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与需求空间_农民论文

二元结构与需求空间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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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空间哪里找

改革开放20年之后,全社会供求总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由过去长时期的供给能力不足、需求过旺,转向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出现新的转折。目前,大多数商品供应饱和了,市场已经没有现成的需求空间,靠产业升级换代或用高新科技新辟需求空间还有待时日,去哪里寻找新的需求空间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我们现有的经济存量,就会发现:尚有一个巨大的需求空间等待发掘。

在我国居民最终消费中,1996年非农村居民和农村居民各占50%。非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比农村居民大约高2.2倍。二者一旦换位, 就挪出两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过去20年,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展,并推动了城市的各项改革。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未将城乡两项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行城乡联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因而延缓了城乡一体化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使新型的城乡协调发展机制建立不起来,人为地使农村与城市之间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受制于二元结构体制,特别是农村中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农业劳动力,由于种种原因仍未能完全摆脱城乡界别的限制而得不到自由流动,进而妨碍了农村以土地为核心的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以致出现目前城乡两大存量板块相互难以融和、消化的矛盾,需要政府重新协调这两大块存量功能结构,开辟新的需求空间。

启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双刃剑

当然,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约束的不断强化,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更为复杂,调控难度加大。在这个调整阶段,就业矛盾将进一步突出,农民收入难以较快提高,企业将面对更为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从目前到明年,经济工作要紧紧围绕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供给结构,切实落实中央已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在继续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的同时,抓好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双重调整。

如何考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呢?面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既可以从经济结构上考虑,也可以从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乃至人的文化观念上考虑。可以说,生活方式对需求就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如果改变某种生活方式,某种需求就会旺盛起来。而改变生活方式,首先应改变生存空间,如让农民进城市生活,让部分有投资和创新能力的城市居民到农村、山区甚至边疆重建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城乡需求就会振作起来。

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确实制约了消费水平。据统计比较,1997年农村居民收入已超过城镇居民1992年人均收入水平,但拥有家用电器数量只相当于城镇居民1985年的水平。我国城镇居民普及彩电最快的时期是1988—1990年,其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分别为1119元、1260元、1387元,各大城市21寸彩电平均零售价为2026元、2700元、2384元;可现在不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约2400元)高于城市居民1988—1990年水平,而且目前市场上不少品牌的21寸彩电价格低于1500元。尽管现在农村居民家电购买力系数大大超过了城镇加速普及彩电时期的比值,但实际购买力和消费水平远远不及那时候城镇的水平。

城乡换位后形成的需求空间究竟有多大?城市居民下乡投资、开发需求空间姑且不说,单是现在农村的需求就占据目前社会需求空间一半以上。据1997年统计,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5 %, 相当于城镇居民80年代初期水平,农村的消费水平比城镇至少相差15年。这样算来,这个需求空间等于城乡增长率总差额乘以15。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对工业品消费相对其纯收入正处于加速增长期。从购买潜力看,1997年平均每个农村居民购买力2948元,按1997年8.65亿多乡村人口计算,可形成2.55万亿元的购买力,已形成有效需求为1.4万亿元, 占购买力总额的55%,结余购买力达到1.15万亿元。如果让一部分农民进城,一部分城市居民下乡投资,现实的市场需求很快就会凸现。关键是,通过政府规划、政策引导,并通过市场调节,建立和健全投身社会换位空间实践的两类人群的利益补偿机制,国内外资本会趋利而行,促使国民经济在调整中稳步增长。

以农村城市化促使二元结构解体

以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体系来说,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就是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特别是城市化,它能通过消费带动投资的增长,而农村经济又依赖于城市经济的增长。二者一旦转换空间,就会形成相互都渴望的需求空间。已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一方面要拿出积累投向农村,在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争取更大的盈利空间;另一方面则可以推动消费和生产结构升级,以城市经济拉动农村经济,促进新旧增长点的顺畅转换。

农村城市化是在城乡空间换位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做法是让1/3 富裕起来的农民进旧城、1/3 有投资能力的城市居民下乡与农民一起建新城。这样做,一方面能熨平近10年部分城乡居民利益差距造成的心理沟壑,另一方面能够巩固改革开放20年取得的巨大成果,使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据统计,近10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明显落后于生产扩张速度,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城镇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降低了消费倾向,增加了库存积压,影响了经济增长。现在我们扩大消费的办法更多地针对城市,如增加节假日天数、发展消费信贷、拓宽消费领域等等,对象多是需求相对饱和的人群,需要产品与消费同时更新换代才能解决。而工业品下乡和农民进城创业都是直接消费旧有存量,削减现有的库存压力,交易成本更加低廉,经济效益更加明显。城乡转换生存和发展空间,一步就拓宽了两个消费市场。

让城乡各得一个发展空间

现在有条件进城居住的农民起码有三类:一是在城里做生意富起来的人,他们在城里已经具备一定的业务和生活网络资源:二是谋生能力强的二三十岁左右的一代人,为了子女教育可以尽一切努力进城;三是从小接受现代观念的青少年,他们希望飞跃地赶上时代步伐,也渴望城市生活。

关于农民进城的制度建设,可以尝试一下农村城市化的保险制度,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基础作用,既对放弃土地的农民有所补偿,又对其进城定居创业有所扶持。可考虑在经济实力雄厚、农村非农产业发达的珠江(或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后逐步在全国推开。同时,可考虑推行真正市场化的企业登记制度,企业开办办法同国际接轨,改现行批准制、许可制为登记制,取消注册资金限制,让城市每个劳动者都能开办企业,人人都可以争当企业家。进城农民可以充实城市居民已经不愿参与竞争的二三产业等工作岗位,让有条件的城市居民更多地参与农村新城的开发创建工作。

新建城市要美化环境,以超前水平在水电、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上产生吸引力和辐射力,增强城市的功能和张力。要克服过去“重建设、轻管理”、“重经济、轻文化”,“重硬件、轻软件”建设的不良倾向,新开发城市一定要实现制度创新,防止出现“新城市、旧体制”的现象。在消化旧城存量、扩张新城功能的基础上,使不同能量的城市一体化联动;建设一起步就从规划、建设和管理与生态环保全面融合,确保新城质量和使用功能的人格化和超前性。形成优势互补态势,实现经济循环圈、生态循环圈、人口循环圈的良性循环,在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新城市的住宅要千方百计降低商品房的销售价,实行零地价和减免各种附加费,严禁商家乱加乱炒,从投资开发、原材料供应到销售入住、物业管理等都以股份合作的方式将投资和消费的利益始终捆成一体,使住房成为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腾出需求空间,吸引资本投入

随着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各项部署的落实,固定资产投资将逐步扭转上半年增幅不断回落的趋势,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得到加强,技术改造投资力度加大,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左右。明年国家要加大投入力度,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较快增长。投资,资金来源没问题,全国居民存款约6万亿元,只是需要创造投资机会, 改善投资和消费的体制环境,引导社会力量增加投入。通过城乡空间换位,腾出的需求空间创造了巨大的投资机会,但资金真正到位,仍需要疏通融资渠道。要扶持“民有企业”,即以中国公民为产权终极所有者的企业的发展,包括两类——股份合作制企业和私营企业,对这些企业,通过扩股增资,辅之以间接融资支持,使更多的人分担社会投资风险,必将有效地促进投资需求的增长。

对调整出的需求空间,政府主要靠制定政策,引导资金投入。政府可用公用设施的规划投放来引导民间资金的投向,如交通枢纽、市场交易中心、文化娱乐设施和政府办事机构等有意识地设在城乡交界处或规划中的农村新城;投资结构以民间为主,官民合股,形式多样,以信贷利率制约资金投向,土地方可以土地入股,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建设投资体制。

目前,全球华裔手中的几千亿美元游资还在寻找市场。有了需求空间,把其中一部分资金引向中国问题不大。现在,我国吸引外资的法律法规日趋完善,关键需要确保投资收益的市场空间。

政策需要作哪些调整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仍然偏低,居民购买力,特别是农民的购买力相对不足,消费领域比较狭窄,消费环境也有待进一步改善。在这样的条件下,城乡生存空间换位、突破二元结构、创造需求空间、推进农村城市化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对于这项重大改革,在政策调整上要特别注重对城乡居民心理预期的引导,注意社会心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采取具体措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生活,增强全社会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要特别注重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大局下,渐次推进改革步伐,完善与城乡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各项措施,调动城乡居民投身改革实践的积极性。例如对于城市里积压的商品房,要靠1/3农民进城, 一下消化掉现有的房产存量也不现实。但可以把这批有一定经济实力、并有生产经营能力的农民视同城市新的工薪阶层,将金融企业住房贷款按支付实力每月300 —1200元按揭,并随收入的增减灵活调节按揭数量,则有相当的商品房能够售出。

现在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迁移和农村城市化进程。可考虑建立以居住地来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允许农村人口在地级市内自由流动,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

国家可设立农村城市化保险公司,帮助农民通过市场途径,以土地为担保换取市民身份,给农民择业迁徙的自主权,执行有偿离土、奖励进城的城市化政策,确保土地资源与农民进城资产关系的市场转换,加快目前人口城乡二元结构解体进程,逐步实现农村城市化。这样,让先富起来的农民根据个人现有财力和开拓能力,并根据城市功能扩张的需求,以分门别类、逐渐过渡的方式,让农民依次进入村镇、乡镇、县城、地市和省城。

对农村城市化的试点地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比较齐备的政策法规,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组成工作组全过程观察、调控贯彻执行情况;对参与城乡换位管理的干部要分期分批轮训后才能上岗;以相应的标准,跟踪考核相应等级的项目;实行项目招标国际化,原材料质量、价格标准化,供销流通封闭化,项目监理规范化,创造新典范,在全国逐步推开。

填补城乡新的需求空间要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相结合,避免新的重复建设,消化社会存量与新型产业创造社会需求同步进行,消除供需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要注意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避免少数人炒作、少数人暴富的现象,特别注意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结构的协调,才能提高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购买力,维持城乡居民的总体消费能力;长期放宽消费政策,支持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真正以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几点意义

首先,它可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结构转换缺口”。由于80年代与90年代前期支持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批经济增长点趋于平缓或衰弱,而新的能够带动经济成长的增长点尚未形成和发挥作用。于是,新老增长点之间的转换不能顺畅实现,出现“缺口”问题,对经济保持较为理想的增长率进而稳步上升构成了挑战。而城乡空间一旦换位,需求空间即现,创造了消除“缺口”的契机,满盘皆活。新空间将旧存量与新增量和谐相外,既水乳交融又径渭分明,显出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较好结合。新空间建设除部分新出台政策之外,一般不与现行的政策发生矛盾,农村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可以不受影响,照常进行。

其次,创造国内增长新空间,可迎战国际动荡的压力,加速壮大自我。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要承受美国霸权主义、地区战略的实力较量、国际金融风暴和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压力或冲击,必须抓紧有限时间,尽快发展壮大自己。能够创造巨大的需求空间,就能为约6万亿人民币储备保值增值, 就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让旧有产业和社会存量继续创造效益,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减少经济增长代价,既扩大开放、利用外资和先进技术,又能在国际环境恶化时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

第三,有利于调动城乡居民的创造性,促进社会稳定,增强社会的凝聚力。转换城乡居民空间,需求社会角色互动,可增进社会各阶层的相互理解,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给城乡居民沟通造成的心理障碍,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为每个人提供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最后,可取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综合效益,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好步调。社会空间换位,营造需求空间,可以构建我国经济发展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崛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立后的新增长空间。这一构想,可直接迈过“城市化陷井”和乡镇企业低效率占用耕地、污染环境等“农村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直接向发达国家城乡综合规划、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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