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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06)02-0151-08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那些在若干年前创立且存续至今的政党组织，其各个方面都会发生变化，同时也伴随着其文化系统的演变。关于什么是政党文化，中共政党文化的构成要素及其功能，笔者曾从政治文化和组织文化结合的角度撰写专文进行了阐释，认为其内涵包括政党的意识形态(政党心理、政党思想)和政党的制度规范及政党标志。[1] 本文通过分析中共自身建设的历史，进一步弄清中共政党文化的来源、形成及其发展，追溯其文化要素的演变过程，掌握其文化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的面貌，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共政党文化的动态情况，加强其建设。
一、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产生与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20年中，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他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衡量是非的尺度。”[2] (P22)辛亥革命失败后这一批人又开始了对怎样挽救中国的危亡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的新探索。
(一)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文化的萌芽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统治，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广泛地受到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在思想上一般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他们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面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黑暗混乱状况，有些先进分子已经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对中国是否适合，开始考虑中国是否有别的出路。
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苦苦寻求新的出路时，俄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他们从十月革命的启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敏锐地认识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意识到选择中国革命新的道路的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怀疑以至否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转而向往社会主义。五四运动把中国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衔接起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解放人们思想的前提下，为一种全新的文化的引入、为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迅速地成为了一股潮流。经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及与工人群众初步结合的实践，有更多的人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亚文化。“一部分人继承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3] (P832)在新文化运动中向左发展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核心的政治亚文化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在中国先进的思想界中居于主导地位，为中国工人政党文化的生成撒下了基因。
马克思主义需要从工人阶级那里找到自己的物质力量，工人阶级需要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力量。列宁曾预言：“由于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他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4] (P428)”。五四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有了相应的发展，而作为它们的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新文化，是必然要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形态，传入中国并找到了最好的结合者——登上五四爱国运动政治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这两股力量通过先进知识分子这座桥梁开始结合了，有了孕育中国工人政党的土壤，萌生了工人政党文化，使党的成立具有了初步的基础和条件。中国共产党便是这种结合的产物。[2] (P236)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产生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党纲，宣告党的成立。
中共的第一个纲领，充分吸取了中共党人早期的积极思想成果，同时也借鉴了俄、英、德等国共产党的纲领。它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组成：(1)关于党的名称，(2)关于党的政治主张：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3)关于党员的条件和入党手续，(4)关于党的组织及组织原则，(5)关于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5] (P1-4)虽然纲领比较简单粗浅，但它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标志着中共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一个党的党纲，是一面公开树立的旗帜，不仅外界将以此来判断这个党，而且党自身的发展也要靠它来凝聚和召唤。中共一大在很大程度上初步确立了它的文化系统，党纲中有关党员和党组织的规定是其制度规范要素的初步表述，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写上了中共的旗帜，有了其政党文化的核心即意识形态要素，标志其政党文化的产生。党成立后，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力量，造就了一种政治文化氛围，将一大批革命志士聚集起来，为一种神圣的信仰和崇高的目标而奋斗。从此马克思主义在各种外来思想学说中一枝独秀，开始了在中国融合发展的历程。
(三)中共政党文化系统在革命实践中形成
在初创时，对中共组织而言，还存在许多模糊认识。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在组织方面中共“一大”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但是，早期的中共还不懂得如何在保持党员纯洁性的同时将党组织成为无产者奋斗的大的群众性政党，表示要“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表明了党的文化系统还不具有明确的开放性，还不能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因而造成了组织的发展出现了很多障碍。
中共的阶级基础是中国工人阶级，而在近代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却非常有限，组织起来的工人则更少，相比之下敌人的阵营显得十分强大。在这种形势下建立的中共，无疑其文化系统应具有开放性，利于扩大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及其衍生的政治纲领成为中共动员和联系社会群众最一般也是最根本的手段。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将党的意识形态中国化、实践化，使马克思主义生根发芽，使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并扩大政治影响力，以与当时的大党国民党相竞争。由于当时国民党仍有一定革命性，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有根本的区别，因而意识形态的竞争是它们之间最根本的竞争。一般来说国民党作为大党并部分执政，它的地位表明其价值取向暂时为社会中较多成员所认同。中共要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为其服务的文化系统必须将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并促进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作为第一要务，因此，党的二大把注意力移到民主革命问题上，提出了最低纲领是很重要的。尽管国共两党意识形态不同，但有着某些共同的理论观点，即各自所信奉的主义有交集之点。这是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政治思想即部分政党文化基础。
由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与传统空前决裂，当时被很多人称为过激主义的政党或可怕的势力，因而在广东之外的地方都基本处于秘密状态。中共通过国共合作开放了其文化系统，并积极帮助国民党发展党员和建立组织，自身也得到了较大发展。经过1925年领导的五卅反帝运动，中共迅速扩展了政治影响，成为中国解放运动中的重要因素。[6] (P114)通过斗争实践，中共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力量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并意识到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两面性，于是扩宽了其文化系统中对党员角色的要求，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入党；国民大革命中，中共三次修订章程，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第一次正式载入了党章，使各种规章制度趋于规范。[7] (P238)中共政党文化中的制度规范要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
然而，1927年国民革命的失败，使年幼的中共受到它成立以来不曾遇到过的严峻考验。在这样的关头，党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意识形态的重新解释和宣传，党有可能会一蹶不振。革命失败的教训使中共开始重视对革命道路的探索，这种探索就是如何使党的意识形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八七”会议实现了党的战略思想的转变，重组了党的资源。红军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向农村进攻，开始了党的战略重点转移；“一把斧子一把镰，工农翻身当了权”[8] (P63)，便于吸收农民扩大党的队伍。中共六大指出了当时阶段的革命性质(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确定了党的总路线(争取群众)，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使党在遭遇挫折后又重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重新找回了革命的信心和勇气。应该指出，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出现了一些分裂现象，这种分裂也是党内不同派别对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理解的表现，使党更趋纯洁而更为统一。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根据地政权，党组织的发展非常显著。同时，党非常注重作风建设、树立党的良好形象，而形象实际上是党内外群众的心理认同。当时中央根据地流传了这样一首民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7] (P466)这首歌充分表达了贫苦群众对党的良好作风的赞誉。但中共在获得发展的同时，党内接连出现了“左”倾错误。第三次“左”倾错误长时间地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使党遭到严重损失。这种错误在党内实行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是对中共政党文化的要素之一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破坏。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后，才使这一原则逐步得以重新确立。
随着革命的深入，中共党人渐渐地成熟起来。在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了一大批领导干部，渐渐地成为党的精英和灵魂人物，其中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成为了党进行革命的一种动力和一面旗帜。毛泽东系统地研读了马列主义著作并写成《实践论》和《矛盾论》，进一步阐明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通过民族形式表现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9] (P534)毛泽东的这一解释为中共政党文化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中国的共产党必须带上中国特性，表明外来政党文化在中国的融合与发展，党的意识形态要素才能真正地适合中国革命的需要。
抗日战争中，中共发展迅速，开始强大。为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共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5年的中共七大，标志着中共政党文化的形成和确立。这可以从政党文化的三大要素来看。第一，党的意识形态要素基本上实现向中国文化的转化。整风运动打破外国教条的神圣性，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巩固了马列主义在党内外的阵地；特别是树立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即价值观能获得最大多数民众的认可；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被作为了中共的旗帜，使全党在思想上、工作上有了一致的理论基础，标志着中共在政治上完全成熟。第二，党的制度规范要素也完善了。整风运动克服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了来自各阶层的党员党性修养，使其行为更加规范化(无产阶级化)；树立了党性的楷模张思德，其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的精神在全党推广，普通党员对自己的革命战士的鲜明角色更加认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袖群体角色得到全党认同。七大概括了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强调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在新党章中比以前更详细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党的组织结构更加严密。第三，党的文化的标志性要素即党旗党徽的图案基本定型，只有尺寸大小还未完全统一。[10] 这时的中共已成长为一棵大树，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共政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一曲《东方红》的陕北民歌，唱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共及其领袖们的深深拥护和爱戴之情。人民歌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在中共政党文化产生与形成的这一阶段，虽然最终取得了党的意识形态的实践成果，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政党文化模仿的影子。“毫无疑问，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初始，苏联对其发展就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11] (P62)因而中共早期的文化系统不可避免的带有苏共的模式，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中共早期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不是内生的，而是直接从苏联引进的，其传播标志着“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12] (P37)。共产国际按照苏共模式着手帮助成立中共，这虽然在组织的最初建立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却成为了制约的因素。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发展与僵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标志着其政党文化系统在对这一组织的促进与发展中取得了第一个成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遍大江南北，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中共的原有组织形式是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没有民主没有政党活动自由的环境的。建国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为了中共的基本目标，也是其文化系统的目标取向。国家、政党、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建立任何形式的现代民主政治都必须处理的基本问题。[13] (P351)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成为了执政党以后，又有一个如何给自己定位的问题，中共政党文化必须反映和维护这种“定位”。
(一)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发展
随着中共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应将其政党文化进行有效的调整，加以发展。调整的关键和基础是搞好党的建设，克服党内存在的以功臣自居、“打天下坐天下”等不良思想倾向，才能正确解决革命胜利以后党内外存在的问题。党员的不良作风需要纠正，行为需要规范，角色需要调整。在组织方面，也出现了许多与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合的问题，需要进行整顿。这些问题对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提出了新挑战，处理不好会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从1950年5月开始，经过半年左右的整风运动，全党思想觉悟和工作作风有了明显提高和改善，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危害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党内存在的追求享乐等种种不良现象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广大党员、干部丢掉了从旧社会带来的坏思想，坏作风，明白了“人民天下人民坐”的道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执政党党员的角色得以澄清和确立。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用3年时间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普遍的整顿和结构性调整。这次整党提出了更高更严的党员标准和发展方针，普遍对党员进行了一次关于党纲、党章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对每个党员进行审查鉴定和登记，对犯错误的党员分别进行处理；同时按新的党员标准发展了更多的党员，其中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工人，党的组织成分得到了显著改善。全国的厂矿企业及高等学校一般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内教育和组织生活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基层组织的制度要素及其结构性的改善使党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1951—1952年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一场“三反”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个别的重大典型如张子善、刘青山被枪决，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维护了党的形象，形成了健康的社会风气和提高了执政党的威信。1954年中共高层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争权分裂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次斗争的胜利，增强了党员的团结意识，尤其使党的领导人明确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再次确认了历史地形成的党的领袖人物群体的排序，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有利于全党人心的稳定并增强政治战斗力。
由于革命风暴的洗涤和党的建设的进展，党的组织更加纯洁，党风得到改善，社会风气健康向上，中共政党文化处于发展状态中并传播于全社会。表现在：(1)政治心理方面：党风纯正提高了党的威望，党的形象非常崇高，大大加深了广大群众对中共的感情和信任，从心理上很快接受了中共的领导；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全国人民对中共的认识和感情又有了新的升华，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寄托着美好的向往。(2)政治文化方面：《我们走在大路上》、《浏阳河》、《社会主义好》等歌声在全国响彻云天。中共团结民主党派及其它政治力量协商国家大事，党和政府的关系比较协调，政治上显示着一种民主的气象。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僵化
1956年9月，中共八大是党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应继续调整其文化系统以适应新的形势。从中共成立到“八大”的召开，应该说党内生活是逐步实现了民主化，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在中共“八大”上，党对中国国情作了基本正确的分析，有很多好的决策，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这本是其文化形态转型的契机。遗憾的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党的主要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大会的精神没有能够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1957年反右斗争中，毛泽东改变了对阶级斗争的看法，不久，他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转移，是导致中共政党文化的发展被扭转并遭受破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跃进”中，“兴无灭资”、“政治挂帅”、“反右倾”，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五风”肆虐，严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群关系。虽然1961年和1962年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某些“左”的错误做法，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左”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狠抓阶级斗争，此后变得越来越厉害，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全国陷入动乱，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为什么要否定“八大”路线？从国际环境的影响来看，主要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威胁、苏联东欧集团的变化、中苏冲突、中印边境冲突等四个方面的因素。[14] (P159)这些因素与国内政治斗争、经济困难、社会矛盾等因素汇合，共同造成了中共政治路线及其政党文化建设的“左”转，被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紧紧围绕政治运动来进行，“以致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1] (P76)
这些内外因素的深刻影响使中共政党文化要素的发展出现了非理性的倾向，主要表现为：第一，党的体制更加集权。开展阶级斗争，就需要政党文化作进一步改造，以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这一时期体制集权的特点不同于“八大”之前。“八大”之前的集权是体制集权，权力行使是通过领导集团集体进行的，民众信仰的对象是政党，而非个人。而这一时期的明显特征是权力日益从体制向个人转移，个人垄断党内外一切决策权，党的最高权力的行使是通过个人来进行的，党员、民众的信仰对象从政党逐渐转变为个人。个人集权一方面有利于集中一切力量与外部力量抗衡，另一方面也大大地便利了主要领导人操纵权力斗争。然而，执政党集权的体制走向极端，各级组织失去了党章所赋予的权力，不是形成了超强力量的“铁板一块”，而是耗散了它的力量。“文革”中一度发生的无政府现象和派系斗争，表明党的力量极度软弱。第二，制度规范要素被破坏。中共的权力之所以能集中到个人手上，主要是因为作为权力保障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民主集中制变成缺乏民主的集中，民主与集中不能得到良性循环。党内民主集中制被严重破坏应该是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始，从此党的制度文化系统偏离正确轨道。在随后几年里，毛泽东为了他的一种追求[15] (P70)，不断地树立权威，民主集中的党内制度显然是其重大障碍，坚持这些制度就意味着个人权威的丧失，因此，这一制度被不断削弱。“文革”中，其个人权威被神化到了极点。党的组织原则的被破坏，加上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以至于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党代表大会曾一度无法正常召开，地方、基层的党组织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党的许多制度只是徒有虚名，党员权利被剥夺。尽管早前树立了新的党性典范即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后来又受到批判，党员角色心理上无所适从，行为上没有准则。这意味着政党文化中的制度规范要素荡然无存。第三，意识形态要素的僵化。“左”的意识形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党员的思想受其禁锢和限制，保守僵化。党的很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一些领导人的正确观点被否定了，当成了“资本主义”的东西；一些马列主义原理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了，而把马、恩、列、斯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很多封建主义的、小生产者的思想等等被当成“社会主义”新思想加以提倡，是非混淆了，党员思想被搞乱了。
本来，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理应从革命型政党向改革型政党转变，其政党文化表现为民主开放和法制理性的形态。但是由于早期的文化系统打上了苏联模式的印记，导致了在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存在着一种对党全盘否定的态度。客观上讲，苏共对马克思主义探索的结果给年幼的中共提供了理论上的极大帮助，苏共的实践也让中国知识分子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是理论是运动着的理论，它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机械地把一种组织文化照搬到另一组织，这一做法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共文化系统其后的发展中，也考虑过这一问题。“毛泽东坚持突破苏联模式，不管怎么说也不单纯是由于自尊心的需要。早在1958年之前的几年中，他对苏联模式本身的价值以及它们对中国的适应性的怀疑就一直在增长。”[11] (P76)虽然中共在理论借鉴上存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但是党的组织中已经具有了文化借鉴的标签，这是不能否定的事实，因而，苏共存在的问题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共的发展，由此导致了在其文化系统的认知上的偏差。“文革”这一非理性的事件就是这一偏差的表现。此时中共内部少数人操纵权力，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活动不受法律及党纪约束，各级党委被踢开；在党外，各民主党派被迫停止活动，政治协商制度被废弃；政府机关瘫痪，人民的权利受到践踏。此时中共政党文化(心理)表现为：党的形象完全是一副“左”的封闭专权的面孔，全国人民被导入背诵语录、跳“忠”字舞、高呼“万岁”的狂热之中，个人崇拜风盛行；个人的话成了金科玉律(“最高指示”)，成了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全国八亿人以一个人的思想为思想，以一个人的观点为观点。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是这种崇拜心理的突出表现。
三、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转型与整合
随着社会的进步，意识形态开始走向世俗化，信仰也出现了多元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真正迈入转型期，使得中共的政党文化必须适时地进行转型与再整合。提出中共政党文化的转型主要指其文化系统要适应新形势，从传统到现代、从革命到改革、由阶级斗争到现代化建设，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与转化。
(一)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转型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拨乱反正，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领导人民开始了一场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长征。中国的历史又恢复到了它的正常逻辑。与此相联系，党所面临的环境、任务和党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以邓小平和江泽民先后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紧密联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推进党的建设，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也开创了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新的进程。
第一，党的意识形态要素的转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实现党的历史性转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此前后，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高超的领导艺术，致力于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使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可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共由在改革前的强调极端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向致力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具有务实色彩的意识形态的转化，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党的任务是它必然的选择。尤其是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断地分化组合，从而造成了社会的转型，因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的文化系统也需要转型。在实现中国现代化、复兴中华民族的过程中，中共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指导了中共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使其文化系统适合环境的发展，为中共的转型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使中共从错误的轨道上又回到了正途。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在自己的旗帜上增添了一项内容。这说明其政党文化中意识形态要素得到了新的发展，证明党的文化系统适应了形势的发展。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意识形态要素进一步创新，大大促进了中共政党文化的转型，为新世纪中共从革命型政党转向改革型政党提供了思想指导，也将确保转型的成功。
第二，党的制度规范要素的转变。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总结经验教训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指出：“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16] (P843)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了党建的目标。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把“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组织和作风”，当作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四项最重要的保证之一。[17] (P3)中共对党章进行了多次修改，制订了许多党内法规，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保证党内民主的实行逐步有序化、稳定化；改进了党的权力运行机制，使之民主化、规范化；改换、调整了领导班子，清理、整顿了党员队伍，改革领导机构，设置了新的工作机关等等。这是着手于党的制度规范要素的转变。
第三，实现了党的文化的标志性要素即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规范化。1995年4月，中央责成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党旗党徽的制作和使用的规范化问题提出意见，并起草《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经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1996年9月印发。它对党旗党徽的性质、式样、规格、制作和使用等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并附有党旗党徽的标准图案和制法说明。参照国旗的通用规格，规定党旗有五种通用规格，并指出了“在特定场所需要非通用规格党旗、党徽”的报批办法等等。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作为第11章，具体分为三条。这为统一党旗党徽的图案样式提供了党内法规性的依据，对于维护党徽党旗的严肃性，发挥党徽党旗的感召力，增强党员的光荣感、使命感，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四，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有了很大改观。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为中共挽回人心起了很大作用。十二大以后进行整党时，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我们一定要搞好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7] (P39)这就明确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要求。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17] (P380-381)十三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十四大对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做出全面部署，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十五大以后，以整风精神在县级以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一些不正之风被纠正，一批大案要案被查处，一个个腐败分子被清除。十六大之后，又在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在新时期，我国的政治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为提高。政党形象是政党心理的内核，这一系列好的做法有利于改善和形成中共的良好形象，其良性变化很容易得到普通党员和党外广大群众的心理认同。《走进新时代》的歌声反映了人民群众欢天喜地的心声。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整合
然而，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新世纪，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为组织的发展设下了重重难题，需要对其政党文化进行新的整合。
首先是全球化及国际风云的挑战。当今时代，“全球化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铁的事实。”[18] (P15)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种文化的碰撞在所难免，但霸权主义又有新的表现。加之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了挫折，从而造成了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不信任，而西方敌对势力也在千方百计地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如何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及面对国际风云的变化又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应付风险，这需要中共做出战略性的决策。
其次是国内改革的挑战。改革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执政党的命运，对中国这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改革失败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市场经济的建设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新事务，加大了领导的难度，对党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社会分化加速。随着政府能够掌握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重新配置并逐渐向社会流散，以个体劳动者阶层为主的小业主群和以私营企业主为主的中产阶层逐步形成，原有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进一步分化组合出一系列不同阶层和群体，从而在中国现出一种社会结构复杂化、利益群体多元化的格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育，使人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有了更多的自由，个人利益观念普遍觉醒，人的自由和竞争意识得到加强[19]。“社会秩序的最大破坏者是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当社会由于标准多样而失去标准时，社会秩序也就不复存在了，原来认为有价值的变得没有价值，原来认为合理的变得不合理，原来的追求方向也已经变了，社会中已经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社会的秩序也就随之瓦解了。”[20] (P124)这种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信仰多元化的趋势取代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单一化，使中共政党文化系统尤其是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三是执政党地位的挑战。中共是执政党，其执政地位对其自身而言就是一种挑战。因为执政，它的巨大政治资源为其成员提供了权力寻租的可能，就有为一己之私而滥用权力的机会，腐败的产生就在所难免。而且，由于对私利的追逐，整个组织也便有了演变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或几个利益集团的危险性。而中共应该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组织，决不允许蜕变为一个自私狭隘、为追逐个人或小团体利益而争斗的组织；它一旦那样时便违背了它的性质和宗旨，也威胁着它的生存。这是来自本党内部的直接危险。
最后是党内精神世界的挑战。最大的危机莫过于思想信仰的危机，因为一个组织的维系是建立在对组织的特定价值、目标和信仰认同之上的。[22] (P18-19)今天，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历史交接处，社会上出现了价值迷失、道德失范的现象，中共组织内的一些成员也不幸迷恋于其中。受价值标准、信仰多元化的影响，有人崇拜金钱，忘记了共产党的信仰、使命和党员的身份、义务，贪图党的制度规定之外的利益，失去了奋斗的目标；或崇拜权力，追逐级别地位，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严重，与民格格不入；或不明确自己的党内角色定位，认同了社会上的其它角色，混迹于其中。中共要求党员做“三个代表”的先锋队战士，是很好的，但实际上今天人们心目中党员的角色很混乱。显然，还把党员定位于革命战士或“战斗队员”的角色是不适合了，可有人把党员定位于“先富者”也不妥。如果定位于“带头致富者”又如何？因为有些党员先富了他不带，有些党员又自己富不起来无能力带。
在国内外、党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接受其政党资源包括其文化资源再整合的现实。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党朝着更光明的发展道路前进的一种必然选择。现在的党中央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做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采取各项措施进行党的先进性教育。整合党的政治、组织、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与时俱进，创新其政党文化，全面综合提高党的能力，就能应对各种挑战，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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