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思想的体现者和诠释者——论阿诺德的《海因里希#183;海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诺德论文,海因论文,海涅论文,里希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的《海因里希·海涅》①最初于1863、年8月发表在《康希尔杂志》(Cornhill Magazine)上，后来收入1865年出版的《批评一集》，如今已经成为英国海涅接受史上不容忽略的一篇文章。同时，它也是阿诺德批评思想中一些核心观点的最初呈现。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阿诺德明确指出，海涅是歌德最好的继承者，他用自己的著述与行动挑战了欧洲旧秩序，抓住了时代主流，体现了现代思想。不仅如此，正是在对海涅的论述中，阿诺德清楚表述了自己对于现代思想的看法。首先，现代思想是理智的觉醒，即意识到现代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旧秩序已不再符合生活的需要。其次，现代思想致力于人的解放，它发起对“非利士人”的殊死斗争，以理智对抗习俗，用开阔的视野与宽广的心胸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精华，为现代人带来光明。最后，现代思想所指向的完美境界是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结合，而在阿诺德看来这不仅是一切诗歌与艺术的目标，也是欧洲文化的目标。
一、作为主流的现代思想
“别把诗人派往伦敦！”②这是海因里希·海涅在游历英伦时发出的感慨。显然，英格兰并未给这位诗人留下太好的印象。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英国人喜爱谈论的德国作家。阿诺德在海涅去世七年后发表的《海涅》一文就是例证。其时，阿诺德正逐渐放弃写诗，转向批评写作。③他的这篇文章虽然以诗人为题，却并不限于谈论诗歌，它所包含的许多观点在阿诺德日后的著述中被一再重提和反复强调，从而成为其批评思想的核心。
在文章的开篇，阿诺德引用了海涅在《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中所作的自我评价：“我从来不看重诗人的荣誉，很少关心别人赞美还是责备我的诗歌。但你们一定要在我的棺材上放一把宝剑，因为在人类的解放战争中我曾经是一名勇敢的士兵。”④阿诺德认为，这段自我评价极其准确地展现了诗人海涅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海涅是重要的，因为他即便算不上无与伦比的勇敢，也是人类解放战争中才华横溢、最有战斗力的士兵。”⑤实际上，阿诺德这篇文章的全部论述都围绕着这个核心观点展开，将海涅的思想力量作为关注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阿诺德一开始就对海涅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并未将其孤立看待，而是把他纳入到德国文学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就此而言，被认为对海涅有着深远影响的歌德就不能被忽略了。阿诺德将歌德比作近代德国文学的源头，从那里生发出来的众多河流一起构成了德国文学的多元样貌。对此，一个阿诺德式的问题是：哪一条河流才是主流？根据阿诺德的批评理论，“在一个时代的文学中发现主流，并与其他支流相区分，是批评家最重要的作用之一”，⑥而最有价值的文学也应当反映主流。歌德是一个丰富的文学和思想资源，可以从不同方面影响诸多流派与作家，但其中有一个方面预示了未来时代的主流，谁继承了这一方面，谁就可以抓住时代的精神，从而在文学上取得更高的地位。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阿诺德抛出了对海涅的第二个重要评价：“海涅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歌德最关键的一个方面，他是最重要的继承者与延续者。而这最关键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人类解放战争中的士兵’。”⑦至此，阿诺德的思路已大致明了：海涅的重要价值在于他为人类解放战争做出的贡献，而这一点正是从歌德那里继承来的。换句话说，阿诺德对海涅的赞赏也来自于对歌德的肯定。
然而，阿诺德将海涅视作歌德继承者的观点引发了不少争议，⑧就连他自己也坦承，“海涅本人恐怕难以承认这种隶属关系。”⑨事实也的确如此，在1825年给友人的书信中，海涅甚至曾指出：“我和歌德根本上是两种天性，由于异质必定相互厌恶。”⑩但这些事实并不妨碍阿诺德从“现代思想”的角度论述他们之间的承继关系，他引用了歌德在《向青年作家再进一言》中的忠告——“消除一切违反精神的东西，消除一切与意愿相反的东西”(11)——指出其倡导从内心出发写作，把生活经验当作基点的看法是对习惯性思维的致命冲击，是现代思想的体现：“当他被告知，这件事情必须如此，这背后有巨大的权威和习俗支撑，并已持续千年。他报之以庄严有礼的回答，‘但确实是这样的吗？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吗？’没有什么比这更能颠覆欧洲旧秩序的根基了，没有人如此极端地脱离这种秩序，没有人如此彻底的现代……”(12)对于这里所谓的“现代”，阿诺德给出了如下解释：“现代面临着一个庞大的系统，它包含种种制度、既定事实、正统教条、习俗、规矩，这些东西都来自非现代的时期。在这个系统中，现代人的生活不得不继续向前，但他们意识到，这个系统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也不完全符合实际生活的需要，对他们来说，这个系统是依习俗而来，而不是理智的。这种意识的唤醒就是现代精神的唤醒。”(13)由此可见，现代思想在阿诺德那里是一种由理智唤起的态度或精神气质，它们批判缺乏理智的教条与习俗。
而对于海涅来说，从中世纪沿袭而来的天主教唯灵主义便是一种缺乏理智的习俗力量。在《论浪漫派》中，他批评施莱格尔兄弟等人不了解现代的事物，一头扎进天主教的怀抱中，试图复活中世纪文艺。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海涅与歌德站在了一边。在评论《浮士德》的时候他写道：“中世纪的信仰时期随着浮士德而告终，现代的、批判的科学时期随浮士德而开始。”(14)在海涅看来，浮士德借助于心灵，理解到精神不能满足欲望，要求把物质享受的权力交还给肉体，这是对天主教唯灵主义强有力的反驳。歌德从民间传说中重新挖掘这一题材，表明了他深刻的省察。有趣的是，在《论浪漫派》问世十余年后，海涅出版了长篇叙事诗《阿塔·特罗尔。夏夜一梦》单行本，他在前言中自称：“我以那种浪漫派奇想连篇的梦幻方式写作此诗，自己感到欢愉欣悦，我在那种浪漫派中度过了我最惬意的青春年华，最后还把老师痛打了一顿。”(15)海涅不否认自己受到过浪漫派的影响，也不介意被称作是浪漫派的背叛者，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德国文学主流必将发生改变，而他自己正是这一改变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我知道，这是‘浪漫派最后一支自由的林中之曲’，而我是它最后一位诗人。我结束了德国人的旧抒情诗派，同时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德国现代抒情诗。”(16)同样，阿诺德也敏锐地指出，致力于引介德国文学的英国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高估了浪漫派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恰恰是海涅而非浪漫派，代表了歌德之后德国文学的主流。阿诺德并不否认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存在的海涅，但他更为重视其用现代思想颠覆习俗的一面：“他是个伟大的现代诗人，他没有被中世纪征服。”(17)
二、与非利士人的斗争
虽然海涅曾谈及《浮士德》的预言性特征，但他仍然认为歌德最大的成就在于艺术上的完美，可这同时也造成歌德缺乏哲学的热情，仅仅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看待社会历史。与之相比，海涅则更像一名投身沙场的士兵，努力用语言产生行动的效果。阿诺德并未忽视两人的这一区别，但他认为这是时代环境的不同所致。活跃于19世纪30年代的海涅已无心再像歌德那样通过美与艺术推行渐进式的解放了，他的笔是有力的现代武器，他要将余生投入到一场殊死斗争中去，而他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主义。
“非利士主义”(Philistinism)或“非利士人”(Philistines)是阿诺德描述英国庸俗市侩的中产阶级时使用的词语，这一用法后来广为流传，在英语中得以保留，但《海涅》一文却指出它源自德国。在阿诺德那里，非利士人是上帝选民与光明之子的敌人，他们强大、顽固而又蒙昧，构成了英国中产阶级的主要部分。与之相对，上帝选民与光明之子则是“欧洲旧秩序的改造者，唤起理智以抵抗习俗的人，在每个适当领域中的现代思想代表”。(18)阿诺德认为，正是对非利士人的痛恨与对理智的追求使得海涅对法国思想产生了兴趣。
海涅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巴黎度过，在他的著述中，对法国社会思想等方面的赞颂十分常见，这其中不能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犹太人身份。在19世纪的德国，反犹主义依然盛行，这给海涅带来了无数屈辱的经历，并成为他最敏感的一个触点。这样的经历使海涅对法兰西革命带来的自由与平等思想极为推崇。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海涅对拿破仑的崇敬——后者通过制定法律保障了犹太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至少在这一层面上，他是法兰西革命思想的实践者。不过，海涅否认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拿破仑主义者：“我的赞美不是针对他的业绩，而仅仅针对这人的天才。我无条件地爱他只到雾月十八日——那一天，他背叛了自由。他这样做并非出于不得已，而是由于他本能地倾向于专制主义。”(19)这种针对专制主义的战斗情绪几乎贯穿了海涅的一生，在同一篇文章中，他直言现时代的使命就是解放，而自由成为了新的信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海涅在数篇文章中热烈地鼓吹自由，但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人们对自由的理解千差万别。在《泰晤士河上的对话》一文中，海涅比较了英法德三国的自由观念，并对英国式狭隘的自由观进行了辛辣的批判。然而，恰恰是这种对英国社会流弊的洞见，使阿诺德在海涅那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海涅先于阿诺德把矛头对准非利士主义，而阿诺德则把这种批判进行得更为全面彻底。
海涅《英吉利断片》的完成基于他1827年赴英格兰的一次旅行。当时的英国已经取得了工业革命的巨大胜利，中产阶级飞速崛起，自由主义的思潮也随之盛行起来。街头上步履匆匆的英国人简直就是中产阶级非利士人的肖像，他们沉醉在技术进步的喜悦中，为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埋头苦干，把人文精神抛在一边，因此，海涅才会发出“别把诗人派往伦敦”的感慨。由于他们将物质追求视作最高目标，并用经验法则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导致这些受功利主义哲学影响的非利士人对实践的重视远甚于思想，成了理智与光明的敌人。英国的中产阶级虽然也鼓吹自由，但在海涅看来，他们停留在个人满足的层面，缺少实现权利平等这一更为长远深刻的目标，因此无法构成发起社会变革的力量。对此，海涅不无讥讽地写道：“在家里，英国人比任何人都自由。”(20)由于没有进行颠覆性的社会变革，英国社会仍然保留着陈旧的政治体制和等级统治，真正的现代并没有到来。面对正在为工业革命的硕果沾沾自喜的大不列颠民族，海涅的判断异常清醒：“尽管沐浴着近代文明的光和热，英国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状态，或更确切地说，一种时髦的中世纪状态中……所有现代改良并非出于原则，而是出于实际需要才实施的，它们统统带有不彻底的致命特征。”(21)这种状态在海涅看来是危机四伏的，因为如果科技进步的新酒被装进了中世纪思想与制度的旧瓶子中去，那么酒一旦发酵，旧瓶子就会破裂。
阿诺德在他的文章中借用了海涅关于新酒与旧瓶子的比喻，认为真正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必须是这个旧瓶子——欧洲旧体系——的“终结者”(dissolvent)，(22)但显然这样的人物并不多见。对于英国现有的社会改良，阿诺德在他后来结集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23)一书中做过更为详尽的评述，但其大体基调仍与海涅的观点相一致。在这本书中，阿诺德将海涅所谓的英国式自由称为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它导致了这样一种流行的观念：“对一个人来说，最幸运、最重要的只是能随心所欲地行事，至于人有了随心所欲的自由时要做些什么，我们就不大看重了。”(24)新兴的中产阶级身上没有曾被劳工阶级所背负的封建枷锁，他们崇尚自由，但却落入了为自由而自由的危险境地。对阿诺德来说，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工具崇拜的倾向，它将手段当成目的，把思想与理智抛掷一边，所以由此引导的改革也一定不彻底、不完全。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非利士主义的社会改革，海涅先于阿诺德发出了警告，他参照法国革命的思想，指出缺乏平等观念的英国式自由必然导致新的压迫，带来不同阶级间生死争斗的危险。如果说海涅从政治角度指出了问题所在，那么阿诺德则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认为缺乏理智的后果将是整个国家的无政府状态，为所欲为的个人主义将在社会上流行，造成秩序的缺失。
为了对抗无政府状态的威胁，阿诺德为国民制定了共同追求的目标，即在文化的引领下，达到人类全体的“完美”，它意指人性的全面发展，一言以蔽之，就是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相结合所达到的平衡状态。只需对阿诺德的著述稍有了解，就能够知道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是其思想的核心关键词，它们代表了西方长久以来形成对立的两种思想倾向。然而，阿诺德并不是用这两种精神划分西方思想的第一人，他至少从海涅那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三、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
在《海涅》一文中，阿诺德指出海涅曾将16世纪的复兴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希腊式与希伯来式。这一说法出自海涅为舞剧脚本《浮士德博士》所做的说明。1846年，海涅应伦敦的剧院经理委托，创作了舞剧《浮士德博士》，并随脚本附上了一篇说明。在这篇说明中，他梳理了民间素材浮士德故事的发展，指出最初有关浮士德的话本都具有浓厚的劝诫意味，它们把浮士德视作一个负面的形象，警告人们不要同魔鬼结盟。然而有趣的是，海涅注意到了一个在民间广为流传的错误，即将魔法师浮士德误认为印刷术的发明者。由于印刷术的普及使得思想的传播更为便利，所以这个错误的认识实际上表明人们意识到浮士德思想传播甚广，以至于他的信众越来越多，而如果把他与印刷术的发明联系在一起，这个现象似乎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显然，海涅并不会认同这个解释。他指出，浮士德传奇的魅力在于他代表了与天主教唯灵论的对抗力量，这种对抗到了海涅生活的时代变得尤为激烈，体现了“当代宗教与科学之间、权威与理性之间、信仰与思考之间、卑微的断念与大胆的享乐之间的斗争”。(25)如前所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涅认为歌德的《浮士德》比浪漫派的作品更具思想价值。不过海涅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在歌德树立的丰碑前，他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细节，即浮士德对美女的挑选——他选择了海伦。在浮士德故事的诸多民间话本中，海伦都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然而海涅却将舞剧的整整一幕献给海伦，因为在他看来，海伦的形象代表着与基督教思想形成对立的希腊精神，而《荷马史诗》就是那部引诱浮士德上钩的魔法书。于是，术士浮士德变成了传播希腊文化、科学与艺术的人文主义者，是文艺复兴运动热情的成员。然而，在意大利取得巨大成就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德国却遭到强烈的抵制——浮士德被说成是魔鬼的同盟者——究其原因，在于另一种复兴的出现：“因为在德国，由于同时出现了圣经的新译本，古犹太精神再生了。”(26)至此，海涅将浮士德故事的流行及其传播过程中遭遇的矛盾态度指向了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间的较量。
海涅关于两种精神的论述更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路德维希·伯尔纳。一份备忘录》中。(27)在这部著作中，海涅将伯尔纳对歌德的反感归结为犹太人与希腊人的对立。在他看来，人类就由这两种人组成：犹太人奉行禁欲主义，热爱抽象的精神，敌视形象和理智化的本能；希腊人则充满生之欢乐，注重现实。这两种人从天性的本能上互相反感，彼此间从未停止过争吵。需要强调的是，海涅决非从种族的意义上将希腊人与犹太人相区分，在《备忘录》中，他明确指出这种划分是基于不同的精神气质。为了避免误解，他甚至用“拿撒勒人”来表示犹太人和基督徒。(28)阿诺德批判继承了这一观点，并在《文化》一书中专辟章节加以论述。
在阿诺德那里，“希腊精神最为重视的理念是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希伯来精神中最重要的则是行为和服从。差异是无论如何抹杀不了的。希腊人对肉体和欲望的不满在于它们妨碍了正确的思考，希伯来人则认为肉体和欲望阻碍了正确的行止”。(29)也就是说，希腊精神讲求运用理智找寻事物的规律并看清本质，希伯来精神却专一地奉行一个既有的抽象准则。大体上说，阿诺德对两种精神的解释与海涅对两种人的描述基本一致，但他们二者的思想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差别。首先，从历史语境的层面讲，海涅对希伯来精神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天主教唯灵主义，在《备忘录》中，他指出耶稣肉体被钉十字架的同时，精神得到了美化，这代表着精神对肉体的胜利。从那以后，整个人类都效法基督，追求肉体的死灭和精神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海涅呼吁停止对精神的片面化追求，用希腊精神对希伯来精神进行矫正，而他的方式则是诉诸政治和艺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对拿破仑(政治)与歌德(艺术)进行了颂扬。而阿诺德对希伯来精神的批判则处在另一种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他在《文化》中直言清教徒是“希伯来精神的受害者”，(30)他们最大的危险是自以为掌握了唯一的标准，实际上却对其缺乏清醒的认知。在阿诺德看来，世上并不存在清教徒们所认定的那“唯一不可少的事”，(31)即便有，那也必须是指人类全方位的发展。所以在阿诺德那里，希腊精神对希伯来精神的修正与其说是从政治和艺术的方面对肉体、欲望等价值的恢复，不如说是带来了更为开阔的人性观念，使人们将在一切方面臻至完美当作最高的目标，而这也正是文化的功用。由此可见，阿诺德对希伯来精神的批判和对希腊精神的呼唤是与其文化理想直接相关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阿诺德似乎在《文化》一书中侧重对希腊精神的呼唤，但他并无意贬损希伯来精神的价值。在他看来，虽然两种精神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彼此对抗，但这并非出于天性本能上的相悖，事实上，“和一切伟大的精神准则一样，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无疑有着同样的终极目标，那就是人类的完美或曰救赎”。(32)尽管人们往往为了修辞性的目的故意抬高一方而贬抑另一方，而二者为了达到目标而施行的手段也截然不同，但较之于海涅从本质上将两种精神进行区分，阿诺德显然更注重它们在目的上的一致性。因此，虽然阿诺德认为“英国非利士人中最强壮、最活跃的部分是奉行清教和希伯来精神的中产阶级”，(33)并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判，但他仍然意在借用希腊精神对当时英国的社会风气进行矫正，而绝非将希伯来精神取而代之。对于阿诺德来说，无论偏重两种精神的哪一方都是不完全的，他定义的完美状态必须是全体人类在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既需要希腊精神对思想与美的追求，也需要希伯来精神中的崇高力量。因此，他批评海涅“提到希伯来精神只是用它作为希腊精神的陪衬和对照，目的是使希腊精神的优越性更得以凸显”。(34)不过在这里，阿诺德或许也存在着对海涅的误读。实际上，海涅并非只是对希伯来精神进行了修辞性的贬抑。在《备忘录》中，他直言《旧约》是一部伟大的书，只不过它吸引诗人海涅的是其语言表述：“话语仿佛是天然产物，像一棵树，像一朵花，像大海，像星星，像人本身。话语在发芽，在流动，在闪烁，在微笑，不知为何，不知为何，反正觉得一切都非常自然。这确实是神的话语，而其他的书只证明人的睿智。”(35)在海涅看来，《圣经》没有任何人为艺术加工的痕迹，是绝对精神的直接体现；而《荷马史诗》——另一部伟大的书——则经过了艺术提纯的过程。这两部经典分别体现着两种不同的话语表述方式，而它们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得到了结合：“莎士比亚同时是犹太人和希腊人，或者不如说，两种要素，唯灵论和艺术，在他的身上充分和解地相互渗透，发展成为一个更高级的整体。”(36)由此看来，海涅似乎意识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但随即又觉得它不切实际：“或许这两种要素的这种和谐的混合，正是整个欧罗巴文明的任务不成？我们距离这样的一种成果还相当遥远。”(37)可以说，海涅在艺术的范畴内找到了两种精神相结合的理想。不过，阿诺德对这一点的忽略并不影响他提出完全不同于海涅的理解——两希精神的结合是文化的理想，是人类应当始终追寻的完美境界。虽然阿诺德也认识到那个全体人类的完美状态是个极为高远的目标，但他并不将其当作遥不可及的固定形态，而是看成一个不断成长、不断转化的理想境界。只有通过文化的帮助，人类才能朝这个目标不断攀登。海涅曾经带着迟疑提及的欧洲文明任务最终在阿诺德那里作为文化理想得到了升华。
虽然阿诺德指出海涅对两种精神的看法有失偏颇，但他却认为海涅自身已经体现了两者的结合：“从他完美的文学形式，对清晰与美的热爱来看，他有希腊精神；从他强烈的情感，他的桀骜不驯与无以言说的渴望来看，他又有希伯来精神。”(38)在他的身上，法国的现代思想与德国的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造就了这位人类解放战争的优秀战士。阿诺德当然明白，海涅不是完美的：放纵不羁的个性、对论敌的刻薄攻击，乃至行为道德上的问题都为其带来了身后复杂的名声。《海涅》一文提及了这些“污点”，但仍然从积极的方面给予海涅极大的肯定，这表明阿诺德认为海涅的价值远远大于他自身的缺憾。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阿诺德认为海涅“不是一个称职的现代世界之诠释者”。(39)也就是说，海涅自身体现了现代思想，但他并没有对现代世界之精神恰当地加以诠释。而《海涅》一文以及后来出版的《文化》、《论文学中的现代要素》等著作却恰恰表明阿诺德为诠释现代世界做出的努力。事实上，阿诺德远不只是一个诠释者，他还试图通过树立文化理想，为转型期的英国乃至世界指明出路。《海涅》一文不仅表明了阿诺德所受到的影响，也体现了他有所超越的意图。
注释：
①以下正文中简称《海涅》。
②(20)(21)海因里希·海涅：《英吉利断片》，章国锋译，载《海涅全集》第5卷，章国锋、胡其鼎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53，248，314页。
③阿诺德写作的最后一卷诗集是出版于1867年的《新诗集》(New Poems)，它是作者15年来诗作的集成，但事实上数量并不多。而在这期间，阿诺德已经出版了几部诗歌批评方面的著作。诗集出版后，他很少再创作诗歌，却逐渐因为写作极具争议的社会与宗教评论出名。参见Lionel Trilling,Matthew Arnold(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39),33－35页。
④(19)海因里希·海涅：《从慕尼黑到热亚那的旅行》，章国峰译，载《海涅全集》第6卷，章国锋、胡其鼎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89，80页。
⑤⑥⑦⑨(12)(13)(17)(18)(22)(38)(39)Matthew Arnold,"Heinrich Heine",in Essays in Criticism,First Series,ed.Sister Thomas Marion Hocto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96,pp.96-97,p.97,p.98,p.99,p.98,p.106,p.100,p.98,p.113,p.116.
⑧如巴特勒(Elsie M.Butler)在《海涅在英国的接受与马修·阿诺德》一文中批评阿诺德对海涅了解不足，并不顾他与歌德的差别，将其优点都直接归功于后者。参见Elsie M.Butler,"Heine in England and Matthew Arnold",in German Life and Letter,Vol.9,No.3,1956,160－161页。
⑩转引自弗里茨·约·拉达茨：《海因里希·海涅》，胡其鼎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98页。
(11)歌德：《向青年作家再进一言》，范大灿译，载《歌德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405页。
(14)海因里希·海涅：《论浪漫派》，孙坤荣译，载《海涅全集》第8卷，章国锋、胡其鼎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60页。
(15)海因里希·海涅：《阿塔·特罗尔。夏夜一梦》，潘子立译，载《海涅全集》第4卷，章国锋、胡其鼎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5－6页。这里的老师指的是浪漫派代表人物奥·威·施莱格尔。
(16)海因里希·海涅：《自白》，田守玉译，载《海涅全集》第12卷，章国锋、胡其鼎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53页。
(23)以下正文中简称《文化》。
(24)(29)(30)(31)(32)(33)(34)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39，99，119，119，97，198，98页。
(25)(26)海因里希·海涅：《关于芭蕾舞剧〈浮士德博士〉的说明》，赵蓉恒译，载《海涅全集》第7卷，章国锋、胡其鼎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03，209页。
(27)以下正文中简称《备忘录》。
(28)(35)(36)(37)海因里希·海涅：《路德维希·伯尔纳。一份备忘录》，胡其鼎译，载《海涅全集》第12卷，章国锋、胡其鼎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3，43－44，4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