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利益协调研究_社会网络论文

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中的利益协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世界文化遗产论文,利益论文,社会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文化遗产，是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最高级别。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截至2015年，我国已拥有世界遗产48项，其中文化遗产34项，在数量上居世界第二位。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往往能够吸引众多旅游者，满足游客的旅游体验需求。2013年6月，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中国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个农业文化类型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也成为我国第一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同时，哈尼梯田也在2010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元阳哈尼梯田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内，是整个红河哈尼梯田遗产保护的核心区域。元阳哈尼梯田以壮丽多变的景色、复杂的耕作、水管理体系等农业文化吸引了众多旅游者，成为著名的农业文化观光与生态旅游目的地。然而，在哈尼梯田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旅游企业、社区、旅游者等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与纠纷问题层出不穷，使决策者在制定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政策时遇到很多困难，同时也成为阻碍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研究文献看，对遗产地利益相关者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产地旅游规划管理过程中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合作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1-9]，这些文献主要运用利益相关者视角，侧重于遗产旅游管理机构、企业、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两两关系的研究，但却忽略了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往往表现为立体多维结构中的某种动态关系，这些复杂网络关系的结构分析对于传统利益相关者关系来说显得力不从心，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可以弥补上述分析的不足，具体表现在：从内容看，社会网络分析侧重于关系和位置角色研究，主要分析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关注关系流动中的资源，并侧重于分析网络中的位置与角色分析。从方法看，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一整套分析方法，如凝聚性分析、关联性分析、互惠性分析、传递性分析、等级性分析、代理性分析等方法，重点分析利益关系网络中的关系强弱、派系、互惠传递性、权力和经纪人等现象。从范式看，传统利益相关者分析仅能研究两两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二元关系，无法将二元个体分析扩展到多元复杂关系整体网络分析，而社会网络分析则可以从复杂网络分析入手，解决微观个体与宏观网络分析的对立统一问题。

      目前，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研究遗产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研究成果还是空白，但可借鉴与之相关的旅游目的地利益相关者方面的文献。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侧重于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研究旅游目的地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治理网络[10-13]、旅游目的地政策网络[14-15]、旅游目的地和企业创新与知识转移网络等方面[16-18]，虽有少数研究关注旅游村落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利益关系网络及利益协调等问题[19-20]，但却没有关注到遗产旅游目的地中的利益网络问题。因此，本文拟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出发，以云南红河州元阳县哈尼梯田为例，构建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网络，通过对遗产旅游发展中利益网络的凝聚性、关联性、互惠性、传递性、等级性和代理性网络指标的分析，提出疏解利益纠纷与冲突的建议。

      1 云南元阳哈尼梯田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及分类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最早起源于企业管理学中，并于1963年由斯坦福研究人员正式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而其中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定义比较经典，即指“任何能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被该目标影响的群体或个人”[21]，这一定义在旅游领域中也同样适用。在旅游研究领域中，1999年10月的世界旅游组织大会十三届会议中通过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中明确使用了“利益相关者”一词，标志着“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正式引入旅游领域中。在旅游领域中，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分类是研究的重点。Weaver和Opperman[22]将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划分为当地社区、政府机构、旅游企业、旅游者、志愿部门(NGO/NPO)、专家和媒体等，国内多数学者也基本上沿用了这一划分方法[23-25]。根据上述对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划分方法，本文根据云南元阳哈尼梯田的实际情况，并依据十位相关专家的建议，确定了元阳哈尼梯田遗产旅游发展过程中16个利益相关者，并进一步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四类(表1)。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的收集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要求的数据类型与传统的统计数据类型不同，统计数据要求的是属性数据，而社会网络分析数据则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数据。从关系数据收集的方法看，可以有两种：一是自我中心社会网络数据的收集方法，主要运用问卷的方法来收集数据[26]；二是整体网络的数据收集方法，方法多样，可以运用访谈法、问卷法、档案法、二手文献法、线人法、观察法、实验法等[27]。而本文的利益关系网络属于整体网络分析，收集数据方法选择了专家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媒体新闻报道。之所以选择专家问卷调查方法，是因为专家有丰富的相关田野工作经验，与当地各利益相关者都有过接触，对当地利益关系比较了解，能够从客观角度评价当地利益关系。为此，根据是否进行过元阳哈尼梯田田野调查、对元阳哈尼梯田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了解程度、是否有过相关研究或相关项目规划经验、在哈尼梯田遗产保护和旅游规划开发过程中是否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过建议与意见这4条标准，选择了10位哈尼梯田规划与研究专家，并依据上述4条标准符合程度对每位专家进行赋权，确定每位专家的权重，要求专家对16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打分评价，并对10个专家的评价分数进行加权平均。此外，为了进一步修正10位专家评价数据的准确性，对当地利益相关者代表(包括旅游核心村和遗产保护核心村居民、世博元阳旅游公司、元阳县旅游局、州县哈尼梯田管理局、研究机构、旅游者)进行了访谈，同时还搜集了相关媒体的报道资料。将3种方法获取的关系数据以专家问卷调查方法获取数据为主，同时通过访谈数据和新闻资料进行补正，再对专家数据加权平均后，得出最终的利益关系网络数据矩阵(表2)。表2中利益关系网络的调查数据取值分别为0、1、2，其中，0表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没有利益关系；1表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一般，指弱利益关系，包括提供好的利益信息途径，就业与投资机会，利益沟通渠道，技术与知识、短期利益合作与支持；2表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密切，指强利益关系，包括旅游发展中利益影响力、长期利益支持、长期的利益合作。表2中的数据矩阵可以转化为网络图形(图1)。

      

      2.2数据的分析方法

      采用社会网络专业分析软件UCINET6，运用凝聚性分析、关联性、互惠性、传递性、中心性分析和代理性分析方法分析利益网络数据，每种方法的指标公式与含义如下。

      2.2.1 凝聚性分析的密度与E-I指数

      凝聚性分析是网络内部小团体的凝聚性和团结性方面的分析，该分析认为网络内部的小团体凝聚性很高，组内的凝聚程度往往高于组间凝聚程度，并容易形成派系。衡量指标为密度指标和E-I指数。密度指标是衡量网络关系凝聚性的指标，对于多值有向网络来说，该值越接近2，表明网络关系越紧密。公式为：

，其中：S=网络中所有关系之和，g=网络中节点数。而E-I指数是衡量网络中派系林立程度的指标，指标取值介于-1～1。该指标值越接近1，表明关系趋向于发生在群体之外，派系林立程度小，反之，则表示关系集中于群体内部，派系林立严重。公式为：

其中：EL=组间关系数，IL=组内关系数。

      

      图1 利益关系网络图

      Fig.1 Interests relation network diagram

      

      2.2.2 关联性分析的点关联度指标

      关联性分析指测量利益网络成员之间联结状态方面的分析，该分析要求网络各点之间必须具有可达性，即任何两点之间都至少存在一条途径，两点之间途径越多，关联度越大。主要测量指标为点关联度矩阵指标，点关联度矩阵指对网络中某个点来说，去掉多少点才能使该点不能达到其他点，该矩阵是一个交叉频数表，单元格数值越高，说明两点之间关联性越高。高关联度网络特征表现为权力与信息分散、行动者平等且不易受个别行动者影响，结构均匀，而低关联度网络的特征则相反。

      2.2.3 互惠性和传递性分析指标

      互惠性主要分析网络中两个行动者之间的互利互惠的关系，本文重点研究4个利益集团内部与之间的互利互惠关系，具体衡量指标为互惠指数，即组内或组间互惠关系数/组内或组间关系数，互惠指数介于0～1，值越大，表明组内或组间互惠性越强。

      传递性指网络中三个行动者之间关系传递的情况，传递性高则有利于利益的沟通，信息、机会、合作资源的获取与使用。传递性可以通过聚类系数(clustering coefficient)来表达，聚类系数=网络中节点i为中心的三角形数量/节点i为中心的连通三元组的数目，该值介于0～1之间，该值越大，表明该点传递性越强。

      2.2.4 等级性分析的中心性指标

      中心性分析侧重于网络内部的支配性权力分析，重点考察关系网络内部的权力集中程度，控制别人的程度，以及被别人控制的程度。主要衡量指标分为程度中心度指标，中介中心度指标和接近中心度指标。

      程度中心度是行动者关系的数量总和。如果网络具有方向性，可分为外向程度中心度和内向程度中心度。外向程度中心度指一个节点承认对外关系数量的总和，即你认为别人重要的程度；内向程度中心度为其他节点承认对某一节点有关系的数量总和，即别人认为你重要的程度。

      

      接近中心度是衡量一个节点在多大程度上不被别人控制的指标。一个节点的接近中心度是该点网络中所有其他点的捷径距离之和。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是点i和j之间的捷径距离(即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段数量)。

      2.2.5 代理性分析

      代理性分析指网络中的经纪人(或中间人)分析，而经纪人的角色在网络中相当于一个“桥”，连接了两点，甚至两个子网络。在网络分析中，如果经纪人拒绝做媒介人，则其所连接的节点，或子网络之间就无法沟通。因此，若要彼此信息进行交流、意见沟通与协调的话，经纪人就非常重要。经纪人一般占有网络的重要位置，并利用其优势位置获取资源与利益。经纪人可以分为5类：是协调人(coordinator)、顾问(consultant)、代理人(representative)、守门人(gatekeeper)和联络人(liaison)，协调人指组内关系的调解人，顾问是对组内关系进行调节的局外人，代理人是与组外联络的经纪人，守门人是接受组外联系的经纪人，联络人是联络网络中另外两个团体的经纪人。五类经纪人在网络中的角色具体如下所示，给出1→2→3中，1代表发起者，2代表的是经纪人，3代表接收者：

      协调人：A→A→A(所有节点均属于同一集团)

      守门人：B→A→A(发起者B属于不同的集团)

      代理人：A→A→B(接收者B属于不同的集团)

      顾问：B→A→B(经纪人A属于不同的集团)

      联络人：B→A→C(所有节点均属于不同的集团)

      从协调利益纠纷与矛盾的角度看，这五类经纪人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利益集团内部的利益纠纷与冲突的协调人，具体角色为协调人和顾问。协调人是利益集团内的调解人，具有协调成本低，协调效果好，及时性强等特征，因此协调人是集团内部利益纠纷解决的最佳人选，而顾问虽然也是利益集团内的调解人，并相较于协调人，更能保持利益协调上的客观中立性，但利益协调效果却不太高，且具有协调成本较高、不及时性等特点；另一类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纠纷与冲突的协调人，具体角色为代理人、守门人和联络人。其中，代理人和守门人是利益集团内部人，是协调其所属利益集团与外部利益集团利益关系的经纪人，这两个角色对于协调集团间的利益关系很重要，而联络人是协调其所属利益集团以外的两个利益集团利益关系的经纪人，这一角色虽然对其所属利益集团来说并不重要，但对于另外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协调却很重要。

      3 数据分析

      3.1利益关系网络的凝聚性分析

      从网络整体看，元阳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网络密度值为1.183，接近于1，标准差为0.5161，表明网络成员之间整体利益关系一般，成员利益关系并不紧密，且网络内部成员利益紧疏关系的差异较大。从分组层次E-I指数来看(表3)，4个利益集团的E-I指数均介于0～1，表明利益关系整体上发生在群体之外，网络中不存在明显派系林立的情况。从表3可知，首先，当地政府机构的密度为1.7，表明该集团内部利益关系比较紧密；其次是当地社区密度为1.333，该集团内部利益关系的紧密性较当地政府机构低；最后是当地企业和压力集团，密度分别为1和0.9，成员内部利益关系一般。从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凝聚性看，当地社区和当地企业之间(density=1.625)，以及当地政府机构和当地企业之间(density=1.5)均有较强的利益关系，说明当地企业在网络利益集团中处于重要地位。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结论，运用UCINET中的核心边缘回归模型(Core/Periphery 1 model)考察4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核心边缘关系发现，模型的核心密度为1.651(回归模型中自变量系数值0.51与模型中的截距值1.141之和)，边缘密度为1.141(回归模型中截距值)，边缘密度较核心密度小0.51，核心利益关系主要指当地政府机构的强利益关系，当地政府机构和当地企业的强利益关系。当地社区和当地企业所形成的强利益关系，边缘关系是指除了核心利益关系之外的弱利益关系。从核心边缘回归分析可知，需要平衡与加强边缘群体和核心群体之间的利益沟通与合作，从而实现利益集团核心与边缘关系的利益协调。

      

      

      3.2 利益关系网络的关联性分析

      通过计算，利益网络中任何一点需要至少去掉其他10个点或以上，才可能使该点不与其他点连接，网络整体上平均每个点去掉13.51个(标准差1.53个)其他点，才能使所有点之间均不连接，这表明哈尼梯田利益网络整体上各点之间连接密集，关联性度很高。表4列出了利益网络分组平均点关联度矩阵，可知当地企业内部平均点关联度最高(15个)，而当地政府机构内部平均点关联度则相对最低(13个)。对比表3可知，当地政府机构的密度最高(1.7)，但平均点关联度最低，而当地企业的密度最低(1)，但平均点关联度最高，说明当地政府机构内部利益关系较高且密切，但存在权力集中，容易受行动者影响等问题，而当地企业内部则利益关系一般，但权力分散，行动者之间平等。另外，由表4可知，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机构互为关联(各为14个)，表明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之间存在高度的利益互惠性，对比表3可知，这种互惠关联的密度较高(1.5)。此外，当地政府机构到当地社区平均关联度(13个)，和当地社区到当地政府的平均关联度(13.2个)相对网络整体关联度来说较低，结合表3可知，当地政府机构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密度一般(1.25)，表明当地政府机构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联度相对较低，且利益关联的密度一般。另外，当地企业和当地社区和压力集团之间也具有较高关联度，说明当地企业在其他3个利益集团中均处于关联的核心地位。

      

      3.3 利益关系网络的互惠性与传递性分析

      表5给出了互惠指数的计算结果，整体上看，哈尼梯田利益网络的互惠性非常高，除了当地社区与压力集团之间(0.95)、压力集团内部(0.89)互惠指数相对低一些外，组内和组间的互惠指数均为1，表明哈尼梯田利益网络无论组内或组间均具有非常高的互惠性。

      通过计算，哈尼梯田利益网络的整体聚类系数为0.952，表明整体利益网络传递性非常高。4个利益集团利益关系的点聚类系数和组平均聚类系数如表6所示。当地社区的平均聚类系数要高于其他3组平均聚类系数，运用UCINET中的点属性方差分析，发现4个利益集团的聚类系数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明以社区为顶点的传递性同以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机构为顶点的传递性相比存在显著差异，以社区利益集团为顶点相对于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机构来说传递性更高。

      此外，从哈尼梯田利益网络的整体三元组结构看，300这种互惠传递三角结构占三元组比重最高(82.5%)。在300传递结构中，利益集团内部共有19个(政府结构有10个，压力集团部有5个，社区有4个，企业为0个)，利益集团之间共有443个。结合上述分析可知，哈尼梯田利益网络是具有高传递性的互惠网络，且这种互惠传递网络主要分布于利益集团之间。

      3.4 利益关系网络的等级性分析

      在利益关系网络中，内向程度中心度指标和接近中心度指标上显示4个利益集团在统计上无显著差异(p＞0.05)，说明4个利益团体整体上的权力集中程度以及不受别人控制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表7)。但从各利益集团内部看，在政府机构中，临近县(乡镇)政府部门的内向程度中心度值为11，低于平均内向程度中心度(均值=17.75)，且接近中心度为20，高于平均接近中心度(15.875)，表明临近县(乡镇)政府部门在元阳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网络中处于弱势少权地位，容易受他人控制。在压力集团中，除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高于平均内向程度中心度(均值=17.75)外，旅游者、媒体、专家及研究机构、NGO组织及行业协会的内向程度中心度则低于其均值17.75，表明压力集团内部除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重要性比较高外，其他几个利益相关者重要性比较低，在网络中拥有的权力较小。社区利益集团中，普通村落和社区生态民俗宗教文化传承者内向程度中心度较低，网络中权力较小。此外，各利益集团在中介中心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0.05)，当地社区的中介中心度要明显小于其他3个团体的中介中心度，表明当地社区，尤其是普通社区(中介中心度仅为0.1)，在利益关系上控制别人的能力方面要明显小于其他3个团体。

      

      

      3.5 利益关系网络的代理性分析

      代理性分析可以通过经纪人(broker)分析来实现。从协调利益集团内部利益纠纷与矛盾的角度看，通过表8可知，在协调人方面，当地政府机构、当地社区和当地企业3个利益集团内部，协调人角色均是缺失的(3个利益集团的协调人角色出现次数均为0次)，这一角色主要出现在压力集团中(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NGO组织及行业协会、旅游者都承担了这一角色)。协调人是利益集团内关系的调解人，具有协调成本低，协调及时等特征，因此集团内部一旦出现利益纠纷和矛盾，要想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协调人这一角色，若缺失将不利于当地政府、当地社区和企业内部的利益矛盾解决。另外一种协调集团内部利益关系的角色是顾问，当地政府、社区和企业利益集团中的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承担了2～3次的顾问角色，这些顾问角色都是协调压力集团内部利益关系的。综上关于协调人和顾问角色的分析，意味着压力集团内部如果出现利益矛盾与纠纷，既有内部协调人角色，又有外部顾问角色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压力集团内部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内外部协调者的存在，比较通畅与和谐。而当地政府、企业和社区内部如果出现利益矛盾与纠纷，由于顾问和协调人角色的缺失，就可能导致利益纠纷在集团内部无法得到疏解，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利益冲突。

      从协调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与纠纷角度看，守门人、代理人和联络人均可承担这一角色。整体上看，守门人、代理人和联络人均为政府与社区之间，政府与压力集团之间，以及社区与压力集团之间的利益纠纷协调者，但缺少协调当地企业和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沟通协调者，这将不利于企业同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利益矛盾的解决。从各利益集团所承担的守门人、代理人和联络人的合计次数看，压力集团承担了40次(联络人30次，守门人4次，代理人6次)，在所有利益集团中承担三个角色的合计次数最多，表明压力集团在协调本集团与外部集团之间利益关系时(代理人和守门人)，尤其是协调除本集团以外的另外两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时(联络人角色)，占据了优势中间人的位置，这可以为压力集团带来控制其他利益集团成员的机会，进而获取经纪人收益。其次是政府机构，承担了17次(联络人2次，守门人8次，代理人7次)，这表明当地政府也在协调利益集团间利益关系时占据了不错的优势位置，进而依靠中间人位置而获益。再次是当地企业，承担了9次(仅为联络人角色)，虽然企业在协调除本集团以外的另外两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时，依靠占有优势中间人的位置而获益，但由于其内部守门人和代理人角色的缺失，导致企业集团与外部集团之间缺少协调者。最后，当地社区仅仅承担了2次守门人角色，为压力集团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协调者，社区内部缺少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协调利益关系的守门人或者代理人，更缺少可充当使自身获取收益的联络人角色，这将使当地社区利益集团处于整体利益关系网络的边缘位置。

      4 研究结论

      本文对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地旅游发展中的利益关系网络进行了凝聚性、关联性、互惠性、传递性、等级性和代理性分析，整体来看，利益关系网络的密度一般，不存在派系，各点之间连接密集，关联性程度很高，且利益网络之间具有非常高的互惠性与传递性，网络整体权力分散，中介性比较低，其他行动者不太容易受到个别行动者影响。利益网络的具体结论如下。

      一、从凝聚性角度看，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网络整体上以弱利益关系为主。从E-I指数可知，利益集团间存在着核心边缘关系，易形成强势与弱势两大对立利益阵营，这不利于集团之间的利益沟通协调与合作。

      二、从关联性角度看，哈尼梯田利益网络整体上各点之间连接密集，关联性度很高。从各利益集团情况看：(1)当地企业内部利益关系为弱利益关系，但平均点关联度是所有利益集团中最高的，说明当地企业内部虽然为弱利益关系，但权力分散，利益信息与机会能够在集团内部分享，短期内有合作与支持行为，行动者关系平等。当地企业分别与政府和社区具有高度的强利益关系关联，而与压力集团有很高的弱利益关联，并在这4个利益集团中均处于关联的核心地位。这表明哈尼梯田旅游企业利益集团处于有利的关键中间人位置，可以从政府和社区获取旅游发展中的影响力、长期利益支持、长期的利益合作方面资源，可以从压力集团处获取利益信息获取途径，投资机会，技术与知识、短期利益支持与合作方面的资源。(2)政府机构内部利益关系为强利益关系，但平均点关联度则相对最低，说明政府机构内部利益关系密切，但存在权力集中、利益合作与支持不够、行动者地位不平等问题。政府机构除了与当地企业之间具有高度的强利益互惠关联外，与当地社区及压力集团之间则为弱利益弱关联，表明政府机构仅与旅游企业展开了密切利益合作与相互支持行为，而与当地社区和压力集团之间联系相对较少，且可能存在利益信息、知识技术、各种利益获取机会分享不够等问题。(3)当地社区内部利益关系为弱利益关系，但平均点关联度相对网络整体关联度来说较高，说明当地社区内部虽然为弱利益关系，但权力相对分散，利益信息与机会能够分享，短期内有合作与支持行为等。社区与当地企业之间具有相对较高的强利益互惠关联并可获取强关系资源。社区与压力集团之间则为较高的弱利益关联，而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利益关联则表现为弱利益关联。(4)压力集团内部利益关联特征与当地社区基本一致，为弱利益强关联特征。压力集团与当地企业之间具有相对较高的弱利益互惠关联特征，而与社区和政府机构之间则呈现为弱利益弱关联特征。

      三、从互惠性与传递性角度看，高互惠性与高传递性有利于利益机会的分享和利益信息资源的传递，整体上看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网络具有高互惠性与高传递性的特点。结合表6的密度分析可知，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网络整体上以弱利益关系、高互惠性、高传递性为主。从利益集团的互惠性角度看，政府机构内部，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社区之间为高互惠、强利益关系，处于核心位置，这有利于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长期利益支持与合作。而除高互惠、强利益关系以外的关系则为高互惠，弱利益关系，这些互惠关系的存在虽可以保证相互之间分享利益信息、投资机会、技术与知识、短期利益支持与合作方面的资源，但从长期看，这些弱互惠关系仍需转变为强互惠关系，才能保证社区、企业和压力集团的应有利益，促进梯田生态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另外，从利益集团的传递性角度看，利益网络是具有高传递性的互惠关系网络，且这种互惠传递网络主要分布于利益集团之间，且以社区利益集团为顶点的传递性相对于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机构来说传递性更高，更有利于利益资源的传递。

      四、从等级性角度看，虽然在内向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方面，4个利益集团在统计上无显著差异，但从各利益集团内部看，普通村落和社区生态民俗宗教文化传承者内向程度中心度较低，网络中处于弱势少权地位，临近县(乡镇)政府部门在元阳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网络中权力较小，容易受他人控制，而旅游者、媒体、专家及研究机构、NGO组织及行业协会的重要性比较低，在网络中拥有的权力较小。此外，当地社区在利益关系网络中控制别人的能力(中介中心度)要明显弱于其他3个团体，导致社区在决策权、话语权和利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

      五、从代理性分析看，第一，从协调集团内部利益关系的角度：压力集团内部如果出现利益矛盾与纠纷，既有内部协调人角色，又有外部顾问角色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压力集团内部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内外部协调者的存在，比较通畅与和谐。而当地政府、企业和社区内部如果出现利益矛盾与纠纷，由于顾问和协调人角色的缺失，这可能导致利益纠纷在集团内部无法得到解决，将导致集团内部利益纠纷与矛盾不断，由于利益纠纷和矛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疏解，可能导致严重的利益冲突；第二，从协调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角度：(1)企业集团方面，守门人、代理人和联络人均为政府与社区之间，政府与压力集团之间以及社区与压力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者，缺少协调企业和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沟通协调者，这将不利于企业同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利益矛盾的解决。(2)社区集团方面，社区内部缺少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协调利益关系的守门人或者代理人，更缺少充当另外两个利益集团的联络人角色，这将使社区利益集团处于整体利益关系网络的边缘位置。(3)政府集团方面，政府在协调利益集团间利益关系时占据了不错的优势位置。(4)压力集团方面，该集团是所有利益集团中承担3个角色(代理人、守门人、联络人)的合计次数最多的一个，压力集团在协调本集团与外部集团之间利益关系时，尤其是协调除本集团以外的另外两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时，占据了优势中间人的位置，这可以为压力集团带来控制其他利益集团成员的机会，进而获取经纪人收益。

      5 建议与未来研究

      依据上述结论及相关问题，提出哈尼梯田遗产地旅游发展中的利益协调建议：

      (1)凝聚性的角度。要提升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由弱利益关系转变为强利益关系，并改变利益集团间存在的核心边缘利益关系格局，实现哈尼梯田的旅游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要分清政府利益集团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在旅游经营管理和利益分配方面，政府要放权给企业和社区，不参与企业和社区的经营管理与利益分配，而在生态环境和文化保护及旅游规划中政府要发挥主导与协调作用，并与其他3个利益集团展开有效沟通与合作。二要提升利益网络中边缘关系的网络凝聚力(即网络密度)，短期内通过旅游利益信息交流，投资与就业机会以及技术知识的分享等方面联系加强利益关系，长期通过全面项目合作，利益互惠支持，哈尼梯田生态文化与宗教保护来增强利益关系。三要建立核心集团与边缘集团之间的利益沟通与合作机制，一方面加强政府与社区和压力集团的利益沟通与合作，另一方面利用企业集团是政府和社区的关键中间人地位，创造利益合作机会，进一步增进政府和社区的利益关联。

      (2)关联性的角度。从企业方面看，虽然企业处于利益集团的核心关联地位，但长期看，企业还应该与压力集团建立长期的利益支持与合作关系，进而扩大企业在旅游发展中的正面影响力；从政府方面看，由于政府内部的关联度相对较低，需要增加政府集团内部各行动者之间的有效关系，具体增加云南省(红河州)政府、元阳县(乡镇)相关政府部门、州(县)元阳哈尼梯田管理局、州(县)元阳哈尼旅游局、临近县政府部门(金平、红河、绿春)之间的有效联系数量。同时还要提高政府与当地社区及压力集团之间的有效关联程度，重点提升政府各行动者与普通村落和专家及研究机构之间的有效利益关联；从社区方面看，首先是要加强社区内部利益关联，提升普通村落与旅游村、遗产保护村、民族文化传承者之间的利益关联，其次要提升普通村落与政府之间的有效利益关联；从压力集团看，首先加强集团内部旅游者与内部其他行动者之间的有效利益关联，其次加强压力集团同普通村落和临近县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利益关联。

      (3)互惠性与传递性角度。哈尼梯田利益网络的弱关系、高互惠性、高传递性有利于利益机会的分享和利益信息资源的传递，因此要充分利用哈尼梯田利益网络这一特征，进一步促进哈尼梯田利益集团之间分享利益信息、投资机会、技术与知识、短期利益支持与合作方面的资源，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将哈尼梯田利益网络的弱关系、高互惠性、高传递性特征，变为强关系、高互惠性、高传递性特征，加强以企业和政府机构为顶点的组间利益传递，让利益流动逐步打破哈尼梯田利益集团之间的核心边缘关系结构，并建立起长期的旅游与遗产保护项目合作模式。

      (4)等级性角度。重点加强社区在利益关系网络中的参与机会与权力，对社区进行增权。一是增强普通村落和社区生态民俗宗教文化传承者在社区利益参与和分配中的重要性，政府部门和旅游企业要向普通村落和文化传承者提供好的利益信息途径，充分利用哈尼族的“四素同构”生态文化、宗教祭祀与节日文化、农业歌舞文化资源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创造就业与投资机会，使普通村落能够参与到旅游利益分配中来。二是加强社区与利益集团合作中的决策力与话语权，重点培育社区内部、社区与政府、旅游企业和压力集团之间的中间人角色(如协调人、顾问、守门人、代理人角色，具体分析详见代理性分析)，清除冗余的无效利益关联，建立有效的且能为社区带来收益的强利益关系(如与当地政府和旅游企业建立长期利益支持、合作关系)，并尽量缩减社区内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捷径距离。

      (5)代理性的角度。在协调元阳哈尼梯田利益集团内部利益关系角方面，要培育协调人和顾问角色。重点要在当地政府、企业和社区内部培育协调人角色，由于协调人是利益集团的内部人，该角色的存在降低了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协调成本，并具有协调效果好和及时性强等特点，因此在协调利益集团内部利益关系时对于元阳当地政府、企业和社区而言非常重要。同时，还要有意识培育顾问角色，虽然顾问角色存在协调成本高、协调有效性低、不及时等特点，但在调节利益纠纷时由于顾问是局外人，可能要比协调人客观公正，在协调利益纠纷时不会偏袒任何一方，顾问角色可以作为协调人角色的补充。此外，从协调元阳哈尼梯田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角度看，一是培育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沟通协调者，从上述分析可知，元阳哈尼梯田利益网络的守门人、代理人和联络人均为政府与社区之间，政府与压力集团之间，以及社区与压力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者，缺少协调企业和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沟通协调者，这将不利于企业同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利益矛盾的解决，因此要培育企业与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守门人、代理人和联络人，搭建起通畅的利益沟通与合作平台。二是培育社区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守门人、代理人角色，由于社区是元阳哈尼梯田的创造者，农业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承者，因此社区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非常重要，社区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守门人、代理人角色的培育与建立将构建起疏解社区与政府、企业之间利益纠纷与矛盾的平台，有利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研究仅仅为一个初步的探索，虽然揭示了世界遗产旅游地利益关系结构的一些特征并提出一些建议，但还没有触及利益相关者是如何运用网络关系获取利益的，以及揭示这一获取利益资源的规则与过程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的影响，这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同时对于哈尼梯田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来说，其利益关系网络往往是复杂的，由于关系网络往往处于复杂变化之中，与之相应的结构特征也会发生变化[12]，还需要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利益网络的演化过程及优化策略，这将是未来研究的趋向。

      ①压力集团指那些具有特定利益要求和社会政治主张的团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张而以压力方式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修订和实施的政治性社会团体。本文中将旅游者、媒体、社会团体、专家及研究机构纳入了压力集团中，这些群体为了特定的利益诉求可以对目的地政府、社区和企业产生压力进而影响目的地政府、社区和企业。

标签：社会网络论文;  压力集团论文;  利益相关者理论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压力管理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利益集团论文;  哈尼梯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