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道德建设中的三个重要问题_道德失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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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的信念来维系的,表现为善恶对立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加强道德建设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现实生活的要求。这里,就其中的三个重大问题略陈管见。

一、道德评价:必须正确理解“道德失范说”和正确看待道德失范现象

所谓道德评价,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依据一定的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的作用,对自身和他人的行为包括对整个社会道德生活现状进行善恶、好坏判断的活动。这里,道德评价主要是指对社会道德生活现状应该如何评价。道德评价蕴含着对道德建设的历史反思、现实剖析和对道德建设未来的渴望。

随着“道德失范说”的出台,“道德滑坡说”和“道德爬坡说”在中国道德评价领域的争论将告一段落。然而,观点上的分歧并没有真正消除,人们争论的焦点将集中到如何正确看待道德失范现象。

所谓“道德失范说”,是指在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在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某些旧的道德规范失去对人们社会生活行为的约束作用,而某些新的道德规范尚未确立起来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发挥约束作用,从而使社会道德生活某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紊乱或无序状态。

“道德失范说”是对我国道德生活现状的一种评价,但它不是一种整体上的否定性评价。说它不是整体性的评价,这是因为,一方面,旧的道德规范中正确的东西与历史进步潮流相一致不可能骤然间全部失去作用,旧的道德规范中不正确的东西由于历史的惰性也不可能骤然间全部失去作用;另一方面,新的道德规范中正确的东西与历史进步潮流相一致不可能全都无法生成,新的道德规范中不正确的东西由于时代的惯性也不可能全都无法生成。说它不是整体上的否定性评价,这是因为无论是旧的道德规范失去效用还是新的道德规范尚难以产生效用,都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旧的道德规范中错误的东西失去效用及新的道德规范中错误的东西难以产生效用,这是好事;而旧的道德规范中正确的东西失去效用及新的道德规范中正确的东西难以产生效用,则是坏事。

基于上述分析,“道德失范说”既不同于“道德爬坡说”也不同于“道德滑坡说”。它所承认的,是道德爬坡与道德滑坡并存的客观事实。但在“爬坡”和“滑坡”二者之中,“道德失范说”更倾向于哪一方呢?换言之,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现状的主流究竟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呢?

有人会认为,“道德失范”强调一个“失”字,且讲到“道德失范”时往往是与道德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道德失范说”更偏向于“道德滑坡说”。也就是说,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现状的主流是退步的。我不赞同这种看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转型影响下道德生活领域发生的深刻的可喜变化来看,从道德转型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所产生的深刻的积极影响来看,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现状的主流都是进步的。事实上,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转型期,正确的道德规范可能失去对社会生活的约束,而且后者应该在失范现象中占主导地位;同样,就整个社会而言,可能有正确道德的失范,但更可能有与历史进步相一致的正确道德规范的生成,而且后者应该在道德转型中占主导地位。这就表明,“道德失范说”是以承认整个社会道德生活现状呈现进步状态为前提的,是以仅仅某些道德在某些领域发生某种程度的失范,并且这种失范的消极意义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如果我们将“道德失范说”等同于从整体上否定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现状的“道德滑坡说”,那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重大错误。

如何正确对待道德失范现象呢?应有一种全面的眼光。如前所述,应认识到当前中国道德进步是主流,应对错误的旧道德的失范持一种充分肯定、热烈欢迎的态度。此外,还应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具备联系的、发展的眼光。

联系地看,道德失范现象中消极面的存在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近来学术界不少人在大批“不可避免论”,我认为这种批判的动机也许是好的,但却是欠实事求是的。当代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过几十年时间。我们今天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与生产力水平不高相联系,某些中国公民包括某些领导干部的道德境界,在某些方面也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的;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轨的社会转型期,在社会转型期内,旧的落后的道德观念有历史的惰性,总是阻碍着新的正确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和生长发育;而一些好以新旧论短长的缺乏辩证思维能力的人们,往往又被“观念更新”等某些漂亮的口号所迷惑,良莠不分,把一些错误的新道德观(包括由旧道德观改头换面而来的新道德观)视为至宝,把一些本来正确的原有的道德观又加以摒弃,这就造成道德失范中必然存在一些消极面。在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及现代化起步阶段,就出现过政党分肥、物欲横流、奢侈腐化、环境污染、犯罪剧增等道德失范现象,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及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现象。这就表明,道德失范中的消极面,在一定历史阶段是难以避免的。

发展地看,道德失范现象中的消极面,只要我们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它而不回避它,并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坚持不懈地去克服它,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进行,我们是可以将其逐步缩小,并使其影响力和危害性都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我们承认道德失范中的消极面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内不可完全避免,可以使我们冷静地、清醒地面对道德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使我们在问题面前免于惊慌失措;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永远不可能解决,更不意味对这些问题可以坐视不理。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按其固有的规律不断运动、变化的。道德的发展也是如此,其历史进步的大方向是不可逆转的,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在国际社会就不乏这样的例子。新加坡现在堪称国际社会道德建设的楷模,但新加坡在现代化起步阶段,就曾面临着许多道德问题。后来他们将道德建设与经济建设、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弘扬民族精神,成立官方道德委员会并大力开展民间的道德建设活动,就把道德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逐步解决,使其危害性降低到了很低的程度。借鉴新加坡等国的经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们应该也是可以逐步克服道德失范中的消极面的,所以,我们应该坚定信心。当然,国际社会中也有相反的例子。如日本第一次现代化阶段片面追求富国强兵,结果经济腾飞带来的却是军国主义思潮的高涨;战后第二次经济腾飞使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作为“经济动物”的日本人的国际形象至今令人十分厌恶,日本右翼分子以其强盗逻辑在钓鱼岛制造事端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这说明道德进步虽然大方面不可逆转,但具体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我们对道德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绝不可掉以轻心,而应该坚决地、持之以恒地去克服它。

二、道德认识:必须努力矫正“道德浪漫主义”和“非道德主义”倾向

所谓道德认识,广义地说,是指对各种道德问题的观点和看法;狭义地说,仅指对道德本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我这里只就其狭义而言。探讨道德认识问题,旨在解决对道德建设的期望值问题及为什么要加强道德建设的问题。不明了社会对道德的需求程度和道德自身的功用,就难以形成道德建设的动机、行为和果实。

之所以把道德认识问题列为当前中国道德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因为当前中国道德生活领域存在道德浪漫主义和非道德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所谓“道德浪漫主义”,指的是一种道德至上、道德万能的唯心史观。在当前中国现实生活中,道德浪漫主义的典型表现有二:一是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救世主义情怀,以显微镜来放大现实道德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危言耸听,以显示道德无上的崇高;二是把道德建设凌驾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之上,把道德建设视为抵御“市场经济负面效应”、解决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的“消防队”、“灭火器”及克服各种社会病症的灵丹妙药。这两种表现形式,均以极其重视道德建设为前提,因而对人们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道德浪漫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承认道德建设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是在于它将这种地位和作用定位在不恰当的价值层面上。孟子把天下的得失都归结为一个“仁”字,固然有看到道德重要性的积极的一面,但实际上是一种片面化、绝对化的迂腐之说。革命者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使再怎么讲“仁”,统治者又怎会将“天下”拱手相让?建设者深知国富民强才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根本,单靠一个“仁”字,很难说“天下”不会得而复失。道德真有那么大的威力吗?古希腊柏拉图脱离现实物质生活营建以道德为核心的“理想国”,不过是一枕黄粱;近代社会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费尔巴哈等人,都曾力图通过“人类之爱”的道德说教来消灭对立、克服不平等,但都未曾如愿以偿。就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绝不是具有终极意义和至上、万能的东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上层建筑的主体。道德问题的存在不容忽视,必须认真解决,道德建设也确实可以促进经济、政治建设健康发展,因为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力包括对上层建筑领域的其它部分如政治都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但是,绝不能将这种能动作用无限拔高,背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所以,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表现形式矫正道德浪漫主义倾向,很有必要。我理解一些同志在某些道德问题面前所表现出的慷慨激昂,我并不否认某些领域道德失范,其中某些问题还表现得相当严重。但是,我不赞成某些同志以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罗列个别道德问题的事例之后就得出“党将不党”、“国将不国”的结论,不赞成某些同志通过夸大道德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来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就,因为将道德问题扩大化,不仅可能成为诱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索,而且将使绝大多数道德品质优良的同志蒙受不白的冤屈。我认为,只有尽最大努力积极解决道德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化解矛盾,才是道德建设者应持的正确的态度。我也理解某些同志希望通过加强道德建设来促进经济政治健康发展的良苦用心。但是,我奉劝这些善良的同志,不要把道德拔到可以主宰一切的高度。有人说过,道德宛如一把锁,锁可以锁君子,却不可锁小人。道德建设的价值定位越高,人们的期望值也就越高,一旦不能实现,人们的失望也就必然越大。那才是道德建设者的真正的悲剧。我期望人们能深刻地认识到:经济、政治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只能通过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得到最终的、彻底的解决。

“非道德主义”是与“道德浪漫主义”相对立的另一错误极端。这种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金钱才是万能的,享乐才是至高无上的,而道德则是无用的。

非道德主义的错误,对广大中国公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非道德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危害性远远超过道德浪漫主义。19世纪末德国唯意志论代表叔本华、尼采曾鼓吹道德不过是巧妙的自私自利,鼓吹弱肉强食是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实践这种反动谬论,发动了灭绝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就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当代中国开始蔓延滋长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比较,只能算是“小儿科”,但其对社会的危害性也已经比较严重。如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践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求平衡规律、等价交换规律、公平竞争规律,导致了坑蒙拐骗等丑恶现象;物质上挥霍浪费、纸醉金迷,精神上嫖赌逍遥、放荡形骸的享乐主义,背离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的,导致了黄赌毒等丑恶现象;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践踏了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导致了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非道德主义在理论上也是十分荒谬的。道德作为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不仅被其经济基础所决定,而且对其经济基础乃至生产力都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当它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相适应时起积极作用,不适应时就起消极作用。道德并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力量,道德观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便可对社会经济基础乃至生产力发挥较大的能动作用。

所以,现阶段我们有必要尽最大努力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滋长蔓延,扫除一切丑恶现象,以矫正非道德主义的错误倾向。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持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认为只要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而然就会上去,无须努力建设,这种认识是极端错误的;或者认为道德问题无足轻重,抓不抓无所谓,也是极端错误的。这些错误,在实践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加以纠正。

总之,关于道德建设的地位和作用,过分拔高不行,看得无足轻重更不行。思想道德建设决定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道德建设不仅影响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我们必须达成的基本共识。

三、道德选择:必须充分凸现人民主体地位,更加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

所谓道德选择,是指同时存在几种行为方案时,人们根据社会舆论、传统习俗或内心信念等确定采取何种行为方案以实现自身的道德目的的过程,或是指人们选择自身的道德行为的活动。道德评价解决道德现状“是什么”的问题,道德认识解决“为什么”要加强道德建设的问题,道德选择则解决“怎么样”加强道德建设的问题。

怎样加强道德建设是个很大的题目,包括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战略原则、战略布局、战略重点、战略途径、战略措施等许多内容。我这里只就其中的两个方向性问题谈点看法。

当前加强道德建设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充分凸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我们现在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舆论宣传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存在一种值得商榷的思路:好像加强道德建设仅仅是学者专家的事,仅仅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事,仅仅是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的事,要学者专家研讨来研讨去,要领导干部抓来抓去,要宣传思想工作者说来说去,而人民则成了客体,只有“我们”才是道德建设的主体。从这种思路出发,我们中不少同志往往不能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去设计道德建设的形式,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虽然我们在道德建设上下了很大力气,但却很难收到实实在在的成效,有时甚至还使人们增长了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

其实,道德建设是人民群众的一种内在的、本能的要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种类型。道德建设就是精神生产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理论》一书中,就曾指出人的需要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中,层次越高,与道德建设的联系越密切。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全体共产党人,都是人民的公仆。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就曾赞扬邓小平同志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是人民群众自觉参加的和实现自己利益的事业。人民是我国社会的主人,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人。”由此看来,无论是从人民群众的内在需要出发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出发,我们都应该充分凸现人民群众在道德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在道德建设中凸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就是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人民群众成为自觉的道德建设者并成为道德建设的主体力量。道德建设的内容,应该由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来决定。凡是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东西,凡是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真善美的东西,凡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东西,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东西,凡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最紧迫、最普遍的需求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大力倡导。道德建设的形式,应该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的群众喜闻乐见的道德建设活动,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评比竞赛活动、格言警句评选活动、社会公德大讨论活动、学雷锋活动、群众性禁毒禁赌、树立文明新风活动等等。由于人民群众是道德建设的主体,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在道德建设全过程中都应该始终坚持大力弘扬为人民服务精神,对人民群众的道德实践活动发挥引导、协调、服务作用;都应该改变过去那种行政命令、动辄训人的刚性控制办法,尊重人民,团结人民,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温暖人心;应该自始至终坚持以人民利益标准为最高标准,以人民群众的价值判断为最佳判断,以群众观点为基本观点,以群众路线为根本路线;应该科学把握人民群众主体构成的层次性、道德建设内容的层次性、道德建设形式的生动性、针对性,努力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建设活动朝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并收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当前加强道德建设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爱国主义是人们继承先辈千百年的情感积累,随着年华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不断升华着的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挚爱之情;是人们在热爱祖国锦绣河山、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基础之上维护祖国的独立和主权,坚定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致力于振兴祖国的一种历史责任感和崇高道德品质。和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一样,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三代领导人就一直倡导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当前为什么要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呢?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共中央关于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通知中所指出的: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而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共同基础,是全社会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上述概括无疑是全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有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究竟什么是我们要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应“爱我中华”,深刻把握中国的国情,并进而达到“兴我中华”即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现在已经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但是,这种回答还只是初步的,还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入探索。特别是究竟什么是我们要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还亟待我们在实践中去寻求更为科学、完整、系统的答案。这就需要我们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二是爱国主义有着极其广泛的现实基础。为什么江泽民同志把爱国主义列在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之前?为什么“爱祖国”列在“五爱”之首?我的理解是,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等不重要或不如爱国主义重要,而是因为爱国主义比社会主义等具有更为广泛的现实基础,而是因为与社会主义等比较,爱国主义是处于更为基础的层次的东西。祖国的内涵十分丰富,不仅是指在物质生产基础上形成的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而且是指包括一个或多个民族的全体居民在内的社会共同体。只要是大脑健全的人,或多或少地总会存在一些爱祖国的爱国主义情怀。而社会主义则是一种社会制度概念。例如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对台湾、香港、澳门同胞来说,对某些海外侨胞来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显然比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更具号召力。当然,这里有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旗帜,绝不意味着要以爱国主义来否定或动摇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对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公民来说,爱国主义是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是不可分离的,只是在教育形式上要注意由基础层次向更高层次渐进的内在规律;对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和海外侨胞来说,为了使他们认识、理解、热爱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激发起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如果他们热爱祖国,就会逐渐了解祖国建设发展的巨大成就,进而逐渐培养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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