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景观与文化自觉——清前期(1644-1796)北京城市景观书写方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景观论文,城市论文,北京论文,自觉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两代文人对北京城市景观的书写呈现不同的面貌，这是一个中外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讨论比较多的，当属美国学者韩书瑞(Susan Naquin)，她在《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一书中，用了大篇幅讨论明代北京虽几乎没有官修地方志，但帝京游记鼎盛一时；而与之正相反，清代北京的官修地方志虽蔚为大观，而私人记述作品却成书甚迟？这究竟反映怎样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变迁？鉴于其著作在大陆目前尚无中译本，有必要首先对其观点进行简要介绍。 韩书瑞将描写城市景观的作品称为游览性文献(tourist literature)，她认为中国的这类文献来自三种传统：(1)忆故都的传统。自汉代开始，中国文学中即出现了都城赋，其后的《洛阳伽蓝记》《梦粱录》《东京梦华录》等，都以回忆都市繁华为主旨，寺庙建筑、宫廷生活与商业活动在这些文献中成为被观赏的对象。(2)地方志的传统。明初即有明确规制的地方志，在这些文体中，地理志与名胜志占重要地位，它们都涉及对城市景观的描写。(3)游记的传统。文人不仅写游记，且重视寻访著名游记中提到的地点，因此游记不仅是记录，实际也是导游，对同一地点的反复游览与赋诗，使游人形成共同想象，而地点因而获得文化意义。通观明清两代北京文献，这三种传统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明代北京的诗咏游记不少，它们都力图塑造北京景观的独特性，然而直到明后期才出现《宛署杂记》与(万历)《顺天府志》两种地方志，此前只在《北平八府图经志书》与《永乐大典》中有类似的地方志记载，这与明成祖对修纂地方志的重视并不相称。韩书瑞认为，这是由于北京处于复杂的行政体系控制之下，北京文人在帝国官僚体系中居于边缘位置，故官修地方志少而私人著述多。但入清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北京作为八旗子弟的主要生活空间，它的政治地位更为牢固。一方面，江南城市已经完全不能与之相比；另一方面，出于政治安全的目的，文人对北京的描写多是历史性、全景性的，直接描写当下城市景观的作品非常少见。对当下北京的欣赏，首先来源于皇家趣味，康熙六旬时的《万寿盛典图》与乾隆时的《京城全图》等，都是其具体反映。早期考证北京景观的文献如《日下旧闻考》《金鳌退食笔记》与《京城古迹考》等，无一不有皇家支持的背景。实际上，清政府不鼓励私人修志，而将修志完全变成官方行为，《日下旧闻考》是这类景观书写的巅峰之作，在此书中，明代北京成为历史考证中的一环，成为现实北京的背景。对城市景观的历史考证是《日下旧闻考》的重点，因为清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强调北京历史的连续性，来建立满洲人统治的合法性。① 法国学者陆康(Luca Gabbianni)基本延续了韩书瑞的判断，但更强调清代皇廷重塑北京城市形象的努力。他提醒我们注意，一方面，入主中原的旗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优越感；另一方面，他们的“异族”身份又不具备继承中原大统的合法性。因此，除了皇帝们极力展现自己克绍道统的一面外，作为帝国首都与旗人聚居地的北京城，其形象也远比明代时更为敏感。为将北京及其旗人居民塑造成天命之所系者，仅仅从1683年到1739年间，北京就有五部官修地方志问世，②这些地方志总在强调北京历史的继承性：八旗只是住在北京并没有摧毁它，它的辉煌仍然与明代一脉相继，并可以追溯到宋乃至周。这种意图在《日下旧闻考》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它由乾隆皇帝亲自下旨编纂，且将18世纪中期的北京视为整个北京史的最后一段。居民身份的改变、权力主体的更迭都被淡化了，现实北京被融入历史之中，完成了它“百年熙皞繁文物，似胜三都及两京”③的形象想象。受这种官方书写方式的影响，那个《帝京景物略》中的文人北京一度消失，文人书写北京的热情被抑制，直到1796年戴璐的《藤阴杂记》的出现，这一传统才得以复兴。然而《藤阴杂记》与《日下旧闻考》一样，并非描述现在而是追忆过去，追寻北京历史上著名文士的足迹。陆康认为，这正反映清代统治者们的意志得到了贯彻——北京成了儒生文士们共同追慕的圣地。④ 总之，上述学者都认为，清前期书写北京的方式与明代截然不同，在清廷意志的直接影响下，以北京城市景观为对象的官修地方志大量出现，文人书写北京的自由被抑制，而且他们笔下的北京，不再如《帝京景物略》中的那般鲜活，而是一座时间停止于明灭那刻的“逝去之城”，孙承泽、朱彝尊、戴璐作品中的北京，莫不如是。 将书写城市景观的方式理解为皇权与官方意志的结果，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以下三个现象仍然令我们迷惑。 (1)《藤阴杂记》并非最早系统书写北京景观的作品，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成书远早于《藤阴杂记》，它虽非依地理位置分述帝京风物，但“岁时记”这类体裁与风俗志一样，也是传统书写都市景观的重要方式，这与中国的风俗概念兼顾自然地理与社会生活有关。⑤《帝京岁时纪胜》不是对过去的追忆，而是对当下风物的记录。这表明，在《日下旧闻考》所代表的皇家意志书写模式之外，还有另一种北京书写模式，而且这种书写模式在乾隆时期已经开始成形。 (2)清代的北京景观书写没有一直停留在历史考证层面。从孙承泽到朱彝尊、高士奇，再到缪荃孙，在他们志书中，北京经历了从“逝去之都”到“当下之城”的转变，而这种变化在从谈迁、宋起凤、纳兰性德到查慎行、潘荣陛等人的私人著述中，也同样清晰可见，他们虽然受皇家意志的影响，但都鲜明地反映社会思潮与民间态度的转变，不能完全用官方意识形态来解释。 (3)在清早期文人中，即使贵胄身份的纳兰性德，在书写北京景观时，也不掩其悲凉之叹；进入乾隆以后，旗人知识分子才开始讴歌当下风物之美。北京城市景观获得文学审美价值，不只是在汉族文人作品之中，因此不能将这一过程简单理解为明朝遗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时所带来的影响，也不能将清初文人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怅然单纯理解为政治环境中的压抑。 本文认为，从清初到清中期，北京城市景观的书写方式曾经历一次重大转变，即文人们对当下北京之美从“视而不见”到“重新发现”，最后发展成“指导观看”，这里的原因除了有官方态度的影响外，还有北京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兴起，正是如此，包括民俗在内的城市景观才重新获得审美价值。费孝通曾说：“(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⑥在清代前期的历史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新的北京居民从了解北京历史开始，逐渐认同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开始欣赏自己的城市文化；到乾隆鼎盛时期，他们不仅获得了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并开始有意地向他人传播自己的文化，甚至指导他人欣赏自己的城市，可以说，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不仅是社会发展、民族融合的标志，也是北京在18世纪时成为世界最伟大城市之一的重要原因。以下，本文将重新梳理清代前期(1644-1796)文人书写北京城市景观的文献，分析城市之美与市民文化自觉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 伤逝之城：清初文人笔下的北京 自清初开始，当世文人即以风土考录为学问之大者，而于京师史地风俗又最为留心。与当时初入关的北京城居民——旗人相比，汉人，尤其是南方文人，在话语权上具有优势地位。例如，被誉为“清学开山”者的顾炎武，本为江苏昆山县人，清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十七年(1678)，他久居京师，六谒昌平明陵，写作了《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北平古今记》诸书。这些书绝大部分是对历史的考证与悼亡明季之作，可以说，顾炎武眼中的北京景观，不存在于当下，而存在于过去。学术上对历史考证的追求，与情感上对前朝的怀念交织在一起，顾炎武虽然走遍京东山水，广泛寻访故旧耆老，然而他并不关心清初的现实情况，满目所见只有历史留存在自然山水、陵城寺台中的印记。 这一特征在谈迁身上表现得同样明显。谈迁为作《国榷》而远赴北地，但他也关心并记录日常生活。从《北游录》中的“纪邮”来看，凡都中胜景节日，他总会一一往观。东岳庙祀神、潭柘寺走会、中元节敕孤、佛诞日结缘、宣武门浴象，他的作品都有所记录。有时他是单纯为了娱乐而出游，顺治十一年(1654)夏，他“早入宣武门，沿皇城至于鼓楼”，只因“欲穷积水潭之胜”；⑦八月乙酉，因“闻高粱桥之胜，晨粥讫，即趋宣武门”。⑧但更多的时候，他将对美的欣赏深深掩埋在家国哀叹与责任感之中。访千佛寺、宿西山、谒思陵，他的重要出行多与考证结合，意在实地探访明代历史，故对与明季人物有关的史迹特为留心。这种心态直接影响了谈迁眼中的“所见之物”，使他对北京的四时风物、地理人文少有赞颂，目光所见常是衰败腐朽之象：顺治十一年初入城，他过玉河桥、台基厂、长安门，然而沿途景物只写了“有竖标鬻其子者。闻几以南流亡载道”；⑨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再入宣武门，城门、牌楼与街市他均“视而不见”，只看到了明都督田弘御赐第门前的一对铁狮子，萧然卧于废墟尘土之中；他认为西河沿书肆“大不如金陵、苏杭也”；⑩就连山川坛中的古松，也是自“崇祯十三年后绝绠矣”。(11)谈迁虽然在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但他并不喜欢这座城市，在《寄李楚柔书》中，他说：“都门游人如蚁，日伺贵人门……目翳不开五步之外，飞埃袭人，时塞口鼻。惟报国寺双松近在二里，佝偻卷曲，逾旬辄坐其下，似吾尘中一密友也。”(12)这种“北漂式”体验加上“思慕先朝，以泪和墨”(邓之诚序)的心境，使《北游录》中只见个人足迹记录而少风物描摹，其根本原因就是谈迁并不认为当时的北京景观具有审美价值。 如果说顾炎武和谈迁都因是南方文人，对北京并无故土依恋，所以如此，那么清初的两位北京文人孙承泽和宋起凤就应该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他们在作品中流露的情感并未偏离这种悼亡前朝的情怀和感慨。孙承泽是顺天府大兴县人，原是明崇祯三年(1630)举人，翌年进士。清季定鼎后，长期在京为官，但是他的《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不是个人体验的记录，也没有对当时社会的描写。孙承泽关心的，是明代乃至前代的章疏、历史与制度。只记前代而不关心当代，只取信正史而弃个人经验，孙承泽这位道地的北京居民在写北京时，将自己的地方性情感寄托于逝去的年代，又深藏在严肃端正的历史考证之中，仿佛在以一种完全客观、陌生和外在的眼光，来打量眼前的这个家乡。如果说孙承泽遵循严肃的史志传统，故而排斥当下性、个体化的北京体验的话，那么《稗说》(成书于清康熙十一年至十二年)的作者宋起凤，则从另一角度代表了清初北京当地文人的心态。宋起凤原籍河北，但极幼时便已随父亲进京，有机会出入禁苑之中，得闻宫廷轶事，《稗说》便是这些明代末年道听途说、幼时见闻的综录。对前朝的怀念，使生活在清朝治下的宋起凤也看不见当时北京之美，就连谈迁心向往的积水潭水系，在他的笔下也成了“垂三十年来，内城水关、三里河、泡子河已成陆可耕，无一草一木存焉者”。(13)从谈迁的记录来看，水关荷花仍是都中游人向往之地，然而在宋起凤心中，兴亡存废之叹，却将它变成了一片荒芜之地。 清初写北京的文人中，纳兰性德是最为特殊的一位。在他的笔下，北京城市景观呈现一种割裂的状态。作为贵族子弟、皇帝近侍，他没有国仇家恨的重负和民族身份的困扰，优渥的生活不仅使他能享受这座城市中最美园林——如西苑、南海子与什刹海畔渌水亭——的生活，也使他有心有力去描绘这些美妙之处，他在《通志堂集》中多有描写上述几处美景的诗歌，自然在常理之中。但是，诗人的笔触也就局限于这么几处，他诗词中的北京城市景观，只有水阁荷榭、人迹不至的园林，即使咏及上元灯节的《上元竹枝词》，也看不出有城市生活的痕迹，更没有具体的节日地点与活动。(14)作者仿佛是一只被拘囿于私人花园中的笼中鸟，而不是在繁华帝京中生活的市民。那么，是纳兰性德真的足不出户，还是他对北京城市景观不感兴趣？实际上，纳兰性德留心北京掌故，时时搜求，还常亲自探访古迹，《渌水亭杂识》中仅内城景观就记载了海子岸万春园、李长沙赐第、千佛寺、药王庙等八处。但是，他所着意探访的，只是历史的遗迹与理想中的过往，尤其注意寺庙中所存之碑刻，或诗文中曾吟咏的风景，现实的景物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因此在《渌水亭杂识》中，越桥响闸与钟鼓楼的之所以存在，只为判断李长沙赐第的大概位置；千佛寺与龙华寺之梵宇精舍不入他目，入他目者只有寺院中的石碑；他亲身造访香火鼎盛的药王庙，却只感叹“当年必有丰碑，今无片石，盖为人所踣矣”。只见历史而不见当下，这一点与后来的旗人诗人法式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却和谈迁的心态有异曲同工之处。(15) 二 北京景观之美的重新发现 清初文人笔下的北京，是一座没有文化自觉的城市，因为北京的居民没有“自知之明”，故而看不到这座城市当时的美。虽然在北京出生，或者在北京度过人生大部分时间，但这些文人没有对北京的认同感。他们生活在满洲人的统治下，然而眼中所见、心中所念、笔下所写，都是那座已经逝去并逐渐变得陌生的旧都。北京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自己却不是北京人，他们无法融入眼前这座城市，故往往有悲凉沧桑之感。只有当满汉文化逐渐融合、满洲政权在儒家中确定其合法性后，文人才开始渐渐接受了北京的新文化身份，其追慕前朝的情怀也随着历史的发展、清季的鼎固而日益弥淡。从记述北京风土的史志文献中，我们能觅出北京人文化自觉意识逐渐兴起的蛛丝马迹。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彝尊成书《日下旧闻》，虽然仍重在记述逝去的北京，但朱彝尊的“伤古”之思已不再是纯粹的悼前朝之叹，而有了世事变迁、沧海桑田的普遍性情怀，更有通过历史来体验城市的意味，故而他在此书序言中历陈北京之沿革，并认为今日之北京乃“四方之极者”。(16)这种以欣赏式的眼光来体验城市的心态，在高士奇为《日下旧闻》所作之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说： 予自束发来京师，凡城市巷陌旗亭茶社无不观，近畿之山川寺观无不游，人家之园圃亭榭与前代之废馆荒台，无不过而问焉。每一流憩，俯仰低徊，动辄忘返。尝思我朝当声名文物之盛，据天下形势之雄，控制中外，遐迩向化，梯航万邦，时集都下。欲著燕京一书，垂示永久，补前人所未逮。(17) 面对城市景观的惊叹与欣赏，仿佛今天人类学者所说之“文化惊奇”(culture shock)，这正是重新发现自我文化，产生“自知之明”的第一步。朱彝尊与高士奇虽然也是南方文人，但受到皇室礼遇的他们没有仅把北京看作匆匆客旅的漂泊之地，他们已经接受了北京的历史性转变，不再有意和这座城市保持距离。北京作为首都和文化与历史集萃之地，其城市景观开始获得审美价值，并吸引越来越多的文人为之注目。终于，约在乾隆朝时期，文人关注的对象从“逝去”的北京转为了“当时当地”的北京，而大批北京人写北京城的作品开始涌现。当北京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开始兴起后，北京景观的审美方式也开始改变了：历史感受不再是美的唯一维度，客游者不再是京城文人的典型身份，北京不再是北来文人笔下那个风沙满天、沧桑荒凉的落寞城市，它有独特的自然、市肆、繁华与风土，它当时的都市生活，也成为文人的审美对象，这类审美的代表作就是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 韩书瑞曾用大量篇幅叙述了《帝京岁时纪胜》的内容，但没有注意到它在城市书写史上的独特意义。钟敬文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的民俗文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回忆的角度来记录民俗……从主观上讲，它们表达了作者的文人情思；从客观上讲，它们又传达了在社会历史急剧变动的时期，人们对安定的民俗生活的回忆和眷恋，以及通过叙述民俗社会所抒发的对理想社会模式的想象”，(18)《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等历代风俗“岁时记”莫不如是。但《帝京岁时纪胜》与这些民俗文献不同，它不是怀念之作，没有悼亡之气，也不是对理想社会的想象，它是文化地位正在上升期的北京居民，在这座城市中生活了近百年之后，对当时民俗景观的赞美与描绘。潘荣陛出生于北京大兴(今北京市东城区)，他并非不懂历史，更不是不潜心于古籍，正如他在《帝京岁时纪胜·序》中所说：“陛自辛亥秋从事禁庭，癸丑冬奉置史馆，叨窥内府图书，金匮石室之秘，而充楹负，汇今古藏书之所未备。”他根据读史所得，写作了《工务纪由》《月令集览》等系列笔札。但《帝京岁时纪胜》的资料不是来自于故纸堆，而是他感慨于“皇都品汇万方，泽流九有，而岁时令节，风土景物，典仪之盛，远迈前古，岂可茫无记述？因自不揣鄙陋，敬以耳目之余，汇集为编”的作品。诸如元旦至上元间，他去琉璃厂看百货云集，去内城驯象所看象舞，到自鸣钟听韶乐，赴曹公观演教势，到白塔寺打秋千，乃至在街头吃小吃，到名店商铺购物，等等，潘荣陛将自己所历所见一一道来，非怀念、无惆怅，他感叹的“真可谓帝京景物也”，是发自内心地对都市生活的喜爱与赞美。(19)从这个意义上说，《帝京岁时纪胜》上接《帝京景物略》的传统，是清代北京的城市景观最终获得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的标志。 除潘荣陛之外，无论是查慎行的《人海记》，还是昭梿的《啸亭杂录》，在记录北京见闻时，都已少了历史叙述，而亲身经历的当时人、当时事占了很大篇幅。这些作品似乎在宣告：此刻的北京居民正在见证一段伟大的历史，当下如过往一样，甚至比过往更具有文化价值，故而值得秉笔直录。这种高昂的文化自信心，当然与历代清帝的文化政策有关，其中乾隆帝下令编纂《日下旧闻考》尤为重要，关于这一点，前文在引述欧美学者观点时已有较多说明。此处需要补充的是，《日下旧闻考》不仅是官方书写北京城市景观的巅峰之作，而且规定了观看与欣赏这座城市的审美模式。从它开始，北京何处美，怎么看，都得到了明确的定义，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作为导游书的《宸垣识略》才应运而生。 三 《宸垣识略》：北京景观的定义与价值输出 《宸垣识略》是依据《日下旧闻考》编辑而成的，但其目的已不再是述兴记亡、重建历史，而是“只以备游览之资而已”(邵晋涵序)。为此，他将“官署依朱氏原书，散入城市中。禁苑则依《旧闻考》另为一卷，尊皇居也；而苑名仍于郊垌道里列之”，(20)还另附地图十八幅，以备游人按图索骥。甚至在书籍的排版设计上，也专门考虑到了城市旅行者的需要，“仿巾箱本，以便行箧”(例言)。吴长元和他的同时代者清楚地意识到，《宸垣识略》不仅应如《帝京景物略》或《帝京岁时纪胜》一样，对城市景观的亲身体验做如实记录，而且应为北京文化对外传播的载体，是指导他人接受北京文化的工具，邵晋涵在他为《宸垣识略》所作序言中，将这层意思说得很明白：“(此书)俾观光日下者，皆得按籍循途，瞩瞻斗极，流传及远，将使四方万国，俱得望光耀之逡躔，戴景承辉，以伸其莫不尊亲之慕。”(21)可以说，《宸垣识略》的出现，标志着北京城市景观从其形象到文化价值，再到审美模式都已经定型，也是费孝通所说文化自觉意识确定之后，自身文化“走出去”的标志。经过这样的从不自觉，到文化自觉，再到主动传播的过程，北京城市景观最终得到了定义，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老北京印象，也从此开始形成。到了清末民初，这类专为外来者而写的旅游指南达到高峰，这与当时社会心态的另一次转变有关，因不属本文讨论范畴，故在此不再多述。 总之，通过梳理清前期(1644-1796，即顺治至乾隆朝)书写北京城市景观的主要文献，我们能看到一条“景观生成”的轨迹，这条轨迹和社会政治与本地文化意识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当满人初入京时，当时的文人对这座城市并无认同，于是他们描写北京城时，便带有强烈的局外感与疏离感。只有当政治稳定，本地文人获得话语权后，当时的北京才具有了文化价值，城市景观的美才引起了文人的关注。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不仅仅是审美意义上的，而且是社会政治与文化体验上的，其本质是文化自觉意识的兴起。随着城市的美日益获得广泛认同，它也逐渐形成了审美模式，并开始向外传播与扩张，其标志就是《宸垣识略》这类旅游指南的出现。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所谓城市景观，绝不仅是纯粹的视觉存在，它与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历史传统，乃至意识形态等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城市之美不仅来自景观本身，而且来自文化认同。 ①Susan Naquin,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pp.249-258,451-469. ②它们分别是《畿辅通志》(1683、1735)、《大兴县志》(1684)、《宛平县志》(1684)、《顺天府志》(1685)和《八旗通志》(1739)。 ③语出清高宗《御制日下旧闻考题词二首》，转引自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第1页。 ④Luca Gabbiani,Pékin à l'ombre du Mandat Céleste,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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