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春秋》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春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004 （2000）01—0057—04
《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书，也是一部对中国传统文化诸多层次产生影响的“原典”。其影响除了突出表现在政治领域外（如“大一统”理念，改制更化说，华夷之辨，等等），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也留下了斑驳的印迹。可以这样讲，中国传统史学在历史观、编纂体例、记述方法等方面所呈现出的若干特征无不与《春秋》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春秋》“大一统”理念与中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观
《春秋》公羊学的核心政治理念是“大一统”，“大一统”由“元年春王正月”一语所引发。（注：何休《公羊解诂》.）公羊家以“立元正始”、“以元统天”、“尊王攘夷”三项旨义来诠释它。按现今学者的研究，《春秋》“大一统”理念强调王朝统治开端的纯正，强调王朝统治应具有足够的道德合法性，鼓吹建立齐一的政治制度、统一的社会礼俗。其中尤以王朝统治端绪的纯正、统治权威的合法性最为重要。（注：蒋庆《公羊学引论》第82页，第352 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一观念发展到后来，便演化成“正统”观念， 正如欧阳修所说，“正统之论，始于《春秋》之作”。（注：欧阳修“原正统论”载于《欧阳修文集》中国书店，1995年版.）“正观”由“大一统”演化而来，“大一统”强调“立元正始”，“正统”也以开端之纯正为旨要；“大一统”强调“尊王攘夷”，“正统”则把王朝的前后授受有据视为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根由。《春秋》以后，中国古代史家都极其重视这一点，王朝建立正与不正、合法与不合法成为史家判别一朝一代历史地位的主要标尺。在评价一个王朝的成败得失、描述一个王朝的运行状况、衡量一个政治权威人物的功过是非时，“正统”与“非正统”、“正”与“闰”、“正”与“伪”往往成为最常用的价值判断辞语。
“正统”观是中国古代史家评判王朝政治的主要价值尺度，因而史家所持的“正统”观就会对其整个创作活动产生全面的影响。从叙述对象的遴选、载录主体的次序排列、叙述内容的详略安排、编纂体例的选择、褒贬笔法的使用，等等，无不与此相关。
然而，究竟怎样界定“正统”？划分“正闰”、正统与僭伪的标准是什么？史家们向来其说不一。汉魏六朝时期，史家即频频运用“正统”观念编纂史书，裁量人物，并进行史学批评。典型的例子是东晋史家习凿齿。他不满陈寿的《三国志》，根据正统观念撰写《汉晋春秋》，认为晋应承汉统，曹魏非正统所在。然习氏对于“正统”一词的意旨也殊少说明。大体说来，宋以前，中国古代的史家们对“正统”的界说并未深究，只是在史学实践中频繁使用而已。宋以后则对此观念逐渐加以界定，并由此形成泾渭分明的两种趋向。
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欧阳修。他为编撰《新五代史》，发凡起例，提出了“正统”的定义问题。欧阳修认为，“正统”应以《春秋》公羊学为依据，即：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注：欧阳修“原正统论”载于《欧阳修文集》中国书店，1995年版.）
欧阳修试图抛弃“正统”观念中过多的道德评价，主张以每一王朝的历史实迹为史家评判的主要依据。在这一定义中，欧阳修所阐述的与其说是《春秋公羊传》的大义，不如说是《春秋左氏传》所开创的秉笔直书、据实实录的精神。本着这一旨意，欧阳修强调尊重历史事实为史学的根本特质，不能因所谓“正统”观念而扭曲史实本身。欧阳修的这一诠释为许多真正具有“史识”的史家所接受。北宋中叶著名史家司马光即是其中一员，他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精神，对“正统”的看法较欧阳修更客观更实际。他说：
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符、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陈而隋取之，唐传梁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在这一篇精采的文字中，司马光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论点，一是“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例如刘备的蜀汉，后世史家目为汉之余绪，为三国正统所在，而司马光不以为然，在《资治通鉴》的体例安排中，以曹魏为主，即所谓“帝魏而黜蜀汉”。蜀汉不能合九州为一，曹魏则庶几近之。这是温公所以“帝魏而黜蜀汉”的理由。二是“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这是史家据实载录的客观精神，既然三国中曹魏功业最著，领土最广，影响最大，就应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而不能脱离历史事实刻意追求蜀汉所谓的“正统”。
欧阳修、司马光所持的正统论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家尊重历史、据实实录的优良传统，它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抵制政治干扰、坚持史家立场的实证主义取向，这一取向的极端就是直接否定“正统”之论，正如王船山所言，“正与不正，存乎其人而已矣”。（注：王船山《读通鉴论·叙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
正统观的另一种阐释则正好与此相反，它强调道德评价，在衡量一个王朝是否为正统时，不以其“功业”为主，即不论其是否“合九州为一统”，但以其开端建立授受之正与不正、行政施治仁与不仁为主要依据。按此观念，合天下为一者未必就是正统，偏据一隅者未必就无足轻重。南宋理家学朱熹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
朱熹不满于欧阳修对正统的界说，更不满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主的叙述方式。他另撰《资治通鉴纲目》，改以蜀汉为正统。朱熹申言，“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注：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自序》.）他继承《春秋公羊传》的衣钵， 把史学政治化，为了现实政治目的而不惜曲解史实。朱熹的这一做法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鉴纲目》问世以后，一批仿效《纲目》、改撰历史的史书接踵而兴。如南宋时尹起莘撰《纲目发明》，胡一桂撰《十七史纂古今通要》，陈均撰《宋朝长编备要》等，都以《纲目》为模范，按“正统”观念改撰历史，尤以改撰三国史事蔚为一时之风尚。此风波及元明之际，那时改撰《三国志》为《续后汉书》者有多家。如萧常《续后汉书》，以蜀汉为帝纪，吴魏为载记。郑雄飞《续后汉书》、翁再《蜀汉书》、郝经《续后汉书》、赵居信《蜀汉本末》、胡氏《季汉正义》、张枢《刊定三国志》、《续后汉书》等等，均以蜀汉为正统，而视魏吴为僭伪。又有以正统观念改撰宋史的，如明代王洙《史质考》、柯维骐《宋史新编》、王惟俭《宋史记》都是依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正统观念，即以华夏为正统，夷狄为僭伪的原则重新撰写宋代历史，抬升两宋汉族政权的正统地位，贬黜辽、金、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这种对正统观念的刻意渲染使中国传统史学的相当一部分因此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庸俗化倾向。
要之，在《春秋》“大一统”及“正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史学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种虽也强调正统观念，但坚持尊重史实、据实实录的精神，以史学所特有的实证原则为本位，司马迁、欧阳修、司马光等可视为代表，其史学成就也极高，代表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另一种倾向则极端强调正统观念，而在使用正统观念时，又纯以道德判断为标尺，为突出正统、贬斥僭伪，他们不惜改撰历史著作，将史学强行拉入政治化的轨道，朱熹的政治化史学可视为代表。由于后一种倾向违背了史学的基本原则，因此，其依此编纂或改撰的历史著作虽也车载斗量，但其史学成就大都不足为观。
二、《春秋》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编年体裁
《春秋》是中国古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开山之作。战国时期在《春秋》的基础上产生了编年体的典范之作——《左传》。《春秋》及《左传》所创立的编年体例，其记事之法，通常概括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如《春秋》载：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日食乃所记之事，发生在己巳这一天，这就是“以事系日”。论月，属于二月，此即“以日系月”。而时节正值春天，这就是“以月系时”。又称三年，此谓“以时系年”。
编年体以载录内容宏富、叙述史实次序分明、纪事状物最致壮阔为其优点，是故，国家军政大事、典礼活动、人物、过往朝代更迭多以编年体纪之。然而优点如斯，缺点也随之。由于同时发生的史事不止一件，就必须一一叙述，这样，其一件事情发生发展的连续过程就被割裂，某一件事在同一书中往往呈现支离分散之状。正因为这一点，编年体虽最早行世，却始终未成为中国古代史家进行史学创作的主导体裁。后起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伟大史家司马迁的天才创造，以及固班随后将其成功运用于断代史的写作，遂使纪传体成为中国古代学体裁的主导样式，因而成为“正史”，编年体反而退居于“正史”的辅翼地位。
唐代以官修“正史”定为制度，纪传体的正史地位进一步强化，用编年体修史者寥寥无几，但它并未就此消亡。原因很简单，编年体具有某些不可替代的功能。编年体以时间为序的叙述方法，大小事件井然有序的排列，全面宏大的全景描写，以及它所特有的政治化作用都使它长期与纪传体并行于世。唐以前有荀悦的《前汉纪》、袁宏的《后汉纪》、裴子野的《宋略》、王劭的《齐志》等。在某些时候，编年体还可能取得显赫的地位。北宋时，司马光编纂成《资治通鉴》这一史学巨构，不仅恢复了编年体史书在历史上的固有地位，而且促进了编年体史书以更多样化的形式发展。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采用《春秋左氏传》的形式，按照年、时、月、日的次序记事。年、月以数序，日以干支，时书春、夏、秋、冬，时间不甚分明者，则概括地叙述在年终或月末，又常通用追叙或附叙之笔以减少史实的分散性，可谓完全继承了《春秋》的体例并有所发扬。由于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组织严密、科学严谨，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使编年体史书的史学成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引得后来史家纷起仿效。以编年体、甚或直接以“续通鉴”之名编修史书，一批富有特色的编年体史书随《通鉴》之后而兴。著名的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华《三朝北盟会编》。除此之外，编年体又发展出新的样式——《通鉴纲目》体，代表作便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纲目体按编年的形式叙事，但每事都分为“纲要”和“细节”二部分，先以大字书为概括性的提纲，其下以分注的形式详叙细节，故称纲目，较之单纯的编年体，纲目体叙事形式眉目更为清晰。
纲目体不仅在体裁上与《春秋》一脉相承，而且在褒贬笔法上与《春秋》意味相投。以政治目的为主，以正统观相标榜，立纲仿效《春秋》，力求严谨；叙事仿效《左传》，以说明事实为度。《纲目》的行世，因其突出的政治化倾向而为历代统治者所赏识，宋以后为《纲目》作注或采用此体著名者不乏其人。元朝以前有陈均《皇朝编年举要备要》，举要为纲，备要为目，记叙北宋九朝之事。又有无名氏所撰《中兴两朝编年纲目》、《两朝纲目举要》。宋以后直至明清，每代都有编年体著作，元代有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陈
《通鉴续编》。明代有商辂等人奉敕撰修的《续资治通鉴纲目》、南轩撰写的《纲目前编》。清代则有徐乾学撰的《资治通鉴后编》，清中叶毕源著《续资治通鉴》可称为后来居上之作。除续通鉴之作外，清代还有专叙明代历史的编年史书，著名者如谈迁的《国榷》、陈鹤的《明纪》以及夏燮的《明通鉴》。
《春秋》所创立的编年体形式影响是如此长久，直至今日，我们在编纂各级各类志书、以及各种大事记时，最常用的体裁仍是编年体。
三、《春秋》笔法对中国传统史学批评的示范作用
《春秋》是一部政治化的历史著作，孔子尝自称，自己在表达政治理想时，与其托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孟子也说过，《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孔子将自己的政治观点、主张都寄托在《春秋》的撰述之中，所以有《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之说。（注：皮锡瑞《经学历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由于将政治观念寓于史事之中，故《春秋》叙事特别讲究“书法”、“笔法”、“义例”，加以《春秋》极简略，要表达一种政治倾向往往要通过细微的修辞学变化而体现，这种以“微言”寓托某种“大义”就是《春秋》笔法，是《春秋》实施史学批评的独特形式。
《春秋》有尊王之义，就是通过所谓“笔法”加以表达的。举如隐公元年冬，《春秋》书曰：“祭伯来”。《公羊传》解释道，“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又如《春秋》书天子之死为“崩”而不记葬。因为天子“至尊无所屈”。在《春秋》笔法中，还有所谓“讳例”，即“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凡“尊”、“亲”之事有不忍直言者，《春秋》则隐而曲之，为之讳。通过讳来表示作者不愿明言的政治观点。《春秋》著名的讳例是“讳八言六”。、“讳致言狩”。鲁国大夫季孙氏“八佾舞于庭”，僭礼越制，《春秋》记为“六”。晋文公践土之会，取威定霸，召周天子与会，《春秋》不愿直书其事，而讳为“天子狩于河阳”，意谓周天子是打猎到了河阳，顺道参加了践土之会，而不是晋文公所召致的。诸如此类的“书法”、“讳例”《春秋》中在在可见，这样一种叙事方法和史学批评方式对后世史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世史家大多肯定史书含有劝惩资鉴作用。有时史家对于史实的考证不必求其极详，然而书法则不可不求其精密。这种观念在宋代因理学的兴盛而得以强化。欧阳修之撰《新五代史》，他所注重的也是书法。朱熹撰《通鉴纲目》，对于具体史实的蒐集整理较少关注，多由其门人编纂，而对于书法义例则备极重视。他手订凡例一卷，强调斯编之体例、书法的严正立场，谓“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注：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自序》.）在《通鉴纲目》一书中，有多处仿效《春秋》笔法， 如改以蜀汉为正纪；唐代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纲目》则纪唐中宗之年，而书帝在某地，以摹仿《春秋》书鲁昭公为三桓逐出鲁国后居乾侯的例子。
中国传统史学注重“笔法”、“褒贬义例”以突出史书惩戒作用，这一传统延至明清而不改。清代皇帝很重视此端，清圣祖有《御批资治通鉴纲目》，清高宗更有《御批通鉴纲目辑览》，以官方的身份倡导此义。
《春秋》笔法对中国传统史学批评的示范作用是显著的，其影响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就正面意义而言，《春秋》笔法使中国传统史学较早就具备了自觉的历史意识，史家高度重视史学的资鉴作用、教化作用、惩戒作用，从而使史学的社会教化功用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仅见的。就其负面意义而言，由于《春秋》过分强调笔法、义例，强调政治效应，使中国传统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据实实录”的客观实证方向，史学在某种程度上也丧失了独立的品格，从而沦为政治的婢女，正统观念的奴仆，皇家的御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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