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因明研究的若干专题与设想——“百年中国因明研究”概要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明论文,中国论文,概要论文,之二论文,专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3)12-0076-08
百年中国因明研究,以汉传因明在20世纪的复兴和现代化为其主体。随着汉传因明的现代化,藏传量学也逐步走出了寺庙。从“藏传量学”到“藏传因明”这一名称的转换,正是它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因此,我们今天以“因明”这个概念来指称以逻辑学为其核心、以认识论和辩论术为其羽翼的整个佛教因明-量论传统。“中国因明”指在中国得到保存和发展的佛教因明-量论传统,它以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为其主体。“百年中国因明研究”指从1896年窥基的《因明大疏》在中国再次刻版流通至今(2013年)这百余年内在中国发生的对于因明的研究。这里的“中国”概念,取其“文化中国”的广义理解,理应将在海外由中国学者或者华裔学者,主要借助于中国的资料从事的因明研究(大多以非汉语撰写),也包括在内。同样,“百年”也是一个开放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志,表明我们现在的研究已经完全走出了并且鲜明地有别于这一百年来的因明研究。目前的研究、总结与反思,还是百年研究向更高层面的转化过程中的一个内在环节。
这就注定了我们的“百年中国因明研究”不能仅仅在单纯的古籍整理和资料汇编这样封闭性的框架中展开,而必须采取在总结与反思中再创新高的开放性的研究视角。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设计的总体问题为:百年中国因明研究怎样发展了传统的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又怎样偏离了它所植根的汉、藏因明的优良传统,以及如何与国际接轨,并彰显我国因明传统的独特价值?简单来说,就是反思经验教训,开辟新的思路。
一、总体框架与基本思路
虽然以百年研究的具体内容为根本对象,百年因明研究在新的百年里所应开创的研究模式,也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重要对象。“因明”取其包摄整个佛教因明-量论传统在内的广义的理解。所以,“因明研究”不仅包括对于佛教逻辑论证学说的研究,还包括对于佛教的辩论术和知识论学说的研究。
具体来说,百年来的中国因明研究,主要有以下五方面内容,及五个相应的专题研究系列。每个专题系列都应当有一部新撰写的专著作为主导,来总结与反思该方面的已有研究,并探讨将来应走的道路。以这本专著为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将百年来本方面的代表性成果进行汇总、整理和编辑成五套丛书,并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撰写新的研究(专著)来体现在本方面所能有而且当有的最新进展。五个专题共同构成对于百年中国因明研究的全面总结与反思。这五个专题是:
(一)百年因明研究的概述
对于百年中国因明研究作全方位的总结,说明对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这两个逻辑体系的清晰刻画,要以对玄奘和他所开创的汉传因明的历史贡献的清楚认识为总的前提。本专题对应于百年中国因明研究的核心内容。
(二)百年因明的文献研究
总结百年来因明唐疏研究特别是窥基的《因明大疏》研究的成果和经验教训、对《入正理论》的梵汉藏对勘研究,指出梵汉藏对勘研究与因明唐疏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本专题为第一个专题提供文献方面的依据。
(三)百年藏传因明研究
藏传因明的传统观点与国际学界对于佛教因明的整体研究相互影响。百年藏传因明研究由于缺乏汉、藏比较的视角,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百年量论研究——以港、台学界为核心的考察
港、台学界由于受到西方和日本影响,已从“因明”转向了“量论”,已有的丰硕成果,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初步尝试。但正如日本学者那样,存在尚未将“因明”研究清楚就盲目转向的问题。本专题是对于第一个专题的重要补充,是百年因明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向国际研究框架转向的重要方面。
(五)因明研究——国际与中国的对话
总结百年来对于日本和西方(欧美和印度)因明论著的翻译和介绍,及其对于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评析海外华裔学者(以齐思贻和法光法师为代表)的因明研究,探讨中国因明研究如何在国际学术的论域中将自身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的问题。本专题旨在找出我国传统观点在国外的错误源头,同时阐明国外依据梵、藏文献作出的正确研究,与我们根据汉传文献得到的结论殊途同归,从而起到呼应第一个专题的作用。
我们以两个认识为出发点:一是以汉传因明作为解读印度陈那新因明的一把钥匙,二是对于印度佛教因明的两座高峰的历史地位的认识。
在学术思想理论的方面,旨在于国际学界的广大论域之中,彰显汉传因明的独特价值,从而全面推进对于印度佛教逻辑各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彻底改变整个因明学界的生态环境。事实上,玄奘在因明方面的成就是国际学界的一大盲点。汉传因明忠实地保存了陈那的新因明学说而未受到后起的法称因明的影响。对比之下,国际因明研究大多数人所凭借的梵、藏传统都以法称因明为佛教逻辑的唯一解读模式。
在学科建设发展方面的最终成果,将成为留给21世纪的因明研究的一份必读的参考资料,为新一个百年的因明研究提供一个不用再走回头路的稳固的起点。在国际学界形成一支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队伍和一个以汉传因明为研究起点的学派。在此基础上,再来撰写一部因明教材,为培养新世纪的因明人才、为抢救因明这门“绝学”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在资料文献的发现和利用方面,旨在将唐代因明文献的精华在国际学界发扬光大,同时将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界,使我们对于梵、汉、藏经典文献的对勘研究的一系列新发现,逐步成为国内外因明界的共识。事实上,追求文献资料的全面和完整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工作,我们只有先抓重点和主干,再来顾及整个文献脉络中的枝叶部分。其实,在民国文献、藏传文献、印度文献、欧美文献、日本文献和南传文献方面,我们都已做了相对完整的搜集整理工作,特别是我们对于民国资料的占有(原石村先生所藏)。同时,将在充分认识到梵、藏文献与因明唐疏的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对于百年来的梵、汉、藏经典文献的对勘研究做出切合因明基本理论观点的总结。
二、专题一:百年因明研究的概述
本专题序列旨在讲清楚玄奘对汉传因明的伟大贡献,纠正国内外百年来一系列的研究失误,彻底扭转“邯郸学步”的研究模式,真正开启以汉传因明为立足点的、对于整个佛教因明-量论传统进行独立研究的全新范式。
本专题秉承“继往开来”的思路,采取全局性、全方位的研究视角,使用广义的“因明”概念,包括整个佛教因明-量论传统之内的所有议题及其研究。核心任务在于“继往”,全面肯定玄奘及其开创的汉传因明的伟大贡献和历史意义,以汉传对于陈那新因明的正确解读为依据,评价百年研究的功过得失,剖析国外研究对于陈那和法称两座高峰的错误认识。同时,本专题还将为“开来”——即另外的四个子课题,提出提纲挈领的指导意见。
玄奘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陈那因明立、破学说的准确翻译和诠释;二是第一次整理和初步建立印度因明的三种比量理论;三是提出“唯识比量”,为捍卫其唯识理论提供论证工具。本专题在主要围绕这三部分内容展开的同时,还将印度佛教逻辑史上的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这两座高峰的根本区别以及陈那因明研究的藏、汉分歧作为重点研究内容。
具体来说,本专题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六个:(1)梳理百年来对玄奘和汉传因明历史地位的评价;(2)梳理近30年来对法称因明的研究以及藏、汉因明的比较研究;(3)对百年来关于玄奘“唯识比量”的研究作总结;(4)通过百年因明学史的梳理和评价,提炼因明研究的方法论;(5)中国因明研究展望。将唐代因明文献的精华在国际学界发扬光大,同时将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界,使我们对于梵、汉、藏经典文献的对勘研究的一系列新发现,逐步成为国内外因明界的共识。这是本专题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6)全面提升我国因明研究的整体水平,向世界展示“中国因明”的新形象。
如前已述,以文献研究为基础进行义理分析,并将义理分析落实到文献的层面,是本课题研究的总的方法论原则。据此,将沿袭六种基本方法,即义理对勘、文本译研、逻辑刻画、比较逻辑、哲学诠释与历史研究。
本专题序列应当包含有以下五项研究:
(一)百年中国因明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本项研究在本序列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从“因明在近代中国的复苏与弘扬”、“现代时期:百年中国因明研究的第一轮高潮”、“当代时期,特别是近30余年来的新一轮高潮”和“因明研究的基本方法”这四个方面,逐步实现百年中国因明研究的自觉反思与总结。
(二)因明概论
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一部导论性质的著作。因此,便应当有这样一部标准的因明教材。
(三)编辑整理《陈大齐因明论著全集》
将陈大齐的三部著作①重新整理、汇编出版。陈大齐代表了现代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因明大疏蠡测》最新的版本②,在编辑和整理上颇有缺憾,未能纠正此书初版的诸多讹误。《印度理则学(因明)》此前从未正式出版。此外,全书应由汉传因明方面的专家,撰写长篇导言,全面总结陈大齐因明研究的历史贡献。
(四)编辑整理《吕澂因明论著全集》
全面收录吕澂的因明论著以及散见论文多篇。③吕澂先生代表了百年因明学史上运用梵汉藏对勘研究方法的典范与最高成就。然而,先生的因明作品目前尚无哪一部文集做过完整的搜集和整理。全书也应由因明梵汉藏对勘研究方面的专家撰写长篇导言。
(五)翻译理查德·海耶斯的因明专著《陈那论记号的解释》
本书④是百年来国外仅见的陈那因明研究方面的优秀作品,代表了当代国际学界对于陈那因明逻辑体系最为准确的解读与分析。该书共分八章,分别为:(1)刍论;(2)陈那之前佛教的理性怀疑论;(3)陈那之前佛教的唯名论;(4)陈那的知识论;(5)陈那的唯名论;(6)《集量论·为自比量品》译注研究:(7)《集量论·观遣他品》译注研究和(8)结论。
三、专题二:百年因明的文献研究
综合梵、汉、藏、巴多种古典语言的对勘研究,有助于说明汉传佛教对印度佛教的继承与发展,本应成为佛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然而,由于我国与国际学界的长期脱节,这一方法在我国特别是大陆学界的50多年来一直未引起重视。
在因明研究中,也应当强调历史-文献学方法的应用。由于因明的经典文献,大多分散在梵、汉、藏、巴各种语言之中,或者就是一种文献存在多种古典语言版本的情况。因此,多语种的对勘研究在因明中显得尤为重要。
对勘研究不是要判别哪一个传统更符合所谓的“本义”。这种文本决定论的观点不是对勘的目的。相反,“歧义”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对勘研究,仅仅是为了更为客观地比较某一个文本的各种传统在诠释策略上的异同,说明这些传统各自的特征,从而还原一种学说在发生、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变化。正是因此,梵汉对勘的方法应当成为因明唐疏研究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百年因明的文献研究向更高层次转化的内在要求。
百年来的因明学界,在因明文献的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四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百年来的梵、汉、藏语言文献的综合研究,尚未有人做过总结。百年来的对勘研究大多是单个学者的努力,缺乏传承,在其身后便成绝响。连具备资格(同时掌握梵、汉、藏古典语言)的评论者也寥寥无几。因此百年来的对勘研究,包括因明原典的由梵译汉与由藏译汉,仅仅呈现为庞大汉语文献中的几抹点缀。中国学者的多语种研究迄今仍未步入正轨。
2.天主(Sankarasvāmin,约公元500-560年,又称商羯罗主)的《入正理论》(Nyāyapravea)是汉传因明的基础文献。由于该文献存在梵、汉、藏三种语言的版本,故而百年来向为对勘研究者所重。然而现有的对勘研究,大多限于文本字句的异同,未涉及文本背后印度与中国的不同诠释传统之间的比较,而这项工作才是对勘研究的真正目的。
3.因明唐疏以玄奘对于《正理门论》和《入正理论》的讲解为主体内容,然而各种疏记之间却在义理解读上存在不少分歧。百年来对于唐疏歧见的研究,由于缺乏一个公正客观的依据,大多流于臆断。
4.陈那早期的代表作《正理门论》由于梵本不存,且晦涩难读,百年来鲜有解人。然而,本论的大多数文句后来被纳入陈那晚期的《集量论》中。对比《集量论》的两个藏译本和相应梵文断章来解读《正理门论》的工作,百年来已由吕澂、杜齐和桂绍隆开启。然而,两个藏译本已存在诸多分歧,在没有梵文原本参考的情况下,很难对《正理门论》作全面彻底的解读。
针对这四大现存的问题,本专题研究序列所要重点研究的内容便由以下四部分构成:
1.全面回顾和总结百年来的梵、汉、藏对勘研究,以及吕澂先生、法尊法师、王森先生等一批先驱者对于《集量论》、《释量论》、《正理滴论》等因明原典的汉译工作。指明梵、汉、藏文献的综合研究应成为新一个百年因明研究最基础的工作。
2.将《入正理论》的文字对勘过渡到义理层面的对勘,从细节入手揭示印、汉解释传统之间的异同,从而还原汉地学者学习、接受和发展来自印度的因明学说的真实过程。通过汉、藏译本的比较,揭示汉、藏学者对于印度因明的不同理解模式。
3.因明唐疏在各个因明问题上的分歧,大多可以落实到它们对于《入正理论》文句的不同解读。因此,与其梵本对照,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各家的得失。通过将义理问题的辨析落实到文献的读解,就能为研讨汉传因明的各种歧见,提供一个较为公正客观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百年来的各种因明研究观点,都能够在唐疏中找到它们的原型。因此,《入正理论》的梵汉对勘本身,就为百年因明研究的评价提供了一杆标尺。
4.2005年以来,圣主觉(Jinendrabuddhi,约公元8-9世纪)《集量论广大清净疏》的梵本首次被整理和出版⑤,这为我们重新释读《正理门论》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这部《集量论》的注释引用了本文的大部分字句,其中就有《正理门论》的大部分原文。以此为据,就能还原《正理门论》梵本的大致面貌。这种解读,过去还是一件没有条件来从事的工作。在彻底扫清了《正理门论》的文字障碍之后,百年来对于本论的各种逻辑解读孰是孰非,就更加明白了。
本专题序列主要运用以下三种研究方法:(1)义理对勘的方法:通过梵汉对勘来比较同一文本的各种解释传统在义理阐述上的不同,从而较为客观地评价唐人对印度原典的诠释,以说明汉传佛教是如何接受来自印度的因明;(2)文本译研的方法:将重要的梵文文句及其印、汉、藏的不同解释,提出来作专门的译注研究,从而以小见大,通过具体文句的释读来回应百年来学界所关心的各项基本理论问题;(3)逻辑刻画的方法:帮助我们在破解了梵本原文的含义之后,再从逻辑学的角度来宏观地把握一个问题,从而避免文献学研究所易犯的“断章取义”的弊病。
本专题序列计划首先从文献学的角度来通论百年因明研究,再以《入正理论》、因明唐疏、《正理门论》的三项专题研究作为补充,因而便一共包含有如下四项研究。其中,通论带有回顾与总结的性质,专题研究不仅为回顾与总结提供文献依据,而且还将百年因明史上的文献学研究引向一个更高的起点。
(一)文献学视域下的百年因明研究
回顾与总结吕澂、郭良鋆、韩廷杰、剧宗林等一批学者的《入正理论》对勘研究。以梵、藏文本为依据,客观评价百年来《集量论》、《释量论》、《正理滴论》等原典的翻译工作。将百年《因明大疏》研究分为普及研究、专题研究和全面研究三个阶段,分别以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删注》(1926年)、陈大齐的《因明大疏蠡测》(1945年)与郑伟宏的《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2010年)为代表,以此为线索来总结《因明大疏》的百年研究。此外,本项研究还将对于百年来唐代因明古疏的辑佚和整理的工作作出总结和评论,并联系藏传因明典籍的汉译,指出汉、藏因明交流与对话的一条文献学的道路。
(二)《因明入正理论》新论(梵文之部)——师子贤《入正理论释》译注研究
不仅从事《入正理论》的梵汉藏对勘,而且还连带研究印度现存的梵文古注系统——公元11世纪耆那教徒师子贤(Haribhadra)的《入正理论释》(及其12世纪时的两个复注,即胁天()的《入正理论释难语疏》和吉祥月的《入正理论义疏》。以师子贤《入正理论释》的翻译为基础,添加远远超过本文的大量注释,细致深入地对比梵、汉解读的异同。
(三)《因明入正理论》新论(汉文之部)——唐疏古说集抄和注解
依据《因明论疏明灯抄》、《因明论疏瑞源记》等日本学者对于《因明大疏》的集注,搜集整理现存相对完整的因明唐疏(以神泰、文轨、净眼、窥基四家为代表)以外业已散佚的因明唐疏的大量断章(预计有20万字的量)。这一部分断章主要涵盖了窥基以前奘门弟子对于玄奘译讲因明的记录(史称“因明古疏”),是唐代因明研习的第一手资料,保存了因明唐疏的各种歧见。搜集并释读这些歧见,编订汉传因明诸师的行止、生卒和小传,并配以人名和主题索引,与前一书形成互补,通过全面整理梵、汉两方面的诠释传统,将我国的《入正理论》研究从讲经式的注解升华为真正的科学研究。
(四)《正理门论》新论
通过圣主觉《集量论广大清净疏》梵本所保存的《正理门论》梵文及其注解来解读《正理门论》,刷新桂绍隆的已有研究⑥,并在释读中回应百年来对本论逻辑体系的各种不同阐释,为国际学界提供一个全新的《正理门论》标准读本。
总之,本专题研究序列旨在:(1)促成我国学界对于梵、汉、藏语言文献综合研究法的充分认识,推进这种方法在新世纪因明研究中的全面应用,保证未来中国的因明研究,每前进一步,都是走在梵、汉、藏文献的稳固基础之上;(2)全面比较《入正理论》的梵、汉两种诠释传统,通过以小见大的研究方式,解答“7世纪的中国人是如何接受来自印度的逻辑学的”这一问题。将百年梵汉对勘研究真正从文字层面的对勘提升为义理层面的对勘;(3)将因明唐疏的各种歧见,落实到原文一词一句的释读,从文献学的角度全面评价唐代因明各种观点的得失,评析百年因明史上与唐疏遥相呼应的各种分歧。不求以文献为唯一最后的裁断,只求通过文献学的方法,以实现对于各种不同观点的“同情的了解”;(4)全面刷新百年学界对《正理门论》的理解,为新一个百年的因明研究与国际接轨,奠定文献学的基础。
四、专题三:百年藏传因明研究
藏传因明是主要在印度法称因明思想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学说,是我国因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百年藏传因明研究进行总结的成果几乎是空白。目前仅见的《当代藏传量论研究六十年》⑦一文,研究内容、研究范围极其有限,未能对于藏传因明学说作深层结构的探讨,从而真正有系统地总结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由于比较研究的缺陷,藏传因明与汉传因明未能相互渗透、相互交流,从而导致了发展趋势的单一性和封闭性。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专题研究序列将藏传因明的发展历程放在中国因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力图深入、全面、系统地总结与反思,从而寻找法称因明思想与陈那因明思想的结合点,及其理论贡献。这是过去的藏传因明研究所不曾有过的。
中国因明的汉、藏两大传统,唯有在开放性的沟通与对话中,才能实现对于自身更为全面的了解。同时,依据汉、藏两方面的资料,才能对于整部印度因明的发展史获得全面的认识。因此,藏、汉因明的比较不是为了抑此扬彼,而是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本专题序列由三项研究构成。
(一)百年藏传因明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1898年,巴达瓦土登格勒嘉措撰写了名著《摄类学总义宝灯》,这部著作通俗易懂,在藏传因明发展史上很有影响。我们不妨以它作为藏传因明百年开端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藏传因明的百年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898年至1980年“藏传因明传统教学模式的继承和发展”、1980年至1995年“从僧院走向社会”、1995年至今“藏传因明的自我调适与重构”。
我们将对每个阶段的理论特点、研究方法、研究范围进行横向剖析与总结,具体分析在现代逻辑学的碰撞下,藏传因明的自我调适与重构,从而揭示其变迁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
(二)藏译陈那《因明正理门论》
有史以来,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还没有过藏译本。在这项研究中,主要的困难在于,仅仅翻译《正理门论》汉译本的本文,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但是,为了汉传因明对于陈那因明的解释能为藏族学者所知晓,并与藏传的法称因明相比较,这项工作又势在必行。
因而,我们不妨还是采取历代藏族学者译经的通常做法,将《正理门论》的本文,连同一部汉语学界较为准确的注释和研究著作⑧一并翻译成为藏文。并在此基础上,用藏语撰写长篇的导言,介绍《正理门论》在汉地的研究史。
(三)汉译克珠杰大师的《因明七论除意暗庄严疏》
在香港悟谦法师(1922-2010)的遗稿中,有克珠杰大师《因明七论除意暗庄严疏》的汉译,是目前为止的首个汉译本。有必要将其与原本校对、修订、整理出版,使汉传学者更为深入地认识藏传因明的精华。同时,还应当由整理者撰写长篇导言,介绍此书在藏传因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百年来的研究情况。
五、专题四:百年量论研究——以港、台学界为核心的考察
具体来说,又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全面梳理百年中国量论研究,深入评价台湾和香港近30年来的量论研究,指出大陆学界将来与国际接轨,必须参考台湾和香港近30年来的经验;(2)结合百年中国量论研究,展现百年因明研究与量论研究之间的互动,从而解答因明与量论之间的关系;(3)通过剖析日本由“因明”向“量论”转向的成就与不足,指出港、台量论研究如果忽视因明的向度,便不能发挥本身最独特的优势,论证将来中国量论研究的全面开展,一定要以因明方面的已有成果为指导。
量论的出现是因为印度哲学各派历经长期哲学辩论后,逐渐从本体论转移向知识论、语言哲学等问题,此即现代学界所说佛教开印度哲学史上的知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风气之先。重新强调佛教因明量论的目的,在于吸纳海外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重新审视以往对于整个东亚佛学传统的理解。
在目前西方佛教哲学研究当中,量论是最活跃的一个主要理论领域,特别偏重在印-藏传统上。迄今为止,英、德、法三个主要西方现代语种的佛教量论研究著作约有两百余部,论文近千篇。相对来说,汉语学界在这方面基础较薄弱。华人学界对量论的忽视,有其历史的原因。虽在民国时代由于各种因素,量论亦曾稍受讨论,但毕竟资料不全、视野不周。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又一度略有议论,但旋又归于沉寂,直至80年代才勉强恢复。因此,亟需在我国引入西方学界的佛教量论研究,加强和吸收西方学界的现有成果,以推进我国的量论研究跟上国际学界的步伐。
正视量论在佛教因明及哲学史上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以下三个事实:(1)佛教量论传统的形成不论在议题、表述方式,还是立论方面,都是印度大乘佛教哲学史上的界碑与分水岭。中后期的印度佛教哲学,无论是中观学或唯识学,甚至更后期的瑜伽行-中观自立论证派,在哲学上皆出现全面量论化的倾向;(2)在国际学界,佛教量论通常都是被放置在印度哲学史的脉络中,在与婆罗门教各主要学派的辩论中来探讨,有关的争论都是以知识论或量论作为哲学对争的首出及首要课题;(3)量论在藏传佛教哲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量论还有三个独特的问题:(1)佛教的宗教密契体验(mystical experience)之中,内含有极其重要的知识论议题。对于这些议题的探讨,体现了在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 religion)中历来难于回避,但又难于有解的“宗教密契体验的真理宣称在知识论上的检证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的问题,在佛教哲学中提出解答的种种尝试。也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理解在历史上为何法称的量论会被整合在中观哲学之中,作为佛教哲学的骨干之一;(2)佛教量论关心命题的真假,同时也以相同的比重关注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这既包括认知对象如何被心识所给出,且亦关心命题态度在价值论上的妄实或染净与否的问题,这就使得佛教的知识论明显带有价值论的关注与向度,因此量论既是认知能力与活动的知识论探讨,同时也是对于带有价值态度的认知者的实存状态进行的探讨;(3)印度哲学的不同学派皆各有与其存在论立场相匹配的量论学说,作为在提出有关存在论的真理宣称之时的方法论依据。佛教量论的独有元素与佛教的存在论之间有着重大的关联。因此,佛教量论实际上也是作为佛教解经学或释义学的方法论。
部分华人学者在讨论量论时,常只会注意到量论在印度的诞生脉络,似乎是一个从整体佛教教义中脱离出来的独立过程,因而才会认为因明量论是佛教史上的意外产物,甚而构成了对于佛教发展方向的某种误导。但这种立论并不理解:在印-藏佛教的后期阶段,因明-量论的解脱论向度被重新强调,从而担当其方法论的基础,以承担佛教对于真理的宣称。
就这一专题序列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1)梳理百年量论研究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台湾和香港量论研究在当代以来的蓬勃发展,这些发展的近况在国内学界还未引起重视;(2)探讨因明与量论之间的关系,这在百年中国因明研究之中,还是一片几近空白的领域;(3)百年因明研究受到西方和日本的影响,量论研究更是如此。
因此,本专题序列将重点研究:(1)量论研究在以“因明”为主导的汉语学界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2)通过梳理百年中国的量论研究,说明它与同时期因明研究的关系,为解答因明与量论的关系提供重要线索;(3)通过分析国外的量论研究状况及其问题,指明将来的量论研究何去何从。
在本专题的研究中,主要会用到以下三种方法:(1)比较逻辑的方法:这一方法侧重于体系性的静态研究,适于分析量论所蕴含的逻辑思想框架,但容易忽略历史本身的动态发展,以及量论的宗教向度;(2)历史文献的方法:展现历史本身的动态发展,适于研究和整理量论的古典文献,但容易忽视文献所承载的哲学思想;(3)比较宗教学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比较的视角,阐明佛教量论的解脱论向度,有助于改变以往将佛教量论简单地等同于西方意义下的“知识论”的做法。但量论毕竟是一种以理性思维为特征的思想型态,比较宗教学的方法仅有补充的作用,而且还必须注意到这种方法具有非历史的特征。这三种方法各有优缺点,我们必须综合起来应用。
根据目前的设想,整个计划之下,又分为三项具体的研究。
一是百年汉语量论研究回顾。除了中国大陆之外,会特别关注易受忽略的台(尤其是近二十年)、港部分的量论相关研究。
二是玄奘及汉语佛教论书中的量论议题研究。玄奘自己的唯识学清楚留下了陈那量论多项元素的影响。本项研究以汉语大藏经中的量论资料为出发点,以一系列典型量论学说及概念诸如现比二量之间的关系、根识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相分的角色与地位、自证等等议题,作为各个章节的主题,展现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与东亚有相唯识学这两大哲学脉络对于这一系列量论问题的不同解答。最后,再总结和归纳佛教量论的核心问题,以作为将来研究进一步展开的参考。
三是编撰《当代西方学界佛教因明-量论研究手册》系统、详细地介绍当代西方的量论研究(约两百余种专书和近千篇期刊论文)。
该《手册》计划由甲、乙两大部份组成。甲部包括单册专书(monograph)、博士论文(dissertation)、研究院其它级别的学位论文(thesis)及论文集,另也审慎包括少量半(semi-)学术作品,这是指当代南亚及东南亚学僧,以佛教传统语文撰述,但被译为西文的佛教知识论论著。
具体来说,甲部由八个环节组成,依次先后回顾西方学界对以下因明-量论领域的研究:(1)当代西方对佛教因明-量论研究现况的概述,详细说明其历史的流变与不同发展阶段的特质,并介绍主要学术圈子、机构、人物、学风、组织、出版社、丛书及会议;(2)量论学派形成之前,早期佛教的知识论讨论;(3)印度佛教因明-量论的综述性专著;(4)陈那因明-量论的研究;(5)法称因明-量论的研究,将这一方面的相关文献分为精审注译及文本分析、学派论战、系统诠释、论文集四类,尤其学派论战作为一个印度哲学史的课题,放在与众多外道学派进行哲学交锋的线索之中来回顾;(6)法称后学之因明-量论的研究;(7)经历因明-量论洗礼的晚期印度大乘佛教哲学当中之量论议题的研究;(8)藏传因明-量论的研究。
乙部以约四十个基本的因明-量论问题或关键概念为架构,将学术期刊(journal)内近千篇有关因明-量论的单篇论文(article)组织起来,进行提要和评论,以方便学界检索和参考。
目前,甲部的部分已基本完成,初稿正文约6万字⑨。乙部的编目也已基本完成。
六、专题五:因明研究——国际与中国的对话
本专题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1)国外学界并不重视我国百年以来的因明研究成果;(2)我国百年以来由于照搬了当时国外流行的观点,而失去了自己研究的独特之处;(3)我们对于国外最近以来的研究缺乏应有的关注。
事实上,我们现在对于国外研究的了解大多还限于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而通过本专题的研究,便能有助于全面拓展我国学界的国际视野,最终使我国的研究与国际同步进展。从而开拓我国因明研究的思路,摆脱以往一味不带批评的“据西释中”的研究思路。
就研究的基本方法来说,则主要有以下三种:(1)比较逻辑的方法:本专题旨在比较国外因明研究与中国因明研究各自的特征以及将来可能面临的问题,比较的方法不能同于简单的比附,唯有通过科学的比较,能更加清楚地说明各自的历史发展轨迹与思想特征;(2)义理对勘的方法:将汉传文献,引入国际学界所普遍采用的梵、藏文献的视域之中,以语言文献为依据,比较各自在义理阐述方面的优势与劣势,从而拓宽汉传因明的文献领域;(3)文本译研的方法:借鉴西方古典学的优良传统,结合中国校勘学的已有经验,直接以经典文献的原文为依据,展开理论层面的研讨和比较。
根据目前的设想,本专题序列应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
一是因明研究——国际与中国的对话。国外的佛教因明-量论研究,始于19世纪末叶《正理滴论》梵本的发现。然而,由于当时已有的印度逻辑归纳演绎合一说的影响,由于藏传因明以法称因明为佛教逻辑唯一解读模式的影响,国外百年来的法称因明研究大多是将陈那因明等同于法称因明,不能正确评价法称在印度逻辑史上的理论贡献。到了当代,这一情况才稍有改观,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这种非历史的解读模式。
国内百年来的法称研究深受国外错误观点的影响,等同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唯有少数学者注意到,汉传因明对陈那的正确解读,为我们提供了准确区分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的重要线索。立足于这些正确的观点,再来扩充研究的文献领域,我国学者能够而且应当对国际上法称因明乃至佛教逻辑的研究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二是百年日本因明研究。日本作为汉传因明的主要继承者,经历一千多年的研习,研究成果远远超过中国,并一度为中国的因明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回顾百年来我国的因明研究,隐约可见日本的因明研究的痕迹。因此,研究百年中国因明之际,全面了解和把握近代以来日本的因明研究,及其与我国因明学界的相互影响就显得尤其重要且必要。
三是百年因明译文考析。首先点出因明译介对我国因明研究的重要意义。进而围绕“大西祝《论理学》的汉译本及其百年影响”、“虞愚先生对国外研究的译介”和“舍尔巴茨基《佛教逻辑》的功过得失”这三个专题,来总结百年因明的译介史及其效应史。最后,结合我国因明研究的现状特别是存在的问题,对于将来的译介工作,提出一个统筹规划的方案。
四是专书翻译:法光《阿毘达磨诸义及知觉争论》(第三版)。马来西亚的华裔学者法光法师的《阿毘达磨诸义及知觉争论》一书⑩,据仅存中文译本的部派佛教阿毗达磨论书,尤其《大毗婆娑论》(Abhidharmamahāvibhā )及《顺正理论》(Abhidharmanyāyānusāraāstra),辅以梵文典籍,深入挖掘了向来甚受忽视的部派佛教知识论的哲学讨论,揭示后来大乘佛教唯识宗阶段及量论传统所展开的知识论研究,实际上首先在部派佛学之中就已开其先河,经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与经量部(Sautrāntika)之间的知识论激辩,才逐渐形成了印度佛教哲学史上的因明-量论传统。
该书探讨上述不同部派对知觉认知三组共同问题的不同立论,这三组共同问题分别是:(1)知见的手段;(2)我们藉以获取对外在世界知识的过程:(3)关于知觉对象的存在论地位的知识论争论。全书分八章,除导论章外,第二章从历史角度,澄清有部、毗婆沙师、譬喻师、经量部乃至瑜伽行派等佛教哲学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章讨论认知对象的存有论地位。第四、第五两章探讨部派佛学有关我们是透过眼、想()等心所,或像智等的其它认知功能,来认知外在世界之争议。第六章探讨部派诸师对作为认知功能的心及心所之间关系的多种知识论学说。第七章探讨部派佛教论师法救及室利罗多二人的心及心所理论,及法救的“相应”观念。第八章讨论毗婆沙师的直接知觉理论。第九章讨论经量部表象知觉理论。第十章探讨行相(ākāra)、有相识论及无相识论。
目前,该书的第八、第九两章已经译出,分别以“毗婆沙师的直接知觉理论”和“经量部的表像知觉理论”为题,刊于杭州佛学院编《唯识研究》第一辑。
①陈大齐:《因明大疏螫测》,重庆书商刊印,1945年;《印度理则学(因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研究所教材,1952年;《因明入正理论悟他门浅释》,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
②陈大齐:《因明大疏蠡测》,中华书局,2006年。
③专著有吕澂:《因明纲要》,商务印书馆,1926年;《因明入正理论讲解》,中华书局,1983年。文献研究有吕澂、释印沧:《观所缘释论会译——附论唐译本之特征》,《内学》第四辑第三种,支那内学院,1928年;吕澂:《集量论释略抄——附录集量所破义》,载《内学》第四辑第四种;吕澂、释印沧:《因明正理门论本证文》,载《内学》第四辑第五种。论文散见于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齐鲁书社,1991年和《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④Richard P.HAYES,Dignāga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ign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8.
⑤目前已经出版了《集量论》第一品“现量品”和第二品“自义比量品”的注释,见Ernst STEINKELLNER,Helmut KRASSER,Horst LASIC eds.,Jinendrabuddhi's ,Chapter 1,Part Ⅰ:Critical edition,Part Ⅱ:Diplomatic Edition,Beijing-Vienna: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2005; Horst LASIC,Helmut KRASSER,Ernst STEINKELLNER eds.,Jinendrabuddhi's ,Chapter 2,Part Ⅰ:Critical edition,Part Ⅱ:Diplomatic Edition,Beijing-Vienna: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2012。随后几品的注释也即将出版。此外,《集量论》第一品本文的梵本,已经厄恩斯特·施坦因凯尔纳(Ernst STEINKELLNER)辑佚和还原:Ernst STEINKELLNER ed.,Dignāga's ,Chapter 1:A Hypoth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Sanskrit Text with the Help of the Two Tibetan Transla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Hitherto Known Sanskrit Fragments and the Linguistic Materials Gained from Jinendrabuddhi's Tīka,Online First(2005):www.oeaw.ac.at/ias/Mat/dignaga PS 1.pdf。据新近出版的第二品注释的校勘导言报道,《集量论》第二品本文的梵本辑佚和还原,也即将由霍尔斯特·拉西齐(Horst LASIC)配以相应的德文译注研究正式出版。
⑥桂紹隆:“因明正理門論研究”(一)-(七),《広島大学文学部紀要》,Vol.37,38,39,41,42,44,46,1977-1987。
⑦顺真、尕藏加:“当代藏传量论研究六十年”,载张忠义等主编:《因明》第五辑,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53-169页。
⑧在这方面,郑伟宏的《因明正理门论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华书局,2008年修订版),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⑨刘宇光:“西方学界的佛教论理学-知识论研究现况回顾:(上篇)专书、论文集及研究院学位论文”,载《汉语佛学评论》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7-288页。
⑩K.L.Dhammajoti,Abhidharma Doctrines and Controversies on Perception,3rd Edition,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