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礼[1]2016年在《后发国家适宜性技术选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世界技术变迁史表明,发达国家往往通过自主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后发国家则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及模仿实现技术升级。然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根据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研发的前沿技术是否与后发国家要素禀赋相适宜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正向“新常态”阶段迈进,在经济增长由高增速逐渐向6.5%-7%左右的中高速过渡的大背景下,如何完成由要素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的转型是当前的重大挑战之一;如何增强要素供给结构与技术选择的适配性,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也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本文选择以后发国家适宜性技术选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为题,在梳理并归结适宜性选择的相关理论和前沿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技术前沿面探析不同要素结构的后发国家进行适宜性技术选择的机理,进而引入中间品种类扩张型技术进步模型演绎后发国家适宜性技术选择的内生机理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最后在中间品质量提升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下,推演后发国家在技术差距约束下从技术引进转向自主创新的技术变迁路径,及向世界技术前沿面的收敛机制。基于此,以不同要素结构国家的技术变迁史为主线,探究工业革命至今代表性后发国家或地区通过适宜性技术选择完成技术追赶的成功经验。再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要素结构的双重视角,以发达国家为对照组,检验后发国家的技术选择是否具有适宜性特征;测算在不同技术吸收障碍条件下各国的前沿技术产出,横向对比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引进美国前沿技术后的经济增长;继而测度后发国家的引进技术产出,纵向对比其选择不同国家技术后的经济增长,甄别后发国家在不同阶段的适宜性技术选择,测算技术选择的合意区间。最后,利用包含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的质量提升型技术进步模型,基于中国数据数值模拟后发国家的技术变迁路径和技术追赶过程,探索后发国家完成适宜性技术转型的最优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本文基于中间品种类扩张型技术创新,建立数理模型演绎后发国家选择不同要素增进型技术的内生机理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首先引入基于知识基础的CES型创新可能性边界,以稀缺要素科学家作为研发资源,演绎研发企业对研发资源的两阶段配置及其对技术选择的影响,从技术供给方的视角剖析后发国家适宜性技术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显示,后发国家的适宜性技术选择是该国自主创新效率系数,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要素结构的函数。后发国家的要素结构一方面通过改变不同要素增进型技术的创新价值,影响该国的适宜性技术选择;另一方面协同发达国家的要素结构改变技术选择,实现研发资源在两要素互补型机器研发部门之间,及部门内部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的重新配置,从而作用于后发国家的适宜性技术选择和经济增长率。第二,本文基于技术前沿面视角,诠释不同要素结构的后发国家,综合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技术效率两个层面考察引进技术与要素结构的适配性,权衡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两种技术进步方式,进行适宜性技术选择的机理。以不同要素结构国家的技术变迁史为主线,探析工业革命至今,美国、德国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不同要素结构的后发国家或地区适宜技术选择的经验,再以中国近代丝织业技术格局变迁的自然实验,对比上海、南京和杭州叁个不同要素禀赋结构地区技术选择是否具有适宜性特征,及其对丝织业技术升级的影响。检验上文对后发国家的适宜性技术选择机理的判断。第叁,通过建立技术选择与资本和劳动要素结构适宜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再利用叁方程标准化系统和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估计要素替代弹性,测算后发国家的要素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并以发达国家为对照组,评价后发国家的技术选择是否具有适宜性特征。基于此,利用反事实分析测算前沿技术产出,横向对比不同技术吸收障碍条件下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采用前沿技术后的经济增长。最后,测度后发国家的引进技术产出,纵向对比后发国家在引进不同国家技术后的经济增长,甄别后发国家的适宜性技术选择,测算技术选择的合意区间,发现后发国家在进行适宜技术选择时,资本与劳动要素结构和技术水平均存在门槛效应。当技术输出国的资本劳动投入比和技术水平恰好处于技术门槛区间时,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可实现产出增量的最大化。第四,测算后发国家的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的要素技术效率,以发达国家为对照,甄别其技术选择的适宜性,发现后发国家根据本国非技能劳动丰裕而技能劳动相对稀缺的要素结构选择了适宜性技术,利用非技能劳动的技术效率高于发达国家,但利用技能劳动的技术效率低于发达国家。并基于此,测算不同国家的适宜性技术产出与该国初始劳均GDP呈反向关系,表明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并根据本国要素禀赋对发达国家前沿技术进行充分吸收后,可使本国劳均产出大幅提升。最后,将一国的产出增量分解成技术进步效应和适宜性技术选择效应,对比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和适宜性技术选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五,本文建立包含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的质量提升型技术进步模型,演绎研发企业依据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预期利润分配研发资源和选择技术变迁路径,而创新利润受制于创新步长及创新的成功率,实现技术变迁的内生机理,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国数据数值模拟后发国家的技术变迁路径和技术追赶过程,结果发现: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的步长对技术变迁路径的作用效应表现出非一致性,其中自主创新步长对创新增速具有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而模仿创新步长仅存在水平效应,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换的关键在于自主创新。同时,并非提高创新步长就可以实现技术追赶,创新步长对技术进步往往表现出非线性门槛效应,当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步长的比值跨越这一门槛值,技术水平开始稳步提升。因此,只有识别出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步长合意比值,后发国家才能实现适宜性技术转型的最优路径。
王玉珊[2]2012年在《日本教育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成为一片废墟,举国上下都陷于饥饿与失望的窘境,国民经济处于瘫痪状态。但是,仅仅经过十年的时间,工农业生产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1968年,日本GNP超过了原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受两次石油冲击的影响,日本经济从1975年开始虽然转入了低速增长,但直到1980年代末,日本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优等生,一度被称为“世界第二超级经济大国”,挑战了美国的经济霸权。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虽然陷入低迷,新世纪初也没有多大的起色,2010年GDP已被中国赶超,但日本以雄厚的科技优势、人才优势、资本优势和企业经营管理优势为基础,仍然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强国之一。日本在二战后的发展特别是昔日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已被世人所熟知。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惊人速度,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的许多学者纷纷研究日本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恢复和发展。其答案虽然并非只有一个,而且大多数人一致认为这是由多种因素和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促进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教育的发展,这一结论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日本不但是“后发型赶超”国家的典型代表,而且是经历了“赶超后困境”的国家。因此,日本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是发展中国家可资借鉴的重要参考。我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拥有相似的文化,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更值得我们借鉴。本论文立足于日本教育发展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希望能对中国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全文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论。本章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研究的视角、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主要内容与章节结构以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基本理论。本章主要从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鉴别理论这两方面,介绍了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基本理论,并总结了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的关系。第叁章,日本的教育政策与教育改革。本章按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分别论述了日本政府在各时期所实施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日本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虽然有不同的内容和侧重点,但从其出发点和结果来看,都与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日本教育的快速发展,为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第四章,日本教育的发展。本章在论述日本现行教育制度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信息化教育和国际化教育。最后,运用大量的数据,对日本教育的发展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了日本教育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其优势与劣势。第五章,日本的教育投资。首先,在介绍教育费用、教育收益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日本教育投资收益率的变化。然后,从微观的家庭和宏观的政府两个方面,分析了日本教育支出的水平。第六章,日本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在日本教育存在的问题方面,按照不同教育阶段,分析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阶段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在说明解决问题重要性、紧迫性的基础上,论述了日本政府应该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在日本教育的发展方向方面,首先分析了新世纪初日本教育的新课题、新方向,包括进一步充实基础教育、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水平、建设终身学习型社会。其次分析了今后日本教育的新课题、新方向,包括培养社会生存能力、培养未来的人才、构建完善的学习网、构建有活力的相互联系的共同体。第七章,教育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日本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①教育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日本经济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②教育培养了大量的科研人员,奠定了日本科技进步的基础。③教育水平提高确保了高效率、高水平的科研产出。④以教育为基础的科技发展,使日本技术贸易呈现顺差扩大的趋势。⑤传承日本文化,奠定日本式经营的基础。⑥提高国民素质,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第八章,日本教育及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日本教育发展的经验主要体现在教育立法、教育立国、教育改革、教育投资、职业教育、私立学校、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信息化教育、国际化教育九个方面,本章针对这九个方面的发展经验做出了总结。另外,本章总结了调整教育结构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体现在调整教育政策促进经济转型、调整教育内容促进产业发展这两个方面。最后总结了经济发展促进教育发展的经验,体现在经济发展为教育发展提供必要资金、经济发展推动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丰富与完善、根据经济结构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教育结构、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相互促进这四个方面。第九章,结论与启示。本章总结了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主要结论：①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②日本高度重视教育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③教育在促进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④日本在推动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方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通过对日本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中得出对中国的启示：①加强法制建设,为教育发展保驾护航；②大力提倡教育立国理念,保证经济发展的人才需要；③加大教育投资,完善教育环境；④优化教育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本论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肯定教育是推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重要因素的基础上,从六个方面,全面分析了教育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其中第五点“传承日本文化,奠定日本式经营的基础”与第六点“提高国民素质,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体现了学术观点的创新。第二,系统而全面地总结了日本教育发展、调整教育结构促进日本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促进教育发展的主要经验,为我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和参考。本论文的缺陷与不足主要有以下叁点：第一,由于本人在教育及经济理论方面掌握的知识有限,资料收集不够充分,对有关问题理解肤浅,因此给本研究的深入及创新带来了一定困难和约束,论文中难免出现一些不准确的表述和不妥当的结论。第二,关于国际比较部分,因其它国家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存在一定的难度,有些国家很难获得第一手资料和最新数据,从而给共同性的比较研究带来了一些困难,致使研究结论有可能产生某些微小的偏差。第叁,本文虽然力求结合日本经济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日本教育的新课题、新方向,但由于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理论基础薄弱,对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新课题、新方向的把握不够,因此,现有的分析和论述显得力不从心,需要在今后进一步加强学习,深入研究。
崔菁菁[3]2016年在《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总体框架研究》文中指出贫困问题一直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阻碍,反贫困也被视为世界性难题之一。通过扶贫开发来解决贫困问题,是我国政府矢志不渝的执政理念及战略任务,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吉林省调研时强调,经济发展的最大目标在于民生,而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应成为吉林省新的经济增长极。长期以来,制约农业现代化的突出问题之一则是农村贫困问题,因而加强扶贫开发,也就很自然成为振兴吉林省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关键点或着力点。吉林省作为我国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接近一半;同时,农村贫困人口也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1.8%。近年来,吉林省扶贫开发工作虽然一直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且成绩斐然,但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其要求和难度也都有所提高,吉林省扶贫开发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因此,进一步对吉林省扶贫开发开展深入分析,进而提出完善对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势在必行!本文选择《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总体框架研究》这一研究题目,力求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实证(调研)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从阐述吉林省农村扶贫开发的背景条件入手,先后分析了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历程、经验及有利条件;并以吉林省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剖析了吉林省扶贫开发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基于前述,并借鉴国外反贫困及国内几省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最终以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为核心,结合参与式扶贫之理念,提出了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总体框架。论文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所构成:第一章为“扶贫开发的概念、意义和基础理论”。这一章首先对贫困的内涵、分类及实质、扶贫开发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论述了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最后阐述了扶贫开发的基础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理论。第二章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背景、历程、经验及有利条件”。这一章首先阐述了吉林省扶贫开发的背景条件;其次分别分析了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历程和经验;最后论述了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有利条件。第叁章为“目前吉林省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分析”。本章基于目前吉林省扶贫开发中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叁个层面揭示了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制约因素。第四章为“国内外反贫困或扶贫开发的主要经验及其对吉林省的启示”。这一章首先阐述了国外(包括:发达国家英国、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印度等叁国)反贫困的主要经验及其对吉林省的启示;其次阐述了国内(包括:西部地区的云南、宁夏两省,以及东北地区的黑龙江、辽宁两省)扶贫开发的主要经验,以及带给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启示。第五章为“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总体框架”。本章基于对明确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基本原则、主客体及目标的阐述;分别论述了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战略思想、战略体系及模式选择;最终提出了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对策建议。
毕丹霞[4]2008年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教育培训及其对园艺产业发展的影响》文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是主导,农民是主体,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兴衰与成败。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大整体素质却不高,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园艺产业在农村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之一,其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和社会稳定,为新农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园艺产业的发展需要高新科学技术的支持,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因此,建设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和关键环节就是要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而大力开展农民教育培训是提高农民素质、培育亿万新型农民的行之有效的途径。所以,研究农民教育培训问题及其对园艺产业发展的影响,探讨有效开展农民教育培训的对策和途径,对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针对河北省的具体情况开展研究,找出存在问题,提出具体对策和建议,对河北省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开展具体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对河北省调查的实证材料分析,对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教育培训及其对园艺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第一章导论,从国际、国内两方面说明了选题背景,指出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分析了国内外研究动态,并总结出发达国家农民教育培训的特点及园艺产业发展的特点,说明了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结合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背景和目标任务,指出培育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园艺产业对推进新农村建设起着重要作用;阐述了农民教育培训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基础,指出大力开展农民教育培训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园艺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第叁章,重点分析了河北省农民素质现状及教育培训现状,分析了河北省农民教育培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园艺产业发展的影响。第四章,结合我国农民教育培训政策和组织开展情况以及河北省园艺产业发展状况,提出了河北省开展农民教育培训的8条对策建议:1、强化政府行为,进一步加强对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2、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体的多元化投资机制,加大农民教育培训的资金投入;3、加强资源整合,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4、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民教育培训专兼职师资队伍;5、建立农民教育培训的市场竞争机制;6、开展农民教育培训要紧紧围绕“五支队伍”的培养和建设;7、采取扶持政策,加强宣传引导,充分调动农民学科学、用科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8、充分发挥农广校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远程教育。
辛家凤[5]2012年在《老挝留学归国人才政策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人才是最重要的能动性生产力，人才尤其是高素质人才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当前，各国纷纷将人才建设和发展作为基本发展战略。同时为提高国家人才竞争力，各国纷纷出台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留学人才政策。老挝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和关键时期，对人才尤其是高素质人才具有巨大的需求。通过制定和实施留学人才政策，吸引、留住、用好留学人才，对促进老挝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老挝留学人才政策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认为老挝留学人才政策存在以下叁方面的问题：一是吸引留学人才的政策相对零散，尚未形成体系。二是缺少健全的监督留学人才政策的实施机制。叁是留学人才政策还存在着制度空白。本文对老挝留学人才政策的政策公开满意度、制度满意度和内容满意度的实证研究表明，老挝留学人才政策的满意度较低，老挝留学人才政策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本文通过对美国和中国留学人才政策的分析和比较，提出老挝留学人才政策的发展对策有：一是完善留学人才政策，促进人力资本发展；二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留学人才提供创业阵地；叁是加快产权制度建设，加大留学人才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四是创新服务理念，规范留学人才人服务流程；五是加快留学人才中介组织建设，提高留学人才服务能力；六是提高国家营销效能，提高留学人才吸纳能力。
Dayse, Espindola（苔丝）[6]2010年在《巴西的卫生改革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1988年的改革完全改变了巴西的公共卫生系统。随着一个新的联邦宪法通过,公共医疗保险建立起来：统一卫生系统(SUS)。这一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普及运用,公平,公共财政,管理和权力下放,群众参与,提供和参与综合服务。该系统提供了1.8亿巴西人免费医疗援助的自立社会条件,该国的经验已经得到一些国际组织的好评,尽管该系统在实践中仍面临严重困难。中国人民共和国正在起草一项新的卫生改革,到2020年,政府预计将彻底改变目前的医疗体系,为民众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的模式。借鉴巴西公共卫生系统改革的成功经验,可避免犯错,哪些成功的措施也可适用于亚洲国家。目的是帮助中国公共卫生系统开展改革,更好的理解巴西目前的卫生政策模式。
罗瑞荣[7]2010年在《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产业升级中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叁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平稳快速发展,通过引进制造业的跨国转移,成功地参与了国际分工,逐步成为世界级制造大国。然而,未来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面临不断增大的环境、资源压力和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促进中国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保证中国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必经途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所带来的重要变化之一。它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必经之路。各国、地区根据自身要素资源禀赋特征,承担同一产业甚至同一产品价值链内部不同环节,获取各自环节的价值增值与收益。然而,无论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新兴高科技产业,在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都存在附加价值差异巨大的不同环节,位于不同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就意味着截然不同的投入产出状况。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要实现国家或地区产业升级,不仅要关注不同产业所占比重,更重要的是必须提升国家在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只有提升一国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环节和地位,实现国家在产业价值链上由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非战略环节向战略控制环节的提升,才能真正实现国家产业升级。人力资源作为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载体,其素质水平不仅决定着一国科学技术水平状况,而且直接关系到各产业的发展,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自然禀赋、物质等资源对各国、地区产业的高端升级的作用非常有限。于是,人力资源要素水平往往成为决定价值链分工环节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源开发则是决定人力资源水平的重要后天因素。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有助于促进国家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二产业发展发展迅速。然而,中国企业目前在第二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占的位置较低,多为体力劳动和简单脑力劳动的低附加值环节。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实现从加工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服务强国、创造大国的转变,实现第二产业的产业内升级,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最终只能依靠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数量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其质量上。人力资源素质的开发与提高,是实现国家产业升级,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人力资源开发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实现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开发中国人力资源、将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才能真正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实现中国经济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本文拟在相关理论基础上,采用归纳、演绎、国际比较和定量分析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方法,通过数据整理、理论分析和模型推导,以第二产业为例,探讨人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第二产业产业内升级的关键促进作用,揭示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源之间的关联性。论文具体思路如下：在国际产业升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治理结构等方面对一国产业升级的影响方式与相应要求,从理论层面构建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家产业升级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探讨中国第二产业产业内升级方向。同时,根据人力资源开发现象本身及其运行规律,提出个人、组织与社会中各种人力资源开发活动的方向与对策。进而,在科学分析人力资源与产业高度的相关性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发展要求,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国际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现阶段产业高度状况及其未来方向进行分析和判断。最后,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第二产业产业内升级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并联系各国促进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人力资源开发策略,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中国第二产业产业内升级的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建议。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从中国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分工和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背景出发,提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实现中国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源开发策略研究的理论与现实价值,并介绍论文框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产业升级中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回顾。对国内外在产业升级、人力资源开发、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其叁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整体回顾,为论文的展开奠定基础,并引出论文研究的实际要求。第叁部分：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人力资源开发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对国家人力资源数量和结构与产业升级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分析,以此为基础,建立相关理论实证模型分析的基础。第四部分：中国产业高度与人力资源相关性实证分析。以中国第二产业产业高度与人力资源的数据为依据,对人力资源和产业高度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源状况对产业高度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第五部分：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国产业升级方向及其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在分析中国产业升级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第二产业产业内升级方向的要求,进而从人力资源数量、年龄、知识层次、行业、能力内容与层次、性别、地区等多个角度提出中国第二产业产业内升级方向对人力资源的要求。第六部分：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各国为实现产业升级所采取的人力资源开发策略：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美国、印度为例。通过对亚洲部分国家产业升级中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分析,为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策略的提出奠定基础。第七部分：实现中国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源开发。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借鉴部分国家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验与教训,在中国第二产业产业内升级方向的基础上,从制度改革、市场回报、系统原则等角度提出从人口政策、教育投入、产业政策、经济激励、专利保护、人力资源使用制度、社会保障、市场机制等方面开发高端技术、营销、设计人力资源,同时不断提升中国人力资源的创新能力,从而满足中国第二产业产业内升级的需求,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实现中国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与已有的研究相比较,本文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国产业升级中的人力资源开发策略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论文的主要创新点集中于以下叁个方面：第一,选择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把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产业升级的背景,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而研究如何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来促进产业升级。第二,构建了一个新的实证模型。根据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产业升级的特点与要求,设计国际人均GDP增值指数这一指标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产业高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产业高度与人力资源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模型。第叁,提出了一个新的对策体系。在充分考虑政治、经济和社会化文化环境的条件下,在均衡区域、文化、民族、性别的基础上,通过揭示人力资源开发与产业升级之间的作用关系,提出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源开发对策。
马力[8]2016年在《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关联性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方式由以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变。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需求拉动向供给驱动转变。供给驱动的核心是效率的提升,而效率提升则主要依靠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之一,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源泉,决定劳动者的专业化程度和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效率有决定性意义,对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的内生化视角,围绕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叁者的辩证关系,在对MRW模型进行推导及验证“叁结构”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和门限值回归的方法,检验“叁结构”之间的实际交互关系。通过研究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第一,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各自有独立的演进规律。高等教育结构的演进因大学的起源不同,其结构演进受不同因素主导。但随着各国对于经济增长重视程度的提高,高等教育的经济、社会职能日益突出。第二,从中国现阶段的情况看,高等教育结构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制度性改革密切相关,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内部层次结构不断提高,管理出现地方化趋势,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中国产业结构演进速度较快,叁次产业已经显现出“叁二一”良性结构。而叁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其结构性矛盾较大,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问题明显。第叁,从理论角度分析,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都是经济增长的供给侧要素。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本质上都是产业的结构,分别是产业的投入和产出结构,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式,通过劳动者就业而进入产业。因此,“叁结构”中产业结构是最终归宿,就业结构和高等教育结构则从投入的角度影响产业结构,同时也受产业结构变动的制约。“叁结构”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传导关系。在经济增长的低级阶段,工业化水平不高,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投入要素数量增加驱动,产业结构受需求影响带动就业结构调整,进而影响高等教育结构。当经济增长进入高级阶段时,工业化进入后期及后工业化时期,受新古典经济增长阶段中物质资本投入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加之产业优化升级的需要,人力资本成为最主要的驱动要素。此时应提高高等教育结构的活力,主动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促进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四,通过对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发现,高等教育结构对于第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下降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于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是负向的。与现有的第叁产业发展规模和程度要求相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还应至少提高12%,也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应尽快由大众教育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过渡。另外,通过对“叁结构”Moore值计算发现,2001年-2013年间高等教育结构相对僵化。同时“叁结构”Moore值的灰色关联度测算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关系仍处于经济增长的低级阶段,并且受到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滞后期较长。中国高等教育的活力较低,不利于未来经济的转型和创新驱动的形成。第五,通过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历史回顾发现,伴随着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要求,发达国家不断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包括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改善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专业结构等。为此,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未来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中国高等教育应在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的基础上,加强创业教育,实行高层次筛选和低层次公平的机制,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协调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区配置,同时政府也应为高等教育建立更灵活的结构调整机制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以便于高等教育能更好地适应和推动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王子林[9]2014年在《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第一章导论通过四个方面对论文进行了基本的架构说明，分别是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文献评述、研究方法与思路、可能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创新相关理论基础。研究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创新所涉及的理论很多也很复杂，在此本文不能面面俱到，只能将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涵盖进来，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私有制理论、私营企业成长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首先，私营企业在中国的成长与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私有制理论为基础的；其次，在现实的经济生活里，中国私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普遍遭遇了成长危机，此时我们应当借鉴西方世界相对成熟的企业成长理论来丰富指导实践；最后，由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坚持完全理性人、完全信息、交易成本为零等假设，使其理论与现实脱轨，无法真正有效地描述企业的运营与成长过程，因此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研究离不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与指导。第叁章，中国私营企业的现实分析。这一章总结了中国私营企业当前的发展概况，分析了中国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私营企业通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逐渐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然而在中国私营企业抓住机遇不断成长的同时，也有许多曾经在商海叱咤风云的巨头在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渐渐步入困境，陷入成长危机。本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切入进行了私营企业成长障碍的制度机理分析，得出结论：从目前来看实现我国私营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决定企业成长的制度集合（包括企业内部制度结构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相容性。这里的相容性包涵了两层意思，一是指企业设计的内部制度结构与国家制定的外部制度环境是否与企业发展的现实相容；二是指决定私营企业成长的制度集合中企业内部制度结构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是否相容。其中前者的相容性决定了后者的相容性。接下来本章具体探讨了当前我国私营企业成长的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制度结构存在哪些障碍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得以攻克。第四章，中国私营企业外部制度环境变迁分析。制度环境是指影响私营企业成长所有外部制度因素的总和，这些因素由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共同支配着，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法律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与社会服务环境。其中法律环境是整个制度环境的保障，对于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来说最基本的要求有叁项：立法完备、司法公正、执法严格；政治环境的构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中央政策方针的设计，二是政策的贯彻与执行；经济环境被视为是私营企业成长制度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最为关键的两个方面是金融环境与市场管理；社会服务环境的完备与否影响着私营企业成长所需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同时也会侧面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进程度，考察社会服务最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中介组织的建立，二是专业市场的发展。本章从市场和国家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梳理了市场经济制度变迁的轨迹，论述了国家对市场制度的选择行为；另一方面探讨了我国私营企业制度环境的演进历程与地方政府行为偏好对私营企业成长的影响。最后进行了我国私营企业成长制度环境的需求与供给模型分析，为私营企业制度环境创新路径的选择提供了理论导向。第五章，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结构变迁分析。首先，本章探讨了我国私营企业的产生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私营企业的制度特征以及制度特征对私营企业成长的辩证影响。其次，本章以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模式为归类单位对其成长过程中的制度变迁轨迹进行了梳理，总结探讨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企业制度结构变迁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中西部地区发展私营企业的启示。最后，本章进行了中国私营企业成长内部制度结构的需求与供给模型分析以及均衡博弈分析，为私营企业制度结构创新路径的选择提供了理论导向。第六章，美、日私营企业比较制度分析及其对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的启示。相对于我国的私营企业而言，发达国家的私营企业已经有百年的发展历史，在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它们相对成熟完善的企业制度，所以在研究我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企业制度创新的经验。本章将以美国与日本的私营企业为例，对它们的产权制度、组织制度以及管理制度进行的比较制度分析，以期得出一些对我国私营企业制度创新可行建议与有益启发。第七章，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的相容性制度集合创新路径选择。通过前几章对中国私营企业的现实分析以及中国私营企业制度环境与制度结构变迁轨迹的梳理和发达国家间私营企业的比较制度分析可知，对于当前的中国私营企业成长来说，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决定企业成长的制度集合（包括企业内部制度结构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相容性。中国私营企业要实现健康可持续成长，就一定要在清醒认识企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企业成长的内外环境相容性制度集合创新，以解除企业成长外源性障碍的同时增强企业成长的内生动力。本章将具体探讨怎样通过制度创新来规避当前私营企业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制度结构中存在的障碍对企业成长的制约性。
崔立涛[10]2008年在《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依靠改革开放的先行优势,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成为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无论是从纵向的增长速度、还是横向的国内比较以及结构性的产品升级,浙江经济的发展堪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典型代表。但是,浙江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制约着浙江经济发展的质量,其典型特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低、缺乏自有品牌和核心竞争力,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不全面、不协调、难持续。尽管浙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经济发展还不平衡,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和城乡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杭州、宁波等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水平可与欧洲发达国家妣美,丽水、衢州等欠发达地区发展水平则与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水平相似。浙江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薄弱,难以满足城乡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需要,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期解,也制约了浙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浙江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也严重不平衡,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等公共产品主要集中于人口较少的大中城市,而人口较多的广大农村地区则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距,增大了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的难度。尽管浙江已在全国建立了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社会保障制度还不能做到应保尽保、足额保障,各地区的保障水平还不统一,城乡间的差距、企业和事业单位间的差距还很大,还无法在全省范围内通存通兑。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互为因果,加剧了地区发展差异,阻碍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结果是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形成。为了解决就业,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结果又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为保持宏观经济和物价稳定而执行的紧缩政策又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造成压力。因此,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难以持续发展的。当前浙江经济发展外受贸易摩擦的困扰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内受生产成本上涨、资源短缺和国家紧缩经济的制约,昔日的竞争优势已不复存在,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受到资源、环境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多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发展地位,实现率先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其实浙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以上问题由来已久,遍及全国。党中央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了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方针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在九五计划中就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号召。十六大又提出了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七大前夕,胡锦涛总书记于2007年6月2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高级进修班上又作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决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本质就是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以信息技术带动传统产业,组织清洁生产和循环生产,逐步实现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变;要求充分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使人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本文运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结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1990-2006年的统计资料为依据,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全文共分论文摘要、正文、参考文献和致谢四个部分。正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共分四节,第一节交代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指出了浙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必然性;第二节介绍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并对现有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简要评述;第叁节指出了论文涉及的学科领域和研究方法;第四节指出了论文研究的内容、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第二章共分叁节,第一节剖析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区别和联系,解释了浙江当前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意义,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了分析;根据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按照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参照国内外经济学者对经济发展类型的划分,对经济发展方式类型进行了划分,并指明了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努力方向和手段;第二节以经济增长源泉为中心,剖析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发展源泉的主要看法,指出了这些观点对浙江乃至全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第叁节对本章内容作了简要回顾和总结。第叁章共分四节,第一节对浙江经济发展的概况进行了回顾,对浙江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因进行了经验分析,分析了净出口、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指出这种发展方式的不协调、难持续性;第二节以索洛模型为分析框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测算了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进口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产出弹性;在测出各要素的产出弹性的基础上,测量了以上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力;第叁节以高排放、技术创新缓慢为例,分析了现行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过程,对高排放、技术创新缓慢的原因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了理论剖析;第四节对本章内容作了简要回顾和总结。第四章共分叁节,第一节阐述了综合评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方法,指出了评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的设立原则和具体的指标体系及经济发展方式的判断标准;第二节以1990至2006年浙江资料为例,对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与全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第叁节对本章内容作了简要回顾和总结。第五章共分四节,第一节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角度研究了浙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第二节从物质基础、技术条件、市场环境和供求关系角度对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利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叁节从民营经济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模式、就业、收入分配、技术支撑和机制角度对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四节在前面章节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现行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原因,提出了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建议;第五节对本章内容作了简要回顾和总结。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部分简要回顾和总结了研究的主要结论,对研究的不足之处作了自我剖析,并指明了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参考文献部分指出了研究过程中引用的主要文献资料。致谢部分交代了作者选题的缘由,并对论文写作过程给予帮助的有关人员进行了衷心地致谢。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教育科技要转变发展方式的理念;指出了现行经济发展方式是政府、企业和居民间行为互动结果的论断;考察了R&D活动、人力资本、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和非国有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计量分析了浙江经济增长的源泉;构建了反映和监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判断标准,并对浙江1990-2006年的经济发展方式状况运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应用博弈论、制度经济学和不完全信息理论建立数学模型对浙江粗放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机制进行说明,分析现行体制下浙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必然性,指出体制变迁是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先决条件,并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后发国家适宜性技术选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D]. 袁礼.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2]. 日本教育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D]. 王玉珊.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3]. 加强吉林省扶贫开发的总体框架研究[D]. 崔菁菁.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4].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教育培训及其对园艺产业发展的影响[D]. 毕丹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
[5]. 老挝留学归国人才政策问题研究[D]. 辛家凤. 广西民族大学. 2012
[6]. 巴西的卫生改革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D]. Dayse, Espindola（苔丝）. 浙江大学. 2010
[7].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产业升级中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D]. 罗瑞荣. 江西财经大学. 2010
[8]. 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关联性研究[D]. 马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6
[9]. 中国私营企业成长与制度创新研究[D]. 王子林. 吉林大学. 2014
[10]. 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D]. 崔立涛. 浙江工商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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