的调整，有一部分农民要求出租土地，甚至出卖土地，然后去专门从事副业，这一情况在南满特别显著，因为南满地少人多，劳动力过剩。另外，合作社从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也节省了不少剩余劳动力。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必须发展副业、实行社会分工。
张闻天还指出了农村副业的发展方向。1949年10月辽东省人民政府特产科根据张闻天的指示精神提出的《发展辽东特产的初步意见》中指出，一些农村副业生产中的特产，应该向“企业化、商品化的经营方向发展”。后来又指出，“副业，对于一部分人是可以变成专业的”，将来会有专门养鸡、养猪、养蚕、养兔、养蜂等行业的出现。“这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作用很大”。[1] (P143)
张闻天的这一思想是他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大量典型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表现了一个理论家大胆创新的精神和卓越远见。解放后，在合作化过程中，合作社只搞粮食生产，忽视多种经营，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则完全否定了家庭副业的经营形式，把养鸡、养猪等当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而改革开放后农村各种副业专业户以及以农副土特产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则进一步证明了张闻天这一思想的重大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张闻天的农业合作化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对于当时东北经济建设和建国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借鉴和理论基础，其中的某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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