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千年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6－0004－30
一 导言：共同基底之上的战略传统和外交传统
古今中外，政治的首要内涵或至少历来最受政治史家和政治观察家们注视的内涵，在于以利益抵牾、意志抵牾或激情抵牾（无论在每一具体情势中哪个最为本原）为基本动因的权势抵牾。因此，政治往往包含暴力冲突或其潜在可能。由于这个在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内外事务中至关紧要的深刻机理，直接旨在预先准备或当下操作有组织的大规模暴力冲突的“战略”——狭义或原本意义上的战略——便往往与国家政治相随相伴。而且，既就这类冲突及其可能性在其中远为多见的先前所有大时代来说，也就早被霍布斯当做“自然状态”/“战争状态”这一抽象概念的唯一纯真实例解的国际关系来说，上述意义上的战略可谓始终与国家政治相随相伴。不仅如此，穿越历史长河，依凭记忆和经验传承，保持其存续的民族或国家共同体必会生成它们的“战略传统”，并且经过局部更新或固守成规的方式经久延续这些传统。
另一方面，政治人类从来就是“文武相济”，而就民族或国家的对外关系来说，“文”的重要成分之一便是“外交”。按照同样的道理，它们必会生成和延续它们的“外交传统”。一般而言，战略传统与外交传统有怎样的关系？在较肤浅、较直观的层面上，这两者间的关系类同于战略与外交间的关系，即主要是工具互补式地协同服务于民族或国家在一个历史长时期内的根本政治追求，无论其为安全、内部巩固或对外扩张和帝国统治等。然而，在远为深刻的层面上，战略传统与外交传统的关系是“镜面”互补式地共同反映民族或国家的基本特性和政治文化，或者说后两者是前两者的共同基底。就这些传统而言，最根本的问题都在于：（1）它们是哪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2）这个民族或国家从历史性的基本特质和政治文化“精神”来说是怎样的民族或国家？然后应有或必定的“次级”根本问题在于：（1）在世界观、意识形态、政治习俗乃至战略传统和外交传统方面，怎样的历史经历塑造了怎样的基本经验？（2）在这样的历史经历和经验的塑造和影响下，这个民族或国家有怎样的战略传统和外交传统？（3）它们作为一类重大因素，对其各个历史时期里的战略和外交方式大致有怎样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而且作为一个在其大部分时间里有不同程度的政治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具备世界上就此而言因延续不息而最为漫长的历史——生成、扩大和发展的历史。因此，中国的战略传统尤为漫长；也因此按照常理，这传统必定兼具稳定性和能动性，也必定复杂和多元。如上所述，它们必定有其“外交意蕴”，即与外交传统有相当的共通性，与之一起“镜面”互补式地反映中国数千年兼具稳定性和能动性的基本特性和政治文化，同时必定对外交传统的形成和演化有殊难揭示清楚的重要影响，并且必定对中国在其各大历史时期里的战略方式乃至外交方式的生成作用非浅。所有这些对当今的含义和对未来的启发无疑十分重要。或者说，对中国往昔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的回探无疑大有助于发现和理解当今中国的战略和外交特性，连同“揣测”中国未来的战略和外交方向。
鉴于论说对象历时非常漫长，而笔者与之相应的已有学识和思考经历有限，因而本文的考察将是颇为“跳跃式”的，亦即具体地涵盖从古至今中国历史的仅仅某几个时代的主要战略及外交图景，而对另几个时代的述及只是“飞掠式”的甚或隐含的。然而，宏观地俯瞰，它涵盖连续数千年，并且特别试图有所创意，在显露中国战略及外交传统的复杂和根本多元性方面，在深入它们的民族特性/政治文化底蕴和相关的中西比较性透视方面。
具体地说，本文将首先从西方现当代经典的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和战略思想视野出发，概要地审视在中国千年战略理念传统方面影响最悠久也最大的《孙子兵法》，然后相应地论述在战略精神和外交意蕴上与之大为契合的、汉帝国前期70年对匈奴帝国的“精致迂回”、“朝贡和平”和“韬光养晦”——迫于实力羸弱的弱势外交。接着，本文将凸显另一类中国战略传统，被当代无论中外的大多数中国战略传统考察者们轻视甚而漠视的古代传统，即彻底歼灭和旨在决战决胜的大规模远征（它们甚至比拿破仑更拿破仑，比克劳塞维茨更克劳塞维茨），同时例解性地显示一种古代中国版的“（西方）‘经典’外交”——依据近乎压倒性的优越权势的外交，包括超级强国的“分而治之”外交与文明化名义下的帝国“福音外交”。随之被谈论的是以后在历史上影响远为深刻和重大的明朝中期“儒家战略”的得胜（它很鲜明地显露出——在其他之外——孙子式战略在中国战略传统和战略思想史中大致而言的压倒性显赫地位的政治文化传统基础），连同中华帝国的军事衰落。
此后，本文的论说跃入中国现代，简要地从战略认识论和根本战略方式的角度谈论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他的战略缔造和战略贯彻的“灵魂”；就他的革命战争生涯总体而言他那“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结合”式的战略方式，或者说是上述两大类中国传统更好地结合的战略方式。然后，本文将在中国战略和外交的悠久传统的背景下，概要地论说当代中国的大战略及其外交含义：作为“不对称”战略的和平发展与作为“对称”战略的军力大发展。最后，本文将回到它赖以开头的孙子与克劳塞维茨，并且提炼出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饶有意义的几项深层道理。
二 孙子对克劳塞维茨：对中国战略思想的“假定”源头和恒久圣训的一种审视
生平大致与孔子和埃斯库罗斯同时的孙子一向被视为中国战略思想大致单一的源头，而且至少从汉初司马迁言“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① 起直至当今，始终被中国人当做关于军事和战略的无与伦比的圣训缔造者，即使在中国人知道了例如汉尼拔、大西庇阿、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等西方最伟大统帅或军事思想家之后，而且有了毛泽东这样的伟大战略天才之后。然而，孙子作为中国战略思想的单一源头实际上是“假定性”的，因为尽管他的思想异常杰出精深，且其问世甚至早在例如两次希波战争、提米斯托克里斯（“正统”西方最早的杰出的大战略家）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经典战略史的最早的伟大记述者和分析者）之前，但在他稍后——且不谈他同时代或不久后的若干伟大战略实践家——中国产生了“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尽——笔者注，下同］其义”② 的司马穰苴《司马（兵）法》，它尤以明确和严密的统帅军事的政治和体制意识最见其辉煌，尽管当今大抵只被中国军事思想史研究者了解。
孙子取得那么伟大恒久的声誉和在中国战略传统方面的至高地位，除了他的思想确实异常杰出精深之外，一大原因就在于他留传了一部甚为系统、言简意赅的格言式的《孙子兵法》，那必然和易于吸引世世代代研读、记诵和阐发的程度是世界军事思想史上任何其他军事典籍或战略史述都远远比不上的。不仅如此，这还缘于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文化和战略文化原因：在“气质”和功利的双重意义上，孙子被传诵的思想大致契合或容易变得契合汉初往后作为中国主流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因而能够得到后者极有力的“无形”支持，尽管这肯定决然超出孙子本人可能有的任何想象。然而，无论是作为单一源头的假定性，还是被当做圣训缔造者的恒久性，都显露了中国战略思想主流传统中一种甚为有理但仍偏颇的绝对主义。
为了消减这种绝对主义，对孙子的遗训乃至中国战略传统有更宏大和深切的发现和理解，笔者在此要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的核心内涵，对孙子的战争观做一番比较性的审视——“克劳塞维茨式”的审视。完全能够这么做，正如完全能像一些美国战略学家就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完全失败和在伊拉克的狼狈困境早就做过的那样，对克劳塞维茨做“孙子式”的审视，以便发现、把握并警戒克劳塞维茨理念和现当代西方主流战略传统的相对性、局限性和可能陷阱。
可以预先展示这番比较性审视的结论：孙子漠视或掩盖由克劳塞维茨极明确地揭示和突出战争的最根本性质——其本身由强烈的敌对激情驱使而无内在逻辑限制的暴力行动和暴烈冲撞，因而他那优雅精致、可称令人舒适的战略风格大致脱离了暴力及其危险的实际情况；孙子对于“知”极端注重，对于能够达到透彻无疑的“知”无限自信，因而与反复强调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广泛存在和重大影响的克劳塞维茨截然相反，正是后者首次将此与暴力和政治并列，置于战争探究的中心地位。
需要强调，在孙子学说与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大相径庭的上述两个主要方面之间，是第一个方面对中国千年主流战略传统的塑造和持续有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也是这个方面在战略文化意义上如前所述契合儒家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因而得到它们的有力支撑。克劳塞维茨归纳的战争的第一大特征在于强烈的敌对情感和暴力性。他在《战争论》中批评说：“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智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的影响，以致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进行流血战斗］，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那是莫大的错误。”③ 他还批评说：“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这样一来，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于极端。”④
克劳塞维茨的这些批评主要针对18世纪欧洲“经典”时代的主流战略观念，但它们可以全非离谱地被当做也针对孙子式的全胜论。什么是优秀的和低劣的战略方针？孙子提出他的标准：“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⑤ “全”就是保全，优秀的和可有的战法就是克服敌国、敌军和敌方部队而无破坏和摧毁，亦即全无暴力、流血和战斗。他的结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⑥ 与克劳塞维茨相比，孙子的战略主张表现出一种优雅风度：战争的主要内容是智谋，是理智的谋划与准备，是（犹如18世纪欧洲主流战略思想要求和赞誉的“精致迂回〈refined maneuver〉”）将敌方诱人或逼人精心构设的无望境地，以致其不战而屈，不战而降。激情和激战从优化标准看不但多余，而且有害。完全可以想象，对于春秋时代忙于从事国际竞争和冲突、但是可用资源甚为有限因而非常顾虑战争成本的多数君主（包括纳用孙子的吴王阖庐）来说，希望得到纳用的孙子的这一套大有吸引力，孙子肯定也预先懂得这一点。
至于克劳塞维茨透视到的战争活动的第二大特征，则在于不确定性、偶然性和不可预料性的广泛存在和重大影响。有了这个理念，并且将它排在战争的基本层次上，是克劳塞维茨的革命性创造，导致他的战争哲学更是活生生的战争哲学。最大的不确定性大概源于往往最难预知的意志力的作用；此外，还有其他一切突发和可能层出不穷的变故、事故、差错等，连同它们对于决策、士气和战斗、战役乃至战争的结果的影响。然而，孙子在此问题上乐观得多。如果说孙子的理论可以用一个字浓缩，那就是“知”。纵观《孙子兵法》，“知”字共出现79次，此外还有一系列相同、类似或相关的概念如“智”、“计”和“谋”也多次出现。孙子不仅极端重视事先周密地了解情况，而且对能够完美地做到这一点表现得信心十足。在他那里，可以说没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没有“战争迷雾”。如果有，那也是己方的智谋给敌方造成的，属于精心构设的“诈”——兵不厌诈。与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悲剧意识（关于它由于激情、暴力逻辑和偶然性大有可能摆脱人的控制的意识）相比，孙子表现得满怀“理性主义浪漫”和“理性主义乐观”，以致就此而言违背常识和经验，虽然这么做就争取得到君王纳用来说是合宜的，因为后者不会将军事乃至国运委予一个声称没有制胜把握的人。⑦
顺便说，对比孙子学说和克劳塞维茨学说，还可以发现一个歧异，它本身的含义至关紧要，不过与上述两大反差相比显得比较有限和含糊。孙子有时倒置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而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始终念念不忘政治应有的对军事的统帅地位和管控作用。他曾反诘吴王阖庐：“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并且将此信条载入《孙子兵法》。⑧ 此后，包括司马穰苴和周亚夫在内的若干中国古代名将和军事理论家一次又一次地援引这“可爱的”信条⑨ ——事实上同样被老毛奇和麦克阿瑟之类人物钟爱的信条。它异于克劳塞维茨的一大原则：政治领导和政策的全面统帅地位。《孙子兵法》首篇还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⑩ 这大可被愿者界说成军事家（或将领）是主体，军事胜利是目的，而君王（政治领导）如同客户，前者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为之效劳。一句话，孙子的若干名言有可能被用做军事意愿压倒政治目的、军事职责规避政治控制的权威理由。
三 “精致迂回”和“朝贡和平”：迫于实力羸弱的弱势外交
以“精致迂回”、规避激战、不冒风险和严控成本为首要特征的“孙子式”战略传统有其外交意蕴，而且特别在汉初有其历史性的至关紧要的外交意蕴，因为中国经春秋、战国、暴秦、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连续近600年的战乱、毁坏、凋敝及暴政之后，处于要构建一个统一、安宁、繁荣和长寿的新帝国的极重大历史关头。如前所述，战略传统与外交传统有相当的共通性，与之一起“镜面”互补式地反映民族基本特性和政治文化，同时它对外交传统的形成和演化必定有其殊难揭示清楚的重要影响。然而，就汉初这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言，有一项分明最重大的决定因素，决定初生的华夏汉帝国对匈奴帝国的战略和外交，那就是汉与匈奴相比显著的战争实力羸弱。它规定从高祖到武帝在位初期的约70年里，汉帝国大致实行一种战略寓于外交之中的“外交防御”——主要依靠外交的防御，而这种外交一言以蔽之就是“朝贡和平”：汉帝国向匈奴帝国朝贡以求和平，即不遭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的大规模武力入侵和破坏。无疑，在广义的战略形态和精神气质上，这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是“孙子式”的。与此同时，特别是事后来看，它们还可以被称做历史性大反攻之前“韬光养晦”似的漫长前奏，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武帝发动一次次全然非孙子式的大规模远程打击，以至击毁作为大帝国的匈奴，永久结束它对汉帝国乃至华夏的致命威胁。
此前的整个这番史事有个事先既存的千年背景，那就是近700年里华夏在匈奴面前的总的战争力量劣势和同样长久的世纪性斗争。匈奴有其在史籍上被含混地称呼或宽泛地界定的祖先和亲族，(11) 到战国时代后期大概已经过多世纪的联盟、分解、征服融合和发展等，成为一个巨大的多血缘、多语言的游牧部族联盟。可以说，至少从西夷犬戎在其“华夏盟友”襄助下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而西周灭亡开始，这个意义上的匈奴与华夏族诸侯国和帝国进行了长达七个世纪的、以暴力摩擦和大规模冲突为首要特征的斗争。尽管七个世纪里这文明冲突和政治争斗从未真正决胜，但游牧蛮夷对农耕华夏大体上占有优越的战略或军事位势，反过来农耕华夏则有过寥寥几次可称辉煌的战略性反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215年至公元前214年蒙恬率军30万从匈奴收复河套地区的大规模远征，以至“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12)
然而，“蒙恬死，诸侯畔［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13) 不仅如此，在凶猛无情、同时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之下，前不久创立的正式的匈奴国家急剧崛起为强大的匈奴帝国，并且发动急剧的武力扩张，特别是“大破灭东胡王”，同时开始大规模蚕食中国领土，“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遂侵燕、代”。(14) 汉帝国伊始，面对拥有骑兵大军几十万、且作为汉初诸异姓王叛乱的直接战略伙伴或战略后盾的冒顿匈奴，高祖曾不听杰出的边防战略家刘敬规劝，于公元前200年贸然亲率大军二十余万征伐匈奴。结果，“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仅凭天才谋略家战术家陈平的奇计才得以逃脱七日之围。(15) 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过后，高祖采纳刘敬之策，开启了一种孙子式的外交防御，一种在中国历史性羸弱时期里作为大战略的“绥靖”政策，它对华夏民族和汉帝国来说是低成本的，但对皇帝私家而言却非如此。
高祖曰“善”的刘敬之策在于：第一，“以適长公主［高祖吕后女鲁元公主］妻之［指冒顿］，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单于正妻］，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第二，“［匈奴］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汉多余而匈奴少有的财货］数问遗［多次抚问赠送］，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所期望的战略/外交效果是或主要是和平：“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16) 这就是“精致迂回”、“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或可曰军事实力劣势规定的孙子式外交，同时也是“国家理由（raison d'etat）”指导下的忍辱负重的战略现实主义。起始贯彻之中仅有一个小周折，即“国家理由”因吕后的为母亲情给打了个“兵不厌诈”性质的折扣：“吕后日夜泣……上［高祖］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17) 公元前198年，高祖“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朝贡和平时代由此开始，“冒顿乃少［稍］止”。(18)
“冒顿乃少止”：几乎从一开始，直至汉帝国到武帝在位中期发起大反攻，朝贡和平始终是一种脆弱的和平，数度间有相当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甚而真正的有限战争，因为匈奴的文化习俗、游牧生存条件和军事强势地位必然导致它间或地大举入侵和劫掠。然而，对汉帝国和农耕华夏的这样的大规模武力侵害仍待朝贡和平开启过后约20年，此前它大致只经历了随高祖去世而来的一项潜在危机：在“汉初定，故匈奴以骄”的大背景下，冒顿依据与汉设定的“昆弟”关系而遣书吕后，“妄言”要将匈奴“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收继婚”习俗应用于这位高祖遗孀和汉帝国太后。结果“高后大怒”，欲“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只是名将季布急谏汉廷武力远不敷用，这位“为人刚毅”、杀伐决断的女主才贬称自己“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不足以自污”，同时隐忍延续这羞辱性的朝贡和平，“复与匈奴和亲”。(19)
汉文帝于公元前180年即位后，即“复修和亲之事”，然而三年不满，匈奴帝国就大举入侵汉地，“杀略［掠］人民”。于是文帝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为节俭自律、惜下爱民的伟大君主断然展露了他的武德勇气，“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进军击敌。事情以匈奴军队撤退和文帝被迫调兵弹压某诸侯王叛乱而告中止，朝贡和平在即将死去的冒顿单于遣书表示“原［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之后旋即恢复，包括给刚继匈奴主位的老上稽粥单于送去宗室女公主充做其后。就此，汉廷战略讨论的即时压倒性共识在于，弱者必须拥有和平，哪怕是朝贡式的（“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和亲甚便’”）。(20)
公元前166年，和平再度破裂：老上单于亲率14万骑兵大举入侵汉地，烧杀掳掠一直打到汉都长安附近300里。已经显示过他那“双重战略”的文帝再度被迫坚决抵抗，调遣和部署两股大军，分别“军长安旁以备胡寇”和“大发车骑以击胡”。搭箭在弦的这个大规模军事行动因匈奴大军撤退和汉军“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而中止；随后，便是单于复言和亲事与文帝答复“前事……皆不足以离兄弟之驩［欢］”，两帝国相约“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可以久亲”。(21) 不过，匈奴帝国一如既往不惮背约，朝贡和平也一如既往脆弱可断。公元前158年，老上单于死后即位的军臣单于“绝和亲”，大举入侵汉边，于是军事/外交事态的老模式——匈奴杀掠汉民、汉军挺进边境、匈奴撤往塞外、汉廷收兵罢征、朝贡和平恢复——又重复一遍。不过这一次，恢复朝贡和平是由公元前157年继位的汉景帝成就的。他先挫败与吴楚七国之乱配合的、赵王与匈奴“合谋入边”的阴谋计划（“汉围破赵，匈奴亦止”），然后“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22)
多少令人惊异，景帝时期的朝贡和平是一段“漫长的和平”：历时约15年，“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23) 接着便是一个为时又约15年的过渡时期，或历史性根本转折时期，既就至少长达约600余年的广义匈奴与华夏民族之间的斗争而言，也就蒙恬远征开始华夏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汉匈百年战争”而言。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继位，随即十足地延续朝贡和平（“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可是公元前133年，军臣单于在内应配合、鲸吞边邑的诱惑下发十万骑兵大举入侵。武帝随即部署三十余万大军，意欲进行一场奇袭式的大规模伏击战；然而，单于“识破汉兵谋”率军撤往塞外，“以故汉兵无所得”。(24) 自此，“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於汉边，不可胜数”，(25) 总共历时近70年的朝贡和平终告破裂。
汉武帝的根本特质不是外交家，而是“战争霸王（war lord）”。对天然容易接受孙子式战略方式和儒家政治文化的农耕华夏来说，拥有这么一位在其漫长历史上甚为罕见的战争霸王去击破多个世纪的一大（甚或首要）致命威胁——差不多天然喜战善战的广义匈奴和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是真正历史性的幸事，尽管他在完成这项伟业之后的长期后续政治大抵是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奢侈荒唐和妄生内乱，以致民不聊生，国库空虚，国家混乱。
公元前127年，武帝发动“漠南之战”，派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战神”卫青以大规模远距攻伐的方式，打退入侵边地的匈奴大军，“取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元前124年，匈奴右贤王数侵扰朔方，武帝遣卫青统帅几路大军凡十余万人击之，大胜；公元前121年，武帝发动“河西之战”，中国历史上又一位特别伟大的将领、“战神”霍去病两次率骑兵大军远征打击匈奴，大胜；公元前119年，武帝发动“漠北之战”——中国史上最长距最辉煌的大规模歼灭式远征，令卫青、霍去病各将五万骑兵分道击匈奴，后者深入两千余里，斩敌七万余人，直至可能是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的狼居胥山。是后匈奴远徙，“漠南无王庭”。(26) 强大凶猛并几度致命地威胁汉帝国的匈奴帝国被完全击垮，而且从此直到12世纪初至13世纪后期女真族金帝国和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先后向南大举征战和杀戮劫掠为止，华夏民族从未再度遭受来自中华国度以外的游牧族强权的致命威胁。(27) 可以说，无论是富有孙子式战略意味的朝贡外交，还是武帝的完全非孙子式的大规模直接反攻，都在它们各自的时代里保护了华夏民族的国家、文明甚而生存。
四 另一类中国战略传统：决战决胜的彻底歼灭和大规模远征
尽管有孙子和《孙子兵法》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悠久和压倒性的伟大英名，尽管大致由于前面“孙子对克劳塞维茨”一节接近开头之处概说过的基本原因，孙子式战略传统拥有中国战略思想的压倒性主流传统的恒久地位，然而中国还有另一类伟大战略传统，一类不幸地被当代大多数中国战略传统考察者们轻视甚而漠视的古代传统。这类传统就是旨在决战决胜的彻底歼灭和大规模远征。
在中国历史上，彻底歼灭作为基本战略方式，其首屈一指的泰斗是公元前3世纪的秦国大将和军事统帅白起。他极为显赫地一次又一次实行大体上与孙子式战略几乎完全相反的战争和战略方式，那与拿破仑实施和克劳塞维茨提倡（以“现代”形态实施和提倡）的战法在本质和主要成分上大为相似，甚至如前所述比拿破仑“更拿破仑”，比克劳塞维茨“更克劳塞维茨”：兵力大规模集中，大规模运动，大规模奇袭，还有旨在彻底歼灭的不可抗拒、摧毁一切似的（juggernaut－like）决定性大进攻。不仅如此，比这些及其他更构成白起的战法特征的，是决然无情的摧毁和巨大规模的屠杀，特别是大规模战场屠杀，那在古代世界大体上只从某些游牧或半游牧帝国的统帅那里见到，而在现代世界是拿破仑从未实行、克劳塞维茨从未赞许过的。然而，白起绝非原始凶蛮的战争“屠夫”；他正如司马迁概括的，是个非常“战略性”的战场杀戮者，即“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28) 白起还有一个几乎是决然独特的特征：从史籍看，在一个大战激战格外地频仍不已的血腥时代，在近40年作为将领的作战指挥生涯中，他从未输掉过哪怕是一场战斗。在整个西方历史上，只有一个将领和军事统帅做到过这点：公元前3世纪中叶到2世纪末期的大西庇阿——罗马共和国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地中海大帝国的决定性军事缔造者。(29) 就此而言，白起是真正的人间“战神”，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并且可与大西庇阿并列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将才。
白起的战争方式为何如此？要接近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察和思考一系列在族裔历史、文化、国家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基本原因，包括：古老传说提示的秦国的游牧起源；与西戎的邻近甚而局部混杂和离华夏文化中心区域的长久遥远；这个精神上多少非华夏的边远王国的较野蛮传统和政治文化习俗，加上很大程度上由此“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国际处境；还有，商鞅变法开始的军国型社会体制、黩武主义意识形态和军功第一（甚而唯一）的酬赏制度及价值观；商鞅过后不久问世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目标，连同大规模战场屠杀为首要特征的战争方式和新兴军事传统，等等。(30) 当然，还要尽可能追踪和想象白起个人的“战神”和“超级屠夫”特质。然而，在此最重要的是具体显示白起的战争和战略方式是怎样的，或者说中国的彻底歼灭传统在其接近源头处是怎样的，而非为何如此。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白起在秦昭襄王之下担任战区主帅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93年，即“攻韩、魏於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这等于近40年前秦国大规模战场屠杀开始往后的最高纪录的三倍！接着，是他的一次又一次大规模进击、攻克、扫荡、屠戮和征服：“明年［公元前292年］，白起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後五年［公元前285年］，白起攻赵，拔光狼城。後七年［公元前279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公元前278年］，攻楚，拔（楚都）郢……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昭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沈其卒二万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
此后就是秦赵长平之战：白起和秦王国所进行过的最大战役，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和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屠杀。司马迁以远远超过《史记》所载任何其他战役的详细程度和篇幅，为后世留下了一幅白起“彻底歼灭”的大进攻、大血腥、大残忍画面，连同他的“料敌合变，出奇无穷”以及他的敌人——伟大坚韧的赵国老将廉颇与“纸上谈兵”的赵国少帅赵括——的战略场景。公元前260年初，继秦师攻克韩国上党，赵师集结长平以备，大战役形势开始形成。随后秦师攻赵，赵军主帅廉颇采取罗马战略家费边应对迦太基军事天才汉尼拔似的正确战略，“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31) 然而，费边得到罗马最高权力即元老院的认可和支持，廉颇却因其战略而受到赵国君主的连连责难。随即，秦国历史上仅次于商鞅的最伟大首席大臣、天才的政治/战略家范雎“使人行千金於赵为反间”，诱使赵王撤换廉颇，代之以赵括。秦廷闻之，立即采取了一项可称最大的战略“奇袭（strategic surprise）”措施：秘密启用白起为攻赵大军统帅，“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白起］将者斩”。
长平战场成了战神白起的用兵舞台，而其对手是挂帅后立即抛弃正确战略的统兵庸才。“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佯］败而走……赵军逐胜，追造秦壁。”白起在坚守壁垒以便欺骗和牵制赵军的同时，出两路奇兵穿插赵军中央和迂回赵军背后，“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陷于被迫变攻为守、以求兵援粮秣的战略危境。于是，年迈的伟大君主秦昭襄王立即亲赴战争前沿，且令全国战斗人力总动员，倾巢而出，举行秦赵大决战（“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待“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而被迫绝望突围之际，白起发动大围歼，继之以战场屠杀约5万人，而后阬杀降卒40万人——刻意的“战略性”野蛮大屠戮。(32) 白起，连同关于秦王国和秦帝国的已知的一切，不禁令人玄想：假如秦帝国不是“二世而亡”，而是像汉唐那般长寿数百年，那么我们竟会是怎样的中国人，又会有怎样的主流战略传统和战略文化？
至于在此说的另类中国战略传统中的大规模远征——旨在决战决胜的大规模远征，前面已经非常概略地谈到了它的较早经典范例，亦即武帝治下“战神”卫青和霍去病最终击毁匈奴帝国的三大战役。这样的大规模远征确是间或凸显的悠久的中国战略传统：不仅有汉帝国之前的蒙恬大军远征，而且有汉帝国之后这传统的下列最重要、最著名表现：（1）7世纪初期唐太宗治下最终击灭严重危害初唐国家的东突厥帝国的数度大兵力远征，还有对地处遥远但威胁甚大的土谷浑的胜利打击，而它们的天才将帅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位杰出的“战神”李靖；（2）15世纪初期发大军深入草原猛烈打击和重创蒙古帝国强大残余势力的明太祖，连同更是如此的二代皇帝明成祖（1414年他甚至亲领步骑50万击灭远在漠北的瓦剌［即西部蒙古族］马哈木），从而使明帝国的近300年长寿在战略上成为可能。甚或可以说，公元前11世纪中叶一举完成周革殷命的武王联盟大进军和牧野兵车大会战——那对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特性和政治特性的初始确定有决定作用——构成这类传统的初始起点，即使武王率“西土之人”“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螭”(33) 的这次歼灭性决战仅几百公里行程。
在此，仅需较详地展示卫青、霍去病大规模远征战的光辉顶点——漠北之战的战略图景，以便进一步凸显它作为范例体现的那种传统。公元前119年，武帝令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铁骑为两路大军，数十万运输部队和步兵紧随其后；“兵即度幕［渡漠］……咸击匈奴单于”(34) ——追求歼灭匈奴帝国魁首和主力的空前远程征战。首战是卫青在进军途中意外迎对单于而来的一场大规模骑兵遭遇战，他经激战获胜，但不足以大致实现征战目的（“行［追击］二百馀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馀级”）。而后卫青“引还过幕［漠］南”，“入塞，凡斩捕首虏万九千级”。现在是霍去病——战役起始就被武帝定为首要主力（“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他先“出代、右北平千馀里……所斩捕功已多大将军”，而后减弃辎重，率轻骑大军“绝大幕［漠］”，“取食于敌”，先后连歼匈奴几路军队，斩捕匈奴王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一直进抵狼居胥山。他的最大成果是经大运动而大歼灭：除大量杀敌外，还“执卤［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超出了匈奴作为帝国能够承受的军事人力损失限度！至此，还只需展示最后一点：漠北之战辉煌决胜的主要先决条件之一，在于英勇决绝地承受为此必需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例如“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这完完全全不是孙子式的全胜战略。
五 中国版的“经典”外交：依据近乎压倒性的优越权势的外交
至此，经多少“跳跃式”地展示、分析和论说历史中国的战略和外交，本文反复指出了决定战略方式和外交形态的至少两大基本要素：历史性的民族特性/政治文化与基本或主要的实力对比状况。在直接谈论孙子的首要战略思想和孙子式战略方式及其传统时，本文压倒性地侧重于前者，而在论述汉帝国初期的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时，后者得到了最显著的强调。然而，上面关于另一类中国战略传统——决战决胜的彻底歼灭和大规模远征——的论述已经显露，即使大略地或总括地说，历史中国的民族特性/政治文化也不是单一性质或单一概貌的，因为就已谈论到的、中国历史的最重大环节之一即商鞅变法以后的秦王国和秦帝国而言，它们具有相反的特质，与那可特别概括地称为儒家式的特性显著有别，甚至截然相反。不仅如此，历史上不仅有中国的相对实力显著羸弱的时代，也有中国或（就“中华内战”来说）某个中华“成员国”的相对实力占据显著的、甚至压倒性优势的时代。那么这样的“另类”民族特性/政治文化，或者这样的优越力量对比，或这两者像在商鞅变法以后的秦王国和秦帝国那样结为一体，将导致怎样的外交方式和外交理念？
尽管不同的具体情势下多有不同的具体状况，因而做出笼统或总括的简单断言固有很大的犯错风险，但是容易发现，至少在某些重大的特性范畴，历史中国在上述情况下的外交方式和理念竟那么类同于西方“经典”外交史上的有关图景！粗略地说，这西方“经典”外交方式和理念就是西方在其中世纪以外的、古典（古希腊罗马）和现代的外交方式和理念，后两者彼此间虽然相隔千年，但多有相似甚或相同之处，那实际上被普遍认为显著大于它们各自与中世纪的相似相同。正是因此，下面将例解和谈论中国版的（西方）经典外交方式和理念，它们依据压倒性的优越权势，尽管各自可以出自差不多相反的、历史性的民族特质/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
第一个例解是战国后期的超级强国——如狼似虎的秦王国的“分而治之”。它不禁让人想起以其外交战略实践将“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导入西方惯用语的马其顿霸权缔造人、“经典”权势政治能手和大帝国主义者腓力。他反复使用在武力威胁和武力使用配合下的外交，最终毁坏了希腊城邦国际体系，创立起甚为庞大和随后更加急剧扩张的马其顿帝国。在他身上，人们可以联想到周游诸国、巧舌诈言的“解纵连横”外交家张仪与其雇主秦惠王和秦武王。反过来，间或“合纵”但终被分而治之的六国的行为方式恰似西方“经典”外交史上屡见不鲜的“搭车”而非制衡。(35)
随后的特佳例解当推中国版的“经典”权势政治家李斯，其主子秦王嬴政是中国历史上最显要的帝国主义者。他与战国时代的其他一流“国策推销者”张仪、苏秦曾数遭挫折不同，乍来就迅速成功，靠的是经其初始主子、另一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秦相吕不韦推荐，竭力向渴望丰功伟绩的新君嬴政强调摧毁六国的历史性战略性时机已经成熟，敦促立即决绝成就之，而其根本理由就是秦国的压倒性力量优势：“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孝公、惠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和庄襄王］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彊［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36) 于是嬴政“听其计”，为速灭六国无所不用其极，从全无伦理顾忌的贿赂和暗杀，到削弱别国的“分而治之”，再到翦除别国的武力摧毁。（“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後。”）(37) 其帝国主义狂澜和速成结果恰如贾谊名句所言，“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38) 世界史上难得有如此急剧的大鲸吞，可谓“不是罗马，胜似罗马”！
第三个例解更有意义，既因为它关乎一项先前从未被人以一种现代的跨文明比较政治视野看待过的中国古代著名文献，也因为它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基础是在汉初往后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占据主流的儒家思想，特别是也许可用“天下”概念表征的儒家核心理念之一，从而与上面的强权政治“经典”相比具有更久远的蕴意。这项文献就是公元前129年问世的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其代表性要义在于类同西方“经典”、然而中国形态的“文明帝国主义”——以优越的文明为名义的华夏帝国扩展理由，连同一种中国版的“福音式”外交和为此所需的帝国资源之意识形态动员。
这里说的华夏帝国扩展，是指汉帝国将先前从未处于华夏诸侯国或帝国的正式统治或政治控制的“西南夷”及其居住地区纳入其版图，从而使得中华国度有了比先前远为前推的广大西南部，并且“一劳永逸”地恒久包括之。“西南夷”为秦汉时代的一个统称，对数目甚多、特性驳杂的大量非华夏族裔部落、部落联盟、甚而较原始的国家的统称，它们居于秦帝国和初汉帝国的西南边疆外侧和同方向上更远的广袤地区，“皆巴蜀西南外蛮夷”。(39) 是汉武帝——地理上真正地全面推进帝国的“战争霸王”——在短短不到四年时间里结束了它们外在于华夏国家的局面，靠的是主要由武力进击和威吓构成的急剧的大规模征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页，用司马迁的最大概括来说即“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
然而，这成功的征服过程尽管为时甚短，却全无先前准备且历尽艰难。公元前135年，武帝征伐藩属国闽越的重大战略需要突然和相当偶然地导致了对“西南夷”地区的探知和初始扩张。(40) 可是，汉廷相当快大致放弃了这一努力，首先是因为地理困难颇为巨大且始料未及。（“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疲］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正是在武帝正式决定大致罢休以前不久，司马相如——或许是屈原往后直到初唐约800年里司马迁以外的中国头号文学天才——因文赋见宠而入蜀履行特别使命（“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41) 继而，他在这仅仅短暂成功的使命之外，做了实际上徒劳无用的扩张动员《难蜀父老》。这是一篇与当时的朝廷意向和一向的蜀地舆论相悖的呼吁文章，假想性地“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意在“以风天子”，并“令百姓知天子之意”。
该文的主题可以说是锐力创新对因循保守、力求西南扩张对维持西南现状，而创新和扩张的根本理由是帝国负有使“未化蛮夷”文明化的使命。被诘难者——司马相如笔下的“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犹如西方史上的一大类帝国本土内的“反帝国主义者”，确信对四夷的原则是仅需最低限度约束，“勿绝而已”（或曰对“仁者不以德来［徕］”，对“彊［强］者不以力并”），抱怨西南向的初始扩张徒然导致“士卒劳倦，万民不赡”，有弊无利。就此，司马相如首先以创新的必要和光荣驳斥之，说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造非常之功，贤君即位须“创业垂统，为万世规”，岂可“循诵习传，当世取说［悦］”。紧接着，便是基于“天下”信条和文明使命的对华夏帝国无限扩张的“理论性”提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怀生之物有不浸润於泽者，贤君耻之”；突入蛮夷之地的道德上仁慈的扩张有其文明化之根本理由，因为蛮夷“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以致其民自己“若枯旱之望雨”，渴望被征服即被文明化，甚而困惑“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难道只留给自己而不布惠四夷？总之，西南向扩张在文明化、普遍福祉和经久和平的意义上完全对头，因为它“博恩广施”，使遥远、闭塞和蒙昧的西南夷“得耀乎光明”，且可“偃甲兵於此，而息诛伐於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
《难蜀父老》的不容讨价还价的结论，在于面对这据称无比伟大的事业或使命，“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虽然它当时全无政策效应，但可以想象，到20年后武帝终于依据压倒性的武力征服西南夷及其居住地区的时候，(42) 他论说的那种“文明帝国主义”和“福音式”外交信念也多少参与了征服政策的形成和所需资源的动员，犹如在前面定义的西方“经典”历史上不时可见的那样。
六 “儒家”战略的得胜和帝国的军事衰落
现在，本文关于历史长河的跳跃式概览“飞掠”到14－17世纪的明帝国时代。虽然它已经不像美国研究明帝国的最博学、最有见识的学者之一阿瑟·沃尔德伦批评的那样留有过于巨大的考察断带，亦即“极少有学者选择研究横隔于孙子（约公元前500年）和毛泽东（1893－1976）之间的那段极为漫长的时期”，(43) 但是除了上面很简略地提到唐帝国缔造者以数度大兵力远征最终击灭东突厥帝国，连同15世纪初期明帝国缔造者发大军深入草原猛烈打击、重创或击灭蒙古帝国强大残余势力，这里的飞掠确实跨越千年。然而，在此即将要谈论的战略传统和政治文化戏剧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代，因为它们直接导致了中华帝国的军事衰落大趋向，还有中国首先由此力量弱势而重回“外交防御”的外交大趋势，尽管它们决不排斥其间表现为清帝国初期（特别是康熙皇帝在位时期）武功文治皆为卓越的历史永久起伏性质。不仅如此，它们还鲜明地显露出孙子式战略的显赫地位——在中国战略传统和战略思想史中大致的压倒性显赫地位——基于何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传统。
这个转折时代即14－17世纪的明帝国时代（1368－1644年）。对它的军事史和战略史可做如下特别宏观的俯瞰：在将蒙古人与其武力逐出关内驱回草原之后，明帝国的两代缔造者明太祖和明成祖发动一次次进兵蒙古腹地的大军纵深远征，打击甚或歼灭前蒙古帝国的各支强大残余势力；(44) 然而，随世代推移，这种积极有为的进攻性安全战略逐渐被搁置或被“遗忘”，到15世纪中叶明朝开始转为保守、内向和消极防御；决定性的转折点是1449年的“土木之变”，即英宗率军50万亲征大举进犯关内的蒙古瓦剌部，但迅即两度遭到瓦剌军大规模伏击，最终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俘，明军全军覆没，死伤过半；从此，“明朝不再积极征战，转而奉行消极防御战略，那或许最为戏剧性地表现在规模浩大的边境工事筑防计划，由此造就了所谓‘长城’”，(45) 直至约两个世纪后亡于国内造反和满族入侵。
经概览和洞察，在战争和战略方式方面整个这番史剧首先显露出非常重要的一点，(46) 那就是“中国”战争和战略方式是个复杂甚而自相矛盾的行为模式体系。或者说，实际上有两大类彼此矛盾的中国战争和战略方式，它们特别就明帝国初期和中期的历史环境可被分别称为“游牧族方式”和“华夏方式”，彼此混合而又深刻的紧张，并且分别基于同样彼此混合但又抵牾的两大类基本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有如沃尔德伦指出的：我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经常被想象为独特和纯粹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复杂的融合体，它们取自两大源泉，即游牧民族的草原文明和今天被称为“汉人”的那个民族的定居文明。军事战略方面的情况的确如此。直到现代早期为止，游牧民族一直是战争能手：他们武功辉煌，征战神速。他们形成了一套精妙的军事信条，虽然从未被编为典章条例或被记录下来。这种游牧民族遗产构成了中国军事传统的两大脉流之一。另一大脉流是中国本土的脉流，起源于土生的前华夏诸邦互相间的战争，那发生在真正的骑马游牧民族登上舞台以前。有如在其他依靠定居地生活的社会（它们同样受到游牧民族沿着从欧洲到朝鲜的欧亚大陆外缘威胁），它证明不足以对付新的军事挑战；然而，它的文化根基和社会底蕴如此深厚，以至证明简直不可能被抛弃。(47)
概要地说，明帝国近三个世纪的战略史就是它交替运用这两大战争和战略方式传统的历史，交替运用以图应对它不断遭到的境外游牧或半游牧族的大陆“外缘威胁”。
就明朝初期的战略方式和征战风貌来说，甚至可有理由断言它们“不代表华夏文化的重新弘扬，而是相当于元帝国在新主人治下的继续”。(48) 明初君主大致采用蒙古人的战法，保留许多元代建制，并且使用许多蒙古人担任官职，而这些与在蒙古人统治下“生成”的他们使用非孙子式的战争和战略方式、去与非孙子式的蒙古武力较量一样，易于理解。当然，他们及其大多数属下的族裔属性、首要文化属性和根本心理属性必然使上述深刻的紧张一开始就存在。在明初宫廷内部，既有“与已逝的元朝的连续意识”，又有被人称为“儒教”的强烈的文化上的华夏感。(49)
这些基本属性当然根深蒂固，并且与明帝国的愈益形成和定型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特性合成作用，决定这种紧张越来越朝后一方面压倒前一方面的方向消解。它的经济中心地带在南方愈益富庶的大河流域和平原，“那里物产丰饶的农业和愈益扩展的商业滋养着一个精英阶层，喜爱……精致典雅的文化，越来越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文明”。(50) 与此同时，明朝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越来越返回“华夏传统”，越来越从儒家经典传统和先例中“抽取政治和道德指南”。(51)
政权本身性质的变化必将导致战略文化、战略信条和安全政策的变化；“儒家”（“华夏”）战略必将得胜。“‘儒家’对外政策或国家安全政策……或许可以被最好地概括为‘最大化目标，最小化政策’。儒家经典展示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对万事万物的直接或间接统治是自然基本秩序的一个自然结果……这样的目标显然是‘最大化’的。然而，若有一位真正富有美德的皇帝，它便将作为自然而然的社会过程的一个结果……而出现。此即‘最小化政策’。”(52) 非常强调规避激战、不冒风险、严控成本以至“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孙子学说当然非常契合这种政治哲学，何况除法家外的所有主要中国哲学流派都在原则上贬抑用武和征战。
可以说，到英宗亲征和“土木之变”前夜，“儒家”战略得胜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东风”就是军事大灾变和军力大衰减，那正是“土木之变”和50万大军整个被歼的结果。“它导致了明王朝的整个战略态势的深刻改变”，“中国戍边部队从前沿据点后撤……明朝被扫出［战略意义历史性地至关紧要的］草原交界地区”，“廷臣……呼吁实行纯防御政策——筑长城”。(53) 1474年，明长城首期设施沿鄂尔多斯草原边缘筑成，中华帝国的军事衰落大趋向有了它的首个经久物体象征。
从所有基本层面出发，军事上衰落了的历史中国可以简要地定义为“纯防守型中国”，非常深刻地缺乏进攻能力和进攻心理。就此，一位当今波兰的东亚研究者做了一项很好的概述——关于清帝国中晚期直至国民党统治末期的可悲图景：在清代，军队完全处于社会威望边缘。士兵物质地位低，征兵与一种负向选择相联，服兵役被认做大不幸。军队按照一种家长制组织起来，那基于儒家的国家观，在其中挑选军官依据个人忠诚这一关键进行。大多数官方精英避离军事。部队往往由朝廷文官指挥，通常没有军事经历，高级官员被任命到军事岗位上被认为是一种惩罚。军队缺乏中央领导，各部队从属于各省都督。实际上，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控制全军。鉴于如此的组织方式，野战被认做是一种最后手段。各省军队的这种杂合是各省都督之间内斗内争的一个要素。冲突情况下，人们试图以外交解决取代军事行动，为的是将敌人争取过来，或者使之自相抵牾。古典的孙子兵法得到使用。实际上，它们是装备低劣、训练不良的防御性军队，没有能力反攻，通常面对入侵者束手无策，特别是在他们使用新的、先前不知的武器和战法的情况下。清朝军队是一种国家哲学的产物，武器低劣，装备不善，而且嗜食鸦片。它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现代军队不构成威胁。存在期间，它未经历过重大胜利，却遭受了惊人惨败，例如在1894－1895年与日本的海上战争中。1937－1945年间，中国一部分领土被日本占领时，国民党部队在与日本人作战方面也未取得成功。它们能做的一切是拖住日军。(54)
如此的政治军事、战略方式和力量状态当然有其外交意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就其总体而言的“以夷制夷”外交，它符合“精致迂回”的几乎所有要求。“以夷制夷”不仅被当做一种外交策略，旨在“外交防御”——主要甚或完全依靠外交的防御，而且被当做北洋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哲学或战略，当做指望在国际社会中渐次取得权利让步甚或平等的法律地位的根本依据之一。这些实力羸弱、意志低沉、害怕较量的政府颇有理由相信，可能逐渐取得某些与列强同等或相近的权利待遇而无须造反，因为列强由于相互竞争而有求中国效力，并且为此酬赏中国，其中可能包括某些权利让步；或者，它们同样由于相互间竞争而互拆台脚，为此可能着力抑制或破坏对方的在华威势和特权压迫，从而有利于中国的法律权益和地位。对它们的历史命运来说，此种“精致迂回”和缓慢渐进的局部改换有一个致命的弊端，那就是它远不能满足很大一部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者。(55)
七 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两大类战略方式或传统的辉煌结合
在这些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者中间，压倒性地最为重要的一位当然是毛泽东。毛泽东与其志同道合者若要尽可能较迅速地实现他们的激进民族主义抱负，同时实现他们的激进社会变革志向（因为他们正确地坚信要使现代中国站起来就必须使中国劳苦大众站起来），就不能不在中国赢得为之必经的大规模战争。除了其他特别紧要的必需条件外，还意味着他们须是富有才能的真正战略家，而幸运的是毛泽东就是最杰出的现代中国战略家，依凭现代民族主义与社会大众革命的结合，赢得了现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军事斗争。(56)
毛泽东早已是举世公认的战略天才，对他从事伟大斗争的战略实践、战略思想和战略经验，无论中外都已有无数论述和阐析，其中包含许多深切理解和真知灼见。然而与此同时，也有着非常流行但有嫌片面的关键性陈规观念，首先在于将他界定为天才的、至少中国历史上头等或头号的孙子式战略家，但甚少将他与克劳塞维茨式的战略方式密切联系起来，更少追踪出在他那里所体现的那类彻底歼灭、决战决胜式的中国战略传统。例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今的战略研究领域处于领军人物之列的一位重要学者如此比较毛泽东和孙子：“全面、客观、历史地比较，毛泽东与孙武最大的不同在于，毛泽东长期处于统帅地位，实现了指挥与权力的高度统一，能够游刃有余地实现思想理论和战略指导的结合和共生。而孙子始终处于幕僚和参谋的地位，受智慧与权力相分离的环境制约，其战略思想的实践效力和历史作用显然无法与毛泽东等量齐观。”(57) 两位杰出的美国学者虽然对毛泽东在其革命和战争中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论有着过人的深切理解和洞察，但是当论说他关于在巨型农业国中国如何操作革命战争的创造性的远见和信条时，也只陈套式地谈到他那“依靠农民的游击战争”和“持久战”的政治/军事战略、策略和技能，特别是处于力量劣势的“游击部队……引诱、误导、拖垮敌人，创造出奇制胜的战机”。(58)
事实上，在他们那里和在许许多多谈论毛泽东的战略方式的著作中，以近似的集中程度和重彩重墨论说他的另一类战略方式的是那么少见！然而，正是他在1946－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的决战决胜式兵法，或者说他在当时运用得那么频繁和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的兵力大规模集中、大规模运动、大规模奇袭和旨在彻底歼灭的决定性会战，在短短三年时间里摧毁了国民党数百万大军及其庞大的支持体系，为他的革命赢得了巨型中国。
在这三年里，毛泽东发出了一些最重大的战略指令，它们最好地表现了革命决战年代里他的战略理念和战争方式。例如，在1947年9月1日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他简洁有力地强调：“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只要我军……在第二年再歼敌九十六至一百个旅……则敌军将进一步大受削弱，其战略性机动兵力将减少至极度，势将被迫在全国一切地方处于防御地位，到处受我攻击”；“我军作战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59) 又如，在1948年9月7日的《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他向东北野战军统帅部下达如下战略规划和指令：“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只要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五年歼敌五百个旅左右，就能达到此项目的”；为此，“要求你们……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你们应当……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60) 不仅如此，两个月后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毛泽东明确告诉全党全军所有中高级领导：“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61) 完全可以说，纵观其革命战争统帅生涯，毛泽东在根本战略层次上天才地行使了孙子式与非孙子式两大类战略方式，并且非常罕见地以此彪炳世界政治史册。
解释这罕有之事的关键至少有两个。首先，毛泽东作为一场漫长的武力革命的领袖，经历或造就了他麾下的革命武力由异常羸弱到异常强大的实力转变全过程；起先的对敌巨大实力劣势规定了最严峻的必需，除（创造性地）施行孙子式战略方式外，革命力量别无可资生存和壮大的选择。正因为如此，革命武力的最羸弱岁月里他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成了孙子式战法在现代中国的大概最著名的体现。然而，待很大程度上依靠此类战略方式形成了雄兵百万、基地千里的强大革命武力之后，对敌实力优势提供了改换战略方式、争取决战决胜的伟大可能，与此同时“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似地追求的彻底革命目标则对革命家毛泽东规定了这么做的必需。
毛泽东随其革命战争岁月推移而成为“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结合”的“结构性”原因就在于此，而他的罕见的天才使之成为必然。这天才构成第二个关键，它最重要的是指他在战略缔造和战略贯彻方面的一种近乎独特的才能。上面提到的两位美国学者对此有过人的理解和洞察，并且将这些表述得异常精当。他们针对非历史、非情势和教条式地阅读和阐述毛泽东著作的中西流行风尚，指出必须以另一种方式解读，“将其当做应付各种特殊的战略局势中表现出来的战略难题的一种基本手段”，深切领会构成具体实践的活生生含义的“所有细微差别、保留和语境”。(62) 由此，他们洞察到毛泽东战略缔造和战略贯彻的“灵魂”，那就是在特殊的中国本土情势和具体的革命/战争事态中勤勉不息、创造不息的思维和实践：毛泽东着迷于认识论。他反复强调在采取行动以前，每一项情势都必须予以彻底理解和严密分析。他力图对抗懒惰和主观主义思维这一原罪。对他来说，他那些现已闻名世界的战略信条陈词老调至多不过是简单的指南，只有需要最大智力努力的、现实主义的应用，才能将这些战略公式转化为实际胜利。正是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根本方面，是许多后来的讨论所忽视的。西方世界和其他地方的读者一贯高度重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格言，然而对他关于应当怎样应用这些格言的思想几乎漠不关心。正是在毛泽东试图解释胜利究竟怎样出自理论的时候，西方的读者们似乎不再聆听了。他们将理论和实践划分开来。依照这种观点，“理论”包含所有可能的智识因素，能够告诉人们如何应用它，而应用被看做是一种次要的过程，主要取决于指导应用的理论本身是否健全。西方的理论概念源于自然科学，它将主要的智识努力归于理论，而将谨慎、勇气、直觉和运气这些大不相同的素质留给实践。毛泽东与此相反，将同等或更大的智识努力归于理论的应用。研究、倾听、学习、思考、评估、再评估——这些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秘诀。(63)
这样的毛泽东——战略调研、战略实践和战略认识的天才能手毛泽东——很大程度上恰如孙子理想中的精细查察、缜密权衡的“度、量、数、称”大师，(64) 更契合克劳塞维茨透视的战略艺术的根本，即“才能（创造的能力）和实践”。(65) 因此，不仅在根本战略方式，而且在战略认识论方面，毛泽东都可被称为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辉煌结合。
八 不对称的与对称的：当代中国战略及其外交意蕴
本文的讨论终于进至当代中国，亦即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一方面，就当代中国的大战略形态而言，浓缩为术语“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根本战略方式是不对称战略（asymmetrical strategy，相当于较早的战略理论概念“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理论上意味着“扬己之长、克敌之短”和“避敌之长”。(66) 完全可以说，这相当于孙子式战略方式，在中国非常悠久和主流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战略传统中有着深刻的底蕴和渊源，而它的外交意蕴可谓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就当代中国的军事努力或军事力量的建设和现当代化而言，它的战略形态从根本上说是对称战略（symmetrical strategy，相当于“直接路线〈direct approach〉”），理论上意味着“针锋相对”、“正面攻坚”和“以牙还牙”。(67) 这在战略精神上，可称克劳塞维茨式战略方式。这两类战略方式都利弊相兼。中国政府和中国大多数公众多年来以言辞和实践反复表明，他们坚信中国既要大力和平发展，又要加速增强军力和推进军事现当代化，亦即结合使用不对称与对称战略、以兼取两者之长和规避两者之短。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和平崛起有其巨大的战略裨益。它在绝大部分时候、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广义的“软权力”，即和平的、非军事性的和大多非强制性的权势资源和权势行使。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特别是“微笑外交”的柔性功能）、文化力、移民力等，还有国家发展成功本身在中国巨大规模之外带来的格外的威望力以及劝阻力（或曰“软威慑”）：所有这些的特征在于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和很大程度的互利性。相对而言，这样的力量最不易阻挡，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最小成本发生，后果方面最可接受，因而一定意义上最为无敌。特别是，和平崛起战略的最大好处是相对成本低，且其效应来得尽管相对缓慢但相对经久。中国资源不富，内部困难多，因而一定要格外地讲究保持低成本；中国较有耐心，较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之事，因而经得起这里说的相对缓慢；中国的抱负长远伟大，因而更倾向于主要依靠广义软权力可产生的相对经久的权势效应。
在世界政治的很大部分变化着的基本性质之中，这样的和平崛起概念有其坚实的基础。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迅趋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力问题，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日益增大，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军事表现重要。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作为巨型“贸易国”的和平发展总的来说符合世界历史的当前潮流。(68) 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可以有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重大便利和可观前景。(69)
然而，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都须明白和牢记软权力（无论广义的还是狭义的）与和平发展的局限性——与它们的重大功能和裨益并存的局限性。由此，才能明白和牢记作为对称战略的军力发展乃势所必须。理论性质的谈论可从比较出发：比较持有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不同流派如何各有偏执地对待软权力。它们都喜欢软权力，但原因各不相同。现实主义流派喜欢它，大致是因为它被当做硬权力的一种值得欢迎的补充或襄助。然而，现实主义者往往不明白或不注意，为了拥有和发展软权力，通常必须对硬权力及其增进打上一定的甚或相当大的折扣。自由主义流派喜欢它，一般是将它视为硬权力的一种非常值得向往的替代。然而，自由主义者不想承认，至少就当下或短期而言，软权力经常不如硬权力那么有效；软权力如前所述倾向于代价较低，然而往往效率也较低。建构主义流派喜欢它，是将它当做一个了不起的建构过程，以便构造和改造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使它们不受或少受权势争斗特别是敌对性争斗的支配。可是，建构主义者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在追求眼前利益的时候，那么经常地缺乏关于久远的仁善未来的眼界，缺乏逐渐实现它的耐心，以致阻碍甚或阻绝这非常耗时的建构过程去产生其仁善和重大的建构效应，假如据以时日这过程真能较充分地产生此类效应的话。所有这些都关系到软权力的基本局限性，都要求人们不要迷信软权力，就像不要迷信硬权力一样。
军事力量、军事意志和军事体制效能在某些至关紧要的可能的紧急情况下最为紧要；不仅如此，它们在平时的遏阻最坏情况发生的根本威慑作用，加上它们可以产生的威望、影响力和有时必需的强制性外交能力也至关重要。而且，特别对以经济实力和贸易影响的巨增速增为最大民族成就和国家经验的当代中国来说，尤需明白和牢记一点：经济力量恰如军事力量一样，有其在可互换性（fungibility）(70) 方面的固有限度。军事强权仍是国际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先进和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仍是在军事强权面前捍卫自己的一种必需；领土/军事安全问题仍然至关重要，主权争执、领土争端和其他紧要利益抵牾仍然多发和常见，即使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总的来说已变得不那么突出和激烈。因此，军事力量仍有重大意义。历史和理论都昭示，国家大战略在和平时期有一项重大任务，那就是念念不忘军事安全和备战。“带着对一场（或几场）你可能会被要求去打的战争的不断关注来操作和平至关紧要”；“有关的政治实体的真正任务，一是确保非军事方面在战时不被完全忽视，二是确保军事方面在平时不被丢诸脑后”。(71) 战略史和战略思想家保罗·肯尼迪的这番话可以说是至理名言。
当代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的强劲发动远晚于改革开放的强劲发动。多少有如西汉初年社会极端凋敝和国家极端贫困实际上强制规定了西汉初期的国策方向，亦即“休息无为”（包括如前所述“外交防御”）以致最终“民务稼穑，衣食滋殖”，(72) 邓小平在他执掌最高领导权的整个时期里，将党和国家的政治、精神和物质资源大都集中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大发展，并且为此将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相对“边缘化”，或曰推迟之。此即他的“军队要忍耐”的思想或要求。(73) 在这位特别兼具求实精神与宏远抱负的伟大国务家看来，浅显无疑的起码的战略道理之一就是国家大局优先、构筑基础优先：“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74) 按照本节开头的界定来说，邓小平领导时期中国的大战略形态是压倒性的或近乎纯一的不对称战略。
“军队要忍耐”原初就意在是暂时的；(75) 而且，恰恰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上述大战略导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情况就更是如此。然而，两大急剧的事态大概多少提早了当代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的强劲发动，那就是：（1）美国依凭骤然亮相的高技术武力极迅速利落地打赢海湾战争，这对中国的政治领导和军界造成了心理震动和思想冲击；（2）继而，“台独”威胁随李登辉1995年抛出“中华民国在台湾”论而急剧浮现和急速加重，从而带来了进一步的强烈刺激。在这些背景下，转折到来：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发动军力加速度建设和军事加速度现当代化，其目标一言以蔽之，是使中国与其武装力量具备打赢高技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能力。(76)
在这一目标或方向和相应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主导下，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期间中国军事的多个层面和多方状态显著变革，其中大多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中。它们中间尤为重要的包括：（1）1999年至今，军事预算不断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持续高速增长，唯有其中两年的年增长率略低于两位数；（2）坚决、有效和相当迅速地制止了一度充斥于人民解放军的部队经商活动，从而除掉了军内涣散、怠惰、违纪和腐败的相当大一部分缘由和助因；（3）通过“军转民”等重大措施，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原先过于臃肿的军事工业和后勤体系的合理化“瘦身”；（4）新的、现当代化的军事信条或原则有力地浮现，并且得到有力的贯彻，其中特别是：多军兵种合成体制，其建设和扩充重点被显著地置于除传统陆军（步兵陆军）之外的所有战略和战斗性军兵种；愈益发展和依凭先进军事技术和新型武器系统；本着可谓“对称性战略中的不对称战略”，赋予所谓“杀手锏”武器系统的研发、制造、装备和部署大致特别优先的地位；扩展、丰富、细化和深化战略规划工作，连同与之相关的各类战略研究；大为增进中高层次专业军事教育的规模和重要性，同时显著增进军事专业化。总之，借用《华盛顿邮报》2005年一篇文章中的话说，“从头到脚的现代化正改造着中国军队”。(77)
自2004年9月胡锦涛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以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在继续并加速贯彻的同时有了重大的发展。特别具有历史性创新意义的是，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78) 这在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之外，主要意味着将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注重遏制危机和战争，科学筹划和实施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提高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安全和从事反恐维稳、应急救援、国际维和任务的能力，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军事交流，推动建立军事互信机制。(79) 可以说，由于如此结合和纳入军事与政治、军事与外交、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维度或要素，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从未像现在这么内涵丰富、这么大程度地适应中国和世界在当代的基本变迁。
九 结束语：回到孙子与克劳塞维茨
在大尺度地俯瞰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之后，可以回到孙子与克劳塞维茨，或者说回到本文在导言后第一、第三和第五节论说的传统中国的两大类战略方式和战略传统（“孙子式的”和一定意义上可称“克劳塞维茨式的”）。尽管这番战略论说以孙子对克劳塞维茨开头，但本文需以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结束。如前所说，纵观其革命战争统帅生涯，在毛泽东那里，孙子式的和克劳塞维茨式的战略方式（前者是执意精致迂回、规避正面激战，后者是旨在决战决胜、力求彻底歼灭）得到了无论中外实属罕见的光辉结合。如果打一定的折扣，将在位头几年汉武帝的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当做这里说的战略方式，那么由于他继而连连发动决战决胜的大规模远征并完全击垮匈奴帝国，总合起来他也可被当做体现了类似的结合。前面的论说还表明，正是随着由弱变强，并且多半因为由弱变强，毛泽东从事战争的根本方式经历了重大变迁——从孙子式的改换为克劳塞维茨式的，当代中国的大战略方式则由孙子式（不对称）的改换为孙子式和克劳塞维茨式（对称）结合的。依此可以例解一项重大的机理，即力量对比变迁与战略形态变迁之间有结构性因果联系。
然而，前面直接或间接地反复涉及至关紧要的一点，那就是在传统中国，孙子式战略方式从其悠久的基底——主要的民族特性和主流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得到极有力的无形支持。这提示了另外两项对过去、现在和未来都饶有意义的道理：第一，中国在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上更易倾向于孙子式的或儒家的战略传统，连同其固有的和情势性的裨益与弊端。第二，这种战略倾向有其复杂的外交意蕴，然而它们在不同的力量对比形势下始终有个一贯的优先“主题”，那就是争取代价最小化，而非收益最大化。因此，粗略地说，中国较难胜出的自我挑战较经常的是这么一种：在需要甚或必需的时候，能够坚决无畏地正面攻坚，以至“决战决胜”。
［收稿日期：2011-03-20］
［修回日期：2011-05-04］
注释：
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②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③ ［德］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版，第25页。
④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23页。
⑤⑥ 《孙子兵法·谋攻第三》。
⑦ 事实上，即使有此声称，吴王阖庐也只是让从未实战过的孙子作为参谋而非军队指挥参与了一场真正的战役，即“西破强楚，入郢……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而且仅此一次见于史籍。
⑧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兵法·九变第八》。还有，“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子兵法·谋攻第三》。
⑨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⑩ 《孙子兵法·始计第一》。对此难句，《十一家注孙子》内有北宋梅尧臣的解释：“（孙）武以十三篇干吴王阖庐，盖首篇以辞动之。谓王将听我计而用战必胜，我当留此也；王将不听我计而用战必败，我当去此也。”
(11) 即《史记》所说的山戎、猃狁、荤粥，商人所说的鬼方、混夷、獯鬻，周人所说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等等。也有史学家将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的异民族统称为匈奴。匈奴的起源问题至今未能解决。
(12) 贾谊：《过秦论》。
(13)(14)(18)(20)(21)(22)(23)(25) 《史记·匈奴列传》。
(15)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史记·匈奴列传》。
(16)(17)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19) 《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匈奴传上》。
(24) 《史记·匈奴列传》；详见《史记·韩长孺列传》。
(26) 详见《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27) 4世纪初年到5世纪中叶初始的十六国时代，甚或往后经南北朝直到6世纪末期隋统一为止，可谓华夏民族和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其主要特征是非常漫长和广泛的族裔屠杀、血腥征服、人口剧减和社会凋零及野蛮化。然而，开启这一过程的主要不是中华国度以外的游牧族强权，而是匈奴帝国被击垮、匈奴族及其“同盟”大内乱之后的所谓“南匈奴”（与远徙中亚乃至更西的“北匈奴”相对），他们依附汉帝国并且部分地汉化，逐渐移入华北河套及其以南地区，与中国日益严重的政治分裂和内战相伴相随而“大乱中华”。
(28)(31)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29) 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战略理论和战略史著作家之一利德尔·哈特写过一部大西庇阿军事传记，题为《比拿破仑更伟大》，参见Basil Liddell Hart,A Greater than Napoleon:Sipio Africanus,London:Blackwood,1926。
(30) 参见例如《史记·秦本纪》及《史记·商君列传》中的下列记载：“（周）孝王［？－公元前886年］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後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赢。亦不废（西戎）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以和西戎。”“缪公卒［公元前621年］，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孝公於是……下令国中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公元前355年］。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有军功者，各以率［律］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军）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惠文君……七年［公元前330年］，公子卬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秦国的首次战场大屠杀）……（更元）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十三年，庶长章击楚於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惠王卒，子武王立……三年［公元前308年］……武王谓（丞相）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左更白起攻韩、魏於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这是白起麾下的首次战场大屠杀）。”
(32) “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白起）。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後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参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33) 《史记·周本纪》引《尚书·牧誓》。
(34)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下同。
(35) 详见《史记·张仪列传》。
(36) 就此，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注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妇埽除灶上之不净，不足为难。”
(37) 《史记·李斯列传》。
(38) 《过秦论》。
(39) 《史记·西南夷列传》。下同。
(40)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史记·东越列传》）“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王余善）杀（其兄闽越）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轻骑草探］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今以长沙、豫章往（救南越），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闽）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彊［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史记·西南夷列传》）
(41)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下同。
(42) 公元前112年，藩属国南越反叛，武帝发动大规模远征击灭之。其间，南征所需的关于西南夷地区的战略目的重返议程，随后便是帝国在那里的急剧扩张，通过大军“行诛”、武力摧毁和它们“自动的”威吓效应而来。到公元前109年，随“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西南夷”及其居住地区最终成为中华国度的永久组成部分（《史记·西南夷列传》）。
(43) ［美］阿瑟·沃尔德伦：《14至17世纪的中国战略》，载［美］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本节的大部分论述依靠并频繁援引该文。
(44) 与此同时，明成祖还有如汉武帝，在其他两个方向上远征或进取，即发大军征伐越南，派郑和率大舰队远下西洋。
(45) 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90页。
(46) 而且，本文前面的大部分论述也或明示或蕴涵了这一点。
(47)(50) 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91页。
(48) 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92页。沃尔德伦就此是援引弗雷德里克·莫特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传统中国研讨会的论文，参见Frederick W.Mote,“Some Problems of Race and Nation in 14th Century China,”1969年3月。
(49) 沃尔德伦上文援引自Edward L.Dreyer,Early Ming China:A Political History,1355-143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62。
(51)(52) 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105页。
(53) 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109－111页。
(54) Elbieta Potocka,“21 Century—Japan in the Shadow of China?” Chinese Cross Currents,Vol.8,No.1,2011.
(55) 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306页。
(56) 时殷弘：《中国历史之中的连续和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民族主义》，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21页。
(57) 姚有志：《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战略影响》，中国孙武网，2008年11月21日，http://www.sunwu.cn/bencandy.php? fid=8&id=94。
(58) ［美］约翰·夏伊、托马斯·科利尔：《革命战争》，载［美］彼得·帕雷特主编，时殷弘等译：《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815－817页，引语见第815页。
(59)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126－1128页。
(60)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229－1231页。
(61)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240页。
(62) 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第817－818页。
(63) 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第818－820页。
(64)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孙子兵法·军形第四》。
(65) 克劳塞维茨在一篇富含原创性的文章中说：“艺术是创造的能力……［艺术］理论是以概念方式展示的艺术。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到这构成了整个艺术，唯独两者除外，即才能——那对每件事来说都是根本的——和实践。”参见Peter Paret,“The Genesis of War,” in Clausewitz,On War,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p.14－15。着重标记系克劳塞维茨原文所有。
(66) 详见［美］约翰·加迪斯著，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369页。
(67)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368－369页。
(68) 参见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5。
(69) 以上两段大致沿用时殷弘：《全球性挑战与中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18－19页。
(70) 一位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将这里说的可互换性定义为“权势资产”或资源从一个政策领域转到另一个政策领域的可能性和难易程度。他阐释说：考虑一下一国拥有什么权势资产。它们包括：人口、地理状况、治理——它的政治制度的效能、价值——一国据以生活并予以维护的规范、它的意识形态的性质以及它吸引外国人的程度、财富、领导——它的领导人的技能，连同它拥有的娴熟精巧的领导人的数量、军事权势。在所有各种资产中间，财富和政治技能看来最为通用，地理状况和治理最不通用，因为这两者更多的是给定性的；价值和人口非常多样可变，分别取决于价值的内容和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和技能；军事权势介于两者之间，即一边是财富和技能，另一边是地理和治理，但更接近于前者而非后者。参见［美］罗伯特·阿特：《武力的可互换性》，载［美］罗伯特·阿特、罗伯特·杰维斯编，时殷弘、吴征宇译：《国际政治——常在概念和当代问题》（第七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234页。
(71) ［美］保罗·肯尼迪：《当今和未来的美国大战略》，载［美］保罗·肯尼迪编，时殷弘、李庆四译：《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70页。
(72) 《史记·吕太后本纪》。“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关于“钧驷”，《史记索隐》注曰：“天子驾驷马，其色宜齐同。今言国家贫，天子不能具钧色之驷马。”
(73) 参见《军队要忍耐》，http://baike.baidu.com/view/4140
128.htm。
(7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75) “（将来）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9、129页。
(76) 1993年1月，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初步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2000年12月，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高技术战争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2004年6月，中央军委据此充实和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参见曾令勋：《60年来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创新发展》，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5期，http://www.csscipaper.com/history/theory-of-conte-
mporary-china-history/183862_3.html。
(77) Edward Cody,“China Builds a Smaller,Stronger Military,”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12,2005.
(78)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1页。
(79) 《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全文），第二部分“国防政策”，http://mil.news.sina.com.cn/2009－01－20/10585394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