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发展趋势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4)02-0137-07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取得可喜进展，在史学自身和历史研究领域 的一系列问题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但回应了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挑战，而且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提高了史学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问题 的能力，对于新时期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本文主要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思考的过程与成就作了简单回顾，相信总结这一理论 思考的过程、成就和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于增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自觉性，进 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是有意义的。
一、历史过程与阶段性特点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思考从“四人帮”被粉碎后即已开始，伴随着20年来史学工作 的进展，这一思考在不断进行，并逐渐深化，表现出一些阶段性的特点。我们大致可以 把它划分为互相联系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粉碎“四人帮”之初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主要是揭批“四人帮 ”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并由批判影射史学和极左思潮，开始呼吁实事求是学风。这一 阶段实际处于改革开放之前，可以看作是理论思考的序曲。
文革当中，史学遭到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展开对影射史学的批判，成为重 焕生机的史学界的首要任务。当时《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 批判“四人帮”利用历史进行反党活动的文章。白寿彝《儒法斗争史的虚构》(《中国 建设》1978年9月号)，黎澍《“四人帮”对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 的骗局》(《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正确理解“古为今用”》(《光明日报》1977 年9月1日)，以及陈智超、何龄修等人分工合作撰写的批判影射史学的专门论集《历史 的审判——“四人帮”影射史学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等。这批文章对 影射史学实践上的反动、理论上的荒谬、对史实以及历史科学的践踏和歪曲、恶劣的社 会与学术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苏双碧在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 官”>》和随后陆续发表的黎澍等人相关文章，揭露了“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的阴谋 活动，分析批判了他们的反动理论，道出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随之而来的为吴晗、 翦伯赞等一批史家平反的举措，在长期压抑的史家心海中激起的波澜，和由此释放出的 能量，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想象的。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一批呼唤实事求是学风，倡导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理 论文章。代表作品有《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刊载的丁伟志的论文《“四人帮”是历 史科学的敌人》、刘泽华的论文《砸碎枷锁，解放史学——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 革命”》，《历史研究》1978年第9期刊载的戴逸的论文《实事求是，勇于创新》，韩 儒林在南京大学一次会议上所作《打破“禁区”，解放史学》(《南京大学学报》1978 年第4期)的发言，1978年11月白寿彝在长春召开的古史分期学术讨论会上所作《关于史 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的发言等。它们对于在改革开放 新形势下史学的复苏并重新焕发生命力，起了开路作用。
第二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80年代前期。在打破“两个凡是”枷锁，解放思 想的大潮中，史学界由对左倾思想干扰的思考，进而反思教条主义、公式化、片面化和 绝对化导致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和过分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而忽略对史学内在规律探讨所 造成的失误。在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科学解决中国历史问题方面进行 了较多的研究和思考。
1979年2月的成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发起的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揭开了用历史和实践 检验我们长期尊奉的一些理论认识是否合乎马克思主义原意，用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准 确理解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的序幕。这一讨论引起了全国大多数史学工作者 的关注，戎笙、董楚平、戴逸、刘泽华、王连升等学者发表了有分量的论文。到1980年 底，发表的论文有200余篇。这个讨论是中国史学界引入马克思主义以来，在解放思想 的前提下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理论思考。“它们在1979年前后出现，首先具有破除现 代迷信的巨大意义。……其次，在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中，每一位学者都力图直接从马 克思、恩格斯那里出发，都力图自主领会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旨的原意，都力图独立 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因此，动力问题的大讨论是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次 普遍的再学习，其意义不能低估。”[1]接下来史学界陆续对历史创造者、亚细亚生产 方式、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与分期、人物评价、史学和现实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通过 讨论在纠正教条主义思维模式，加深对唯物史观原理的理解，提高运用能力方面取得了 重大进展。其中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认识，实际上一直影响着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 学。
第三阶段，80年代前期至9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跨度较长，而且从80年代末以来理论 稍显沉寂，但关注的重点没有太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格局中 ，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思考的重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历史研究中 要不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进行理论建设，解决 好自身的创新与发展问题，如何处理好与新传入的西方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关系问题 。在狂波巨澜面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安如泰山，用理论和实践成果回应着来自各方面 的挑战，不断用理论思考丰富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使之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 不断进取的发展态势。经过十余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艰苦环境中得 到进一步发展。它自身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优势也不断征服着困惑和怀疑的人们。当世纪 之交对史学进行回顾和展望之时，更多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寄予厚望。
出于对文革期间史学被政治严重扭曲的反感，80年代初出现了重视史实轻视理论，以 单纯考据代替历史研究的倾向。张维华、郑天挺、熊德基、吴廷璆、杨生茂、尹达、刘大年、李时岳等史家对其片面性及时进行了批评和剖析，指出这“是极不利于历史学的健康发展的”[2]。
80年代初金观涛、刘青峰的论文《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 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2期)和据此改编的两本内容繁简不同的专著《在历史 表象背后——对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兴盛与危 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引起学界关注。由此引起 用“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 改造史学的讨论和实践热潮。这一热潮和西方新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传播，又引发了史学 方法论的讨论。它们持续进行了将近10年，直到90年代初才衰歇下来。康健文、刘修明 、庞卓恒等史家对以系统论等自然科学方法取代唯物史观和历史科学方法的片面性进行 了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言论对于这一错误倾向的泛滥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新老“三论”的走红，似乎使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得到了理论支撑，伴随着“史学危 机”的忧虑，马克思主义史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年里，白寿彝、刘大年、黎 澍、戴逸、林甘泉等史家不断地用理论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真理性，强调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前景的信心。直 到现在，这场理论斗争仍在继续，尤其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这一交锋显得更加激 烈。龚书铎的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人民日报》1996年8月27日) ，他和金冲及、宋小庆合著的专著《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问题 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声音。白寿彝主编的 《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中国历史的 重大理论进行了系统探讨，对于民族问题、地理条件、国家与法、科学技术与生产力， 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等关键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阐释，不但为科学 认识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而且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性，为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民族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从1983年开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一年先后出版了葛懋 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 概论》(宁夏出版社1983年版)。这一年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学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 表大会就“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历史遗产与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这些都是史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在史学界的全国 性的代表大会上集中地讨论这样的问题，在新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所产生 的广泛影响是不言而喻的”[3](P3)。同年《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 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号召学者进行史学理论研究。随后史学界就史学理论 的学科建设、历史认识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史学方法论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经过长期的理论探讨，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 果。主要有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 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苏双碧《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 990年版)、陈启能《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瞿林东《中国史学 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姜义华、赵吉惠、瞿林东、马雪萍合著《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等。
第四阶段，90年代后期至今。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学者对于20世纪史学的回顾与对未 来的展望，构成史学界新的热点。在学术回顾过程中，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 学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同时，经过多年理论探索和实践， 人们逐渐明确了发展唯物史观的自觉要求，因此对于唯物史观自身理论内涵的研究逐步 展开。这是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步伐不断进步、创新、发展的良好开端，也为新世纪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进一步确立在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历史研究》在上个世纪末陆续刊登了一批各分支学科世纪回顾的文章。如1996年第1 期发表了陈高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2期发表了林甘泉《二十世 纪的中国历史学》，第3期发表了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第4期发表了马 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5期发表了袁祖亮、延胜《中国古代人口史 研究回顾与展望》，第6期发表了白钢《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林甘泉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0周年撰写了专稿《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历史 研究》1997年第4期)，戴逸撰写了论文《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 研究》1998年第6期)。此外，刘新成主编了《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曾 业英主编了《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罗志田主编了 《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张剑平著有《新 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天津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朱凤瀚、徐勇编著 的《先秦史研究概要》(1996年版)等中国史研究概述性的系列著作。
近年在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面有新的进展。陈启能、于沛等撰写了专 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庞卓恒撰写了专著《唯物 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陈其泰主持进行着教育部重大课题《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的研究工作。2001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 撰写的对唯物史观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的文章《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 发展》，认为唯物史观自身存在着理论缺陷，应当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加以改造。此文引 起很大反响，庞卓恒等学者相继发表文章与他商榷。这些文章心平气和，充分说理，这 个讨论对于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认识必将有所推动。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2001年举办了“唯物史观与21世纪史学”研 讨会，2002年举办了“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研讨会，2003年举办了“二十世纪中 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何兹全、王钟翰、何兆武、齐世荣、林甘泉、蔡 美彪、田余庆、张传玺、金冲及、龚书铎、刘家和、王桧林、庞卓恒、苏双碧、陈启能 、王思治、邱树森、施丁、张海鹏、蒋大椿、汪荣祖等学者分别参加了有关讨论。与会 者提供了相应的论文，在会上作了充分的交流，促进了对有关问题的理论认识。这些会 议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重要的理论认识
20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推进了理论认识和史学实践的发 展。笔者认为以下几个理论认识尤其具有全局性影响。
1.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天才理论创造，为历史学走向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观 察研究历史的最好尺度与工具。它认为历史是变化的、发展的，这种变化发展是有规律 的；历史的发展变化由内在的矛盾运动决定，人类的物质需求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主要 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基础的矛盾运动等等。抓住历史变化的主线，使 丰富繁杂的历史成为可以把握的多样统一体。所以到现在为止，这是最高明的历史研究 指导理论，从整体上看是其他任何史学理论无法比拟的。但是历史科学有自己的丰富内 涵，有内在的特殊规律和独特的工作要求、学术规范与研究范围和方法等。唯物史观是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精髓，但不是全部，不能代替历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和方法。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和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以唯物史观代替史学理论成为 史学的主导倾向，严重束缚了史学理论的全面发展，并对历史研究形成不利影响。事实 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白寿彝就认识到在史学概论课程中只讲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妥当的 。1983年在编写《史学概论》时，他明确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对待 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上的具体运用，是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讲史学概论，也必须以历史 唯物主义为指导，必须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可是还必须论述史学的其他方面 ，还不能把阐述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本书的全部任务。”[4](P22)刘大年明确提出要加强 历史学的理论建设。他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不能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 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但是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 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样。任何一门科学的独立性、 科学性，同它有自己严密的理论系统是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历史科学的基础， 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都还需要深入研究，并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5](P173)他 还指出：“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历史学的专有理论，一方面失之于太狭窄，缩小了它本 来的广泛意义；一方面又失之于太宽泛，似乎有了它，历史学具体的理论研究、专门知 识就可以不必要了。历史学理所当然要有自己的专门理论。”[5](P184)宁可在《历史 研究》1984年第3期上发表论文《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专门就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 理论的区别作出详尽阐述。这些理论认识为史学理论的独立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促进 了史学理论的健康发展。
2.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与历史作用的 怀疑也多了起来。这样的思潮和情绪对史学健康发展是很不利的。许多史家用马克思主 义史学发展的事实和理论的分析回应了这种质疑。他们指出，唯物史观是目前最高明的 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主导地位是由自身的理论优势和研究特长决定的，也是 中国史学自身发展要求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后，引起史学界革命性变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实践证明：它解决了大量长期没有解决的历史疑难问题，尤其 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带有全局性影响的根本性问题，与其他任何史学思潮与流派相比，它 的成就都是最突出的。由于左倾思想干扰，在理解、运用唯物史观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 ，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但不能由此抹杀其总体成就。
桂遵义的专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于马克思主义 史学在中国的萌生与发展过程、引起史学领域一系列革命性变化、解决的主要问题、取 得的重大成就、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等作了全面论述。对于全面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特色与历史地位是很有益的。林甘泉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是历史 形成的……海外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为‘中共官方史学’，似乎马克思主义史学 完全是靠共产党的政治权力扶植起来的，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歪曲。马克思主义 史学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首先是它的科学性所决定的。” [6]朱政惠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第六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和展望》中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主流的历史必然性也作了详细论证：“马克思主义史 学地位的确立关键在于它本身内在的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能够成为中国史学主流 ，正在于它的科学性。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史学工作者在正确揭示了中国历史演变和革 命趋势的同时，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吸引了一批学者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新中国史学的主流也是历史的必然。正 如毛泽东所说过的：我们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 个学者能否接受某种理论，完全靠的是自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学中主导地位的确 立，关键在于无数科学研究的成就，证明这一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比传统史学中的循环 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庸俗进化论更科学。”[7](P217)他们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
瞿林东从四个方面论述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一)唯物史观要 求研究整体历史，对人类社会历史作有系统的、科学的、整体的研究，是从唯物史观传 入中国后开始的；(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历史是个有序的自然发展过程，而对历史规律 的探讨，虽然我们的先哲们已作了若干思考，可是只有唯物史观传入后，人们认识历史 发展的规律才成为可能；(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 的发展。这使人们的历史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于是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间的关系及 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真正得到合理的解释；(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 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中国很早就有民本思想传统，但把它发展到更高 、更理性的阶段，有赖于唯物史观[8]。他通过与史学传统的对比，揭示唯物史观传入 后引起的史学根本性变化，理论力量是很强的。
显然，这样的理论认识，对于在新世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迎接史学的新发 展是至关重要的。
3.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
文革和文革之前，我们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方面曾出现过教条主义、片面化 、简单化、实用主义等失误，这些教训在新时期不断地被人们反思，实际上成了一笔精 神财富。现在学界普遍认识到：(1)运用马克思主义，要深入钻研理论内涵、准确理解 根本原理，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取己所需；(2)要以基本原理作为研究的工具与指针 ，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代替自己的研究，更不能把个别结论视为教条 ，不敢越雷池一步；(3)历史现象本身是异常复杂的，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又有各自的特 点，有各自的发展道路与发展规律，把握好这种多样性的统一，才能对历史演化作出准 确的解释，也才能从丰富的历史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所以要与本国历史、本国现实紧密 结合，创造出具有民族特点的理论体系；(4)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 ，需要在实践中不但丰富和发展，要有随着时代节拍不断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勇气，同 时对于西方其他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也要不断研究吸收，这样才会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理论 体系。
戴逸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撰文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 当作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任意去裁剪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 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材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导师的某些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 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常青的，它永远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从事 建设、观察问题、研究学问的强大武器。”[9]文中所述原则现在还是适用的。
白寿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进行过长期的思考，他这样论述这个 必要性和理论根据：“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怎么会出来一个民族特点的马 克思主义?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 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 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又论述建设的途径：“研究中国历史学的特点 ，就是研究中国史学遗产的特点，对于我们建设一个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很有 帮助。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 在对我们对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10](P310)林甘泉最近提出 ：“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说有条件、也有义务，建设一个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又是在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中国气派的史学理论体系。”[11](P12)
对于发展唯物史观，人们普遍感到了这种必要，但如何着手进行，怎样确定应该遵守 的原则和可以发展的部分等，都是需要认真思考谨慎从事的。蒋大椿和庞卓恒等人的讨 论文章为此开了个头，接下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这个工作上如果能有所突破的话 ，中国史学是会因此引起世界瞩目的。
4.史学与现实的关系
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实际也就是史学要不要发挥社会功能、怎样发挥社会功能的问题。 “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这个恶例让人们对于史学与现实社会，特别是与政治的关系 有了更深的思考。这方面理论成果相当多，人们基本有了共识。中国自古以来就讲史学 要经世致用，优秀的史学作品也都是深刻剖析社会，能够给人们施政、做人、行事以教 育和启发的。史学研究要在尊重历史事实和科学规范的前提下，通过总结历史上的经验 教训，揭示事物变化的内在根据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们的现实活动提供有益的 指导，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综合素质，从而服务于祖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 。
孙思白对于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作了较精辟的分析。他认为，绝不能把历史研究与现实 生活混为一谈；历史之作用于现实，一可以阐发规律，二可以开拓视野，三可以鉴往知 来，四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研究者既可以以历史为现实之借鉴，又可以从现实中领 会历史上的相似现象以加深认识；既要秉笔直书，又要客观冷静，等等[12]。朱政惠的 有关分析比较详细：“任何时代的有影响的史学，没有不和现实政治联系的。问题在怎 么看、怎么做、做哪些具体的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立之初，目的在于解放中华 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怎么能脱离现实政治呢?否则如何发挥社会功能呢?在急迫的救国 实践中，只有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起好这样的作用。和平时代也还需要有学者 代表国家意识形态做研究，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遵循历 史学科本身的规律，百花齐放地全面发展也十分要紧。如果史学研究仅仅以各种政治问 题、方针政策为研究的出发点，以斗争的需要来选取研究的课题，很容易导致史学研究 领域的狭窄化和研究论题的单一化。史学如果一味强调纳入现实政治斗争的轨道，容易 出现曲解历史、影射现实、庸俗化、实用主义的倾向。……史学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品 格而不受到损害。所谓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就是对于历史真实的执着的追求。一旦失 去这种品格，史学就不成其为科学，没有真理和尊严可言；诚然，史学关注社会及其经 世致用作用的发挥，还有一个‘度’的问题，所谓‘度’，归根结底是尊重历史真实， 着眼于借鉴和启迪，这都是涉及到史学独立品格及其史学研究神圣性和权威性的关键所 在。”[7](P206-207)
白寿彝特别强调史学的教育功能，多次呼吁加强历史教育工作。他说：“发挥历史教 育应有的作用，实际上是说它的战斗作用，有三个主要方面。一个是总结历史经验，上 升到理论。二个是总结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同时吸收国外的遗产。第三个，要把历史知 识、历史理论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要走出课堂和学校。”对于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他 作了具体阐述：“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总结文化遗产，不是为了自我欣赏，而是要产生 社会力量，要产生社会的效果。……如果是接受正确的历史知识、正确的历史理论的人 越来越多了，那对于我们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越来越有利。有了更多的人看到历史 前途是什么，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社会要向何处走，全人类的社会要向何处走，就在不同 程度上，可以坚定他们对工作的信心，在工作上的勇气，这对于建设我们新的国家更为 有利。马克思说过，革命的理论一旦掌握了广大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1 0](P271，270)
发挥社会功能，是史学安身立命的根本。正确处理好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正常地、最 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应有功能，不但会促使史学事业本身获得更大的发展，也会扩大史学 的社会影响，让史学充满生机和活力。如果每个史学工作者都有这样的自觉意识，我们 的工作就会大大改进。
收稿日期：2003-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