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历史解读的多维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南京大屠杀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南京大屠杀历史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的人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予以关注。不仅中国人关心，西方人也越来越重视；不仅民间一般人士重视，也引起中日两国高层领导的重视；不仅是一般程度上的关注，而且学术和网络讨论、影视和文学作品涉猎、甚至于提升至国际和平教育与交流的层面给以诠释。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关注度前所未有。如何解读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同样也成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一种文化需求。本文提出人们应该多维度地去解读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一、应该注重辩证地去解读南京大屠杀史
首先要说明的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来说，南京大屠杀史主要是日军侵华暴行史、抗日战争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值得去深入地研究和考证。其次，由于日本有人多年来恣意淡化、篡改甚至妄图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混淆了视听，不仅在日本制造了思维混乱，而且也造成部分中国人甚至为数不少的学者思想上的模糊不清。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怎样去澄清？既有历史观问题，也有个方法论问题，应该引用哲学上的辩证法来分析。作为一门学问，它有着很多问题，因篇幅有限，本文只涉及几个主要问题点。
(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数字究竟应该怎么去看
多年来，围绕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数字问题，中日两国学者一直进行着激烈地争辩，有人论证有30多万人，有人论证有20万人，有人论证有3万人，有人论证有3 000人，也有人论证只有47人，还有人论证根本没有人遇难，只是两军交战中的正常死亡。今年初发布的中日两国历史研究公报上载明，日本历史学界承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但在遇难人数上存在争议，[1]置疑和挑战30余万遇难者的数字。最近，日本《今日日本》网站发表一篇题为“日媒：对南京大屠杀争执不下中日双方都会输”，[2]再次对南京大屠杀数字问题提出威胁。
值得指出的是，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大屠杀的定性和规模的定论，同时它又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同盟国法庭的调查和法的定论，因此绝对需要进行考证和研究。但是，数字问题上的考证和争论，又不应成为否定或弱化南京大屠杀的理由和借口，因为即使3万人遇难，或者是3000人遇难，也是一场战争犯罪，也是一场屠杀，“震惊中外，惨绝人寰”这八个字，是当时的媒体所做的定论和报道。从抗战史的地位来讲，它是日军侵华70多年历史中发生的最集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从二战史上的地位来讲，它是二战史上公认的三个特大惨案之一，即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广岛原爆和南京大屠杀。从人类文明史上来讲，它是一场人类的浩劫，文明的创伤；是野蛮扼杀文明，兽性虐杀人性的残暴事件。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它是既经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判例(与纽伦堡法庭把奥斯维辛大屠杀作为判例，并且在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专门用“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两章篇幅为南京大屠杀作了判定)；[3]后又经过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法庭的调查确认，并作出遇难者30多万人明确的法的定论。再从南京大屠杀史学定论本身来讲，它包括时间概念，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六个星期；地域范围在当时南京行政区划470多平方公里，含城墙内的近50平方公里；内容包括杀烧淫掠四个方面，即杀了30多万人，其中俘虏的军人约9万多人；南京城有三分之一的建筑被烧毁；在日军占领南京的一个月内，市内就发生了两万多起强奸轮奸的暴行；还有大量的公私财物被掠夺。[4]
南京大屠杀历史绝对不是一个数字问题那么简单，它牵涉到侵略战争对人类犯罪的性质问题，那种以数字问题的争论来混淆和掩盖大屠杀性质的企图，值得引起足够的警惕。反之，那种以弱化南京大屠杀数字，采取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的做法，实际上是变相地与中国人民讨价还价，以达到推翻历史的判决、法的定论和翻历史的案的目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数字？既是个方法论，更是个历史观问题。
(二)发生南京大屠杀的原因是什么
日本人为什么在南京开展大屠杀？许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有多种多样的说法。
说法一：由于中国人的抵抗，日本人为了报复，在南京展开了大屠杀？其理由和根据是，日本人当时在中国东北、华北基本没有遇到大规模的直接的正面的抵抗，而在上海淞沪战场上，20万日军部队和蒋介石的70万大军对峙了三个月，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坚持抵抗不肯投降，所以日军要报复。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肯定不对！而且是错误的逻辑，与日本右翼人士的说法基本一致。
首先中国人在淞沪的抵抗是中国抗战带有全局性的战略好棋。因为要变日军一线作战(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推向华中，再推向华南)为两线作战；变平原推进作战为引入江南水网地带进而引向山区作战。另外，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搬迁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死守。更重要的是挫伤日军侵华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既定计划。因此，淞沪抗战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中国军民该不该抵抗呢？应该抵抗，只要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这么说。但是，的确有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不这么认为。例如，由陆川执导的电影《南京！南京！》上演后，就围绕着影片一开头中国军人在南京的抵抗，在媒体上形成了论战。有的说，这部影片一改过去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的影片中那种单一的屠杀、强奸等暴行内容，突出了中国军人的抵抗，拍得好，有中国人的骨气，是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和亮点。有的说，不能这么拍，这样容易被日本右翼抓住把柄，怕形成屠杀合理的结果，应该强调南京是一个“没有抵抗的城市”。连陆川本人也在传媒面前说漏了嘴，说因为激烈抵抗遭到日军报复。网民对陆川的说法有意见，给我来函来电表示抗议，委托我与陆川联系，批评他这种说法不对，希望他能注意。我同意网民的说法，向陆川表达了不同看法，陆川立即回信，表示一定注意。事实上，当时中国军方最高层蒋介石、唐生智的确已下达从南京撤退的命令，从整体上看，南京已处于从军事上放弃抵抗的城市，局部抵抗和小范围的巷战的确存在，但这不是造成日军屠杀暴行的直接原因。另外，中国人不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正如同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的：“中华民族历来都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勇气……”[5]反抗外来侵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面对屠杀，难道我们不该抵抗吗？记得1995年，著名导演吴子牛在拍摄电影《南京大屠杀》时，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简称纪念馆)搞开拍仪式，搞得很隆重，很有特点，其中有祭酒仪式，也有三千人秉持烛光悼念死难同胞仪式。吴子牛要我帮他写首诗在仪式上念念，后来又叫我自己念，记得在这首叫《祭》的诗歌中，我用了这么两句话：“我们士兵保卫自己的祖国何罪之有，我们百姓守护自己的家园何罪之有，我们的老人、我们的妇女、我们的孩子……何罪之有？”[6]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东京和平集会上，有位日本右翼人士跳出来质问我，说是根据他的研究，无论是在卢沟桥，还是在淞沪，都是中国人打响的第一枪。我反问他，谁打响第一枪重要吗？请问卢沟桥在北京还是在东京？淞沪在上海还是在大阪？你们日本军队拿着枪，拿着炮，跑到中国土地上去施暴，这还不叫侵略吗？面对侵略，难道中国人不该抵抗吗？因为中国人抵抗成了日本人杀人报复的理由和借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说法二：日军放松了军纪，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原因？这个说法对吗？的确是个原因。“八一三事变”后，日军组织上海派遣军进攻上海，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会遇到中国军队如此激烈和大规模的抵抗，也没有想到这个仗打了三个月，更没有做好进攻中国首都南京的准备，所以后勤供给严重不足。军队缺衣少粮，于是，在过了无锡之后下达了“就地征收”的命令，实际上就是“合法抢劫”的代名词。日军到中国老百姓家抢衣服、抢粮食、抢古董，遇到躲藏着的妇女开始强奸，这种风越演越烈，一发不可收拾，到南京后变本加厉，放纵10多万日军到处施暴，无恶不作，但只有17名宪兵维持，怎么能管得了，日军军纪败坏，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说法三：是日军“用武力迫使中国畏服”进而展开的大屠杀，这才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原因。那么，究竟日军有没有因报复而大屠杀呢？是有的，但只是下层士兵。有些日军官兵因自己的兄弟、同乡、战友在上海淞沪战役或在南京保卫战中阵亡而引起复仇的，但只是少数，构不成大屠杀的规模。大屠杀的主要原因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所引用松井石根司令官在进攻南京的命令中所说的：“用武力迫使中国畏服”。[7]明明白白地是要用“武力征服”中国人的抵抗意志，也就是说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罪恶行动。此外，从现存史料中发现，当时华中方面军有个叫长勇的参谋说司令部有个“屠杀俘虏”的密令，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亲王也从东京带来屠杀的密令；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也有“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的明确记录。日军的武力征服和“杀俘”扩大化，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还有不少学者从日军官兵的战场心理、文化原因等角度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原因进行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从学术上分析也是可行的，但从哲学的命题上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会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发生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也有主次之分，其日军为了武力征服而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大开杀戒的根本原因不能被忽视。
(三)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人在分析日军南京大屠杀原因之后得出是所谓偶然事件的结论，笔者不敢苟同这种说法。侵华日军当年在攻陷南京城后，立即进行为期六周的大屠杀、大强奸、大掠夺、大破坏，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及其“征服中国”的野心使然。
日本在进入近代社会之际，与亚洲其他国家一样，同样遭受西方列强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但是，明治维新政府领导人一面继承日本封建武士的海外扩张思想，一方面接受西方列强的“弱肉强食”和“强权政治”的原则，不是和亚洲国家一起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迫，而是企图“脱亚入欧”，力求加入欧美资本主义行列，侵略亚洲的国家，用这种办法来弥补欧美资本主义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损失，借此谋求充当“东方之盟主”。[8]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企图采取恐怖手段，迫使中国屈服，以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一再强调这场战争是一场所谓的“膺惩”战，即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就要予以“惩罚”，这种为“惩罚”而进行的“膺惩”战，是不受任何战争法规所约束的，就是对中国人民的疯狂屠杀。对于这一点，松井石根是最能领会日本军国主义当权者的旨意的。当他在接受派遣军司令官的任命时，曾向近卫文麿首相表示：“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他还同近卫首相讨论了进攻南京的政治目的，如果中国人“坚持民族主义”和“排日情绪，就必须付出代价”。很显然，所谓“代价”就是血洗中国首都南京城。正基于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指出：“对都市或村庄居民实行屠杀……，这就是日方所谓的‘膺惩’行为。这些行为在中日战争中一直未停过，其中最坏的例证，就是1937年12月对南京居民的大屠杀。”[9]
二、应该注重从大的历史背景角度去解读南京大屠杀史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有哪些？根据我从业近20年的研究，南京大屠杀并不缺少证据。换句话来说，相比较于抗战史学研究中其他的历史，南京大屠杀证据最为充分。
第一，有大量的人证。体现在三个层面：幸存者、加害者和外籍证人。首先，我们一直在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普查工作，先后收集了4000多份幸存者的口述史资料，还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都做了录像、做了公证。纪念馆还成立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援助现在还健在的大约400位幸存者。二是当年在南京亲身实施加害的日本老兵，也就是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我们现在通过日本人已经整理出了250多份录音资料，搜集了南京大屠杀当年加害方的一些证据。三是当年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他们中有美国人、德国人、俄国人、丹麦人等共39位外籍人士。我们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的亲属那里取得了珍贵的历史文物，比如美国摩根银行前副总裁大卫·马吉先生，捐赠的他父亲约翰·马吉牧师当年在南京使用的16毫米家用摄影机，以及4盘保存完好的南京大屠杀原始录像素材带。
第二，大量的物证。例如：日军焚烧遇难者尸体的油桶；百人斩军刀；埋尸记录等等。
第三，大量的原始报刊、图书、音像资料记载。最早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是1937年12月15日美国记者斯蒂尔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上的报道，另外一个是1937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德丁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西方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以后，日军在南京的残暴立即就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所以，1938年2月5日，日本政府召回了松井石根和他手下80多名军官。松井石根因此在后来的7年战争期间，一直退役赋闲在家，没有再继续参加过任何侵华战争。对这位号称“中国通”的日军大将弃之不用，说明了当时日本高层对南京大屠杀的罪恶心知肚明。
第四，大量的遗址遗骨考证。纪念馆本身就是一座遗址型历史博物馆。说是遗址，主要是江东门集体屠杀和遇难同胞遗体丛葬地遗址，馆内共有三批遗骸对公众展示，是在三个不同的时段发掘和考证的：一是在1983年-1984年建馆时发掘的部分遗骸，被陈列在遇难同胞遗骨坑；二是在1998年-1999年发掘的“万人坑”遗址；还有2006年建造新的史料陈列厅时在现场发掘的第三批遗骸，都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见证物。
第五，“两个法庭”大量的档案。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这“两个法庭”的档案都是完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档案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图书馆。一些传教士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也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完整地保存着。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完整的档案现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0]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于1946年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屠杀人数为15万多人，合计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为30万人以上。[11]
综上所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既不容篡改，也不可误读。
作为长期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怎样看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有不少人看了纪念馆的展览后感到很压抑，喘不过气来；有的感到当时中国人很窝囊，很憋气。
作为中国人该怎么去看这段历史，有个角度问题。我觉得，历史的问题要历史的去看。从中国几千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有强盛，也有衰弱；有高潮期，也有低谷期。正如德国大牌教授迪特·森格哈斯评价的，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有两个特别“混乱期”，一个是春秋战国，一个是20世纪初“军阀混战”。[12]在这里面，他还少讲了20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和日军侵华战争，德国和日本等外国人的入侵，给中国造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混乱。南京大屠杀正是在这一混乱期的过程中，发生的一起由外敌入侵并制造的惨痛悲剧。
中国也有强盛的历史时期，不要说是古代有大唐盛世，就是近代也有康乾盛世。中国的乾隆皇帝当年写信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时，曾傲慢地说中国不稀罕小巧的装置，不需要英国的工业制品。当时乾隆说这话的时候是有资本的，因为当时亚洲的产值在18世纪末占世界经济产值的37％，中国的经济总量的确大于英国的经济。但是近代中国落后了，落后了就要挨打。到了清朝末年也就是慈禧、光绪当政的年月，八国联军侵华、军阀割据，鹰也来了，北极熊也来了；星条旗来了，太阳旗也来了。中国成了软弱的羔羊，外国人随便在中国境内设租界，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腰都压弯了，任人宰割。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大背景。
站在现在人们的角度理性地去反思，为什么近代中国落后？换句话说，落后的原因在哪里？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化落后。曾任世界银行非洲顾问委员会委员，非洲研究、开发和管理协会创始会长喀麦隆人丹尼尔·埃迈加·曼格尔说过一句最精辟的话：“文化是制度之母。”[13]先进的文化创造先进制度，落后的文化带来落后制度。美国的劳伦斯·哈里森教授说：“不发达是一种心态。”[14]中国古典文化灿烂辉煌，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吧！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儒家重“礼”，强调以道德治国；道家重“无为”，把自然治理作为最高治国艺术；法家重法制，以“法的威慑”治理国家；墨家讲“兼爱”，提倡从互爱中得到互益。时至今日，这些文化仍不过时，问题是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近代中国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缺少文化创新，所以落后挨打。像南京保卫战外围战中的川军部队，调来守卫在南京城西大门的安徽宣城，都到了冬天了，他们还穿着蓑衣，背着斗笠，跑来保卫南京。更主要是在装备上落后，军事文化上落后，看到日本的装甲车，川军官兵们见都没有见过，打枪子弹打不进，扔手榴弹没有用，结果一个主力团稀里哗啦的被冲散了，阵地丢了，首都南京的西大门洞开，师长饶国华中将为此开枪自杀以谢党国，成为南京保卫战中牺牲时间最早、牺牲时官衔最高的将军。
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南京大屠杀历史呢？这里也有个认识问题的眼光、胸怀和角度。在纪念馆现有的展陈中，引用了三个历史名人的三段富有哲理的话，这是我们展览的主办者希望借以引导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能够正确地看待这一段历史的“眼”。一是当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先生说过的：“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记。”二是当年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指出的：“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强加到日本人民的头上。但是我知道，忘记过去的苦难就有可能导致未来的灾祸！”三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在给上海市西中学学生们讲的：“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美国的劳伦斯·哈里森教授在《泛美梦》一书中分析文化如何影响进步时，曾列举了进步文化区别于停滞文化的十点价值观、态度或心态，第一条就是“时间取向：进步文化强调未来；停滞文化强调现在或过去。”[15]我们祖国传统儒学也是强调“面向未来”价值观的。胡锦涛总书记也曾经高屋建瓴地指出：“不忘历史，珍爱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16]我们不能为了历史去研究历史，更不能为了历史去解读历史，我们研究和解读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未来不再发生历史的悲剧，不让伤痛的历史在未来重演。因此，各种要为历史复仇的心态和言论都是狭隘的、不健康的，也是要不得的。
三、应该注重从文化层面去解读南京大屠杀史
历史是什么？在我看来，历史是一种厚重的文化。
文化是什么？文化有多种解释，一般是指戏剧、文学、书籍、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博物馆等等。[17]西方的美国人叫它“高文化”，东方的中国人叫它“纯文化”。博物馆就是属于“纯文化”或“高文化”的范畴。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文化的概念也在发展变化，现在普遍是指政治、经济、军事等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包的广义的文化。如果从观念的学术层面来看文化是什么呢？美国哈佛大学两位教授，一个是塞缪尔·亨廷顿，一个叫劳伦斯·哈里森，在他俩合著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中，简明扼要的下了这样的判定：“文化就是一种态度、价值观和信念。”[18]
当我们将历史与文化联系起来看时，是指历史的文化意义与文化蕴含，是指历史背后的文化传统与教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二字是具有强制作用的字眼，“文”是指刻在鼎上的法典，“化”是由“人”字旁和匕首的“匕”组成。历史文化是一本教科书，它教会人们从历史中吸取有价值的东西，明确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要以正确的政策、策略和方法，开拓未来发展的正确途径。当然，也有认知历史的视觉，即从文化角度去审视历史问题，也有历史知识的传播与大众应用问题。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解读有多种层面，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从文化层面去解读。主要有以下几种：
1.悲剧文化。中国的文化排斥悲剧文化，喜好歌功颂德、树碑立传。问题是悲剧往往更能打动人，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国际上的奥斯维辛、珍珠港、广岛和长崎等都是悲剧文化，但人家很重视，战后每年都进行国家公祭，不仅国家领导人参加，还广泛邀请各国领导人参加公祭仪式。波兰在战后建国的第一次国会上，就把奥斯维辛、马伊旦奈克等5个集中营作为国家级博物馆保护发展起来，至今仍然不变。毫无疑问，南京大屠杀属于悲剧文化的范畴，去年被西班牙《趣味》杂志评为“世界十大黑色旅游基地”，[19]说明了它的文化影响力是国际性的，巨大的。
2.人类警示文化。纪念馆展览的主题叫“人类的浩劫”，刚开始时叫做“民族的灾难”。记得在国家博物馆办巡回展时，李长春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是一场民族的灾难，更是一场“人类的浩劫”，对人类有普遍的警示意义，人类不应该付诸于屠杀、暴力、血腥和恐怖。记得我们2001年12月在美国旧金山市办展时，旧金山市市长出席开幕式并在讲话中说，“南京大屠杀其实就是6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南京的恐怖事件”。他还为此举起拳头连呼三个“永不忘记！永不忘记！永不忘记！”的口号。从全人类的视觉来解读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不仅仅是个眼界和胸襟问题，而是共通的面向未来的全球意识。
3.和平教育文化。历史永远翻过了那一页。我们今天展示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的和平与发展去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和谐的世界，各民族之间应该不要诉诸武力，而应该相互尊重，和平相处。因此，纪念馆在设计理念涵盖了“历史·和平”四个字，既充分展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又把和平作为重要展示内容和建馆目的。把和平的理念融化于历史教育之中，为了建构和平文化而不忘历史教育，成为我们的一项长期的追求。
4.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它揭示的道理很浅显，国家不强，老百姓的生命就没有保障；国防不强，就可能导致民族的灾难。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如每年12月13日的全南京城拉响防空警报，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和南京国际和平集会活动，从1994年在全国率先开始，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活动模式。又如组织了1.46万多名大学生和高中生，对全市520多万人口中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梳头式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普查，让青少年在参与寻访活动中接受历史文化的教育等。目前，纪念馆已经成为北京中关村中学，上海静安寺中学、西安交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100多所全国院校的教育基地，特别是上海的10多所重点高中，全部把纪念馆列为每年必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然，我们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绝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教育，不应该具有民族排他性和民族歧视性。
应该还会涉及一些文化因素，但上述这四种“文化”现象，在南京大屠杀历史教育中显得尤为突出。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摆脱了过去从情感的角度来学习历史、研究历史、解读历史的思维定势，而是从文化的更宽泛的角度来提升历史认知，深化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同时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正确的历史观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