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化”概念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欧洲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洲化”是当前欧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过学者们长期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探讨，“欧洲化”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议程，受到广泛瞩目。然而对于这一概念本身，学术界依然存在较大争议。一方面，随着“欧洲化”的频繁使用，这一概念容易和已有的其他概念相混淆；另一方面，出于研究的需要，该概念还存在过度使用的危险。为了深化对“欧洲化”的研究，本文将在分析“欧洲化”产生的理论背景和争论焦点的基础上，探讨其定义和概念框架，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欧洲化”概念产生的理论背景
“欧洲化”一词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流行主要源于学者们对欧洲一体化是否和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这一问题的兴趣。理论上，“欧洲化”属于彼得·古拉维奇（Peter Gourevitch）所说的“颠倒的第二意象”，即国内政治的国际来源问题。① 古拉维奇指出，国内结构常被用作解释外交政策的变量，但是反过来我们也需要探讨国内结构中来自于国际体系的那些内容。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也是其原因。经济关系和军事压力，从政策制定到政治模式都对整套的国内行为做出了限制。② “欧洲化”关注的不是传统的欧洲层面的一体化现象，而是更为复杂的国内层面的变化，人们确信这些变化主要源自欧洲一体化（国际因素）。
“国内政治因素”在传统的一体化理论中曾被多次提到。新功能主义认为，国内和跨国的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动机，推动国家参与欧洲一体化，从而促成了一体化的功能性发展。③ 莫劳夫奇克的自由政府间主义把国内因素纳入其宏大的理论框架之中。他指出，国家偏好主要是由国内因素（特别是经济利益集团）决定的，国内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决定了国家的偏好和利益，而国家又根据这些偏好和利益在欧洲层面展开国家间谈判和讨价还价。他认为，欧洲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几次重大的谈判来制定条约并得以发展的。④ 而多层治理理论把国内层面视为多层治理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认为欧盟作为一个多层治理体系在欧洲、国家和地区层次进行合理的权力分配，通过它们的合作（相互依赖、功能互补等）达到善治的目的。然而，传统的一体化理论大多从“自下而上”（bottomup）的角度（从国内层面到欧洲层面）来研究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并没有考虑欧洲一体化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进程对成员国的国内结构具有的“反馈效应”（feedback）。因为欧洲层面的条约一旦签订，成员国就面临着履行这些法律条文的义务问题，这势必要求它们为此进行国内的适应和调整。一体化带来的国内影响这一问题在传统的一体化理论研究中是缺失的，而“欧洲化”概念的出现和研究议程的发展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空白。
詹姆斯·卡普拉索（James Caporaso）从一体化理论发展的角度对“欧洲化”概念的起源作出了解释。他认为，“欧洲化”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体化理论自身内在变化的结果，“欧洲化”的观念内源于一体化理论的演进。他通过划分一体化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来展示“欧洲化”是如何成为一体化理论的逻辑产物的。⑤ 他指出，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波（20世纪50年代以来）主要被“自下而上”（从成员国到区域组织）的思考所主导，例如哈斯的新功能主义。因为当时的欧洲主要是一个分权化平衡（decentralized balance）的权力体系。第一波欧洲一体化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主要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聚焦于各个部分（国家、国内社会和跨国社会）的关系以及这些部分如何形成一个整体；20世纪80年代之后，欧洲一体化进入第二个阶段：欧共体权力日益增大，与成员国利益时有冲突，其日常运作已经不需要成员国的发起。欧洲被日益制度化，其议题广泛，看起来已经成为一个政体，学者们能用多数的国内体系特征（特别是比较政治的方法）来分析它。所以那时的一体化研究主要围绕欧盟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政体等问题展开；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欧洲一体化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该阶段主要以“欧洲化”概念及其研究为核心。
卡普拉索曾在一篇作于1996年的、颇有影响的文章《欧盟和国家模式：威斯特法利亚、规制或后现代？》中指出，欧洲一体化研究已经进入“后本体时代”（post-ontological phase），无止境的关于“欧盟是什么”的争论，除非和详细的经验研究相联系，否则不会再产生什么结果。⑥ 也就是说，学者们较少关心如何给欧盟归类，而关心如何解释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和结果，怪兽（欧盟）的本质问题不再受到重视，⑦ 重要的是欧盟已经存在，正在起作用，所以未来的研究议题应该是：欧盟起何种作用？欧洲一体化和欧洲的政策制定如何正在影响相关国家？如今欧洲是一个多层政体的观念几乎已经是一体化理论研究中的共识，而关于各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却尚未得到充分解释。传统一体化理论强调自下而上的分析。在第二波一体化研究中，学者们将欧盟视作一个政体，用可比较的政治体系来分析其性质和功能。此后的问题在于“自上而下”的多层联系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欧洲化”一词被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卡普拉索认为，“欧洲化”在概念上提供了双重功能：第一，它突出了欧洲政治和制度作为独立变量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第二，“欧洲化”也指国内结构适应欧洲一体化的进程。⑧
从具体的理论演进上看，莫劳夫奇克作于1994年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为什么欧洲共同体加强了国家：国内政治和国际合作》⑨ 被认为是“欧洲化”研究的开端，⑩ 因为它揭示了欧洲对成员国的作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尽管这和他的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在思路上相反），随后便引发了有关欧洲一体化是加强还是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争论。有学者提出，一体化为国内行为体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场所。也有人认为，在欧盟，成员国正在失去其管辖控制等。科勒-科赫（Kohler-Koch）等学者进一步指出，国家的特征——它的制度结构和政治进程——正在作为一体化“转变治理模式”（多层治理中各层次的权力重新分配等）这个进程的一部分得到改变。(11) 早先的这些理论争鸣虽然开启了“欧洲化”研究的思路，但是基本都没有使用“欧洲化”一词。随后“欧洲化”概念逐渐和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制度主义）的研究联系起来。(12) 由于经验研究的增加和理论化的加强，“欧洲化”开始发展出独立的研究议程，(13) 成为当前欧洲研究中的“显学”。
“欧洲化”这个新的流行词汇体现了欧洲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各种新变化。毫无疑问，“欧洲化”作为一个概念的出现是欧洲一体化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结果。“欧洲化”描述了新时期一体化深入拓展的情况（一体化深入国内政治和在区域上的扩展），并有助于解释许多新的一体化现象。对于许多欧洲国家来说，欧盟已经成为其国内政治的“自然部分”，所以“欧洲化”为学者研究国内政治提供了一条“欧洲路线”。人们相信，如果欧洲层面的规则没有按照其意图在国内层面得到完全履行，那么欧洲一体化就是不完全的。这种对欧洲规则的国内履行和适应状况的关注是“欧洲化”研究得以发展的基本出发点。
二、“欧洲化”：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尽管学界对于“欧洲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欧洲化”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学者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比较分散，他们往往从某一两个国家的某个领域（例如通信、环境、社会政策等）着手进行经验研究；为了满足研究需要，他们往往使用不同内涵的“欧洲化”概念。
概念分析是理论研究的基础，但事实上，往往一个名词的精确含义尚未被完全弄清，它就已经得到了频繁使用，或许学者们希望以此来抓住某些模糊的、正在出现的现实的本质，所以需要很长时间的不断澄清和确认才能够对一个名词的定义有精确的认识。2001年，里舍（Thomas Risse）等人把“欧洲化”定义为“明显的治理结构在欧洲层面的出现和发展”。(14) 他们认为，“欧洲化”主要是欧洲层面的制度建设（该定义和欧洲一体化有些类似），但是他们通篇研究的却是“欧洲化”对成员国国内结构的冲击问题，而不是所定义的“欧洲化”本身。
奥尔森（Olsen）曾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欧洲化”的五种含义：(15) （1）“外在边界的变化”，包括欧盟治理体系的地域性扩展和欧洲作为一个大陆成为单一政治空间的程度。最显著的例子是欧盟的政策、规则、制度和价值通过东扩在中东欧新成员国中的扩散。（2）欧洲层面的制度发展，主要指欧盟核心治理能力的发展，也有欧盟为国内层次的政治行为体提供机遇和限制的含义。（3）治理对国家体系的中间渗透。“欧洲化”是关于不同治理层面上责任和权力的划分，含有促使国家和次国家的治理体系适应欧洲政治中心和欧洲规范的意思。（4）输出政治组织的各种模式。即欧盟在国际上寻求输出它的价值规范，其地域超出欧洲之外。（5）一个政治统一计划，和上述第二层含义类似，也指欧盟层面的能力发展。
凯文·费瑟斯顿（Kevin Featherstone）也对“欧洲化”的“类型学”做出了研究，他区别了四种“欧洲化”含义：（1）一种历史进程，主要是指欧洲文明的扩张，类似于国内所说的“欧化”。（2）跨国的文化扩散进程，指文化规范、思想、认同和行为方式在欧洲范围内的跨国扩散。前两种都是广义上的“欧洲化”，和欧盟没有直接联系。（3）指制度适应进程，与国家适应来自于欧盟成员资格的直接或间接压力有关。例如成员国要适应欧盟的公共行政制度，候选国要适应欧盟关于民主改革的要求，欧盟制度对次区域治理的影响等。（4）对政策的适应和各种政策进程，包括欧盟成员资格对公共政策的冲击、欧盟规则对国内政策的限制及输入效应、欧盟外交政策协调的演进等。欧盟的活动在后两种“欧洲化”含义中占据了核心位置。(16)
“欧洲化”的多种含义固然丰富了相关研究，但是也给规范和设定研究议程带来了麻烦。克劳迪奥·M·拉德埃里（Claudio M.Radaelli）指出，“欧洲化”具有“概念使用过度”的危险。(17) 概念有两个基本方面：内涵和外延。内涵指其包含的属性的集合，外延则指概念所应用于实体的种类。“欧洲化”包含的属性越多，则经验例证的种类越少。但是拉德埃里发现，绝大多数“欧洲化”研究学者偏爱拓展“欧洲化”概念的外延，致使研究范围分外广泛，似乎所有涉及欧洲的事物，都被“欧洲化”了。他提出了背景概念（background concept）和系统化概念（systematized concept）的区别。前者类似于百科全书对某一名词各种词义的列举，后者则指由特殊群体的研究者就特定领域的问题所采用的专门确切表达的定义。毫无疑问，奥尔森和费瑟斯顿的分析属于前者，而学者真正需要的是关于“欧洲化”的、适用于规范研究的系统化概念。
所以我们应该从“欧洲化”聚焦的特定问题出发来研究这一概念。很明显，一个吸引学者们进入“欧洲化”研究领域的共同兴趣，是这个概念揭示了欧洲一体化（特别是欧盟）对民族国家国内结构（主要是成员国，也包括申请国和既非成员国也非申请国的欧洲国家如挪威、瑞士）的冲击。民族国家国内层面的变化是“欧洲化”研究的焦点，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欧洲化”。作为最早研究“欧洲化”的学者之一，罗伯特·拉吉科（Robert Ladrech）于1994年提出了“欧洲化”并将之定义为“一个渐进的、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定位政治方向和形态的进程，其间欧共体的政治和经济动力成为国家政治与决策的组织逻辑之一部分”。(18) 尽管这个定义出于经验研究之用（仅用于法国），而且也只注意国内政治的“组织逻辑”（logic of organization），但是它的方向是正确的，即突出欧洲对国内层面的影响。
布泽尔（T.A.Bürzel）于1999年把“欧洲化”界定为：“国内政策领域日益受欧洲决策约束的进程”。(19) 这个定义把“欧洲化”局限在了公共政策领域，而且它主要来自于对德国和西班牙次区域政策的研究。里舍等学者于2001年提出的概念突出了“欧洲化”影响的国内结构领域，不仅包括制度、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还包括行为体的集体理解，如公民身份的规范和集体认同的变化等。(20) 拉德埃里2003年给出的定义更为全面，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欧洲化”文献的研究范围。他将“欧洲化”定义为：首次在欧盟政策制定中被界定和巩固、然后融入国内话语、认同、政治结构和公共政策逻辑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程序、政策范式、风格、行事方式以及共有信仰和规范的（1）建构、（2）扩散、（3）机制化进程。(21) 这个定义的优点在于详细，缺点是过于繁琐。
卡普拉索直接把“欧洲化”定义为：“欧洲一体化对国内政治的冲击”。(22) 他把“欧洲化”看作自上而下的进程，主要和一体化对成员国的影响有关，特别是成员国国内的制度、信念和政策。这种简化固然清晰明了，却可能忽略了“欧洲化”的其他进程。布泽尔指出“欧洲化”其实是一个双层进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学者们往往只偏重研究其中的一个方面。她从成员国的角度出发，认为由于欧盟的压力，成员国需要从欧盟“下载”（download）相关规则和规范，进行适应；但是为了输出自己的国内制度和政策，减少适应成本，成员国也常常向欧洲“上传”（upload）动机和行为并使之“欧洲化”。(23) 和其他学者相比，布泽尔肯定了“欧洲化”也应该包括成员国“自下而上”的进程。肯尼斯·戴森（Kenneth Dyson）通过对欧洲经货联盟的“欧洲化”研究，也指出“欧洲化”包括这两种进程。(24) 凯里·E·豪威尔（Kerry E.Howell）赞同“欧洲化”混合了一个互动的进程，既包括自下而上也包括自上而下的程序。他认为迄今为止，学者对“欧洲化”的“概念化”大致可以按照这两种方向进行区分。在多数例子中，学者们也分辨两者的互动，虽然更强调欧盟决策结构的创造而不是国内上传的途径。(25) 除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种垂直进程外，还有学者提出，“欧洲化”也包括“水平”（horizontal）进程，这主要指政策、规范和观念等在欧洲国家之间跨越国界的互传（cross-loading），因为欧洲不仅仅是一个垂直治理体系，也是一个水平政策网络。伊丽莎白·鲍姆博格（Elizabeth Bomberg）和约翰·彼得森（John Peterson）通过比较“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和“欧洲化”概念，指出，除垂直的政策转移外，一部分水平的政策转移（政策模式从一个国家转入其他国家）也应该属于“欧洲化”范畴。(26) “欧洲化”的水平进程虽然在经验研究方面有所发展，但是现在还很难纳入理论研究框架。或许这也是“欧洲化”概念使用过度的一个表现。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即“欧洲化”是否等同于“欧盟化”（EU-ization）。大多数学者在“欧洲化”研究中都聚焦于欧盟的影响，但是其他一体化机制如欧洲自由贸易区、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分别在经济、安全和人权领域产生的影响都不容忽视。而且受“欧洲化”影响的国家往往不仅仅限于成员国，虽然成员国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在东扩过程中，欧盟候选国与申请国为了符合欧盟成员资格标准不得不进行各方面的国内改革与调整，这也属于“欧洲化”的研究范畴。甚至有学者指出，一些非成员国如瑞士、挪威等也受到了“欧洲化”的影响。
三、“欧洲化”的定义及其概念框架
目前对“欧洲化”概念的争议大致集中于以下几方面：第一，“欧洲化”的地域范围在哪里，它能超越欧洲甚至影响诸如拉丁美洲之类的地区吗？第二，“欧洲”指什么？它仅仅是欧盟的代名词还是包括其他欧洲层面的机制？第三，“欧洲化”是否不单单指自上而下的进程，还包括自下而上的进程，这意味着“欧洲化”具有互动性质？第四，“欧洲化”对民族国家国内结构的影响包括哪些方面？第五，“欧洲化”对各国国内结构的冲击是否一样，有无可能产生差异性结果？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我们深化对“欧洲化”的理解。在这里，我们为“欧洲化”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定义：在一体化背景下，欧洲层面治理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冲击国内结构、并促使其进行适应和做出回应的进程。这个定义包括以下主要观点，它们构成了“欧洲化”的概念框架：
第一，欧洲一体化是“欧洲化”进程的背景和前提。这主要是就“欧洲化”和一体化的关系而言。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一体化和“欧洲化”并非是相同的概念，因为如果“欧洲化”仅为已有名词的同义反复，那就不具备研究价值和意义了。相对来说，一体化是本体论范畴的研究，是对一个国家移交主权给超国家机构的进程的理解；而“欧洲化”属于后本体阶段，发生在欧盟制度存在并发生影响之后。(27) 所以，一体化主要关注欧洲层面的变化，而“欧洲化”更重视国内层面的变化。其次，我们认为“欧洲化”是在欧洲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就把“欧洲化”和当代欧洲一体化发生之前的“欧化”现象（如近代以来西欧文化、制度的区域性、全球性扩展等）区别了开来。正是当代欧洲区域一体化的开展和深入，才对有关国家的国内层面产生了影响。而欧洲一体化的范围超越了欧盟或欧共体，还包括其他欧洲层面的机制，如我们之前谈到的欧洲委员会、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等。所以“欧洲化”不等同于“欧盟化”。至于“欧洲化”的区域，则应该取决于欧洲一体化影响的地域范围，不限于目前的成员国。再次，欧洲一体化也是“欧洲化”产生的前提。欧洲一体化的主要表现是在欧洲层面建立起了一套治理体系，它包含明显的超国家因素，也有许多政府间的合作。欧洲层面治理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足以对欧洲国家的国内结果造成一定的冲击，这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程度决定的，相比之下其他区域一体化如北美、东盟等并不明显。所以没有欧洲一体化的开展和深入，“欧洲化”就无从谈起。此外，“欧洲化”是一种进程，而非结束状态，因为它会随着欧洲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而发展，不同阶段的一体化对国内结构可能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的冲击。
第二，受到冲击的国内结构范围广泛，包括政策、政治、政体和认知等方面。里舍等学者曾指出，国内结构包括构成一个具有规律性和相对稳定互动的政体或社会的因素。它主要指制度，即一套规则（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体系，也包括行为体的集体理解，如认同和规范。(28) 此后许多学者都对“欧洲化”的影响范围作了界定和细化，总体来看主要包括：（1）政策领域。环境、电信、社会、财政、经济、避难、外交政策等是“欧洲化”的经验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方面；（2）政治领域，包括国内利益集团、政党体系和行政系统的“欧洲化”现象；（3）“欧洲化”对政体的影响，这在中东欧新成员的入盟过程中最为明显。它们在回归欧洲的口号下，为了获得欧盟的成员资格必须进行国内体制改革（如民主制度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4）认知层面，包括话语、公民身份、认同和观念等。这是“欧洲化”最为深层、也最难以衡量的层面，但不容忽视。
第三，“欧洲化”带来的冲击对国内结构产生了适应性压力（adaptational pressure）。里舍等学者提出的“相容性”（goodness of fit）概念说明了适应性压力问题。他们指出，原则上，适应性压力的程度决定了国内制度为了遵守欧洲规则和政策而不得不进行改变的范围。他们认为，因“欧洲化”而产生的适应性压力的程度有赖于在欧洲制度和国内结构之间的“相容”（fit）或“不相容”（misfit）。欧洲制度和民族国家的制度相容性越低，适应性压力就越大。(29) 反之，相容性越高，那么适应性压力就越小。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如果适应性压力很低，那就不需要有很多的结构调整，行为体容易按照国内行为方式融入欧盟制度和规则之中，因为他们不可能反对符合自己利益和价值原则的变化，例如马约关于欧洲中央银行的规定和德国的情况相类似。而另一方面，适应性压力变得非常明显的例子更引人注目。当适应性压力很大时，国家必须付出很大的成本来调整国内结构以适应欧洲的要求，例如意大利就曾为了满足欧元标准而在公共财政方面进行大力改革。
相容／不相容的模式反映了欧洲对国内层面所起的作用，成为当前分析“欧洲化”对国内结构冲击的主流模式。此外，其他学者对适应性压力及其动力的研究也值得注意。例如克里斯托弗·科尼尔（Christoph Knill）和德克·莱姆库尔（Dirk Lehmkuhl）认为，“欧洲化”存在三种途径或机制：（1）主动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即制度服从，它发生在当欧盟义务制定了一种制度模式、而对此国内安排不得不进行调整并只具有有限的斟酌决定之时。例如欧盟的环境保护政策、健康安全标准等。这时欧洲和国内层面的“相容性”模式起到了解释作用。（2）被动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指欧盟立法改变了国内的游戏规则，即国内的机会结构（如权力和资源的分配）被改变。所以这并非仅限于相容／不相容的问题，而是“欧洲政策已经在某种范围内改变了国内行为体的战略地位”。（3）框架一体化（framing integration），即欧洲政策改变了国内行为体的信念和期望。这种途径的动力最为微弱，它影响了人们的认知、偏好和战略观念等。(30) 关于“欧洲化”的冲击还有其他一些看法：例如在欧盟中，欧共体作为三大支柱之一，其机制属于“共同体方法”，其制定的政策具有直接冲击作用，要求成员国履行或改变其国内政策。但欧盟背景下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例如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和司法与内政事务等，则只能产生间接冲击效应、非垂直性压力，而是一种软性的、更为微妙的社会化进程和观念的趋同、学习进程。
第四，“欧洲化”的冲击不一定导致国内结构的趋同或一致，由于中介因素的存在，各国可能会出现差异性结果。趋同作为一体化的一种结果，在“欧洲化”进程中是有可能发生的，例如加入经货联盟的成员国在货币政策上的趋同，它们一般都放弃了凯恩斯主义而倾向于货币主义政策。但是在其他领域并非如此。布里基德·拉丰（Brigid Laffan）在研究执法体制的“欧洲化”问题时发现了连续的多样性，而不是趋同于一个确定的模式。(31) 虽然寻求国家政策的一致是一体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通过一些案例研究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如旨在使男女平等政策一致化的欧盟条款实际上为国家的多样性留下了许多空间。(32) 而且即使宏观层面上存在趋同，微观层面上也往往有着巨大的差异，例如欧盟的经货联盟在宏观层面上要求成员国趋同于欧洲央行的政策，但是在具体的达标和国内安排上（如削减赤字等方面）成员国却各有办法。
学者们认为，“欧洲化”导致的国内变化大致遵循两种逻辑：首先是政治化逻辑，即“欧洲化”促进了国内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它反映了一个政治体系的重构过程，导致在国内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差异性授权。其次是社会化逻辑，它是一个国内结构被社会化和发生社会学习的进程，将导致某些规范的内化和新认同（如对欧盟的认同）的发展。(33)
当不相容的情况发生时，在“欧洲化”带来的冲击和国内结构变化之间，存在很多起作用的国内中介性因素。里舍等指出了多元否决权点（multiple veto points）、(34) 中介性的正式制度、政治和组织文化等三种因素。(35) 卡普拉索认为主要存在两类中介性因素：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否决权点或者否决权团体。(36) 也有学者根据两种国内变化的逻辑确定不同的中介性因素。如布泽尔和里舍认为，在政治化逻辑中，多元否决权点和现存的正式制度是中介性因素，越少的否决权点、正式制度的支持有利于行为体产生变化。而在社会化逻辑中，变化的施动者（change agents）或者规范主管者（norm entrepreneurs）和合作性的非正式制度才是中介性因素，它们将使国内变化变得更加容易。(37)
为了回应“欧洲化”，“欧洲化”有可能导致几种不同的国内变化后果。布泽尔和里舍提出了三种结果：吸收（absorption）、顺应（accommodation）和转变（transformation）。他们认为，“吸收”是指成员国把欧洲的政策和观念融入自身的项目和国内结构中，但相对来说未能大幅度改变现存进程、政策和制度；“顺应”指的是成员国依靠改进现有的进程、政策和制度来顺应“欧洲化”压力，但没有改变其本质特征及基本的集体理解；而“转变”则指成员国用新的、大不相同的内容来取代现存的政策、进程和制度，或者使现存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其本质特征和／或基本的集体理解。(38) 罗德埃里则认为存在四种结果：首先是“削减”（retrenchment），这是一种非常自相矛盾的结果，因为它表明国家政策的欧洲色彩变得更淡。例如在意大利，欧盟要求自由化的压力客观上反而加强了反对改革的国内同盟，因此其改变的方向是朝一种不断增加的干涉而不是自由化方向发展；其次是“不变化”（inertia），指缺少变化，即国家认为没有进行适应并为此改变的必要，它将导致对欧洲规则的不服从；最后是“吸收”和“转变”。(39) 此后布泽尔又根据国内变化的程度（从低到高）把这些可能的结果排列为：不变化、削减、吸收、顺应和转变。其中“不变化”的变化程度最低，因为国家拒绝改变。“削减”只有很微弱的变化，它导致在欧洲层面和国内结构之间日益增加而不是削减的不相容，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吸收”和“顺应”属于中等程度的变化，而“转变”则表现为较高程度的变化，它将导致系统性的国内变动。(40) 国内结构中政策领域的变化相对容易一些，而制度、政体和深层次的认知或观念的变化更困难一些。其实，国内行为体是欧洲规范和规则的过滤者，也是使用者，他们常常谨慎地以不同方式利用欧盟，把布鲁塞尔看做一种资源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履行规则。因此对成员国来说，“欧洲化”既是限制，也是机遇。
第五，国家（尤其是成员国）对于“欧洲化”带来的冲击并非完全被动适应，而是常常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参与“欧洲化”进程。如何把自下而上的“欧洲化”和当前研究较多的自上而下的“欧洲化”结合起来一直是学者们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欧洲层面和国内层面存在一种互动关系是多数学者的共识。而相对于传统的一体化研究来说，“欧洲化”研究重视国内层面而不是欧洲层面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对此做一些解答。我们认为，国家对“欧洲化”带来的适应性压力是有某种预期的，所以在事关一体化发展的国家间谈判中，国家会以两种方式参与“欧洲化”进程：一是把自己的政策模式和观念输出或“上传”到欧洲层面，使其成为欧盟的规范，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适应性压力，另一方面能使欧洲变得法国化、德国化或者英国化。例如英国虽然常常在一体化发展中制造障碍，但在推动《单一欧洲法令》方面却非常积极，因为统一大市场符合英国的自由贸易理念。二是尽量为本国某些领域制造特殊条款或者弹性规定，以避免或延缓本国不适应情况的发生，减少由此带来的压力。此类例子很多，比如英国和丹麦在马约中加入了自己可以选择是否加入欧元区的特殊条款；在2007年刚通过的改革条约中，英国在外交政策、司法控制、基本权利宪章、税收和社会福利方面都提出了特殊要求，而波兰则坚持把“伊奥尼亚”机制写入条约。通过这两种方式，成员国通过一体化谈判参与了“欧洲化”进程，这也是民族国家对“欧洲化”的间接回应。
四、结语
“欧洲化”维持了一种相当新的理论兴趣，但它产生的问题多过其答案，(41) 在概念上尤其如此。作为对客观事实的一种高度抽象，一个概念如果能够涵盖研究的主要范畴以利于分析则已足矣。“欧洲化”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本文是对“欧洲化”这一现象、也是一个新的概念的研究尝试，力图在总结分析学者们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为“欧洲化”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定义和概念框架。鉴于“欧洲化”问题的复杂性及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还处于发展之中的现状，我们的分析还存在相当的不足和局限。我们对“欧洲化”概念的基本看法是：对于欧洲一体化的许多现象，它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但是要避免概念的过度使用，防止“欧洲化”成为一个可任意放置各类事物的“垃圾桶”。
奥尔松指出，“欧洲化”研究的挑战在于一种模式建设，而不是对定义的发明。(42) 我们认为在“欧洲化”研究中，孕育着新的一体化理论发展。从目前的情况看，“欧洲化”对一体化理论研究的贡献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欧洲化”促进了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发展。第二，“欧洲化”不仅可以和理性主义紧密结合，而且可以和新的一体化理论如建构主义等建立联系。第三，“欧洲化”研究议程和理论模式的建构，有可能产生一个一体化的中观理论，它将从国内结构层面的变化出发，来分析欧洲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总体来看，“欧洲化”是众多理论研究的对象，而非局限于一种方法和理论。或许学者们通过对众多理论研究的综合，能够在“欧洲化”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一体化理论。
注释：
① 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Autumn 1978,pp.881-912.
② 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p.911.
③ See Ernest Hass,The Uniting of Europe:Political,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④ See Andrew Moravcsik,The Choice for Europe,Ithaca and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⑤ James Caporaso,“The Three World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in Paolo Graziano and Maarten P.Vink eds.,Europeanization:New Research Agendas,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p.23-34.
⑥ James Caporaso,“The European Union and Forms of State:Westphalian,Regulatory or Post-Modern?”,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34,No.1,March 1996,p.49.
⑦ Ibid.,p.30.
⑧ James Caporaso,“The Three World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p.27.
⑨ Andrew Moravcsik,“Why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trengthens the Stat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Working Paper Series,Harvard University,1994,p.52.
⑩ See Simon Bulmer,“Theorizing Europeanization”,in Paolo Graziano and Maarten P.Vink eds.,Europeanization:New Research Agendas,p.49.
(11) B.Kohler-Koch,“Catching up with Change: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3,No.3,1996,p.360; Quoted from Simon Bulmer,“Theorizing Europeanization”,in Paolo Graziano and Maarten P.Vink eds.,Europeanization:New Research Agendas,p.49.
(12) See Maria Green Cowles,James Caporaso and Thomas Risse eds.,Transforming Europe: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1.这本书主要涉及理性制度主义和社会制度主义关于“欧洲化”的研究，至于“欧洲化”研究和新制度主义的关系可参看Simon Bulmer,“Theorizing Europeanization”,pp.50－51。
(13) 关于“欧洲化”研究的主要著作有：Klaus H.Goetz and Simon Hix eds.,Europeanised Politic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s,London:Frank Press,2000; Maria Green Cowles,James Caporaso and Thomas Risse eds.,Transforming Europe: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Kevin Featherstone and Claudio M.Radaelli eds.,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Simon Bulmer and Christian Lequesne eds.,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aolo Graziano and Maarten P.Vink eds.,Europeanization:New Research Agendas。
(14) Thomas Risse,Maria Green Cowles and James Caporaso,“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Introduction”,in Mafia Green Cowles,James Caporaso and Thomas Risse eds.,Transforming Europe: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p.3.
(15) Johan P.Olsen,“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40,No.5,2002,pp.921-952.
(16) Kevin Featherstone,“Introduction:In the Name of Europe”,in Kevin Featherstone and Claudio M.Radaelli eds.,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5-12.
(17) Claudio M.Radaelli,“Whither Europeanization? Concept Stretching and Substantive Change”,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Vol.4,No.8,2000,http://eiop.at/eiop/texte/2000-008a.htm.
(18) Robert Ladrech,“Europeaniza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The Case of France”,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32,No.1,March 1994,p.69.
(19) Tanja A.Bürzel,“Towards Convergence in Europe?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to Europeanization in Germany and Spain”,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37,No,4,December 1999,p.574.
(20) Thomas Risse,Maria Green Cowles and James Caporaso,“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Introductian”,pp.4-5.
(21) Claudio M.Radaelli,“The Europeanization of Public Policy”,in Kevin Featherstone and Claudio M.Radaelli eds.,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p.30.
(22) James Caporaso,“The Three World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p.27.
(23) Tanja A.Bürzel,“Pace-setting,Foot-dragging and Fence-sitting:Member State Responses to Europeanization”,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40,No.2,2002,pp.193-214.
(24) Kenneth Dyson,“EMU as Europeanization:Convergence,Diversity and Contingency”,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38,No.4,November 2000,pp.645-646.
(25) Kerry E.Howell,“Developing Conceptualisations of Europeanization:A Study of Financial Services”,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Vol.24,No.1,2004,p.21.
(26) Elizabeth Bomberg and John Peterson,“Policy Transfer and Europeanization:Passing the Heineken Test”,Queen's Papers on Europeanization,No.2,2000.
(27) Claudio M.Radaelli,“The Europeanization of Public Policy”,p.33.
(28) Thomas Risse,Maria Green Cowles and James Caporaso,“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Introduction”,pp.4-5.
(29) Ibid.,p.7.
(30) See Christoph Knill and Dirk Lehmkuhl,“How Europe Matters:Different Mechanism of Europeanization”,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Vol.3,No.7,1999,http://eiop.or.at/diop/texte/1999-007a.htm.
(31) Brigid Laffan,“Core Executives”,in Paolo Graziano and Maarten P.Vink eds.,Europeanization:New Research Agendas,p.128.
(32) See James Caporaso and Joseph Jupille,“The Europeaniz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Policy and Domestic Structural Change”,in Maria Green Cowles,James Caporaso and Thomas Risse eds.,Transforming Europe: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2001,pp.21-44.
(33) See Claudio M.Radaelli and Romain Pasquier,“Conceptual Issues”,in Paolo Graziano and Maarten P.Vink eds.,Europeanization:New Research Agendas,pp.42－44.
(34) 多元否决权点指在权力体系和决策中具有发言权和否决权的行为体的数量。相关的行为体越多，国内就越难对如何进行机制变化以适应“欧洲化”的压力达成共识。
(35) Thomas Risse,Maria Green Cowles and James Caporaso,“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Introduction”,pp.9-11.
(36) James Caporaso,“The Three World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pp.30－33.
(37) Tanja A.Bürzel and Thomas Risse,“Conceptualizing the Domestic Impact of Europe”,p.69.
(38) Ibid.,pp.69-70.
(39) Claudio M.Radaelli,“The Europeanization of Public Policy”,pp.37-38.
(40) Simon Bulmer and Christian Lequesne eds.,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pp.58-59.
(41) Kenneth Dyson,“Introduction:EMU as Integration,Europeanization and Convergence”,in Kenneth Dyson ed.,European States and the Euro,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42) Johan P.Olsen,“The Many Faces of Europeanization”,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40,2002,p.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