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女权思想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女权思想的形成是近代中国妇女觉醒的标志，也是近代女权运动产生的先决条件。中国历来多有压迫妇女的种种事实，从秦汉“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到明清对妇女的残酷奴役，社会在对妇女进行摧残的过程中，渐成病态，终趋腐败，失却了健康发展的最基本条件。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男女平等理论的传入，中国近代意义的男女平等思想萌发了，它初步形成于戊戌维新时期，之后逐渐提高到男女平权的女权意识。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西方男女平权思想大量输入中国，女权思想正式产生。从此，以“女权”为旗号，以“男女平权”为目标，以妇女自身为运动主体的女权运动在中国开始展开。
一、西方男女平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西方男女平等理论是近代人权思想的一部分，它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到17世纪，法国哲学家浦兰·德·拉巴尔的《论两性平等》就明确提出了“性别平等”的主张。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比伦·德·古日针对《人权宣言》发表了一篇《女权宣言》，标志着女权思想的产生。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又写了《为女权一辩》的文章，把男女平权与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联系起来，使女权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后来法国思想家孔多塞又以男女平权理论使之系统和成熟。到19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丰富和发展男女平权思想，最终形成女权主义理论，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武器。
西方男女平等观念，是随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渐而来的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的。他们输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对西方近代文化和社会状况的介绍，来传递男女平等的信息。二是通过兴女学和戒缠足的具体活动，开通中国社会风气，改善中国妇女地位。三是从国外引进一些近代生活方式，来改良中国落后的歧视妇女的风俗习惯。
传教士们传播男女平等观念的活动，出现于风气未开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冲突。外国妇女的穿着打扮被视为奇装异服，她们随便出入公共场所和自由交际，被认为有伤风化，一般中国人避之唯恐不及。一般家庭不愿将女儿送到教会女学去学习。虽然如此，传教士们的活动并非毫无结果，它使中国人看到了东西方妇女的不同行为、不同生活和不同地位。教会女学培养出的职业妇女，活跃于社会上，独立生活，创造财富，拥有地位，也使周围的妇女感到其中的价值，由排斥变为羡慕，进而追求。某些新的思想观念，作为一种文化积存，成为早期改良主义者和维新派汲取思想养分的来源之一。
事实上，早期洋务派人士和部分买办，由于从事洋务活动，接触外国人，最先感受西方男女平等观念，并提出兴女学、戒缠足的主张。他们比西方传教士高明的地方，是把对戒缠足的认识提高到民族富强的高度。例如，早期改良主义者、洋务派人士陈虬在《驰女足》一文中认为，妇女缠足的最大危害，是造成妇女无法读书和参加生产劳动。而中国妇女占人口一半，“无故自弃其半于无用，欲求争雄于泰西，其可得乎？”[①]这种见解在当时是独到的，也是以后康有为、梁启超废缠足观的重要思想来源。郑观应也认为，缠足是影响妇女生育，摧残妇女肢体，使妇女丧失劳动力的罪魁祸首。他先后写《论裹足》、《女教》[②]等文，论述缠足的弊害。他还想通过清政府之力来废除缠足。对于女子教育问题，郑观应在《女教》一文中认为，男女才智一样，如果给予女子以同等教育，女子亦会知书明理，成为“佐子相夫”的良妻贤母。因此他提出在中国“增设女学”的建议。陈虬也认为，“设女学，以拨其材，分等录用”，是向泰西各国学习自强之道的好方法。为此，他们大量介绍西方妇女生活状况及女子教育发达情形，来开通国人眼界。
严格说来，陈虬、郑观应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尚嫌肤浅，还不能称为男女平等思想。他们所提倡的女子教育，并不是出于女子切身利益考虑。废缠足、禁溺女的主张，是在看到西方文明和中国落后时激于民族感情提出的，并没有认识到封建礼教是缠足、溺女的根源。但兴女学、戒缠足的思想和行为，的确对封建观念和现象造成相当的冲击。因此，他们这种主张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对于最早接受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男女平等信息的中国人来说，由于时代因素的制约，他们还不可能真正得到并形成男女平等思想，这需要一个过程。
二、近代中国男女平等思想的形成
中国最早接受并宣扬“天赋人权”观的是19世纪末期的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他们在与洋务派人士和外国人士接触过程中，吸收了“天赋人权”观，并以此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妇女问题，产生了近代中国初具理性色彩的男女平等的思想。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妇女观，已经初步渗入了近代人权思想。康有为在《大同书》里说：“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既然男女“同为天民，亦同为国民”，就应该“各有自立，自主，自由之人权也。”[③]并由此把男女平等视为实现大同世界的条件：“全世界人欲去家界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始，此天予人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私产害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立始矣，此天予人权也；全世界人欲去国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种界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④]谭嗣同在《仁学》中的主张较明显体现了人权与平等的思想，他的“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之象为平等”，就是指上下平等，男女平等；对封建礼教的“重男轻女”，他怒斥为“至暴乱无理之法也。”[⑤]
康有为、谭嗣同的男女平等思想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东与西混合，先进与落后并存。本来他们的男女平等思想是立足于西方的“天赋人权”观，但仍要从孔教那里寻找支持，康有为甚至把孔子打扮成男女平等的主张者。这就造成他们思想与理论中自我矛盾的现象。要恢复妇女的天赋人权，就不可避免地要批判封建礼教。然而他们却并没有把摧毁封建主义作为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仍旧在改良主义的圈子里寻找方法，当然不会有出路。
事实上，无论是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谭嗣同的《仁学》，都未在当时公之于世。他们实现其男女平等思想主要是通过戒缠足和兴女学的宣传与活动。与早期改良主义者不同的是，维新派兴女学、戒缠足是基于他们思想深处的人权观念和平等观念。更突出的是，他们不仅把兴女学、戒缠足停留在理论探讨上，而且把它们变为实际行动。在这点上，他们比只作理论宣传的早期改良主义者大为进步。维新派在19世纪后期所掀起的不缠足运动和创设女学堂活动，可谓轰轰烈烈，其规模、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康有为是不缠足运动的首倡者，梁启超是创设女学堂的带头人。他们主要通过发行报刊，开演讲会，联结团体，广贴告示等方式，使创设女学堂和不缠足运动波及到维新派以外的阶层，连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和开明派也参加进来。张之洞就是一位热心主张戒缠足的洋务官僚。
维新派兴女学、戒缠足的宣传与活动，极大地启发了进步妇女，使她们在投身创设女学堂和不缠足运动的过程中，分开喊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
1898年8月27日，王春林在《女学报》第5期上发表《男女平等论》一文，首次直接公开提出男女平等的主张。她的男女平等思想直接来自“天赋人权”观和“自然法则”，即：所谓“鸟有雌雄，兽有牝牡，人有男女，无不各具阴阳之理”，既然男女无所谓尊卑贵贱，男女天然就应该平等。可是“重男轻女之习成”，“于是男有权而女无权。天下之事，皆出于男子所欲为，而绝无顾忌；天下之女，一皆听命于男，而不敢与校”。追根溯源，是封建礼教在作怪：“立法以防闲之，重门以锢蔽之”，“而千载之女子，几不得比于人类矣！”
维新派妇女表达男女平等主张，主要体现在兴女学的宣传中。康同薇在《女学利弊说》[⑥]一文中提出：“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礼，……特立大学校于会城（省城），群其聪明智慧，广其材艺心思，务平其权。”并认为这也符合“孔子之道”的所谓“男女平等”，因“孔子编诗，则首关雎，传礼则详内则，大义昭然，至可信据。”薛绍徽对男女教育平等的见解更引人注目。她的《女教与治道相关说》[⑦]一文要求男女教育并重时，以“孔子之道”为“周道”，以“其教人也，兼男女而言之”为依据，指出女教“几几乎微”的可悲局面是后来封建礼教造成的，推说周官旧政被封建统治者所篡改，致使“后乃渐移而渐西，所以成今日泰西各国……男女并重，而男女并教”。因而主张：将周官旧制，“又复盛行于中国，女教昌明，才是可期而待”。
创办《女学报》是维新派妇女争取男女平等的具体实践。1898年7月24日，《女学报》创刊，它是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从主编到主笔全由妇女担任。其中有康有为长女康同薇、梁启超夫人李惠仙、《无锡白话报》创办人裘毓芳等。她们这种学习男子公然在社会上自办女学报的行为，无疑是向社会证明，妇女与男子一样有同等的能力和人格。维新派妇女在创办《女学报》的宗旨中，明确表示：“我道这报是救我们二万万人，得平权的起点。《女学报》多印一天，多销一张，便是平权的话，多引一线，多积一面。”[⑧]
要求女子参政权是维新派妇女男女平等观的又一体现。卢翠的《女子爱国说》[⑨]一文是这种主张的代表。她提出了7条关于妇女权益方面的建议，其中最突出的是有关女子参政权的要求：首先“设贵妇院于颐和园”，作为最高妇女参政机构；然后再由贵妇院举12人分各省，设立女学部；并随时举荐一些高等女学生及闺媛，“入贵妇院授职理事”，通过女科举选拔人才进入贵妇院及其下属机构，参与政事等等。卢翠还具体列举了妇女参政机构所应做的事：“立女塾、设女学报、植女公会、启女观书楼、劝女工、恤孤老、奖节孝、赏才艺、设女书会、立女医院、赛美会、练女子军”共12件。应该说，卢翠的主张在当时算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不过，由于超前而显得呼声微弱。
应该说，维新派妇女的男女平等思想并不成熟。像王春林那样，把男女平等建立在彻底否定封建礼教基础上的思想主张和卢翠那样激进的妇女权利论，毕竟是微乎其微。她们的男女平等思想也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借用西方的“天赋人权”观和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成果，另方面又非要使之符合孔子之道和古代礼仪，例如，康同微、薛绍薇、卢翠等人的思想就是如此。尽管如此，维新派妇女能提出男女平等的口号，形成男女平等的思想，已是创举。
三、女权思想的形成
20世纪初的中国，妇女思想发生了重大飞跃。促成这种飞跃的是西方的女权说。输入这种女权说的，是那些受到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的留学生。
众所周知，在20世纪初，中国兴起出洋留学热潮，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成气候。一批有志留学生在接受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同时，直接接触到西方女权学说，受其影响，他们也鼓吹女权，向国内大量介绍和翻译这些学说。
马君武[⑩]是最早翻译西方女权著作的人之一。1902年，他翻译出版英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西方女权思想的译著。一同被介绍过来的还有《达尔文物竞篇》。全书立足于“自然法权”和“进化论”，来论证男女应同享自由平等和自由权利的道理。紧接第二年，马君武又介绍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和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书》。二书共同的特点，都是力主男女平权之说。不同的是，约翰·弥勒更注重妇女的公民权。他将妇女的公民权分为五个部分：有监督与组织政府之权，有过问国事之权，有出任政府高级职务之权，有享与男子一样的公权。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书》对女权的认识和划分则更显合理，将女权划分为：教育权、经济权、婚姻权、公民权和政治权五种权利，声称使妇女获得这五种权利为其目标之一。
应该提及，1900年6月，在《清议报》上发表的石川半山（日本人）的《论女权之渐盛》一文，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女权之来源及女子争取参政权、经济权的重要性，但此文发表之时并未在中国引起太大注意，虽然以后其他报纸转载过此文，但已是在斯宾塞《女权篇》出版后一年。可以肯定，1902～1903年，马君武对一系列西方女权学说的介绍，引起了国人关注。《女子世界》(11)杂志形象地描述道：“约翰·弥勒，斯宾塞尔‘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挟其潮流，经太平洋汩汩而来。西方新空气，行将渗漏于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培泽爱之花。”从那时起思想界及文学界大多已不再使用“男女平等”，而采用“男女平权”和“女权”一词。
金一(12)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较系统的女权思想的杰出男性代表，他于1903年写成《女界钟》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提倡女权的妇女专著，是直接受弥勒、斯宾塞等人的思想启蒙而作的。金一谈到他写此书的理由时，明确指出：“当十八、十九世纪之间，……撞自由之钟，张独立之旗，……人人有自由权，人人归于平等。”而“独我二百兆同胞姊妹，犹然前旒迁纩，桎梏疏属，……绝不知文明国自由民，有所谓男女平权，女子参与政治之说也。苟知之，必且以为怪也。吾是以三熏三沐，缥笔礼天，渡苦海以慈航，照漆室之一灯，婆心说法，苦口陈辞而著此《女界钟》。”(13)故而，金一的女权思想，具有将西方女权理论与中国妇女具体问题相结合的特色。
金一有感于西方男女平等现状，不再局限于对封建礼教泛泛的揭露，而是把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归结到培养妇女奴隶性格和奴隶道德上面。这种认识有相当深度，他触及到了二千年封建礼教的实质所在。金一认为，封建礼教培养女子奴隶道德的方法分为三类：一类是“对于一身之道德”，“所谓女训也”，这是桎梏妇女心灵的枷锁。二类是“对于男子之道德”，“则世俗所谓相夫是也。”这是要求妇女甘于做牛马。三类是“对于家庭之道德”，“则世俗所谓阃范是也。”它能养成自私自利，狭隘卑微的人格。培养女子奴隶品性的另一方法为：缠足、装饰、迷信和拘束。缠足和装饰，造成“女子娇惰腐败之劣根性”；迷信和拘束，使女子依附男子，“卑屈不异于囚虏”。(14)奴性一旦形成，人就自甘于屈服状态，并视这种屈服状态为当然，这正是封建习俗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最可怕之处。此与五四时期“封建礼教杀人”的观点如出一辙。金一的这种见解比“五四”提前十多年。妇女既成“非人”，对于男子及全体国家也是可怕的。论及这点时，金一引用英国18世纪傅萼纱德夫人之言：“处女子于万重压制之下，养成其奴隶根性既深，则全国民皆奴隶之分子而已。大抵女权不昌之国，其邻于亡也近……”(15)
以西方女权为借鉴，提出中国妇女之权利的思想，是金一女权思想的中心内容，也是最富特色的部分。金一对女权尤其重视，直接与他对权利的认识有关。他认为，“权利之于人，犹空气之于天地。”“人而能牺牲其一身之权利，则去奴隶、禽兽不远矣。”中国数千年专制政体已将人们的权利剥夺殆尽，妇女则更无权利可言。值此兴起民权革命，同为人类的妇女更有解放的必要，提倡女权“非独为二万万同胞姊妹说法也，为中国四万万人民普通说法也。”(16)
金一在论及妇女应该争取哪些权利时，显示出约翰·弥勒和第二国际社会党人在女权划分上对他的巨大影响。他也把妇女应享的权利分为教育权、经济权、婚姻权和参政权。他又受马君武的影响，将它们归为“公权”和“私权”两类。所谓“公权”，是女子对于国家的权利，如公民权、参政权等；“私权”是指女子个人活动利益中的权利，如财产权、教育权等。金一认为，私权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妇女应当首先恢复。他具体定之为：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婚姻自由之权利。私权恢复后，才有公权，犹如“民权昌而后君权荣，国权固。”对于“公权”，金一特别提倡“女子议政之权”。值得注意的是，金一主张用暴力去争取女权。他认为，在当时专制政体下，女权“终不可以向圣贤君主之手乞而得焉”，必“自出手腕，拼死力以争已失之权利”，“苟不得此权利，则虽酿四万万同胞男女之脑血、心血、颈血以购之，所不辞也。”(17)其结果，争女权自然是直接与反清爱国革命相联系。
可以说，中国自倡男女平等以来，思想界从未出现过如此公开的系统的女权革命思想。无论是康、梁、谭，还是维新派妇女，在主张男女平等的时候，总是囿于平和缓进的方式。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女界钟》遭到清政府的查禁，以致知之者甚少。但是，它仍然在思想界进步人士（包括部分妇女）中间引起反响。柳亚子在《女界钟·后叙》(18)中认为，“金君此钟，乃应时而响。”并断言：“不十年后，吾知若安玛利侬、苏菲亚、韦拉之徒，必接踵于中国无可疑也。”事实上，正如柳亚子所料，金一的女权革命思想直接被后起的先进妇女所承继，提出了更成熟、更系统的女权理论，并在几年之后就出现了秋瑾、何香凝、唐群英等妇女革命活动家。
20世纪初期，在资产阶级内部有温和、激进等派别，他们对女权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在提倡女权上是一致的。围绕兴女权，他们办报刊，发文章，著书立说，一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陈以益主编的《神州女报》，沈敦和主编的《天足会报》等最有影响。在它们的大力鼓吹下，使戊戌以来的女权思想日益趋向成熟。
尽管男性在女权思想的形成中充当了先锋，但女权思想只有为妇女所掌握，成为妇女自己的思想武器时，才会体现出它的价值。事实上也是如此，辛亥前十年间，妇女界掀起一个传播女权思想的热潮，在女权思想史上占有显著位置。
妇女之所以能有如此举动，与这时期妇女自身素质显著提高有关。20世纪初期，出现了一个知识妇女群。它是维新以来，兴女学和留学热潮的直接成果，这个群体主要包括教会女学、女子留学和国内各种民立、官立女学堂培养出的女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妇女群，由于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和国内先进思想，成为中国妇女中最先觉醒，并产生女性主体意识的群体。她们在20世纪初期，是继男性先进人物之后，提倡女权的主要力量。她们对女权的重视和鼓吹在很大程度上超过男性。例如，炼石（燕斌的笔名）坚定地说：“女权不复，毋宁死。”(19)秋瑾专门作《勉女权》诗来表达她争女权的雄心：“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20)上海《女报》强调：“吾国势日亟，实由女权之不振。”(21)她们通过自办女报，组织妇女团体等活动来鼓吹女权。据统计，1898年至1919年，妇女所办的报刊，全国约有40种，大多集中于上海、北京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日本的东京。此外，她们还积极与男性一起进行办报刊、兴女学、戒缠足等活动，其声势浩大，最终使女权思想的鼓动达到民国初期以前的最高峰。
纵观这时期她们发表的大量文章及演说等，其女权思想可以归为四个部分。
第一，要求妇女教育权。上海《女报》刊文指出：“欲强中国，必复女权；欲复女权，必兴女学。女学一兴则女子可以自立，而不附于男界。”(22)女学生张肩任的《欲倡平等先兴女学论》(23)一文提出“女学不兴，则女权不振”的论点，并从两个方面来论述：一、认为“现世之女子，不知吾辈之学界浅陋，脑力未优，一切知识皆不男子若，试问有何能力可与男子平权？”二、认为“吾国四百兆人，女子居其半……稍有知识之女子，能谋生能自立者有几人乎？”从而得出“今欲倡平等，乌可不讲求女学”的论断。
第二，主张婚姻自由权。她们视“平男女之权，夫妇之怨，始婚姻自由自也。”(24)要提倡“自由择婚”，首先要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炼石从媒妁之弊、早聘早婚之弊、迷信术数之弊、聘仪奁赠之弊等方面揭露封建婚姻对妇女的危害。她们以西方自由结婚为榜样：“近观之欧美诸国，男女自择，阴阳和协，……上不怨及天地，内无憾于父母，公权有限，平等有界，文明至此。”(25)并提出对封建婚姻进行改革，其措施有：废止婢妾、娼妓，反对封建贞操观、妇德观，倡导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她们相信，只要“力倡婚姻自由，……再济以（女子）学问”，女子定可自立，恢复人权，“国家也自然强固”(26)。
第三，强调女子经济独立权。她们认识到，“中国欲振兴，必男女平权，各求自立而后可。”(27)陈撷芬撰《独立篇》发表于《女学报》第2年第1期上，专门论述女子独立的重要性：“所谓独立者，脱压力，抗阻挠犹浅也，其要在不受男子之维持与干预”，而妇女一旦获得经济独立权，“不逮十年，女界中殆无不兴之学，亦无不复之权矣。”
第四，提倡妇女参与政治。这是辛亥前夕妇女倡导女权的重要内容。在她们看来，“当此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厄在眉睫之秋”，妇女应当关心时政，拥有爱国思想。因为如果国亡，权利亦亡。现在保国，就是保权利。她们把权利与义务联系起来，认为“从前女界虽权利失尽，然义务亦失尽。”“吾辈欲与之争，须先争尽我辈之义务，则权利自平矣。”(28)她们把女子尽义务，参与革命，作为争女权的条件之一。
综上观之，女权思想是资产阶级男性和女性知识分子集体智慧的结晶，男性有开启之功，而女性有吸收加传扬之劳。女权同时也是西方女权学说和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的产物，有融合中西的特点。所谓西，就是强调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所谓东，就是把革命与女权联系起来，并成为实现男女平权的重要保证。
注释：
[①] 陈虬：《治平通议》，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217页。
[②] 见《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④]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29～134页。
[⑤] 《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4页。
[⑥] 《女学报》第7期。
[⑦] 《女学报》第3、4期，1898年8月15日、20日。
[⑧] 潘璇：《论女学报难处和中外女子相助的理法》，《女学报》第3期。
[⑨] 《女学报》第5期，1898年8月27日。
[⑩] 马君武（1882～1939），近代文学家，广西桂林人，曾参加同盟会。
(1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931页。
(12) 金一，即金天翮（1874～1947），又名天羽，字松岑，号鹤望。江苏吴江人。兴中会会员，积极从事反清革命，鼓吹妇女解放，致力妇女教育，曾任教上海爱国女学校。颇善诗文。民初时期，曾主张妇女参政，此后无所作为。
(13)(14)(15)(16)(17) 金一：《女界钟》，上海大同书局1903年版，第1～2、5～22、35、47～55、63～66页。
(18)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189页。
(19) 炼石：《女权平议》，载《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号，1906年12月。
(20) 《中国女报》第2期，1907年3月4日。
(21)(22) 上海《女报》第1、2期。
(23) 《女子世界》第2期，1904年2月16日。
(24)(25) 《婚姻自由论》，载《清议报》第76册，1901年4月19日。
(26) 江毓真：《论婚姻自由的关系》，载《女子世界》第9期，1904年9月10日。
(27) 《女子亟宜自立论》，载《清议报》第76册，1901年4月19日。
(28) 陈撷芬：《女界之可危》，载《中国日报》，1904年4月26、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