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消费率变化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研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
宏观消费率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结构指标。我国宏观消费率偏低，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关于宏观消费率的研究，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宏观消费率是否合理的问题，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宏观消费率的变化趋势。本文拟对后一个问题进行研究。从研究现状看，刘国光 (2002)[1-2]认为，我国消费率偏低并趋降势，是与投资率偏高并上升有关，因此提高消费率要从调整消费与投资关系着手。罗云毅(2004)[3]认为，投资率本质上是由消费率决定的，全社会的低消费率、高储蓄率是由居民部门的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引起的。许永兵(2005)[4]从居民总收入占GDP的比重、居民消费倾向这两个因素来分析居民消费率问题，认为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上述争论有一个关键问题：我国政府确实存在长期重积累、轻消费，这是否构成宏观消费率变化的原因？从宏观上看，到底是消费率（储蓄率）决定投资率还是投资率决定消费率？假定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在均衡分析的框架之中，投资率的大小是由消费率决定，假定是一个两部门经济，居民做出的关于消费与储蓄的决策决定了投资率的上限，尽管投资又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储蓄与投资的平衡可以通过利率变化来调节，当然要实现这种调节，前提是要有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出现持续的投资大于储蓄，才会出现长期意义上的宏观消费率的下降。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投资膨胀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经济过热成为宏观经济的常态，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经济高投资。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高储蓄率具有政府因素。国有企业虽然在改革后改变了计划体制下的那种投资资金主要依靠财政预算内拨款的方式，实行了拨改贷，但由于国有企业产权的原因，国家、银行、企业实际上是一体的，因此计划经济时期的投资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往往不顾储蓄资金来源情况，追求高投资的增长速度，从而形成超过储蓄资金来源的投资（经济过热时期）。因此，可以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带来的投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的消费率。目前的研究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怎样观察我国消费率的变化。表2中有多年的统计数据，到底以什么数据的变化作为消费率下降的基本分析依据？许多研究将20世纪80年代数据的平均值与90年代数据的平均值进行比较，目的是为了消除短期因素的影响，但为什么要这样分段，缺乏理论依据，因为分段研究可以有多种分法。一些研究将当前的数据与改革开放初期进行比较，但这种分析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将2004年与1978年比较，消费率变化是9.1个百分点，而用2000年的数据与1978年比较，变化仅仅1个百分点，从数据看，2000年到2004年消费率的变化下降了8.1个百分点，能否说消费率下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二是当前理论研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说法，城乡二元结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被认为是消费率低的原因。但能否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宏观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不能简单这样判断，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背后是其劳动生产率也十分低下，创造的GDP也相对较少，因此很难说这就一定导致宏观消费率下降。三是关于政府收入、支出因素在宏观消费率中的影响缺乏定量研究，原因是政府收入不仅包括“财政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
表1 1990、2003年价格指数（比上年）
居民消费商品零售 工业品出厂 固定资产投资
年份
价格指数价格指数
价格指数
价格指数
2003101.2 99.9
102.3 102.2
199O103.1 102.1 104.1
资源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
表2 改革开放以来总体消费情况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
二、影响宏观消费率因素的理论分析
1.平均消费倾向与宏观收入分配[4]
也就是说，居民消费率取决于平均消费倾向与居民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宏观收入分配），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决定了宏观消费率。通常我们说的收入差距影响消费主要是通过影响消费倾向来发生作用，例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会降低平均消费倾向，从而降低消费率。
2.政府支出因素
政府支出（购买支出）中也可以分为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这样政府支出提高消费所占的比重也提高，从而可以提高宏观消费率。
3.城乡二元结构因素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本身并不影响消费率，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
假定：没有人口结构的变化，国民经济分为农村与城镇两个部分；农民创造的GDP为
，城镇创造的GDP为
；农民消费倾向为α，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β；城乡不平衡发展，农村经济增长速度为p，城镇经济增长速度为q。则初期的消费率为：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城乡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并不必然带来消费率的变化，当城镇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农村经济增长速度时，如果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大于农村居民，则随着经济增长，消费率提高；如果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小于农村居民，消费率降低；如果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相等，则城乡的不平衡发展并不会带来消费率的变化。根据式(3)，由于 (q-p)（β-α）总体上接近于0，因此这一因素对消费率的影响很小。
4.经济形势因素
经济周期中的繁荣与萧条往往也会影响总体消费率。与消费比较，投资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高速增长，从统计上看，消费率可能降低，反之，在经济萧条时期，则消费率可能上升。例如，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确实对消费率的下降有一定影响，但1994年以后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消费率有所上升。2004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带来了消费率的下降。从表面上看，经济周期因素可以解释消费率的变化，判断消费率变化的一个合理思路就是比较各个周期的消费率变化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1977～1981、1982～ 1986、1987～1990、1991～2001、2002年至今的五轮周期。[5]据表2，前四轮周期中的宏观消费率分别为 64.8%、65.7%、63.3%、59.4%，显然，宏观消费率呈现出下降趋势，且净出口因素不能完全解释（这四轮周期中净出口的比重分别为-0.23%、-0.88%、1.28%、2.03%）。将周期因素剔除后我国宏观消费率的下降程度没有我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大。但是，将周期因素剔除会面临如下问题：2002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扩张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相对较快，消费率也开始下降，但与前几轮不同的是，固定资产投资虽然增长较快，但并没有带来明显的通货膨胀。这使得我们要反思剔除周期因素这种方法。另外，我国的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实行“硬着陆”与“软着陆”不同的调控模式对周期长短有很大影响，这使得周期的长短有很大的差异，也决定了用简单的周期平均方法存在不足。判断我国宏观消费率下降问题，最好采用宏观经济中的均衡思想，即选择宏观经济处于均衡状态的年份来判断我国宏观储蓄率的变化。根据表2，我国宏观消费率的变化主要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根据价格变化的特点，我们选择1990、 2003年这两个时间来判断宏观消费率的变化问题。
5.外需因素
从统计上看，外需增加会降低消费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但外需占整个GDP的比重十分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多数年份在2%以下，因此，一般可以将这个因素忽略。
三、实证分析
1.居民消费与宏观消费率下降
我们首先证明：宏观消费率下降是由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 GDP的比重）下降引起的。为了避免伪回归，我们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
结果表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宏观消费率均是一阶单整序列，尽管两个变量均不是平稳的，但其增量确是平稳序列。下面我们分析二者是否具有协整关系，首先对其进行OLS分析，得到如下分析结果：
下面我们对残差进行AEG检验（表4）
结果表明，残差在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说明我国宏观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存在协整关系，即二者长期存在着明显的均衡关系。从式(4)的结果看，可决系数达0.95，说明我国总消费率下降的主要是由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引起的。这也可以从表 2的数据得到证实，表2表明，我国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在改革开放以来较为稳定。
表3 单位根检验
ADF
5%水平下的临界值 DW
HCONR
-0.29 -1.95 1.89
（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ΔHCONR
-2.67 -1.95 2.12
FCONR
-0.26 -1.95 2.06
（消费率）
ΔFCONR
-2.55 -1.95 1.94
表4 残差AEG检验
2.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原因分析
从表5的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与城镇居民有一定的差异。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而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阶，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农村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农村与城镇人口在发生变化，因此，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数据的影响系数是可变的。为了从总体上反映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我们以农村、城镇居民的消费绝对数值为权数，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如表2中的总体消费倾向。显然，总体消费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这与我国宏观消费率、居民消费率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下降趋势是一致的。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选择2003年与1990年进行比较，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总体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了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下降了6.4个百分点。那么居民宏观收入分配是否影响消费率的变化呢？我们可以根据表2的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消费数据和消费倾向的数据反过来测算宏观收入分配情况，测算结果见表5。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宏观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得份额稳定在58%左右。因此，从均衡的思路看，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是我国宏观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得到证明：如居民所得份额是稳定的，假定居民消费率仅仅受到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则居民消费率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之间应该存在协整关系，将这两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两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序列。但在进行协整检验时，发现二者并不存在协整关系。原因在于短期经济形势、我国特殊的投资体制等因素均影响居民消费率。因此，判断消费率变化应该从宏观经济均衡的角度进行。
3.政府支出对消费率的影响
为了说明政府支出因素对消费率的影响，我们需要对政府、居民、企业分配的最终收入情况进行测算，在政府收入测算上包括了预算外收入。结果如表6。
(1)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降低后提高，扣除政府对居民和企业的转移支付以后，政府的净收入呈现出下降趋势。政府收入与政府净收入的差额是政府转移支付的部分，从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2)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稳定，投资支出的比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当前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很小。
(3)企业在最终分配中所占比重较大，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固定资产折旧所占比重较大。
(4)我国国民经济中企业高投资的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固定资产折旧、企业留利、居民的储蓄。政府财政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赤字，因此并不构成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
表5 我国居民消费倾向数据及收入测算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总体消费 居民收入
年份 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 倾向(%) 占GDP的比重
198579.891.184.062.5
198684.2
88.8 86.159.5
198786.1
88.2 87.058.2
198887.5
93.4 90.057.8
198989 88 88.658.4
1990
85.284.7 85.058.5
199187.5
85.5 86.656.0
199284.1
82.5 83.357.8
199383.5
81.9 82.755.0
199483.3
81.6 82.454.1
199583.1
82.6 82.855.6
199681.681 81.357.9
199777.4
81.1 79.458.8
199873.6
79.9 77.160.9
199971.4
78.9 85.863.2
200074.1
80
77.762.2
200173.6
77.4 76.061.5
200274.1
78.2 76.859.3
200374.1
76.9 76.057.2
200474.4
80.0 78.353.4
资料来源：农村、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数据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的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总体消费倾向是根据农村、城镇居民各年的消费数据值加权平均得出；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是根据各年消费数据和消费倾向计算得出。
上述研究说明，包括了预算外支出因素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支出已经向消费倾斜。
四、结论与建议
上述分析只说明了我国宏观消费率的变化，宏观消费率是否合理，则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不分析这一问题。一般认为我国宏观消费率偏低，下面根据前面的分析，提出提高消费率的对策建议：
1.提高消费倾向是提高我国宏观消费率的根本办法，这就需要稳定居民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轻居民负担，同时改善微观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政府对居民高收入者增加税收，然后通过转移支付给低收入者，提高总体居民消费倾向。
2.从当前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看，总体上增加居民在国民经济中的所得份额并没有可行性。因为政府的总收入和净收入比重大体处于一个合理水平，企业所得在扣除固定资产折旧后利润约占GDP比重的10%左右，也处于一个合理水平，因此单纯提高职工工资标准、增加居民所得份额不具有可行性。
3.我国固定资产折旧比重在 20世纪90年代较大，目前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日本是典型的高积累国家，在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20世纪60年代固定资产折旧占GDP的比例也只约为13%。[6]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特点。 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企业的利润空间相对增加，国家才能从企业中获得更多的税收，或者企业增加工资才具有可行性。这两个方面均可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宏观消费率。
4.发行国债，将部分储蓄转化为消费，也是当前提高消费率一个现实的办法。例如向居民发行国债，国债构成居民的生息资产，会刺激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政府将国债资金直接用于消费，例如用于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等领域，可以直接提高宏观消费率。
表6 我国政府、居民、企业最终收入分配情况表（占GDP比重）
政府政府净收入（扣
政府 政府居民企业固定资产
年份 折旧占
收入(%) 除转移支付(%) 消费(%)投资(%)
(%) (%)
GDP比重
1990 30.8
21.413.3
8.9
58.5 20.1
1991 30.0
20.913.5
8.5
56.0 23.1
1992 28.4
20.313.0
8.3
57.8 21.9
1993 16.8
15.712.8
3.8
55.0 29.3
1994 15.2
13.811.4
3.6
54.1 32.111.8
1995 14.8
14.311.5
3.8
55.6 30.1
1996 16.5
15.111.6
4.3
57.9 27.012.9
1997 15.3
14.212.0
3.0
58.8 27.014.0
1998 16.4
14.512.6
3.1
60.9 24.615.2
1999 17.9
15.213.1
4.2
63.2 21.616.0
2000 19.3
14.313.2
3.9
62.2 23.516.8
2001 21.0
14.212.9
3.9
61.5 24.317.0
2002 21.7
13.412.2
4.1
59.3 27.317.1
2003 21.6
13.011.5
3.9
57.2 29.817.7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数据测算得出。政府收入＝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政府消费支出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政府投资支出＝财政支出中投资部分（基本建设＋增拔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基金和科技三项费用）＋预算外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由于预算外支出数据截止2003年，故数据到2003年为止；政府购买支出＝政府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净收入＝购买支出－财政赤字；政府总收入=政府净收入＋转移支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政府净收入＋居民收入（包括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企业收入（也有少量的转移支付收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